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科大历史与文化研究所所长  张继才

   在搜寻校史资料过程中，我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建党前后，我校（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堂，源自于湖北工艺学堂）至少有15名学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名副其实的红色摇篮。 

    上表显示：除董锄平外，其余14人都在1916—1925年入学，此时正处于新文化运动至建党前后。这么多早期党员，对一所规模只有二三百人的学校而言，这个比例已经是相当高了。

   如此多的学子加入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积极投身实践，在政治斗争中成长，是一个重要的的原因。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全国响应，武汉是最早的城市之一，我校是武汉最早的学校之一，表现相当出彩。

   5月10日， 15所学校集会于中华大学，我校位列其中。在群情激昂中，咬破中指，血书“提倡国货”，全场共鸣，是我校学生萧世杰。5月12日，武汉学生团产生，发起者15校，我校位列其中。5月17日，学生团易名武汉学生联合会，成员有26所学校，我校也位列其中。次日，3000人大游行，我校100多人参加。6月1日，武汉学生总罢课，湖北当局疯狂镇压，造成 “六一惨案”，其中，伤者也有我校学生。我校组织国货营业部，提倡国货，抵制日货，闻名一时，各大媒体争相报道。在五四运动中，上述15名学子，凡在校者，无不参与爱国运动，许白昊因此而被开除。

   五月七日是国耻纪念日，1925年的国耻纪念，从我校点燃。学生杨春波印制传单，遭日籍教师北冈善治破坏，师生怒火中烧，闯入他的住宅，北冈善治吓破了胆，偷偷躲进日本租界。帅云山（帅汉章）、聂洪钧迅速上报，省学联决定罢课、游行。在中共领导下，省学联取得胜利，教育厅被迫同意学生所请。爱国运动点燃学子们的激情，爱国学生在斗争中成长。在斗争中头角峥嵘的学子，日后多加入了党的组织。

   积极参加进步团体或组织，在组织中接受教育，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前述1925年的反日爱国运动中，中共领导的湖北省学联起到了主导作用，帅云山、聂洪钧、汪士国、吴干臣等人就加入其中。湖北省学联是通过各校学生会来领导学生运动的，学生会是中共党组织与进步学生联系的纽带。在我校，学生会的领导者就是帅云山等人。国共合作建立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此背景下，共产党人在基层帮助建立国民党的组织。杨春波回忆说：“学校先后成立了地下国民党区分部，由于国共合作，共产党员帅云山（天门人）、聂洪钧（咸宁人，解放初曾任湖北省人民政府付主席）掌握国民党区分部的领导权，还成立了学生会，我参加了国民党和学生会两种组织，开始从事民主政治活动。”

   聂洪钧在校期间就为寻找进步团体和党组织而苦恼：“1924年，从《学生杂志》上，看到杨贤江对学生所提问题均作答复。于是我也写了一信去问他：共产主义、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哪一个好，并希望他能为我介绍加入。……声明他无法为我介绍加入。”后来，他写信给恽代英，希望恽代英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恽代英并不在武汉，按照规定，他不能作为介绍人，只能由武汉的党员介绍。1924年底，他看到张学武在散发传单，估计张学武是共产党人，便请张学武介绍，这样才与武汉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经过考察与培养，党组织吸纳了他。

   柯松涛是湖北阳新人，和一些积极追求进步的同乡组织了“阳新学友同乡会”，“在武昌买了一间房子为会馆。每逢节假日，会聚一堂，探讨共进的理想。”这些学生有来自我校的柯松涛、冯英堂，湖北法政专门学校的何时英，中华大学的柯少轩，湖北省立甲种商业学校的罗伟等。后来，这些人都成长为共产党员。

   吴干臣于1923年进入我校学习，参加了旅省同学会。该会是在省城读书的汉阳县籍尹成章、龚崇香等人建立的。尹成章此时已经是中共党员，也是武汉学联的成员。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武汉学联组织了声援活动，吴干臣在尹成章影响下，参加了游行示威。“经过此番斗争的实践，使他看清了统治者的凶残面目，同时也体验到工人阶级团结斗争的巨大力量……开始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

   积极追求真知，在比较鉴别中接受马克思主义，是最重要的原因。

   追求真理是进步学生成长的关键环节，获取进步知识是探求真理的重要方式。学校不远处的横街有大量的书店，出售《新青年》《中国青年》《向导周报》等刊物。同学中有不少人阅读了这些进步书刊，思想受到影响。1924年进入学校附中的陈珣就发现，学生“一聚会都是谈革命，谈国内外大势。有些同学床头上摆着《政治周刊》《中国青年》《向导周报》《醒狮》《武汉评论》。”不久他发现，不同思想倾向的同学，对书刊是有所选择的，比如，读《醒狮》的是国家主义派，看《政治周刊》的倾向于国民党，信仰共产主义的看《中国青年》《向导周报》。也就是说，这些书刊宣传的思想内容良莠不齐、薰犹同器，需要比较鉴别。

   郑位三在校期间常去位于横街的利群书社读书，他借阅的《共产党宣言》就是郑南宣亲手交给他的。郑南宣是进步青年，协助恽代英办理利群书社。郑位三读后“连连赞叹受益非浅”。经过共产党人肖楚女的指导，郑位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来，他回忆说：“《共产党宣言》那是我第一次读到的革命理论书，可以说我的革命生涯正是从那里起步！”即从我校求学时成长起来。

   吴干臣的成长经历颇有代表性。他生于殷实的儒医之家，父亲吴长泽在当地行医，且擅长旧体诗，颇有声名。少年时代，目睹土豪劣绅的巧取豪夺，痛恨腐败的社会制度。1917年，随父北上京城。在风云激荡的新思潮中，受到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立志做中国的欧文，建立一个没有压迫和剥削、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1923年，返回湖北，怀着“工业救国”的理想，迈入我校，阅读了一些进步书刊。以何种方案改造中国？吴干臣与尹成章讨论，常常争得面红耳赤。共产党员尹成章对吴干臣进行了耐心引导，指导他参加爱国运动和政治斗争。在实践中他看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找到了共产主义实现的途径，“从而对性善说和空想社会主义，以唤起人性之善念而放弃压迫剥削的思想，产生了动摇。加之尹成章反复对他进行……宣传教育。”终于，他从空想社会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在我校成长的进步学生先后加入党组织，有的是在校期间入党的，如吴干臣、杨白，大部分是毕业后入党的，不论怎样，其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在校期间形成或初步形成的（董锄平除外）。毕业后，这15名党员为共产主义奉献了青春和热血。

   张亚巨出国留学。他毕业于1922年，次年3月，赴德国普鲁士高等工业学校留学。是年，中国共产党旅德支部建立，朱德是负责人之一。张亚巨与朱德过从甚密，在朱德的引导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回国，被党组织安排在国民革命军工作。1927年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工人运动。

   从事工人运动的有董锄平、许白昊。1921年8月，中共建立领导工人运动的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董锄平是骨干成员，负责机关刊物《劳动周刊》编辑出版的具体工作。后来，他参与组织上海工人运动，是中共早期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之一。许白昊在1919年被开除后，辗转于江、浙、沪一带，在工厂做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不久，他就积极加入。在上海，他参加组织领导六次罢工。参加了党的二大、五大，是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他还参加了全国第一至第四次劳动大会。在湖北，他参与领导多次工人罢工，曾任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秘书兼中共汉阳组组长，中共湖北区委执行委员、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也是著名的中共早期工人运动领袖。

   大多数人从事农民运动，在农村革命中扮演了革命思想的播火者、基层党组织创建者的角色。聂洪钧回到咸宁，宣传马克思主义，领导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是咸宁党组织的创建者。柯松涛毕业后，回到家乡，从事农民运动。1926年8月，中共阳新县委成立，这是阳新历史上第一个中共县级组织，柯松涛任宣传部长。1926年，吴干臣毕业后，被派回家乡从事农民运动。次年，他在汉阳的合贤地区建立了该地区第一个党支部，隶属中共汉阳县委，吴干臣任支部书记，这是汉阳最早的支部之一。1930年，他任县委宣传部长。1926年，杨白毕业，受组织派遣，回到崇阳，从事农民运动，在大沙坪、石城、桂口、虎爪一带建立基层党组织，后以省委交通员身份参与了鄂南秋收起义。

   15名校友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做出了贡献。其中，许白昊等8人在大革命时期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牺牲，徐会之则牺牲于195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