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的现代性建构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的现代性建构

张琳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中国顺应现代化的历史要求，追赶现代化，寻求现代化新路径的过程。现代性在中国的生成与建构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也历史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任务与方向。对于今天中国来说，面对自身的现代化困境，如何发展一种既内含马克思理论的批判精神，又带有指向人类自由、解放实践倾向的社会批判理论，构建既克服西方现代性弊端，又适合中国自身的现代性模式和现代化道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历史课题。本文通过对中国现代性追求的历史溯源和曲折性分析，来反思当代中国现代性追求的历史方位，探讨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和现代性建构，并力求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发展寻找新的切入点。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主义现代化；现代性建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中国顺应现代化的历史要求、追赶现代化、寻求现代化新路径的过程。现代性在中国的生成与建构，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开启了现代思想和观念的变革，并造就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也历史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任务与方向——指导中国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今，在现代性问题背景下，如何认识中国的现代性追求与曲折，反思中国的现代性观念和历史方位，在发展现代性的同时又实现对现代性的超越，并对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做出新的解释，找到新的路径，这不仅是今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任务之一，也是我们研究和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阐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发展的切入点。

一、中国的现代性遭遇与现代思想启蒙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使中国遭遇了现代性。鸦片战争是数千年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它第一次通过军事较量的方式，向传统中国社会展示了西方文明在渗透了“现代性”之后拥有的巨大威力，是古老的中国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的第一次大撞击。鸦片战争以后，作为对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遭受侵略灾难的本能回应，中国产生了强烈的现代化愿望。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朦胧地认识到，现代化是世界潮流，在西方国家已有近百年历史，中国走现代化道路也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于是，仁人志士们以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为己任，进行了中国现代化的艰辛探索。由“洋务运动”拉开序幕，经“戊戌变法”、“立宪运动”、“辛亥革命”，中国的被动现代化努力虽然艰难地在某些表层上推进，但并没有取得显著成效，而且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后，连国家的对外和对内统一这一实现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基本前提都很快失去了。

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中国人在认识上经历了一个“器物—制度—文化”的逐步摸索过程。梁启超在其《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第一时期是自鸦片战争后到中日甲午战争，这一时期主要是“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时期是自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时期主要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时期是自五四运动以后，这一时期主要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一个从器物层面向制度层面、文化层面不断变革和完善的过程。“当中国知识分子从上个世纪对西方文明从器物和制度两个层面进行被动、消极借用的失败教训中，发现有必要从更深层的文化领域探寻中国的富强之道时，这便意味着一种主动积极的、自觉的现代化意识已处在孕育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把五四前后长达十余年之久的中西文化论战，视为中国知识分子产生自觉的现代化意识的开始。”⑴

中国现代思想启蒙和自觉的现代化意识的开始，是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分不开的。历史表明，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资源，既要具有西方形式，又不能纯粹源自西方；既要充分考虑到文化传统、特别是文化传统之现代转换的内在要求，又不能直接源于自身的文化传统。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背景。在马克思看来，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的转变，实际上是“西方化”的终结以及历史由区域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内在地反叛和超越西方近代思想、蕴含着非西方价值与关怀并直接指向人类共同未来的现当代思想。也正是其面向时代的开放性与深刻的人类性，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获得现代性身份的思想武器。⑵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⑶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也开启了全新的现代性的追求。

根据罗荣渠先生的研究，现代化虽然早发于西方，但现代化概念最先提出却是在中国。“现代化”一词，在“五四”以后关于东西文化观的争论中已偶尔出现。当时，“现代化”与“西方化”并提，中国思想界对现代化理解的内涵就是科学化与民主化。陈独秀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治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⑷胡适在其《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我们对于西洋文明的态度》文章中，不仅对此做了说明，并充分肯定西洋文明不单单是物质文明，而且是理想主义的和精神的文明，继而提出东方落后民族应当以西方方式实现追赶型的现代化观点。他说：“至于欧洲文化今日的特色，科学与德谟克拉西，事事都可用历史的事实来说明：我们只可以说欧洲民族在这三百年中，受了环境的逼迫，赶上了几步，在征服环境的方面成绩比较其余各民族确是大的多多。这也不是奇事：本来赛跑最怕赶上；赶上一步之后，先到的局面已成。但赛跑争先，虽然只有一个人得第一，落后的人，虽不能抢第一，而慢慢走去终也有到目的地的时候。现在全世界大同了，当初鞭策欧洲人的环境和问题现在又来鞭策我们了。将来中国和印度的科学化与民治化，是无可疑的。”⑸

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从自己的实践中提出现代化的概念和观点，虽早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约20年，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理论界在现代化理论探索方面却大大落后于西方。⑹上世纪30年代，“现代化”一词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科学词汇正式在报刊上使用。这就是1933年《申报月刊》为创刊周年纪念发行特大号，刊出的“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当时讨论的重点是两个问题：一，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要促进中国现代化，需要哪几个先决条件；二，中国现代化应当采取哪一个方式，实现这方式的步骤又是怎样。从这两个问题可以看出，编者的意图是把20年代以来我国思想界讨论过的东西文化观、东方化与西方化，打倒封建军阀与帝国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振兴民族等问题，都归结成一个总问题———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当时，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努力方向，也有学者具体涉及，这就是：“第一，发展自然科学，这是现代文化的根本基础。这个基础若不巩固，一切都是无源之水，不能发扬光大。第二，促进现代工业。一个国家若无现代工业，在平时就不能解决它的衣食住行各问题，在战时更不能解决它的军械军需军运各问题。第三，提倡各种现代学术，没有现代学术，无法满足复杂的现代生活和思想，也不能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第四，思想方面科学化。要养成使用抽象的普遍的科学方法的习惯，这种习惯养成之后，我们的思想、态度和做事的方法，自然都可以现代化，效率化，或合理化。”⑺显然，这一时期人们对于现代化的认识已经由原来的科学与民主，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为工业化、科学化、合理化、社会化。并且，人们在讨论中逐步认识到，中国的经济要发展和取得成功必须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不仅担负了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开启了现代思想和观念的变革，并且造就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是在汹涌的西潮冲击下走向现代化的。但对于这一狂潮的趋势、动向，并不能把握。启蒙大师们对新文化运动主要是写文章造声势。新文化运动是很有成绩的，主要是反偶像崇拜，扫荡旧思想，不可能深入细致，就东西文化比较进行的讨论来说，也浮于表面，不少是哲理式的议论，后来又匆匆收场。中国知识界还没有来得及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历史进步性，取得较深入的认识和应有的评价，对资本主义的各种批判已纷至沓来……最新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传入中国也是非常仓促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运动长期处在国际教条主义的影响之下，从‘俄国化’走向‘中国化’，也经历了特殊艰巨的斗争。追求现代化的中国知识界对现代西方文化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主要是从它具有强国富民的实用价值来考虑的。‘现代化’的新词在30年代即已使用，但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对于现代世界的新认识，是浮光掠影，更谈不上形成为现代发展的新理论。有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争论大多是学理性的，概念化的。由于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者作为工业社会的共同特征缺少认识，也就很难对现代社会的共同发展规律具有深刻认识。这是中国现代思想界认识上的一个重大弱点。”⑻这一弱点不仅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发展道路，致使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出现了曲折，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二、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历史方位

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是在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的进攻下被迫启动的。历史表明，中国现代性的追求首先是一个政治任务，它要求通过面向现代性的民族启蒙与自觉，最终确立独立自主的国家制度，然后实现现代化目标。这既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起点，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应当首先在西方发达国家实现，因为西方发达国家才具有使西方历史地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条件。这似乎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限制，但马克思对西方世界制度与现实的否定性批判，使得中国的知识界与思想界放弃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模仿。晚年马克思对俄国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问题的高度关注，为东方实现社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找到了历史衔接点：总体上落后的国家，完全可以通过首先取得政治权实践，然后开展现代化建设。事实上，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落后国家通过非资本主义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前途的设想，不仅在理论上是成立的，而且20世纪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落后国家的实践已给予了充分的验证。列宁指明了经济落后国家首先运用“革命手段”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提”，然后再通过国家权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历史合理性。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电气化+托拉斯……”的现代化观，第一次在红色政权条件下导入现代性问题，也开辟了不同于资本现代性社会的新路径、新模式。中国是比俄国更为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革命过程中也曾出现过“二次革命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首创精神和革命实质，总结和吸取了近代中国现代化探索的失败教训和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认为必须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使现代化建设具有现实可能性，构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才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终于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并且不失时机地将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种转变其实质仍然是跨越，即跨越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充分发展阶段而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宣告了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的历史的结束。独立统一的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当“现代化”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应该怎样走”就成为一个要立即付诸实践的问题。但革命成功并不等于现代化就自动出现了。相反，革命成功之后，建设的任务更加艰巨和繁重。问题在于，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全球化背景下，在西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压力”下提出来的。这就产生了中国现代化的独特问题，即：在一个经历了漫长封建传统的农业社会基础上，如何推进现代化的发展?在长期面临现代化与西方化的“两难抉择”中，如何走一条独特的现代化道路，建立自身的独特发展模式?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东方落后国家面临经济社会发展的三种道路和前景的选择：其一，为反对西方化而反对现代化，这主要是某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的态度。其二，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道路，认为要现代化就必须彻底西方化，例如土耳其“凯末尔主义”的全盘西化道路，其结果是成为“自我撕裂的国家”。其三，追求现代化但拒绝西方化。亨廷顿认为，这一类现代化道路以东亚国家为代表，并认为是最成功的一类。中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探寻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这是一条极其艰难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更是一条无论对中国复兴和社会主义命运，还是对世界文明的推进都具有重大意义的新路。⑼

显然，中国追求社会主义理想的现实条件与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设想的差距以及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历史位置，都从历史的内在逻辑上显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现代化的本质联系，显示了中国发展阶段及其面临的基本任务与已经成为世界体系的全球矛盾运动的结合，使社会主义的发展同现代化进程实现了历史性的契合。而这种契合又提供了在发展现代性的同时，实现对现代性的超越的历史机遇和条件。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超越?这还需要艰苦的理论探讨和不懈的实践探索。尽管社会主义现代化无论从形态还是实现方式上都高于资本主义现代化，但对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来说，在历史实践中要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优越性，还是具有相当大的难度。这是因为：一方面，后发国家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前，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一般都面临着在经济社会综合指标上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艰巨任务。因此，既要完成逐步吸取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同时又要限制、克服或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弊病，无疑增加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难度。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是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在实践和空间上同时存在的。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直并将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至今，尽管资本主义遭遇了几次重大的危机，但资本主义通过自我扬弃、不断进行调整和改革，仍然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现代化仍然存在着发展空间。面对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必然会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来限制、制约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从而势必大大增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复杂性和难度。

在近代中国，如果说民族独立具有紧迫性和优先性，那么国家富强即现代化则更具有长期性和根本性。在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过程中，由于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困难的认识不够，由于没有认清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没有自觉而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先天不足”的社会生产力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制约，不能正确地认识与处理同资本主义的关系，相反却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描绘的那种高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已经到来，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曾走了弯路，遭遇了困境，出现了曲折。事实证明，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要解决如何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性课题，要探寻一条既符合社会现实和客观规律又能充分利用历史提供的选择空间，同时对历史提出的新发展方向做出抉择的发展道路，如果没有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认识、积累经验的过程，那将是不可能的。

三、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开启

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教训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教训，再次将科学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问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推到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前台。如何从思想上、理论上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不仅成为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建构的基础，而且成为现代性建构的关键。从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来看，现代性先是表现为师法西方，后是表现为师法苏联，直到当代，才成为中国历史自身自然发展的内在要求。邓小平理论的产生和具有创造性的构想，正是把握住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条红线，开辟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条新路，并为新世纪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指明了方向。邓小平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深刻、自觉地反思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这个根本问题，更清晰地把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和现代化联系起来思考。他说：“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⑽同时，他又结合对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认识，把问题归结为：“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意味着对模式化和教条化的社会主义理念的巨大超越。

过去，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有着诸多的误解：“第一，以为社会主义已经由马克思、恩格斯给我们设计好了，我们只需要照图施工；第二，以为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只能有一种标准的模式，所有的与标准模式不一样的模式就是修正主义；第三，以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截然对立的，而资本主义的所有东西都是坏东西，资本主义搞过了的东西我们就不能搞了；第四，以为现代化、市场经济等专属于资本主义而与社会主义无缘等等。”⑿而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也正是不断消除各种思想误区开始，以达到对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正确认识过程。最初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明确了只能以社会实践为衡定一切是非的标准。随即展开的一系列讨论，如区别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本人思想的讨论，生产力问题的讨论，农村改革问题的讨论，引进外资、设立经济特区的讨论，股份制问题的讨论，发展多种所有制的讨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讨论，民粹主义与农业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社会主义本质与基本特征问题的讨论，关于姓“社”姓“资”、姓“公”姓“私”问题的讨论等等，一步一步将现代性注入社会主义，从而在以下一些根本问题上和先前社会主义模式明显区别开来：一是社会主义只能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而不能以自给自足的农民小生产或小生产共同体为基础；二是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为了解放社会生产力，以保障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三是社会主义必须将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四是社会主义要采取改革和开放的政策，积极吸取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经验及其他资源；五是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当前我们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在社会主义模式的新建构过程中，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指导原则，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仅促进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转换，而且初步形成了一套现代性的社会思想观念和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意识形态观念，并直接带来了中国面向现代性社会的观念变革与制度建构。“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继承了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哲学升华，又摒弃了与现代民主相悖的传统的经学独断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既继承了近代(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传统大同理想的改造，又以世界现代文明的眼光增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容；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理论，既继承近代以来对重视民生的传统的发扬，又摒弃了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政治伦理至上的传统；培养‘四有’新人的思想，既在近代以来培养‘新人’的学说的基础上，继承了注重理想和道德的文化传统，又增加了注重现代科学教育和法制教育的内容；按唯物辩证法办事的矛盾意识，既继承了毛泽东对传统矛盾学说的创新，又进一步突出了传统哲学的矛盾中和、均衡意识，使传统的辩证思维更具现代意义。”⒀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关键就在于摆脱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和观念的束缚，从实践上抓住了现代化建设这一中心任务，初步建构起自主的、开放性的、具有中国特色与气派的现代性，具体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确立与逐步完善。邓小平关于“发展是硬道理”以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有关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一代中央集体提出并推行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新时期中国人民为改革开放及现代化事业所展开的伟大实践活动，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成果，也都凝聚着中国现代性建构的不懈探索和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形态设想的复制，而是在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历史前提下，经由新民主主义这座特殊的桥梁，走出的一条既不同于西方早发式现代化，也有别于种种后发式现代化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四、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的要求

现代化的进程总是伴随着现代性问题，对现代社会发展中暴露出的重大问题进行系统而深刻的反思，必然要不断地追问现代化的意义，修正现代化的路径，清算现代性所蕴含的各种消极因素。相对于西方现代性模式和现代化道路，我们属于后发国家，比起西方现代化进程晚了几百年。因此，建构当代中国的现代性，需要我们保持清醒的“中国现代性问题意识”。

首先，要注重现代性的培育。由于中国的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的发展明显地存在着时间差，当西方人注视未来，谈论后现代时，中国还在注视眼前，谈论现代。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作为后发国家，当代中国所缺少的不单是后现代主义视野，更是现代性这种东西，因而，我国的现代化决不是一个简单的机械复制和单纯的经济增长的问题，而是现代性的全方位的生成问题。如果不注重现代性的培育，而幻想一步进入后现代状态，不但是幼稚的，而且将导致中国社会发展主体目标的缺失，进而导致整个发展进程的混乱。以研究现代化著称的美国社会学家列维认为，后来者的现代化是一个交织着痛苦与混乱的复杂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将会遇到三个重要的战略问题，即：社会控制问题、资本形成问题和对现代化的矛盾的感情问题。⒁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既要立足我国现实，从中国现实的“问题情景”出发，具体地分析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的多种矛盾；又要把中国的现代化放到世界现代化的整体格局中来谋划，自觉地借鉴、吸取国外现代性发展的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其次，要避免用西方的话语和视界来遮盖中国的问题。在现代化过程中，我们不能一味顺应西方现代性，也要注重批判性话语的吸收。事实上，现代性发展到今天，一方面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猛烈攻击，被宣判为终结；另一方面广大非西方国家在探索适合自己的现代性模式和现代化道路过程中，对于西方现代性的弊端有了一定的警惕甚至抵制。人们看到，在西方现代性模式的背后，存在着问题的另一方面，这就是：“在建立和维护现代民主政治的同时，如何确保现代社会的公平合理秩序；在确认西方现代社会文明和现代性模式的优先地位的同时，如何保证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平等对话和理解；在强调个人自由和权利绝对至上的同时，如何确保人际平等；在确认人类的自我目的性地位的同时，如何避免人类中心主义，节制人类对自然界的无限制的掠夺和破坏。”⒂总之，我们既不能津津乐道于西方文化和现代性的当代困境，而沉醉在所谓东方文化回归热中固步自封，更不能置中国正在走向科学、理性的现代化实践于不顾而妄自菲薄，去拥抱西方后现代思潮。

第三，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由于现代化进程始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而这种现代化道路和现代性模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西方色彩。但是，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每一个国家都有权对现代性作出自己的解释，并在全球秩序中去实现它。今天，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多元化事实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基本特征。这就要求中国在追求现代性时，既看到普遍性，又看到特殊性，使普遍性和特殊性很好地结合起来。在现代化实践中，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借鉴已经步入现代化国家的历史经验，总结提炼人类现代性实践的一般规律，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新中国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与经验，国内外给予了充分肯定和广泛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本质上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它不是植根于西方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而是立足于中国特殊国情、特定时空、特别是中国的社会制度、民族文化传统、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的发展道路。它既融会了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基本要求，又不是西方现代化的简单照搬；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又不是对社会主义理念的僵死套用。正因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超越当今世界的任何发展理论，更加积极有效地引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

【注释】

⑴胡福民主编：《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

⑵邹诗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⑶《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1页。

⑷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载《新青年》第6卷第1号。

⑸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载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1页。

⑹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第22页。

⑺张熙若：《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载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第459页。

⑻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1—32页。

⑼参见毛立言：《从现代化视野对中国道路的整体认识》，载《经济纵横》2010年第2期。

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⑾《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3页。

⑿欧阳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问题导向、资源整合与理论创新》，载《理论视野》2009年第1期。

⒀陈卫平：《变革·融合·制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传统文化》，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1年第3期。

⒁Marion Joseph Levy，Moderniz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Societi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pp．765－772．

⒂参见万俊人：《普世伦理及其方法问题》，载《哲学研究》1998年第10期。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