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制度优势”“治理效能”应对“新时代”“大变局”
韩庆祥
内容提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主题,具有内在逻辑和深远意义。十九届四中全会是我们党对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的政治宣示,是我们党对“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一重大政治问题作出的深刻回答。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归纳起来,主要“优”在党的领导力量、价值取向、政治发展道路等十个方面。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意味着一种好的制度必须掌握在具有相应能力的人手中并加以合理运用。
关键词:制度优势/治理效能/新时代/大变局
作者简介:韩庆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见,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习近平治国理政实践中具有重要地位。这一重要地位主要在于: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主要致力于解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问题,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前半程”,侧重于经济基础;而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开启的全面深化改革,则致力于政治上层建筑的制度和国家治理的改革,属于习近平所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后半程”,目的是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既具有创新动力又达至平衡进而形成良性秩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有效应对“新时代”“大变局”背景下的各种风险挑战,提供制度和治理效能支撑。
十九届四中全会是我们党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建立健全、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经验的系统总结,是我们党对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的政治宣示,是我们党对“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一重大政治问题作出的深刻回答。因此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一部以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应对“新时代”“大变局”的纲领性文献。
一、十九届四中全会主题的确立具有内在逻辑和深远意义
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主题,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体现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生成逻辑,具有深远的意义。
这一主题的确立是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①从2020年到21世纪中叶,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致力于解决三个根本性问题:一是运用新发展理念,集中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二是要具有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三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使国家治理更加现代化。这不仅是因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内容,而且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定因素和关键条件,因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决定因素和关键条件,这叫作“以中国之治应对目标之变”。
这一主题的确立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改革与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方面的经验进行系统总结,进而把新时代改革开放向前推进的根本要求。②历史是教科书,历史是清醒剂,历史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对1978年以来改革的历史进行经验总结,我们发现,全面深化改革以及把总目标确定为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至关重要;对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实践经验进行总结,我们又发现,制度和治理问题具有本源性、根本性、核心性与艰巨性,所以我们党又进一步就制度和治理问题召开十九届四中全会进行专题研究和部署。系统总结过去我们党在改革与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方面的历史经验,是为了更有效地应对和解决当前我们党所面临的问题和难题,更好地推进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事业,更顺利地实现我们党所确立的战略目标,并且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提供制度和治理保障,为有效应对系列风险挑战提供制度和治理资源支撑。
随着我国的不断发展,在客观上意味着中国社会正在进行整体转型升级,包括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已经全方位地展开了;在主体上意味着人们的各种诉求觉醒了、增强了、提高了、多样了、紧迫了。为了更好地应对以上两方面需求,使经济社会发展既充满活力又达至平衡和谐稳定,进而构建良性的社会发展秩序,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提供强有力的制度和治理保证,就必须进一步推进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叫作“以中国之治应对实践之变”。
这一主题的确立是有效应对“新时代”“大变局”背景下各种风险挑战的迫切需要③,是致力于解决“我国发展起来以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进入“后半程”所面临问题的迫切需要。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我国发展步入新的历史方位。邓小平曾经说过,发展起来以后遇到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言下之意,我国发展起来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进入了习近平所讲的“后半程”,这时我国遇到的问题比欠发展时期遇到的问题更多、更大、更复杂、更严峻、更具有挑战性。当今,我们遭遇的问题有很多,其中的主要问题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发展还不够充分、不平衡;为人民提供的公共产品要么短缺、要么粗放;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现象较为严重;许多矛盾和难题还未得到有效解决,等等。就当今世界来讲,全球各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既是机遇,更是挑战。为解决新时代我们遇到的难题,顺利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后半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为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就必须从强大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入手,即以强大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来有效应对“新时代”“大变局”背景下的各种风险挑战,尤其是应对一些国家及地区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的挑战,这叫作“以中国之治应对时代之变”。
二、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
十九届四中全会最鲜明的一个亮点和创新点,就是第一次系统总结概括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十三个“显著优势”。④这叫作“以成就经验支撑制度优势”。这些优势是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再到“成功经验”之实践和理论发展的进程中提炼概括出来的。这种总结之实质,就是为有效应对“新时代”“大变局”寻求有效资源,为“中国之治应对时代之变”提供制度支撑。
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究竟“优”在哪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优?这既需要我们以《决定》所讲的十三个“显著优势”为基础来加以深入阐述,也需要在对我国发展实践及其历史性成就的总结提炼中加以彰显,还需要从与某些“西方之乱”的比较中使其真正呈现出来。
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归纳起来,主要“优”在十个方面。
优就优在它有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集中统一领导,不迷向。⑤这是最根本、最核心、最具有总体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从党的一大时全国50多名党员,发展到今天的9000多万名党员,从6个国内早期党组织,发展到今天46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执掌全国政权70年并且使一个近14亿人口的东方大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98年创造了史无前例的伟大奇迹,也铸就了一个世所罕见的伟大政党。习近平说,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这个“大的样子”,就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集中统一领导。历史逻辑充分表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改革开放。实践逻辑也充分表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探寻中国道路并创造历史性成就的过程中、在运用总体方略实现战略目标的历史进程中,呈现出集中统一的领导力的。基于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⑥具体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具有引领力,奋斗目标具有感召力,组织资源具有动员力,汇聚共识具有凝聚力,实现蓝图具有恒定力,组织体系具有架构力,自我革命具有净化力。这与西方一些国家政党之间内斗、难以形成领导力和合力相比具有明显优势。所以,讲显著优势,首先要讲我们党集中统一领导的优势。当然,这一优势还包括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以确保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安全,体现了党指挥枪的优越性。⑦
优就优在它以人民为中心,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导向⑧,使人民群众有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离民。西方国家大都以资本为主导,为资本家集团谋利益,这不仅导致资本家集团对世界资源的掠夺,而且也使国内底层民众的权益受损。中国共产党自成立那一天起,就把人民解放、人民富裕、人民幸福作为初心,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强调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把人民当作主体,一切依靠人民;把人民当作目的,一切为了人民;把人民当作尺度,人民至上。因而,中国共产党能赢得民心,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具有执政最大的底气。
优就优在它不仅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而且紧紧围绕这“两大布局”确定了令人向往的奋斗目标及其实现方略,一张蓝图绘到底,具有感召力,不折腾。《决定》讲显著优势,其中蕴含的逻辑,是紧紧围绕“两大布局”而进行总结概括的。在这“两大布局”中,最为关键的是确定奋斗目标和实现方略。围绕总体布局所确定的奋斗目标是总框架,具有感召力,使人们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战略布局是抓手,使人们能抓住“牛鼻子”。而二者的统一,就使得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胜利具有恒定力,从而解决了“不折腾”的问题。
优就优在它能汇聚一切力量全力以赴抓执行和落实,不落空。⑨目标确定之后,最为关键的是抓执行和落实。不抓执行和落实,再好的目标、蓝图都是空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确定搞“五年规划”。每五年的党代会上,我们党都要确立奋斗目标。规划和目标确定之后,我们既注重目标分解、层层抓落实,又注重汇聚全社会共识、凝聚全社会力量,为实现奋斗目标注入强大能量。比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十分注重整合党的领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正如习近平所讲的,一分部署、九分行动。《决定》所讲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注重的也是执行力、行动力。⑩中国共产党人抓执行和落实的行动力是世所罕见的。正因为执行和落实目标行动有力,所以我们才取得一个又一个历史性成就。
优就优在它能举国力解难题、办大事、加速度,不散漫。中国传统社会注重的是“大一统”体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一直强调全国一盘棋。(11)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强调团结一致向前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一切都意味着我们党十分注重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集中力量解难题、办大事、加速度。正因如此,我们党举国力成功办成了一件件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事,仅仅用了30多年的时间就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断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这要比西方一些国家内部为办一件事而相互扯皮、相互掣肘,具有明显的优势。
优就优在它注重选贤任能,把一批社会精英汇聚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周围(12),且强调勇于自我革命,从而实现“自身硬”,不懈怠。我们党注重领导干部的层层历练和层层选拔,经过层层筛选,把一大批社会精英和优秀干部安排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所需要的岗位上;不仅如此,我们党还十分注重对领导干部的培养和管理。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基本上都设有党校(行政学院),还有针对各级领导干部周密的培训计划和方案;中组部、中纪委也不断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由此培养和锻炼出来的领导干部,大都能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鞠躬尽瘁。历史和实践证明,我国取得的“两大奇迹”,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广大领导干部带领人民群众干出来的。
优就优在它能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活力,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稳定,较好解决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与平衡的统一问题,不摇摆。我们党坚持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能使社会充满生机活力;我们党坚持与时俱进、开放包容的品格和格局,因而能赶上时代步伐,能吸纳一切利于我国发展稳定的因素;我们党具有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革命的勇气,能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把我们党锻造和锤炼得更加坚强有力;同时,我们党也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能在总体上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和谐稳定。也就是说,我们党能把创新活力与和谐稳定统一起来,避免左右摇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始终充满着活力,同时也基本上保持了和谐稳定。《决定》所讲的“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13),就是对这一点的概括。这与当今世界存在的全球经济发展动能不足、发展失衡,形成鲜明对比。
优就优在它能根据初级阶段的实际,既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又能合理运用其他有价值的因素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因而形成了一种具有主导性的混合结构,不僵化。《决定》所讲的“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14)的基本经济制度,就是如此。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它蕴含的不是两极对立、你死我活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主补结合、主次互补、相辅相成的辩证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超越了两极对立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避免了僵化保守,因而具有较大优越性。
优就优在它能把全国各个民族团结起来共同奋斗,不分裂。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构成,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事关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复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特别注重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体意识”“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15)这三个“共同”,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优势及核心要素。中华民族团结统一,与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体意识”“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息息相关,而注重“共同体意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和合、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协和万邦、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注重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团结在一起。习近平强调,全国各族人民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世界上有些多民族国家搞分裂、遭解体,正是与缺乏共同体意识有关。
优就优在它能自觉抓住社会主要矛盾,解决根本问题,掌握工作重点,不动摇。社会主要矛盾是判断社会整体状况的主要依据,是判断国情的主要依据之一,是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主要依据之一,是治国理政的基本遵循。社会主要矛盾蕴含着我们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解决这一根本问题就成为我们工作的重点。中国共产党注重抓住社会主要矛盾,进而从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从毛泽东经邓小平再到习近平,抓住主要矛盾、解决根本问题、做好工作重点从来没有动摇过,而是紧紧抓住不放。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判断一种制度究竟好不好、是否具有显著优势的根本标准就是:要看这种制度能否使执政党的领导力得到充分发挥,能否激发人民的创新活力进而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能否保持社会长期稳定,能否有效治理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能否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且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能否使社会运行良性有序,能否使人民群众拥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上述这些优势,是我们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据和坚实基础,必须加以坚持和巩固,这也就回答了“坚持和巩固什么”的根本问题。
三、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路径和方式
《决定》强调要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这意味着一种好的制度必须掌握在具有相应能力的人手中并加以合理运用。因此,这种转化关键在于制度的执行者要“掌握”并“运用”好制度优势。制度优势一旦被执行者所掌握并加以有效运用,就会显示出强大的力量。
首先,要学懂弄通制度优势,解决“知”的问题。知,是行的基础和前提。制度的执行者要对十三个显著优势进行全面准确深入的理解和把握,以明确转化的方向和路径。如果对十三个显著优势一知半解、浅尝辄止,怎么能转化得好呢?由此,要加强对制度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16),引导全社会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优越性,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来之不易,必须倍加珍惜。
其次,要对“制度”抱持敬畏和信仰之心,解决“信”的问题。知而不信,也是制度执行及其转化的阻力。对制度优势的敬畏和信仰,来自于对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十三个显著优势发自内心的理解、把握和认知。这种认知包括理论认知、情感认知,在此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
第三,要具有掌握和运用制度的能力,解决“能”的问题。一种制度即使具有较大优势,如果驾驭这种制度的人的能力跟不上,其制度优势也体现不出来。所以,正如《决定》所强调的,要把提高治理能力作为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的重大任务,通过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推动广大干部严格按照制度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开展工作(17),把制度执行力和治理能力作为干部选拔任用、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
第四,要不断运用制度优势,解决“用”的问题。制度优势在运用中呈现。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制度的执行者要切实强化制度意识,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带动全党全社会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18);还要健全权威高效的制度执行机制,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
第五,要强治理能力的弱项、补治理能力的短板,解决“短”的问题。发挥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既要理解和把握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根本、核心优势,也要补齐治理能力方面的短板,因为“短板”会影响制度优势的充分发挥。今天来看,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以及社会治理、基层治理等,在某种程度上是国家治理能力中的短板,所以一定要及时健全相关制度,加强相应的治理举措。(19)
四、锻造一个深得人民拥护的强大政党
《决定》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必须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进行科学谋划、精心组织、远近结合、整体推进,确保其各项目标任务全面落地到位,这意味着完成这样一项重大任务必须依靠一个深得人民拥护的强大政党。
那么,一个深得人民拥护的强大政党是如何炼成的?或者说,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把自身锻造成深得人民拥护的强大政党?
一是强调并坚持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决定》把这一“初心和使命”制度化,形成一种长效机制,使其成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这就从初心和使命上,保证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深受人民拥护的强大政党。(20)
二是强调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本质,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两个先锋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既要依靠人民执政、为了人民执政,又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领导者、指路人,党要时时刻刻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完成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的历史任务和奋斗目标。这就从性质和本质上,保证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深受人民拥护的强大政党。
三是强调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立场和价值取向(21),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是为广大人民群众立言的,它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把人民当作主体,一切依靠人民;把人民当作目的,一切为了人民;把人民当作尺度,人民至上。这就从根本立场和价值取向上,保证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深受人民拥护的强大政党。
四是强调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发展道路,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22)这就把突出党的领导地位、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把权力置于法治的框架之中统一起来了。党的领导强调党是最高政治力量。要使中国共产党领导得更加坚强有力,既要注重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让人民当家作主,又要注重依法治国,以法治约束和限制权力的任性。这就从政治发展道路上,保证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深受人民拥护的强大政党。
五是强调并坚持党的精神品格,勇于自我革命,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23)权力缺乏制约,易导致“有权就任性”“用权就腐败”。中国共产党自成立那天起,就自觉注重建立健全党和国家的监督体系。其实质,就是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即自我革命提供制度保障,就是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度化监督。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力求建立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增强监督的严肃性、协调性、有效性,既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又形成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以盯紧权力运行各个环节,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24)这就从精神品格和体制机制上,保证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深受人民拥护的强大政党。
六是强调并坚持党的建设主线,致力于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既具有先进性又具有执政能力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既是一个执政的党,又是一个引领人民共同奋斗的领导的党。无论是执政还是领导,都意味着它首先得做到“自身硬”,既要肩负伟大的历史使命,又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奋斗目标。在这样的进程中,要化解各种矛盾难题、破除各种障碍阻力、抵御各种风险挑战,就要求中国共产党既要具有先进性,又要具有执政能力,从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共同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始终自觉地把党的先进性和执政能力作为党的建设的根本主线。这就从党的建设的根本主线上,保证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深受人民拥护的强大政党。
七是强调并坚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在和平建设年代,一党执政很容易出现“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情景,这实际上意味着精神状态出现了大问题。历史表明,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我们党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存在过“精神懈怠”的问题。我们党对这种问题是具有自觉的清醒认识的,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的每次党代会,我们党总是提醒党员干部要保持一种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其实质和目的,就是要解决我们党在精神状态上所存在的问题,确保其时刻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从而使我们党成为一个精神状态饱满的党。这就从精神状态上,保证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深受人民拥护的强大政党。
八是强调并坚持责任担当。一个有责任、能担当的党,才会为民族担当、为人民担当、为党担当。只有做到这三种担当,党才会自觉解决自身可能存在的问题,也才会自觉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才会自觉把党自身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基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本质、初心和使命,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要为民族担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要为人民担当,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要为党担当,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这就从责任担当上,保证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深受人民拥护的强大政党。
九是强调并坚持为实现理想目标而奋斗终身的志向。中国共产党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人民的幸福生活,确立起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并且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代又一代地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奋斗,因而能赢得人民的信赖和拥护。这就从为人民幸福而奋斗的志向上,保证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深受人民拥护的强大政党。
十是强调并坚持加强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人是教育的产物,领导者首先要受教育。中国共产党为把自己的党员干部锻造成能担当起历史使命又深受人民信赖和爱戴的人,始终高度重视对党员干部进行系统的教育和培训。这主要体现在成立了中央党校以及各省、市、县级党校,并注重对全国各级领导干部进行系统培训,使他们既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提高他们把握历史发展规律、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水平,又掌握我们党的创新理论和指导思想,也使他们自觉遵守《党章》,拥有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根本宗旨,进一步增强忠诚干净担当意识。这就从教育和培训上,保证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深受人民拥护的强大政党。
注释:
①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70页。
②参见上书,第73页。
③参见上书,第74页。
④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第19-21页。
⑤同上。
⑥参见上书,第23页。
⑦参见上书,第21页。
⑧参见上书,第20、25页。
⑨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第20页。
⑩参见上书,第66页。
(11)参见上书,第20页。
(12)参见上书,第21页。
(13)同上书,第19页。
(14)同上书,第20页。
(15)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第20页。
(16)参见上书,第66页。
(17)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第67页。
(18)参见上书,第66页。
(19)参见上书,第22页。
(20)参见上书,第23页。
(21)参见上书,第20页。
(22)参见上书,第19-20页。
(23)参见上书,第63页。
(24)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第65页。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