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帝国主义的国际资本主义阶级分析

新帝国主义的国际资本主义阶级分析

糜海波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其本质就是发达国家通过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的方式，对落后国家和人民实施侵略性的扩张和掠夺。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经济一体化”趋势，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通过资本输出和跨国公司进行全球性资本积累和世界经济的操纵。跨国公司的经营者是跨国资产阶级及其构成人员，他们剥削整个世界以谋取经济利益，并力图利用和获取政治权力为其服务。因其掠夺全球资源、破坏民主制度、损害各国社会，继而形成了一种新形式的资本帝国主义，这一现象被称之为“后帝国主义”（本文以下称为新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理论是美国政治学家理查德·斯克拉首先提出的，这一理论与新殖民主义论不同的是,更着重于阶级关系的分析，更关注跨国资本及资产阶级对“第三世界”内部阶级结构和阶级分化的影响。

新帝国主义论运用阶级观点来分析当今社会的阶级关系，认为从世界范围看，存在国际资产阶级与国际工人阶级的分野。随着资本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产生了一个执行资本总体职能的“管理者资产阶级”，成为阶级演变中的新现象。在全球化进程中，资本的跨国化使得基于阶级利益的跨国阶级联合超出了民族国家界限。

一、新帝国主义的国际资本主义观

所谓新帝国主义“是一种关于国际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形式的观点。”（DavidG.BeckerandRichardL.Sklar,etc.,InternationalCapitalismandDevelopmentintheLateTwentieth Century,Boulder London:LynneRiennerPublishers,Inc.,1987,p.3.）在当今全球化理论中，一般都把全球化的动力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获得持续生存和发展的需求。资本主义生产是以追逐最大利润为动机和目的的，但又存在着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产品有效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这一矛盾带来了“生产相对过剩”及社会经济危机。资本主义企业为了逃避国内商业体系可能出现的崩溃，就有必要向海外市场扩张。资本的海外扩张伴随着对“外界”的殖民统治和剥夺性积累，这一现象可称之为“资本帝国主义”。列宁抓住了这些理论的本质，宣告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或最终阶段。在国际领域，帝国主义表现为一种使用武力进行领土扩张和实施经济、政治和文化霸权的政治主张。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就是欧洲民族国家的主权超出他们自身疆域对第三世界国家扩张，并以被压迫民族国家牺牲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代价。然而，伴随全球市场的形成以及垂直性国际分工向水平性国际分工的发展，一种新的主权形式正在形成。这种新的主权形式不是传统的以主权征服为特征的帝国主义形式出现，而是以全球经济一体化新秩序的操控为架构的“帝国”形式出现。哈特和奈格里说：“帝国是一个政治主体，它有效地控制着全球交流，是统治世界的最高权力。”（〔美〕麦克尔·哈特、〔徳〕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页。）与军事帝国主义相比，新帝国主义是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而以跨国资本和跨国阶级行动为载体的经济扩张和统治方式。在一个开放的、扩展的边界当中，这一统治机器不断加强对整个全球领域的统合。它的重要特征是资本的跨国化和阶级的国际化，因此对之要进行全球性的阶级分析。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主权的不重要，而是说民族国家的主权尽管依然是有效的，但其作用的范围已不断地受到限制。一方面，政治的控制、国家的功能及管理的机制在继续调节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活动中资本、技术、信息、商品和人员等生产要素都已容易地越过国界，民族国家已很少有力量去制约以上因素的流动，向经济施加它的权威。这使得思想家们对全球体系下的传统帝国主义观念有了新的看法，“帝国”以及阶级的变化意味着资本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方式发生了改变。这样，传统以“依附论”为代表的帝国主义理论被以经济全球化、国际资本主义为实践内容的新帝国主义论所替代。

新帝国主义论者断言，自列宁提出帝国主义论以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不断演变，以适应变化中的历史条件。传统的以军事侵略为主要形式的帝国主义正在向以资本掠夺为主要形式的新帝国主义转变。与此同时，企业的公司形式则通过在海外建立分支公司这一方式，使得资本全球化了。所以，我们正生活在跨国公司无处不在的世界。传统的依附论认为，以世界经济的“中心”为基地的国际资本控制了欠发达的“外围”，因而后者总是受到前者的剥削。这种剥削体现在“外围”的剩余价值被“中心”所汲取。欠发达国家被迫进口资本、技术和机械，从而形成了“外围”对“中心”的依附。新帝国主义论认为，允许外国直接投资进入“第三世界”并不意味着向资本主义的投降。“第三世界”的政治、经济是否会出现“非民族化”，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内部的阶级动力，而不是取决于它是否愿意接纳或拒绝外国资本这一抉择本身。跨国公司向第三世界提供了资本、市场、技术和其他服务，有力地加快了“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进程。诚然，跨国公司与“第三世界”东道国在利益分配方面存在分歧。但在这一表面的分歧之下，也可发现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政治上有自主权的国家共同分享着竞争方面的利益。在这种关系的更深处还可看到双方的利益并不完全是敌对的，也不会自动地加剧较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统治和宰制。

由于发达国家是全球规则的制定者，在国际专业分工中拥有技术优势，使处于“核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逐渐成为实验室、控制台和金融中心，而“边缘”地区则专事生产，特别是那些消耗资源和劳动力多、环境污染严重的生产行业。而且，边缘市场要“包销”大量产品，还要负责消化在“核心”已经过时或剩余的商品。跨国公司所到之处，不仅经济秩序发生变化，而且生产方式、阶级结构、阶级关系、企业制度和文化模式等亦在悄然发生改变。 新帝国主义论对国际资本主义的观察是从全球公司或跨国公司的作用开始的。认为跨国公司在新的跨国基础上，既给跨国资本国家带来了世界范围的经济利益，也给“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获得资本资源、可靠市场、关键技术以及其他服务的机会，因而可以促进各国利益的一体化。尽管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拥有政治自主权的国家相互之间在效益的分配方面通常都存在着差异，但是在此之下，它们之间还存在着一种利益上的相互依赖关系。使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实际普遍存在的条件主要是：其一，劳动力与管理层两者的当地化或本国化。跨国公司自身出于自我经济利益的考虑，一般都走向了全面接受本国化的条件。这使得跨国公司既具有国际化一面，也具有当地化一面。其二，存在一个被广泛认同的条件就是当地政府也分享企业所有权。这使跨国公司通常采取合资企业的形式，其中的当地合伙人往往是国家机器的延伸，并占有一定比例的股份，其标志就是政府官员在推动企业合资方面起到主导作用，以便把政府、跨国企业与当地私人资本都糅合进合资企业。在新帝国主义论者看来，以上两个条件引发了第三世界国家组织变革，对其社会阶级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跨国公司扩张与“管理者资产阶级”

基于对全球化条件下国际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内部关系的观察，新帝国主义论使用阶级分析方法对“第三世界”国家的阶级形成问题作出了不同于传统的解释。正如弗里登所说：“后帝国主义论的新颖之处和激发人们兴趣的要点是它认真对待欠发达国家内部阶级形成的动力。”（〔美〕杰弗里·弗里登：《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衰》，杨宇光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3页。）与依附论强调“民族矛盾”所不同的是，新帝国主义论十分强调欠发达国家内部的阶级形成。斯克拉指出，许多“激进的”分析(包括已有的社会科学分析)的一个主要缺陷就是低估了资产阶级的力量，也低估了这一阶级的超民族主义性质的完整性。新帝国主义论试图弥补这一不足。为此，斯克拉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在对跨国公司运作机制进行解析的同时，创造了“管理者资产阶级”这一新的术语。

跨国公司的快速扩张和实力成长是全球化时代的最重要现象之一。关于跨国公司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它是与资本主义同时出现的，不过是资本积累的一种传统的、跨国的形式；另一种观点认为它把母公司利益置于当地利益之上的趋势加强了公司总部所在的发达国家的统治，因此跨国公司是一种新形式的、适应了后殖民时代需要的、变相的帝国主义。值得一提的是，跨国公司不仅是资本积累的一种新形式，而且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它能够利用世界市场和开放经济的环境与本地资本主义形成一种跨国化的合作，既给资本输入国带来许多方面的利益和好处，同时也对资本输入国的经济关系、社会和阶级结构、政治等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在新帝国主义论者看来，由于跨国公司可以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资本、市场、技术和其他服务，尽管跨国公司的宗主国和投资目的地国家在利益方面存在差异，但也存在相互利用的利益一体化关系，这使得各国纷纷抛弃意识形态限制，试图与之建立稳定的经济关系，如出现了合资企业、国内私人企业、国营企业、半国营企业的相互交叉以及全球工人的不断流动。由此造成了一些欠发达的投资目的地国家社会精英走向多元化，传统的阶级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化。特别是传统的资产阶级概念发生了变化。在一般资产阶级以外出现了以政府官僚和企业管理者为主体的“管理者资产阶级”。他们虽然不是资本的直接所有者，但却实际上占有和控制着资本的经营权和管理权，执行着资本的总体职能，进而与资本家阶级共同分享着工人劳动创造的社会剩余价值。对此，法国学者迪蒙和莱维认为，所谓的“经理革命”使一个“作为特殊资本家阶层的高级经理阶层日益成为资本家队伍中的重要部分，资本所有权与高级管理者趋于结合，形成一个混生阶级。在这个阶级中，资本所有者参与高层管理；高级管理者，如果以前未进入这一集团，可以通过巨额薪酬，变成所有者。”（〔法〕热拉尔·迪蒙、多米尼克·莱维:《新自由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变迁》，丁为民等译，《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10期。）

依据马克思主义对阶级概念的理解，所谓阶级就是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利益集团，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划分社会阶级的根本标准。即，资产阶级是那些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人。由于传统资本主义的所有权与管理权是合一的，所以不存在所谓“管理者资产阶级”的说法。然而，随着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在传统的资本家阶级之外已经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的经理阶层——“管理者资产阶级”，具体执行资本的职能并在此过程中获得高于一般工人的更高收入。或许，那些商业企业的高级管理者和以自己的专业技能替商业企业服务的人，以及与他们相对应的人，还不能说构成了一个独立的阶级，但实际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共同组成了资产阶级，这是资产阶级在当代社会的新变化。如果这些执行资本总体职能的管理者资产阶级为跨国资本服务，那么，他们也是跨国资产阶级的一部分。

作为附属于资产阶级的管理者资产阶级与一般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传统理论中的官僚资产阶级是不一样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民族资产阶级是本民族经济发展过程中建立在私人资本基础上的与外国资本主义没有太多联系，其势力相对官僚资产阶级来说较弱的资本所有者。官僚资产阶级也即是大资产阶级。1947年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指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53页。）“这个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作官僚资本。这个资产阶级，叫作官僚资产阶级，即是中国的大资产阶级。”（《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54页。）可见，官僚资产阶级是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大资产阶级。而管理者资产阶级是作为资本经营的管理者身份出现，与资本家阶级趋于联合并实际控制资本占有劳动剩余的群体。同时，随着跨国公司的扩张和国际资本进入欠发达国家，管理者资产阶级日益与跨国公司资产阶级通过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而勾结在一起，成为国际资本主义生产的合作者。与“官僚资产阶级”不同的是，他们是资产阶级的经理层或者说是资本的管理者、控制者和经营者。这就是说，国际资本主义的影响强化了欠发达国家的企业管理层、技术专家和官僚精英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内在趋势。

斯拉克和贝克尔指出，在政府管理部门和大的私营企业部门的共同培育之下，一个新的社会阶级产生了，这就是“管理者资产阶级”（曹义恒、曹荣湘：《后帝国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16页。）。它是与一定生产方式相联系、掌握组织资产，并作为实际经济支配者能够进行组织剥削的功能性概念，也是一个外延较广的社会范畴，包括商业精英、企业管理者、建立在官僚政治力量基础上的某些高级政府官员、政治领导人和其他控制组织资产的人等。他们之所以被称为阶级，是因为尽管其成员在各自狭隘利益上存在着差异，但是他们在社会经济方面的特权地位相同，并且在与组织资产和利益分配相关的权力关系和控制关系方面，有着共同的阶级利益，与资产者共同占有社会剩余价值。这一术语包括在“第三世界”一些国家那些被国有化或在国外投资者的协助下，才创建起来的官僚化政府机构和大型企业的主要管理阶级。在接受外国投资的国家内部，管理者资产阶级由“本地派”和“国际公司派”两个派别组成。“本地派”由投资目的地国家当中那些享有特权的公民组成，他们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往往来源于政治的、教育的因素，也有经济的因素。“国际公司派”由一些外国公民组成，他们管理着商业事务或者跨国机构的事务。管理者资产阶级的“本地派”和“国际公司派”在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态度方面截然不同，这就导致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周期性冲突，这种冲突又会通过“所在地原则”在意识形态倾向和行为倾向方面的调解作用而得以解决。根据这个原则，跨国公司集团在当地的子公司一般采取适应所在地政府的政策，以便提升整个企业或集团的利益。这种商业意识原则使发达国家的公司资产阶级与“第三世界”国家中资产阶级的关系更加平稳。

三、阶级发展：基于阶级利益的跨国联合

基于上述认识，作为一种阶级分析的新帝国主义理论，对跨国公司影响下的全球社会阶级结构作出了新的阐释，并提出了“跨国资产阶级”的思想。跨国资产阶级是统治阶级中的各个组成部分跨越国家边界进行联合的产物。比如，国际公司资产阶级和管理者资产阶级中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就产生了伙伴关系。这种跨国资产阶级的形成受坚持“所在地原则”的推动。即确保跨国公司子公司按照当地政府的政策需要而进行经营的能力和意图，使得上述伙伴关系或联姻愈加受到推崇。尽管不同民族国家存在着文化差异，但跨国企业的活动推动了跨文化的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联合。在与跨国公司协作的过程中，那些意识形态方面的限制越来越被搁置在一旁，以适应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因为，第三世界国家无论其意识形态倾向如何，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客观历史进程都需要从国外引进某些资本和技术。在这一进程中，国家之间的冲突似乎得到了缓和。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也开始在不同地区表现出一种“社会化适应”，并使自身趋向于全球化。此时，如果出现“第三世界”对资本主义发展后果不满的情绪广泛蔓延，其结果可能导致“第三世界”对资本主义的抗拒。为防止这一情况发生，跨国资产阶级主张的全球协调意识日益高涨，且国际资本主义的重要机构也会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紧迫要求给予迁就和让步。他们除了感化那些掌握着社会化适应过程所需要的权力的人，还通过采取必不可少的适应性措施以维护基础广泛的国际阶级利益。结果是，国家间的紧张和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屈服于以阶级利益为基础的阶级联合。

世界范围内的公司资产阶级和管理者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上的阶级，就包含了三个相互交叠的实体：公司资产阶级、管理者资产阶级以及国际公司资产阶级。管理者资产阶级是为公司资产阶级和国际公司资产阶级服务，执行资本职能，并分享工人阶级劳动剩余的资产阶级新阶层。与此同时，跨国公司的扩张也使得从传统的国家阶级中演变出跨国阶级这一新的阶级分支，包括跨国性资产阶级和跨国性工人阶级两大基本阶级。

互相竞争的资本主义列强为了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战争，是帝国主义的特殊产物，这些战争也许还会使资产阶级的跨国演变进程发生夭折。但随着国际资本主义的空间发展，资产阶级的跨国行动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在继续得到加强，而且伴随跨国公司的成长和境外扩张，在新兴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一个具有凝聚力、居于支配地位的管理者资产阶级。由于“跨国资产阶级和管理者资产阶级之间的互相联合，世界事务中的权力组织越来越依赖阶级的利益和价值观，而不是国家的利益和价值观。也许人们可以看到，以国家垄断利益为基础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它已逐渐让位于国际公司资本主义”（RichardL.sklar，Postimperialism:AClassAnalysisofMultinationalCorporateExpansion,ComparativePolitics,Vol.9,No.1(1976):86.）。从传统上说，人们大都从时间角度来理解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有一个从萌芽、形成、发展、危机到衰亡的过程，最终它将被社会主义所代替，资本主义的终结是一个历史过程。今天，在资本全球化情况下，还必须从空间的角度来理解资本主义及其演变趋势。正如阿里吉所说：“资本主义的体系最好被理解为某种相互重叠的‘体系积累周期’的延续，以‘政府和商业机构的社区和集团领导’为特征，这推动了组成一个明显的‘世界规模的积累体制’的战略和结构。”（〔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路爱国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24页。）在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全球化运动中，跨国资产阶级对发展中国家阶级分化以及社会斗争的变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受国际资本主义空间化与世界化的渗透，阶级形成不再是局限于一国范围之内的事情，而是与跨国资本存在着必然联系，阶级斗争也不再是局限于对国家权力的挑战，而是对世界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问题的应对，是对正在趋向于国际化和全球化的资产阶级力量的抗衡。因此，需要在全球体系的框架下来审视跨国资产阶级的形成及其对民族国家阶级关系的潜在意义。斯拉克和贝克尔说：“对于跨国公司本身、国际金融体系以及其他国际资本主义制度，我们应该立足于跨国阶级的发展来展开分析。这些制度是国际公司资产阶级在历史动力的作用下，超越限制性的民族国家体系的主要工具。假如这种历史动力继续起作用，帝国主义——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统治——就会被跨国阶级对全世界的统治所取代。”（曹义恒、曹荣湘：《后帝国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69页。）

因此，国际资本主义既没有消除不同民族国家的界线和矛盾，也没有使阶级问题缩小化。相反，世界范围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阶级利益冲突依然存在。在全球化进程中，全球资产阶级仍实施着政治控制和社会控制，而全球工人阶级却没有能力主导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方式，生存的需要仍迫使他们把许多劳动时间用于完成别人为其选择和安排的工作。在新帝国主义阶段，工人阶级应增强民族国家意识，以寻求合法性政治资源和政策支持，同时，全球工人阶级又必须超越民族国家的狭隘眼界，增强全球阶级意识，在跨国性经济和政治活动中发展国际工人阶级组织，以不断扩大世界社会主义的国际联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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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侯惠勤：《国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研究著作评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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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糜海波：《马克思阶级概念的当代演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作者简介：南京森林警察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教授）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