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思潮的引领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思潮的引领

林 泰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大变革在意识形态领域集中表现为各种社会思潮的交锋，其对于社会大众的思想走向及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在学界，关于社会思潮和引领社会思潮的研究日渐兴起，自20世纪80年代初，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就把“当代社会思潮和青年教育”作为重点研究方向之一，一批教师长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由林泰教授主编、于2013年出版、并于2017年3月再版的《问道——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思潮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简称《问道》）一书，就是一部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思潮、并把引领社会思潮的理论研究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研究相结合的厚重之作。围绕如何清晰把握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坚持发展中国道路、正确引领社会思潮这一重大意识形态领域问题的思想脉络，访谈人与林泰教授进行了深入交流。

访谈人：林老师，您好！《问道》一书再版最重要的一点是新增了党的十八大报告和习近平对坚持发展中国道路、科学引领社会思潮的系列论述，其中包括对改革开放30多年社会思潮演变发展的理论总结，请您谈谈这方面的内容。

林泰教授：党的十八大对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也包括社会思潮发展演变的历史，进行了深刻总结。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党同志必须牢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党的十八大精神，说一千道一万，归结到一点，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些讲话告诉我们这样一些道理。

第一，道路决定命运。20世纪80年代中国和苏联先后走上改革道路。戈尔巴乔夫选择美国哈佛大学设计的500天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结果导致苏联解体，苏共丧失执政地位。其后叶利钦又在俄罗斯推行由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提出的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方案，使俄罗斯在经济转型的10年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危机和政局混乱。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则越走越宽广。2003年俄罗斯科学院某院士痛切地说：“把苏联送入停尸间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苏联人自己。我们俄罗斯人以我们自己的沉痛灾难为代价，成为耶稣，悲壮地走上祭坛，向世人和历史宣告：苏联的‘民主化’、‘私有化’完全是一条绝路、死路。个别超级大国绝对没有安好心，其他国家民族千万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我是苏共党员，现在箱底仍放着党证。但苏共垮台时，我也是抱着欢迎的态度。10多年来给国家、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使我对我们国家和民族常怀负疚、负债、负罪之感。但我们从中国看到了社会主义灿烂的希望。”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同“左”的封闭僵化和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改旗易帜等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历史命题。1987年，党的十三大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和理论成果，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路线，纠正了脱离生产力发展状况、急于求成、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失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实行改革开放；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明确反对“全盘西化”等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思潮，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1992年，根据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精神，党的十四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既要纠正过去认为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的“左”的僵化思想，又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和社会主义国家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基本经济制度，反对新自由主义“全面私有化，完全市场化，绝对自由化”的错误主张。1997年，党的十五大系统总结了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发展，划清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左”的僵化思想和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界限。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着重总结了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的历史经验，探讨了执政党建设的规律。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思想，全面加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纠正了片面追求GDP和不重视社会、生态建设等倾向。2012年，党的十八大则系统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科学内涵，全面总结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从以上简要的回顾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党代会，一以贯之地都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从未有丝毫偏离，每次党代会都从某一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新贡献，都在与“左”的僵化思想和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取得新进展，而党的十八大则对此作了全面总结。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各种社会思潮纷纭激荡、复杂多变，但有一些社会思潮是反复出现的，构成了社会思潮的基本面貌。这些思潮包括主张全面私有化、完全市场化、绝对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主张改良资本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鼓吹西方“宪政民主”的社会思潮，以及与上述思潮相对立的僵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和“新左派”思潮。这些社会思潮直接以回答改革开放向何处去的政治思潮形式出现，与之相伴的还有历史、文化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潮，人生观、价值观领域的“人性自私”和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潮，哲学领域的抽象人性论和“普世价值论”的思潮，以及与中国和平、迅速发展有关的国际思潮和国内外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思潮等。尽管这些社会思潮的形式复杂多样，但其核心都是改革开放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在与上述社会思潮的比较、鉴别和斗争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道路始终是社会思潮的主流，以坚持和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前进的方向。

访谈人：《问道》一书再版，直接用党的十八大报告和习近平有关讲话的精神充实了原稿，着重引用习近平有关意识形态工作的论述以及对有关错误思潮的批评分析，使论述更为有力，大大提高了本书的科学性，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林泰教授：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斗争的历史。同样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道路发展的历史，也是同各种错误思潮斗争的历史。只有在社会思潮的比较和斗争中研究，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脉络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道路的实质，并为坚持和发展这一理论作出新的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特别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要旗帜鲜明地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敢于同错误思潮斗争。并批评有的干部过分爱惜自己的羽毛，想当开明绅士，对错误思潮不敢“亮剑”，或者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习近平在对各种错误思潮的批评上为我们作出了表率。

第一，对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批评分析。

民主社会主义是当代社会党的意识形态和思想体系的总和，它的实质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这两种思想体系，理想不同、旗帜不同、指导思想不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态度也不同。我们党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一直重视与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进行斗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保证了党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

党的十八大进一步高举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使我们国家快速发展起来，使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起来。”习近平反复强调：“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也是建立在我们党长期奋斗基础上的，是由我们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接力探索取得的。”

第二，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批评分析。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我国兴起并对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新自由主义主张经济全面私有化、完全市场化、绝对自由化，反对国家对经济的任何干预和调控，其在我国的具体表现是：鼓吹“市场万能论”，称我国宏观调控扼杀了市场效率和活力；反对公有制，称我国国有企业是“国家垄断”，效率低下，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应该“全面私有化”。这些论调的实质是要改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削弱政府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把改革引向资本主义化的邪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将中国的改革发展与新自由主义划清界限。习近平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我们的立场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也要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怎么改、改什么，有我们的政治原则和底线，要有政治定力。”对于那些不能改的，再过多久也不能改。在农村土地改革方面，要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

党中央始终强调国有企业的重要地位。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后，舆论界围绕混合所有制和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展开争论，有人误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认为应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把混合所有制作为私有化国有企业的工具。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说明时强调：“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调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这是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指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我国国有企业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国防建设、民生改善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功勋卓著，功不可没。”指出：“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对国有企业要有制度自信。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沿着符合国情的道路去改，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也要避免市场的盲目性。”“要通过加强和完善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使国有企业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成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的重要力量，成为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成为我们党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受国际市场疲软等影响，中国经济出现增速下降和国内产能过剩局面，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围绕这个词的解读成为一个热点。有学者把“供给侧改革”与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流派——“供给学派”混为一谈，认为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源自供给学派，中国应该向新自由主义当年在英美的代表人物学习，推进改革，大幅度减少税收，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减少政府干预，构建小政府等。针对将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供给学派政策主张混为一谈的错误做法，习近平指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

第三，对西方多党制“普世价值”社会思潮的批评分析。

鼓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搞西方多党制的思潮把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的理论及其多党轮流执政制度说成具有“普世价值”的模式，说中国的政治改革“必须向美国的宪政学习”，要“清理一党专政，废除宪法序言”，实行“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总之是要把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制度模式作为“普世价值”下的“普适模式”搬到中国，废除我国宪法中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条款，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模式。

事实上，东方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在民主发展的历史条件上有很大的差别，因而在民主发展的内容、重点、形式和进程方面也必然有很大的不同。离开这些历史条件的本质差别，把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理论作为“普世价值”，把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制度作为“普适模式”，是根本错误的。近二三十年来，亚非拉和东欧有几十个国家主动或被动地实行了西方多党制（仅非洲就有37个国家），几乎没有成功的例证。绝大多数国家都面临腐败高发和社会动乱的后果。相反，中国和新加坡依据时代特征和本国国情，探索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和宪政模式，取得了很大成绩。习近平讲：“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旧的制度推翻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世界是多向度发展的，世界历史更不是单线式前进的。中国不能全盘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否则的话不仅会水土不服，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认识到了这个道理：‘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我们走出了这样一条道路，并且取得了成功。”“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

第四，对历史虚无主义社会思潮的批评分析。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历史虚无主义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开始在中国泛起。改革开放30多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时隐时现，但从未止息和退落。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仅表现在史学研究中，而且也表现在涉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文学、艺术和影视等领域的某些作品中，影响面大，危害至深。

习近平多次强调要深刻认识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他说：“我之所以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处理不好，就会产生严重政治后果。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了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探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之后，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又进一步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要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坚决抵制、反对党史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习近平的讲话旗帜鲜明地批评了历史虚无主义，要求大家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历史教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途径，直接影响着公民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和情感，关系到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人文修养，关系到一个国家执政党的历史合法性。所以，要高度重视历史教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教育和党史教育，才能克服历史虚无主义的消极影响。我们党有学史、治史、鉴史的优良传统。党的十八大后，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一次公开活动就是历史的学习教育——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基本陈列。习近平表示，这个展览回顾了中华民族的昨天，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今天，宣示了中华民族的明天，给人以深刻的教育和启示。“全党同志必须牢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号召全党同志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坚持不懈地科学地进行历史和历史观的教育，才能有效地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真正懂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道理，从而凝聚各族人民，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第五，系统论述了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

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强调：“我们共产党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时，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中，他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我们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同时他指出：“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他还对“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作了明确概括：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

此外，习近平还对“普世价值论”、对国际思潮中的“逆全球化”的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倾向进行了公开的批评和分析。《问道》一书此次再版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直接引用党的十八大报告和习近平对有关意识形态领域，包括对错误思潮的批评分析的讲话精神充实了原稿，使本书的论述更为有力，大大提高了本书的科学性和社会影响力。

访谈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成就的扩大，深层矛盾的突显，国际环境的日益复杂，社会思潮在新形势下的历史走向将会如何？

林泰教授：上述社会思潮绝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且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形式继续表现自己。

第一，围绕“两个一百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提出并实行“四个全面”的治国理政思想和实践，今后社会思潮的斗争必将更多地和全面深化改革的矛盾相结合。

譬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还是变相搞私有化？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行西方新自由主义供给侧学派的主张，还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张维迎“取消一切产业政策”与林毅夫“有为政府的产业政策和有效的市场相结合”的争论，是具体政策之争，还是改革方向之争？我们“依宪治国、依法治国”与“西方宪政”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全面从严治党能否解决一党执政下对执政权力的监督？这些表面看似政策性的争论，反映的却是改革的方向道路问题。而党中央朝着正确的方向推进改革开放的政策，使引领社会思潮的导向和政策导向同向而行，对克服错误思潮将有更大的说服力。

第二，面对中国和一些新兴国家的崛起，美国等一些西方大国的相对衰落，国际思潮及其研究将更加活跃。

一方面，中国日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日益站上了引领世界历史的潮头；另一方面，美国等某些政治势力“遏制中国”的呼声和主张日益增强，西方发达国家中民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日益扩大，逆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倾向日益发展。英国公投脱欧、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和一些发达国家右翼势力的胜选就是这一思潮发展的佐证。2017年1月17日，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就对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思潮进行了直接的回应，强调：“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但我们不能就此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人类历史告诉我们，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直面问题，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思路。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正确的选择是，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这为今后经济全球化发展指引了正确的方向。今后国际形势将更加纷纭激荡，对包括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在内的国际思潮的研究和引领必将成为社会思潮研究的一个新的重要领域。

第三，信息时代网络新媒体对社会思潮的传播将会引起革命性的变化。

进入21世纪以后的中国，各种社会思潮激烈碰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互联网的兴起和普及，使社会思潮传播的主要阵地从传统媒体向网络转移，社会思潮出现的频率更高，传播的速度更快，相互间的碰撞也更加直接。

“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不断发展的概念，广播对于报刊是新媒体，电视对于广播又是新媒体。现在我们讲的新媒体，主要是指信息时代互联网及相关数字信息技术手段的兴起和普及，它已成为社会思潮舆论形态传播的一个主要渠道和阵地。这种新媒体使各种形态的社会思潮的传播更加迅速，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热点事件，几个小时就可以传遍全世界，任何的“舆论封锁”已经不再有效。新媒体的传播面是非常广的，中国的网民、手机用户均居世界首位，往往一条消息刚刚出现，立即就会引来无数跟帖，其观点也随之迅速地为网民们所知晓。传统媒体对社会思潮的传播往往是单向灌输式的，而网络所形成的舆论则是互动式的，普通大众不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平等参与思想交流的主体。这些变化使社会思潮的传播在迅速、广泛、热烈的程度上超越了任何传统传播方式。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弘扬正能量，也可以散播错误思潮和虚假信息；它言简意赅，但也会呈碎片化传播。所以，如何引导网络信息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的又一重要课题。现在，我们已经注意到了网络阵地建设，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如何真正形成主流社会网络思潮的意见领袖（编辑、作家），建设代表社会主义主旋律的“网军”，如何使新老媒体优势互补、融合发展，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方向，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总之，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发展，围绕中国改革开放、和平发展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各种社会思潮还会以不断变化的新形式或不变的形式顽强地表现自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面临的社会思潮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曲折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仍将面临各种挑战，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工作者任重而道远。（访谈人：代红凯，清华大学必威博士后）

来源：《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