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马恩那样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

像马恩那样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也要求人们必须科学地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始终存在着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为之曾作过许多重要论述，他们为人们树立了以科学态度看待马克思主义的良好榜样。

“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

马克思恩格斯主张，认识和研究任何问题应从事实出发，而不能脱离实际仅从自己的头脑中臆想。1842年8月，青年黑格尔分子埃·鲍威尔从关于国家制度的完全空洞的论述，号召对国家制度进行批判。马克思认为，这种“坐在抽象概念的安乐椅上”的议论，没有充分考虑“现实国家的问题”。就此马克思深刻指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

1847年，恩格斯对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卡尔·海因岑空谈共产主义的论调也进行了批评，他指出：“海因岑先生异想天开地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从一定的理论原则即自己的核心出发并由此得出进一步的结论的教义。海因岑先生大错特错了。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共产主义者不是把某种哲学作为前提，而是把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这一历史目前在文明各国造成的实际结果作为前提。”这段话指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所在。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又明确指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

在批判继承和积极扬弃的基础上，联系新的实际进行新的理论创建

马克思恩格斯既积极汲取前人思想的精华，同时又以批判精神剖析其缺陷，联系新的实际进行新的理论创建，从而实现对前人的超越。然而，当时一些人歪曲马克思主义是从各种学说中“剪裁”出的一套“体系”。德国的古·阿·泰霍夫就是这样看待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对此马克思批驳说：“泰霍夫还‘设想’我‘剪裁了’一套‘体系’，哪儿的话，我甚至在直接为工人们写的《宣言》里，也抛弃了一切体系，而代之以‘批判地了解实际社会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但是，这样一种‘了解’，既不能跟在别人后面死板地重复，也不能像做一条子弹带那样来‘剪裁’。”

有人还诬蔑马克思“剽窃”他们的思想。他们认为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量的理论是从当时法国的弗·巴师夏那里剽窃来的。就此，马克思驳斥说：在我的著作《资本论》中关于价值的定义，早在二十年前我写的反对蒲鲁东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就已经有了。而巴师夏关于价值的宏论，是在几年之后才出世的。因此，我不可能抄袭巴师夏。然而，巴师夏实际上并没有对价值进行任何分析。他只是反复咀嚼空洞的概念。德国的约·卡·洛贝尔图斯也多次在私人通信中宣称他是剩余价值起源的发现者，并诡称马克思“剽窃”了他的观点。对此恩格斯气愤地指出，马克思是从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出发，独立地引出了自己的结论。洛贝尔图斯充其量“只是重新发现了实际上人家早已发现的东西”。

马克思恩格斯曾对蒲鲁东、拉萨尔、巴枯宁、杜林等以这种作法来拼凑自己的所谓思想体系提出过尖锐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是马克思恩格斯努力探求真理，勇攀科学高峰的结果，是他们严谨治学、精益求精的结晶。

“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不存在穷尽世界所有联系的永恒的终极真理，所以对任何理论都不能绝对化、教条化。在马克思主义初创时期，马克思就曾明确宣布：“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之后，恩格斯又一再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是“行动的指南”。

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必须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和各国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决不能将其当作教条随处套用。马克思曾批评俄国民粹主义者硬要把《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他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侮辱”。恩格斯曾批评英国社会主义领导者热衷于教条式说教的做法，指出“人数众多的整个无产阶级是不能靠说教发动起来的”。他对美国社会劳工党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做法也作过严厉批评，指出他们一点不懂得把他们的理论变成能推动群众的杠杆；而“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满足一切需要。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恩格斯还批评德国的“青年派”把历史唯物主义只是当“套语”来看待，又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这样做，即便是科学理论，也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即是说，会使其丧失科学性而变成荒谬的东西。

总是有着“不断进行新的研究而日益扩大的眼界”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体系，必然要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完善。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认为自己发现了绝对真理，也从不认为自己一贯正确，陶醉于已达到的研究程度而却步不前。恩格斯说过：马克思有着“不断进行新的研究而日益扩大的眼界”。他还明确指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

马克思恩格斯总是及时关注社会发展的新变化，不断进行新的研究，提出新的创见。19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固守他们过去研究、认识资本主义而形成的观点，而是敏锐地捕捉住资本主义信用制度、股份公司和垄断组织等新现象，分析它们将会给资本主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进一步揭示资本主义的实质和趋向。他们针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阶级统治方式出现新调整的现象，在坚持暴力革命思想的同时，又提出了和平斗争胜利的可能性，强调了工人阶级要重视利用“普选权”、加强议会斗争的重要性。马克思恩格斯还针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革命因素的增强，对俄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国家将如何走向社会主义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认为俄国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转变为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并且阐述了俄国要实现这种转变所应具备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总是不断地吸收其他思想、学说的某些真知灼见，以丰富自己的内容分析和理论论证。他们善于修正自身某些过时的或片面的认识，具有自我扬弃更新的功能，是自觉发展的科学思想体系。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而且确立了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马克思主义能否长久地保持其生命力，既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科学性，也取决于人们看待马克思主义是否有科学态度。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表明，人们往往会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犯错误。我们一定要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切实确立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作者李爱华为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