2016年国外左翼思想研究概览

2016年国外左翼思想研究概览

宋丽丹

一、论坛和集会

一年一度的全球“左翼论坛”于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０ － ２２日在美国纽约城市大学召开。今年的主题是“愤怒、反抗、革命：组织我们的力量”。２０１６年８月９日至１４日，第１２届世界社会论坛（ＷＳＦ）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这是该论坛首次在北方国家举行。此次活动平行举办了六大主题活动，分别是自由媒体论坛、世界议会论坛、原住民论坛、技术与自由世界论坛、争取无民用及军事核能的世界社会论坛和草根音乐节（Ｈｏｏｄｓｔｏｃｋ）。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１ －２２日，第七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创新２１世纪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召开，来自３６个国家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共产党代表以及近３００位国内学者共计四百余人，结合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发展，探讨创新２１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问题。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８日至３０日，第１８届共产党工人党国际会议在越南河内召开，会议的主题是“资本主义危机与帝国主义的进攻——共产党和工人党为和平、工人和人民的权利、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战略与策略”。５７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就提高联合协调合作机制效益的措施达成共识，提出今后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配合行动计划，特别是将于２０１７年举办的十月革命１００周年纪念活动。该号召也强调了致力于和平与社会主义、捍卫各国独立主权斗争的重要性以及通过符合国际法律的和平措施解决所有争端的必要性。

二、国外左翼资本主义批判的新进展

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以来，国外左翼从不同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展开广泛深入的批判，主要集中于资本主义全球化批判的角度、世界范围内工人阶级斗争的角度、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等。对《２１世纪资本论》的探讨以及对当今难民问题的关注也成为左翼批判资本主义的新特点。

（一）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要求诉诸阶级斗争、思考共产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国外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全球化作了细致的分析。约翰·史密斯《二十一世纪的帝国主义》考察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核心资本主义国家与边缘国家之间的关系，指出，核心资本主义国家不再需要依靠军事力量和殖民主义（虽然这些仍然存在）而是通过市场机制和积极支持低工资地区进行劳动力套利，从而越来越能够从全球的南方工人榨取利润。该书被认为对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批判和理论化具有重大贡献。萨米尔·阿明在《阿拉伯世界的再次觉醒》一书中指出，“阿拉伯之春”属于全球南方大规模“第二次觉醒”的一部分，阿拉伯人民不断增长的对独立和对大众民主的渴望是他们觉醒的原因。这种对民主的觉醒是美国最害怕，因为独立国家的真正自治，必然意味着美帝国的终结。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阿明的这本书是理解当代中东政治斗争一个不可或缺的指南。阿明在《俄罗斯、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长期过渡》中指出，十月革命创造了苏联也创造了一个与资本主义分道扬镳的运动——这一变革至今仍在继续。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认为，自２０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在福柯的影响下，西方的政治哲学一直强调权力。于是，原本的“阶级政治”转向了“身份政治”，从而削弱了工会。今天政治哲学的重心应该重新强调经济。在全球化所代表的金融逻辑下真正掌握领导权的是新兴的全球阶级比如欧盟的全球阶级。在全球化的情境下，应该有一整套全新的政治概念，甚至是全新的社会主义概念。詹姆逊指出，全世界的左派都对跨越国境的实际政治联盟毫无兴趣，而银行家和有钱人反倒成了真正的国际主义者。那左派可以做些什么呢？詹姆逊认为应该去研究媒体，谁控制着媒体，媒体的结构是什么。第１７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认为，以职业分化为基础的工人阶级内部的结构性变化，并不能得出无产阶级已经消失、无产阶级已经普遍“中产阶级”化的观点。今天，在世界范围内，工人阶级的数量持续增长，甚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出现了普遍的“无产阶级化”，这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全球战略和两极分化的必然结果。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动荡，被掩盖的普遍的“无产阶级化”将会逐渐显露出来。

国外左翼一直对２００８年经济危机以来工人阶级贫困化的问题保持关注。“世界社会主义网站”（ｗｗｗ ｗｓｗｓ ｏｒｇ）的一篇文章研究了经济危机以来，工人收入不断遭受挤压的现状。作者认为，当企业精英把经济收缩的成本和市场的不确定性强加给工人阶级时，工资会进一步降低。在福利冻结的情况下家庭收入将受到更为严重的挤压，有超过七百万人已经在使用信用卡支付日常所需，有更多的家庭陷入更严重的债务问题。对自２００８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大衰退”爆发以来，世界范围内对资本主义的替代可能——共产主义的讨论大大增加。２０１６年，国外激进理论家召开的四次共产主义大会的论文，由伦敦ｖｅｒｓｏ出版社汇编进三本《共产主义的观念》中出版。有学者认为，在法国出版的《民主，在何种状态下》和《什么是人民》被视为讨论当代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议题的最富有影响力的书籍。齐泽克、巴迪欧、朗西埃、巴里巴尔、奈格里、迈克尔·哈特、阿甘本、布鲁诺·波斯蒂尔斯等人形成了最新的讨论共产主义问题的核心圈。

（二）从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

以环保问题为切入点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也是目前国外左翼学者青睐的领域。他们认为日趋恶劣的环境问题主要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并从多个角度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提示和批判。本·萨利姆·希姆什在《全球化还能以人为本吗》中指出，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全球化使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经济发展日益远离人本经济的原则，２００８年经济危机就是这一恶果的显现。他提出要从人本主义经济学政策出发解决问题。希姆什的观点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他从人本主义出发抨击市场的专制既解决不了市场的专制问题，更解决不了资本主义发展逻辑制造的一系列矛盾。伊恩·安古斯通过对“人类世”（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的研究表明，资本主义对增长不可遏制的追求，在几百万年才形成的化石燃料的快速消耗的推动下，把我们的世界推向灾难的边缘。他认为在人类的生存需要激进的社会变革，由新的生态社会主义的文明替代化石能源的资本主义。罗伯·华勒斯在《大农场制造大流感》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农业使密集种植、密集养殖和农产品长途运输不可避免，但目前人类许多最危险的新疾病就是出现在这些生产和运输消费的环节。他的书是第一次将传染病、农业、经济和自然科学的考察结合在一起，将疾病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融合进人们对传染病的新理解中。雷德里克·詹姆逊指出，左派应该重构国家的概念。面对生态危机，必需有一个强大的国家。

（三）对《２１世纪资本论》的评价和讨论仍在继续

这本书出版后即遭到了资产阶级右翼的抨击和责难，但左翼却给了它相当高的评价，因为它“不仅明确地把收入分配作为经济学的理论核心，而且用大量数据证伪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假设”，还“为１８世纪晚期以来大多数财富不公平的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劳动与社会运动的弹药”。但皮凯蒂并没有真正实现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超越，他的分析的局限性在于，他把不平等单纯地看成是可以通过经济手段解决的单纯的经济问题，而不是社会政治问题。最关键的是，皮凯蒂对造成收入分配不平等根源的分析远远低于马克思。正如福斯特指出的那样，皮凯蒂完全不懂得资本是社会剥削关系，资本在皮凯蒂那里只是作为私人财富而存在。他还把资本积累混同于财富积累。皮凯蒂回避了不平等与权力的内在关联，因而只关注分配而不关注生产。最后，皮凯蒂解决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方案是纯粹的乌托邦。由于把资本等同于财富，皮凯蒂也就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转换为劳动内部的对立，即把作为阶层或阶级之间的财富分化转换为阶层或阶级内部之间的收入分配的分化。因此，《２１世纪资本论》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相比，堪说望其项背。

（四）难民问题也为资本主义批判提供了新弹药

在难民问题上，左翼是持宽容立场的，他们认为是帝国主义政策使中东北非的人民成为无辜的难民，反对右翼将难民描述成恐怖分子或占福利便宜的人，反对右翼用种族主义煽动人们对难民的排斥。总部位于英国的《社会主义评论》杂志认为政府和媒体故意煽动种族主义，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应对种族主义，并呼吁“打开边界，让难民入境”。也有左翼意识到极右翼在利用难民问题吸引选民，法西斯主义已经在悄然滋生。在一篇名为《德国左翼面临新纳粹》的文章指出，２０１６年３月的德国地方选举中，新兴的右翼排外政党德国选择党成为最大赢家，德国的大规模法西斯政党的危险已经成为一种真正的威胁。但作者认为，资本主义危机及其激起的社会不满和不安会被用来煽动对难民或伊斯兰的恐惧，但这些不满和不安并不会使人们自动倒向右翼。以希腊为例，那里的工人阶级从下到上发起了群众性大罢工和斗争，即使这些斗争并没有成功种族主义也很难有机会去煽动人们。

总之，２０１６年国外左翼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政治、经济、生态环保和国际关系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其中很多观点值得我们借鉴吸收。

三、２０１６年国外左翼热点问题研究

（一）拉美左翼的危机激发了对其本身的反思

虽然英美等西方国家是新自由主义的大本营，但新自由主义最初的舞台却是搭建在拉美，并对拉美社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因此多数评论认为是新自由主义的危害造成了拉美左翼的崛起。如今，拉美左翼在经历一段发展时期后，由于全球经济形势急转直下也陷入发展瓶颈，多个左翼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有西方媒体甚至称拉美“左翼已经听到丧钟的敲响”。它们如何克服执政危机走出困境引发世人关注。

要分析拉美左翼面临的危机，就得首先分析它的崛起。除了前面说到的新自由主义危害，在上个世纪末“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推动及原材料出口牛市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许多拉美国家的左翼政党掌握了政权，迎来了被称作“粉色浪潮”的左翼运动高潮。然而，近两年来，由于经济不景气和左翼政党任期内的政策失误与腐败等问题，拉美主要国家的左翼执政党正面临一场严重的危机，可能导致“粉色浪潮”的消退。而仅存的“莫拉莱斯神话”能否延续也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有学者认为，拉美左翼政权面临严峻挑战，主要有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党和政府内部腐败严重引起民众不满、国内保守势力和反对派的进攻、左翼政党和执政联盟各政党之间，左翼政党内部以及左翼政党与新社会运动之间存在分歧和美国明里暗里干涉拉美左翼国家的内政。《新左翼评论》的一篇文章评价了拉美左翼１５年来的“政治遗产”。作者认为，左翼政权使人们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愿意并接近权力，因此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时期。但悲剧的是，它从来没有得到正确地制度化，因此是不可持续的。事实上，在拉美左翼信奉的理论里，马克思主义并不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在许多左翼观察家看来，拉美左翼运动是中小资产阶级以反帝为主要诉求的激进主义运动。有学者就指出，所谓“玻利瓦尔主义”、“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等新颖的意识形态口号下隐藏的不过是委内瑞拉２０世纪最后二十多年来奉行的石油经济发展模式。

综上所述，拉美左翼面临的困难不小，要想走出内忧外患，单靠抛弃新自由主义、实行改良主义政策已经行不通了，在土地改革、国有化和政府人民化方面必须做出革命性的举措。

（二）社会民主主义已经退化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同路人

２０１６年，国内学界继续从多个维度研究社会民主主义，如，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与社会民主主义、列宁如何看待“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的局限、欧洲社会民主主义面临的挑战与争论、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研究、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比分析等等。从多个角度对社会民主主义作了全方位的研究和剖析。

（三）国外左翼眼中的特朗普胜选

２０１６年国际政治的一件大事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的胜选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资产阶级极右翼势力重新主宰西方政治舞台的一个信号，在资产阶级左翼看来，特朗普是与“进步主义”相悖的人物，虽然他们并不喜欢他，却不得不承认，特朗普的上台代表着资本主义面临的危机在加深。正如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朱迪斯·巴特勒所说，“特朗普的危险之处表现于他对民主政治存在着潜在的巨大危害。”她指出，特朗普体现了白人对黑人民权运动的对抗和民粹主义的暗流涌动。有学者从美国大选中看到，随着不平等问题的加剧，桑德斯和特朗普这样的非建制派才能异军突起，因为“他们提供了左、右两种极端的民粹主义解决方案，将矛头指向富人、华尔街、金融阶层、非法移民及少数族裔等不同的对象。由于全球化、自由贸易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导致美国中产阶级和白人蓝领阶层衰落的重要原因，因此两人也竭力反对两党建制派的自由贸易、区域贸易协定等现行政策，要求将工作机会重新带回

美国。”托派第四国际对特朗普的上台非常悲观。它认为，一个极右的、独裁的、军国主义的政权正在华盛顿成型，特朗普政权将施行野蛮的反动政策。阿明指出，必须把特朗普的胜选放在资本主义制度崩溃这一更广阔的框架下考察。英国退欧、特朗普的胜选和欧洲法西斯主义政党支持率的上升，以及希腊激进左翼联盟（ＳＹＲＩＺＡ）和西班牙社会民主力量党（ＰＯＤＥＭＯＳ）的崛起，都是全球化下新自由主义体制的危机的深度表现。所有试图拯救这一体制以避免出现最坏结果的轻微的调整是注定要失败的。言下之意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发展使改良的余地越来越少了。诺姆·乔姆斯基认为，那些选举特朗普的人认为他会带来的“变革”，但在一个原子化的缺少教育和组织的社会里，那些封闭的人们并不清楚后果会是什么。支持特朗普的人包括鹰派、本土派、种族主义者以及全球化的牺牲品们。全球化让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互相竞争，却在保护特权阶层。特朗普的上台预示着某种“友好的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显得更加真切了。詹姆逊认为特朗普掌权有可能带来新的法西斯主义，因为他提出的“美国优先”在１９３０年代时，美国的极右翼法西斯主义者也使用了同样的口号。

总体而言，国外左翼对特朗普的上台普遍感到失望，将他的当选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紧密联系，认为这是世界形势风险增大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四）亚太左翼运动新动态

日本左翼运动自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就一直处于低潮，用一句话来形容日本国内政治就是“左翼失声，政治右倾”。但自日本政府妄图推行新安保法以来，日本左翼运动尤其是青年左翼运动再度兴起。日本青年团体是反对新安保法运动的主要力量，主要领导组织有“为了自由与民主的学生紧急行动”（ＳＥＡＬＤｓ）和“年轻人站起来反对战争法”（Ｔ － ｎｓＳＯＷＬ）等组织，其成员多是大中学生。此外，日本的知识分子也站出来反对新安保法。有学者指出，日本知识分子积极开展护宪运动，实际改变了政治议程与社会舆论，体现了相当的政治影响力，其代表性思想是立宪主义。他们的斗争将直接影响未来宪法问题乃至日本政治整体的走向。在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日本劳动者生存状况日益恶化的背景下，以反新安保法为契机，日本左翼运动有望复兴。

印度共产主义政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是世界上少有的熬过了苏联解体的农民斗争。有学者研究了印度独立运动和农民运动中的指导思想问题，指出马克思主义始终没有成为印度农民运动的指导思想，主要是由于民族矛盾遮掩了阶级矛盾。并认为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以下简称印共（毛）］的兴起并不改变印度农民运动与阶级斗争理论的疏离，也很难带来无产阶级革命在印度的胜利。但也有学者指出，印共（毛）这样的共产党组织之所以能在围追堵截下发展壮大，与它们灵活地运用马列主义与印度实际相结合不无关系。并指出，与其他武装分离势力的局部性威胁不同，印共（毛）按照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推翻印度政府为己任，对印度政府的威胁是全局性和根本性的。我们必须承认印度共产主义运动所遭遇的困境不是特殊的，而是冷战结束后第三世界国家普遍面临的，即在美国主导下的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没有改变的前提下，任何形式的反帝反封建反资本斗争都易于遭到统治阶级的联合绞杀。但这样的局势并不是永恒的，因为历史并没有“终结”，反而是２００８年以来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引发了社会的深层矛盾，随着右翼势力通过选举在一些国家的上台执政，必将带来世界整个形势的大动荡、大分化和大变革。在此情形下，印度等国家的“穷人革命”既会面临新的挑战也会得到随之而来的新机遇。

（五）左翼斗士卡斯特罗的去世引发关注

卡斯特罗的去世引发了全世界进步人士的追思。《每月评论》作为北美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阵地，推出了纪念卡斯特罗的专刊，并且推荐了六本与古巴相关的研究书籍，如古美关系、古巴革命、古巴经济和古巴种族问题等等。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ＩＣＦＩ）肯定了卡斯特罗在古巴革命中的关键作用，但指出卡斯特罗主义代表的不是新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只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的一个激进变种，这一运动在许多前殖民地国家取得了政权。对卡斯特罗主义的美化代表着一种否定，它否定的是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个历史和理论的概念。ＩＣＦＩ担心这种否定会使托派运动培养的革命干部退回到“国际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阵营”。英国资产阶级左翼报纸《卫报》虽然承认古巴取得的社会成就，譬如“卓越的医疗保健和教育系统，并且创造了只有在发达国家才能达到的预期寿命和识字率”，但它仍然重复着右翼对卡斯特罗“独裁者”和古巴是“专制社会”的恶评。

四、国外左翼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从马克思主义的跨学科性（或反学科性）入手，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具有克服资本主义危机的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决定了其实践性，也决定了其最基本的特点，诸如实践性、对剩余价值和阶级斗争的强调、意识形态性。鉴于此，他认为，不能仅仅从学术性的专业角度狭隘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这也是当代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局限、并应该克服的。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实践性较强的理论，学术性对马克思主义的遮蔽，在西方学术界不但一直存在，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我国学术界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倾向。我们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还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希望詹姆逊的研究对我们能够有所启发，也有助于克服我们这方面的局限和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的危害。

如今中国学者聚焦最多的当代西方左翼学者之一就是齐泽克了。有学者指出，齐泽克既不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亦非“后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轨迹的新制高点，作为一个样本，齐泽克是观察当代激进思想、反思其历史轨迹的最好的一面镜子。但齐泽克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仍然有着不小的差距，对于以齐泽克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学术成果，我们必须熟悉并加以研究，但不能忘记从马克思主义出发进行批判性吸收，否则便会步入为研究而研究的学术怪圈，不能在批判的基础上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

国外左翼研究所涉及的研究对象既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也包括小资产阶级左翼和资产阶级左翼的理论、思潮、运动和人物，但目前国外左翼研究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将以上所有研究对象统称为“左翼”，而鲜少区分三者的不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划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还有封建的“社会主义”等等）的标准，我们应在此基础上根据时代的新特点在左翼内部区分出小资产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左翼。否则，笼统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和大小资产阶级的观点、理论一概称之为“左翼”难免会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受到严重的“修正”。这是因为，非马克思主义的左翼理论要么无法发现资本主义掘墓人——无产阶级所具有的革命性，要么就是不相信无产阶级能够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从而把希望寄托于精英。或者他们只反对“恶”的资本主义，譬如新自由主义统治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将社会民主主义这种改良主义的实现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好归宿。但他们的希望无一不会破灭，因为资本主义的自我修复能力并不能阻止它为了利润而不惜毁灭自己，这个时候，他们的希望破灭又会归于深深的失望和抑郁，不仅不能拯救自己更不能解放人类。

这一工作在国内还尚未开展，一是从理论承袭来看，从国外左翼研究这一学科开展伊始，也没有区分三者的区别，因此现阶段的国外左翼研究不过是在延续上一阶段的研究；二是国外左翼流派众多，若要一一区分界定，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对于国外左翼这一学科而言，研究者人数有限，从而精力和时间有限，也就不可能开展这一工作。（注释略）

来源：《科学社会主义》２０１７年第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