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两个伟大发现的重要意义
王伟光
纵观整个人类思想发展史,马克思一生对人类思想作出了两个最伟大的贡献:一是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发现了唯物史观,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是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发现了剩余价值,在此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被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穿、住,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便构成基础,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乃至宗教观念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特殊的运动规律,发现了剩余价值。正如恩格斯所说:“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97页。)
一、唯物史观完成了人类思想史上历史观的伟大变革,是工人阶级政党必须掌握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
唯物史观的发现是马克思对人类思想史的一次划时代的伟大贡献。恩格斯把唯物史观看作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列宁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列宁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5页。)
1.创立唯物史观的重要意义
在马克思之前,从古希腊时期的德谟克利特、赫拉克利特唯物主义到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的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应该说唯物论已经发展到了人类思想的高峰;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已经发展到了人类思想的高峰。黑格尔是辩证法大师,但他的辩证法是装在唯心主义框架里的,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则是形而上学的,而且在历史观上仍是唯心论的。马克思站在人类思想史的最高峰,把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
在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产生之前,人类始终陷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思想迷途中不能自拔,众多思想家对社会历史进行过多方面探索,但对于历史之谜的回答却只有两类:一类是唯心主义的回答,即或是把历史发展归结为神、天命的作用,或是归结为精神的作用。例如,主观唯心主义的主观精神决定论,将历史发展归结为人的理性、情感、动机和意识等;客观唯心主义的客观精神决定论,将历史发展归结为早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而产生的、客观存在的和无人身的理性。另一类是旧唯物主义的回答。一些旧唯物主义者虽然在自然观上坚持了唯物主义立场,但在考察社会历史时,却被社会领域和历史过程的特殊性所迷惑,只是看到了人们从事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进一步探究隐藏在思想动机背后的原因;只是看到了在社会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动力,而没有看到隐藏在精神动力背后的物质动因,将精神动力看成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从而在历史观上仍旧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沼。
综观一切旧历史观不难发现,它们有两个根本缺陷:一是从思想原因、而不是从物质经济根源来说明人类历史活动的动因和社会发展的动力,这就是旧历史观的思想动机论;二是只看到少数历史人物的作用,忽视人民群众是真正的历史主人,抹煞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这就是旧历史观的英雄史观。英雄史观将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归于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个人意志,认为这些人的一个好念头可以使国泰民安,一个坏想法可以使国破家亡、生灵涂炭。英雄史观说到底还是唯心主义的旧历史观。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的社会历史观,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也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提供了物质前提。社会化大生产造就了历史上最复杂的生产组织,而社会却日益分裂为鲜明的两大对立阶级: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开创了“世界历史”,使人们可以通过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社会历史的比较研究,发现其中的规律,使人们能够透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关系,透视以往私有制社会的结构和关系,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为理解社会历史规律提供了客观依据。然而资本主义的诞生只是为唯物史观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客观条件,唯物史观的创立离不开马克思基于实践的理论创新。马克思所具有的历史观的超人之处、伟大之处让我们想到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1901年提出的“理发师的胡子该由谁来刮”的著名悖论:在某个城镇中只有一位理发师,他打出这样的广告:“我只为本城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而该镇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每一位自己不刮脸的男子,都必须由这位理发师刮脸。可是有一天,这位理发师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胡子长了,他本能地抓起了剃刀,他能不能给自己刮脸呢?如果他不给自己刮脸,他就属于“不给自己刮脸的人”,按照镇里的规定,他应该由作为理发师的自己刮脸;而如果他给自己刮脸呢,他又属于“给自己刮脸的人”,就不该由作为理发师的他给自己刮脸。这就成为化解不开的悖论。
悖论是指二律背反、互相矛盾、无法解开的难题。实际上,对历史发展最终动力的解释在人类思想史的发展进程中,不要说唯心主义者,连一些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也陷入了不可解的悖论之中。比如,法国资产阶级启蒙哲学家孟德斯鸠认为,不同气候的特殊性对各民族生理、心理、气质、宗教信仰、政治制度有决定性作用,提出了“地理环境决定论”,这个结论显然具有唯物主义倾向。但他认为,地理环境决定人的理性,人的理性又决定政治、法律制度。显然,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从唯物主义命题出发,又返回到人的理性决定社会存在的唯心主义的老路上了。再如,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有句名言:“人是环境的产物。”他认为,环境主要体现为政治制度,政治制度是由人的意志决定的,同样绕了一圈又绕回来了,怎么也绕不开唯心主义的结论。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提及,黑格尔的形式是唯心的,但是他所讲的历史规律恰恰又是最接近唯物史观的,“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35页。)。在黑格尔那里,把独立于人之外的某种理念转化为自然和历史,把历史规律的辩证过程描述得非常清晰,接近了唯物史观的答案,但他是放在唯心主义框架里解释的。费尔巴哈冲破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认为是感性的人、肉体的人决定了历史的发展。但是在费尔巴哈眼中,感性的、肉体的人是没有能动性的,是被动的,不是社会的、实践的人,不是现实社会的活生生的人,而是抽象的人。他认为,历史是由抽象的人所具有的抽象的、永恒的普遍之爱决定的,抽象的“爱”是决定历史发展的动力,这又回到了二律背反的悖论问题上了。用唯心主义来解释历史,显然是错误的;而旧唯物主义者把历史发展归结为某种实在的物质,归结为被动、抽象的人,看上去是唯物的,但实际上又回到抽象的人性、人的理念、人的自我意识等唯心的结论上,肯定也是不行的。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了“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2页),彻底解决了旧历史观的悖论问题。他强调“感性的人的活动”,即实践的作用。“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0页。)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1页)。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观点的基础上,形成了科学实践观,找到既是肉体的、物质的,又是能动的、实践的、现实的人,而人的物质生产劳动实践活动是马克思全部发现的核心秘诀,他把人的物质性和能动性全部结合在人的生产劳动实践中,从而既唯物地、又辩证地解开了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悖论死结。《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
与以往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相反,马克思在考察社会历史、寻找社会发展的真实动因时,不是从主观意识、客观精神、上帝、神意或抽象的人性出发,而是从现实的人及其活动出发,从现实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出发,从现实的人的生产活动实践出发。在马克思看来,“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们为了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为了生活,就必须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物质生产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追求生存发展需要满足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人们的一切思想动机背后的、最深刻的物质根源。人们所从事的物质资料生产,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人类社会的经济关系及其派生的政治关系、思想文化关系等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在物质生产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并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必须从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经济基础出发来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来说明一切人类社会历史现象。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场伟大革命,它将唯心主义从社会历史领域中彻底清除,从而彻底地解决了历史观领域唯心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实现了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与历史观上的唯物主义的统一,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彻底的和完备的唯物主义学说。中国共产党人接受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巨大胜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2.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十分丰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思想作了精辟论述,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和规律,大致勾画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和主要观点,如生产观点、群众观点、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互关系理论、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国家理论、社会革命导致社会形态更替并最终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社会意识形态理论、社会利益理论、人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学习、掌握历史唯物主义,要贯彻少而精的原则,最重要的是理解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原理,理解和掌握其中所贯彻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并将其运用到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实践中去。
唯物史观最根本的是三大基本观点。
第一个是生产的观点。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实践是一切社会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在生产劳动中,人与自然发生关系,构成生产力;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构成生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结合成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演变决定社会形态的演变。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经济基础之上是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分为政治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关系,构成社会基本矛盾。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当然,上层建筑相对经济基础来说,生产关系相对生产力来说,具有相对独立性;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可以反作用于政治上层建筑,从而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可以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的需要,这是社会历史的基本规律。
第二个是阶级的观点。社会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表现为阶级差别(或对立)、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贯穿阶级社会的全部发展过程,正是阶级斗争推动了阶级社会的发展。
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理论,但最早发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并不是马克思。在马克思之前,资产阶级思想家已经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中有阶级的存在,发现了各阶级之间的斗争。马克思自己就曾说过:“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撰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6页。)英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亚当·斯密第一次从经济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分类。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有三大基本阶级:地主阶级、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分别以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为经济收入。同样也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大卫·李嘉图揭示并说明了阶级以及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此外,19世纪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基佐、梯也里、米涅,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等也都意识到了阶级与阶级斗争。但是,由于他们都是站在唯心史观的立场上,并未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因而不可能揭示阶级产生和消灭的根源和途径。
在资产阶级思想家已有的思想成果基础上,马克思在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谈到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6页。)。既然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一定历史阶段的客观存在,在研究阶级社会的历史现象时,就不能不使用阶级分析方法。如果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就等于阉割了唯物史观,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当前对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批判,从根本上说,如果没有唯物史观作指导,不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阐释,是批不透彻的。2000年6月江泽民就讲过:“我们纠正过去一度发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不等于阶级斗争已不存在了。只要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我们就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这种观点和方法始终是我们观察社会主义同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3页。)《党章》《宪法》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强调并重申过这样的观点。
第三个是群众的观点。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他们推动着社会制度的变革。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密切联系群众,一直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经过时间和实践检验的真理,是指导无产阶级政党全部事业的理论指南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的又一个伟大发现,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现在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经济学虽然是研究经济问题,但不可能脱离社会政治而纯之又纯。在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学中,不能食洋不化,必须要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大讲特讲,不能被边缘化。
1.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读《资本论》、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根本的是要掌握其中一以贯之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是我们必须掌握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在1941年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正确的态度是从马克思主义中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并且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具体问题,从中找出规律,指导我们的实践。
一是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认识问题的基本立场。现在许多人讲经济学不讲政治,这是错误的。讲政治,首先就是要讲立场。站在什么人立场上,为什么人说话,为什么人摇旗呐喊,为什么人摇笔杆子,这就是立场问题。马克思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看待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因为站在这个立场上,他才揭示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秘密。立场问题非常重要,立场错了,出发点就错了。工人阶级就阶级性来讲,是消灭剥削制度和阶级差别的最后一个阶级,是最大公无私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先进阶级,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就会秉持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坚持的根本立场。今天我们搞研究、写文章,是站在人民立场上呢?还是站在少数人立场上呢?立场问题非常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个根本立场。马克思在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时,就已经把为了“千百万人”的幸福作为选择职业的取向。马克思后来写作的《资本论》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为工人阶级说话;恩格斯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也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我们现在端着人民给我们的饭碗,我们就得为人民说话。
二是观点。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根本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原理。现在有人讲政治经济学时,把这两个观点剔除了,这就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变了味、变了性。在马克思之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虽然提出了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但他们不知道在商品生产中,劳动具有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个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两重性,不懂得劳动和劳动力这两者是有区别的,他们的劳动价值论是有缺陷的,因此不可能发现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告诉我们,劳动过程中的活劳动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才产生新的价值,即增值;而物化的劳动,即生产资料的消耗只转移价值,并不产生新的价值。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贯彻到底的,是劳动价值一元论。当时的庸俗经济学家提出“生产费用决定论”和“边际效益决定论”,认为一切参与劳动过程的生产要素都产生新的价值。马克思批判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劳动是一个过程,劳动和劳动力是有区别的,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力成为商品,资本家在市场购买了工人的劳动力,并付给工人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工资,但是工人在劳动过程中付出的活劳动产生的新价值高于劳动力价值,二者之间的差额就是剩余价值,它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其他生产要素虽然参与价值的生产,但是本身不创造新的价值。现在有人又提出,所有参与劳动过程的要素都产生新的价值,又回到了马克思批评的庸俗经济学的老调上了。正因为有了剩余价值论,马克思才发现了资本的秘密,才揭示了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和经济危机。迄今为止的资本主义发展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三是方法。毛泽东认为,正确的哲学思维是经济学家写出好的经济学论著的必要条件。他说:“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0页。)正因为马克思有了辩证法与唯物论、有了哲学的方法论,才写出了诸多科学的论著。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有四个方法:一是从基本的经济事实出发来分析社会问题的唯物论方法。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主要依靠大量的数据,从资本主义最基本的细胞——商品开始,从最基本的经济事实出发,经过深入研究得出科学的结论。毛泽东说:“如果没有伦敦博物馆,马克思就写不出《资本论》。”(《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2页。)二是从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的综合分析方法。从感性的具体上升到理性的抽象;再运用理性的抽象分析具体的现实,透过现象抓住本质,从而揭示事物的一般规律,这既是人类认识运动的一般规律,也正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和必然灭亡趋势的科学分析方法。马克思从最具体、最常见的资本主义经济细胞——商品分析入手,上升到对资本主义一般规律的抽象概括。三是矛盾分析方法。马克思用矛盾分析方法贯穿对资本主义的分析。马克思认为,劳动二重性的矛盾决定了商品二重性的矛盾,而商品二重性的矛盾又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萌芽。矛盾分析方法彻底揭示了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四是阶级分析方法。《资本论》正是通过揭露剩余价值秘密,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对抗的经济根源。马克思认为,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引发了工人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从而将导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实现。阶级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分析方法,没有阶级分析法,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意义
首先,时代的根本性质没有改变,作为时代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依然管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真理性是颠扑不破的,其深刻性是难以超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魅力和影响在当代有增无减。法国哲学家萨特曾说过:“在十七世纪后和二十世纪之间,我看有三个时代可以称为著名的时代:笛卡尔和洛克的时代,康德和黑格尔的时代以及马克思的时代。这三种哲学依次成为任何特定思想的土壤和任何文化的前景,只要它们表达的历史时代未被超越,他们就不会被超越。”(〔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林骧华、徐和瑾、陈伟丰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0页。)《共产党宣言》指出,“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时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页。),即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的发展时代。在这个时代,一方面资本主义在积累财富,在推动发展;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在积累矛盾,制造自己的对立面和掘墓人,从而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这个大的历史时代现在还没有过去。马克思在1878年研究东方社会得出世界历史的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使人类历史进入世界历史,具有“世界性”,就是今天所说的“全球化”。“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推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带来了两极分化,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尽管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尽管时代主题发生了重大转换,但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没有变,所揭示的时代本质没有发生根本转变,2008年以来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证明。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的基本原理没有过时。
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关于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对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具有指导作用。现在我们正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所具有的一般属性和规律,我们都碰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概括仍然管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的新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比如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六大基本原则,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这些理论不仅有力地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