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后危机时代的资本主义新常态

论后危机时代的资本主义新常态

胡乐明 张建刚

2007—2009年由那场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也给资本主义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资本主义的运行模式、管理理念、政策措施也因此发生了深刻变化, 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新常态。这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一、资本主义演变进程中的几个阶段

资本主义从诞生至今已经有300多年了, 在这漫长的历史中至少有三次重大全球性危机给资本主义以致命打击, 改变了资本主义的运行模式。第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 预示了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终结;第二次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石油危机, 宣告了政府主导型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束;第三次就是21世纪初的这场全球金融危机, 宣布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死亡。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版本升级”的动力, 每次危机过后, 资本主义都会发生深刻的变化, 呈现出新的特点、新的形态、新的模式。以此三次危机为结点, 可以把资本主义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称之为古典自由市场资本主义, 从资本主义诞生到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为止;第二个阶段可称之为政府主导型资本主义, 从经济大萧条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石油危机为止;第三个阶段可称之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 从石油危机结束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为止;第四个阶段可称之为新型混合型资本主义, 从最近此次金融危机开始至今。

在古典自由市场资本主义阶段, 资本主义奉行亚当·斯密的理念, 认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动调节市场的供求, 人们只要有序工作, 做好自己的事情, 在追逐个人利益的过程中, 客观上就会有效地满足他人的需要, 就会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在这一阶段, 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三项基本职责是:“ (1) 保护社会免遭其他社会之暴力入侵; (2) 尽可能地保护每个社会成员免受其他社会成员之不正义的压迫; (3) 建立和维护特定的社会公共工程和公共制度。”[1](p.7)政府对市场基本上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态度, 管理最少的政府被认为是最好的政府。不可否认, 资本主义在这一阶段获得了迅速发展, 生产力水平空前提高, 市场繁荣程度前所未有, 资本主义进入全盛时期。但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日益尖锐化, 市场结构也开始从自由竞争市场转向了垄断市场, 终于导致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爆发, 终结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时代。

在政府主导资本主义阶段, 凯恩斯主义登上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宝座, 成为各国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凯恩斯主义认为, 市场经济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 政府应当承担起调节宏观经济的责任, 政府干预经济主要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影响需求的变化, 从而达到调节经济的目的。在这一阶段,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 基本实现了经济平稳发展, 出现了长达近30年的资本主义发展黄金时期, 这些国家经济增长迅速, 物价稳定, 生活水平、科技实力、综合国力都有很大提高。但20世纪70年代初, 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崩溃, 加之此后的两次石油危机, 导致通货膨胀居高不下, 大量人口失业, 经济增长低迷, 出现了严重的“滞胀”现象, 凯恩斯主义政策失效, 最终导致政府主导型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束。

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阶段, 新自由主义代替凯恩斯主义走上了历史舞台, 占据了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阵地。从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英国首相开始, 美英两国开始大力推行私有化运动, 很多原来的国有企业被私有化, 工会组织遭到削弱, 政府放任失业增长, 市场原教旨主义开始盛行。应该说, 这一阶段中1984—1992年这一段时期, “滞胀”得到缓解, 资本主义出现了一段时间的经济繁荣。但随着2007—2009年经济危机的爆发, 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走向了灭亡, 一种全新的资本主义形式破茧而出, 它既和上一阶段资本主义密切相连, 又和前者有明显区别。新一代资本主义所具有的特点是和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密切相关的。

二、全球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上, 每次重大经济危机都给资本主义以致命的打击, 它的运作方式都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都会作出相应的调整, 而要真正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以及资本主义何以在每次危机中都能经过调整而得以继续前行, 就需要准确把握全球经济发展的总趋势, 才能对前述问题作出回答。马克思主义认为,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性质,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爆发危机并作出相应的调整, 是与生产力的发展紧密相联的。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之后, 已经经历三次技术革命的浪潮, 第四次技术革命的涛声也已不绝于耳。以蒸汽动力应用为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 为世界开启了机械化生产之路, 人类进入“蒸汽时代”;以电力的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 催生了流水生产线与大规模标准化生产, 人类进入“电气时代”;以电子信息技术与互联网的应用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 促使制造业实现了自动化控制, 人类进入“电子时代”“信息时代”“太空时代”;而以智能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和物联网的应用为标志的第四次技术革命, 正在把人类带入个性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生产时代。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革命, 都会促进生产力的突飞猛进,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 发展都会带来生产关系的相应调整, 这种调整往往是通过经济危机的爆发来实现的。经过调整后的生产关系要更能适应全球经济的新发展趋势。

最近几十年, 资本主义经济在发展过程中, 呈现出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产业服务化、生产智能化的趋势, 这些趋势将长久地影响着资本主义世界。

(一) 经济全球化趋势势不可挡

自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 科学技术日新月异, 人与人的交流日益频繁, 国与国的交往日益紧密, 世界成为一个全球村,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经势不可挡。回顾历史, 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使人类的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 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 经济活动的范围、规模空前扩大。特别是第三次技术革命以来, 国际贸易迅猛增长, 国际投资大幅增加, 跨国公司蓬勃发展, 国际商品流、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信息流和文化流规模空前, 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生产全球化的态势已不可逆转, 经济已进入全球化时代, 人类社会正在从各民族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1990年国际贸易进出口总额为6.94万亿美元, 2000年为11.96万亿美元;2015年为33.25万亿美元。2000年外商直接投资 (FDI) 达1.36万亿美元, 2014年为1.23万亿美元, 2015年FDI强劲复苏, FDI流入总量跃升38%, 达到1.76万亿美元, 这也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国际投资协定的数量和影响继续扩大。2015年, 各国缔结了31个新协定, 这使得全球国际投资协定总数达到了年底的3304项。尽管每年新增国际投资协定数量持续下降, 但由于协定涉及更多国家, 其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有所增强。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5月底, 近150个经济体正围绕至少57个新的国际投资协定进行谈判。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跨国公司与投资司《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 世界上共有跨国公司10万家, 其分支机构约有86万多家, 遍布全球, 其生产总值已占工业国家总产值的40%, 控制世界贸易额的50%。

当今世界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世界商品、资本、科技、信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流动的速度日益加快, 规模迅猛扩大。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各种现代化的通讯手段以及互联网迅速扩及全球, 把全球各个国家越来越密切联系在一起。

(二) 经济金融化趋势略有放缓

现代金融是现代经济的中心。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全球经济呈现出经济金融化的趋势, 金融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高。以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为例, 1947年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有2.42%, 到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时 (1973年) 达到4.12%, 上升70%, 到2010年该数值进一步上升达到8.42%, 翻了一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体经济领域资本利润率持续下降, 导致大量资本涌入金融领域。以美国为例, 20世纪50至70年代, 美国金融资产流量与GDP之比的平均值为257, 1980—2007年, 这一比值迅速上升到418。[2]与此同时, 各种金融衍生品如脱缰之马大量膨胀,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 2007年金融危机前夕, 全球的金融衍生品总值已达596万亿美元, 约是同期全球股市总值65万亿美元的9倍, 全球GDP总量54.5万亿美元的11倍。其中美国的金融衍生品总值占全球的50%以上, 已高达300多万亿美元, 是美国当时13万亿美元GDP的25倍。[3](p.13)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 美国等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看到了过度金融化的风险, 纷纷加强了对金融领域的监管, 金融业膨胀的势头有所减缓。

(三) 产业服务化趋势稳步上升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大多完成工业化, 进入后工业化时期, 其产业结构呈现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逐渐降低, 第三产业 (主要是服务业) 占GDP的比重逐渐上升的趋势。到2000年, “西方七国”第三产业占比平均达70.27%, 加拿大最低占到64.5%, 美国最高占到75.7%;2015年, 西方七国第三产业占比进一步上升, 平均达到74.33%, 德国最低为69%, 英国最高为79.2%。第三产业主要包括批发零售贸易、交通运输及仓储业、信息业、金融保险与房地产租赁业、专业及商业服务业、教育医疗保健及社会救助业、艺术休闲娱乐及餐饮住宿业。传统服务业中的批发贸易业、零售贸易业和运输仓储业占GDP的比重均呈周期性下降趋势, 而新兴服务业中, 金融租赁业 (包括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租赁) 、专业与商业服务业、文教卫生及社会救助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均呈周期性或者阶段性上升趋势, 特别是金融租赁业上升幅度最大, 占GDP的比重也最高。服务业的产值、就业人数的占比稳步上升, 这是工业化完成后各国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近年来, 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看到了“产业空心化”“经济虚拟化”所带来的危害, 对产业服务化的趋势有所抑制。

(四) 生产智能化趋势方兴未艾

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爆发之后, 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反思“经济虚拟化”“产业空心化”所带来的问题, 纷纷启动了“再制造业化”的进程。美国作为2008年国际金融海啸的源头, 沉痛地认识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造成的威胁, 也适时推出了“再工业化”方针。2012年2月, 美国出台了《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 开始推进国家先进制造战略的实施。这些年来, 美国在国内建设“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 (NNMI) ”, 整合本土科研力量不断推进制造技术的创新发展, 发挥硅谷模式在信息软件技术上的优势, 打造高度智能化的信息系统, 将大数据与智能生产进行无缝对接, 在工业大数据及配套信息系统的建设方面走在各国前列。德国与欧盟提出了“工业4.0”, 也开始部署工业复兴战略。在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 德国一直重视制造业的发展, 相对而言, 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也较高。为了充分发挥制造业的传统优势, 德国将发展重心放在智能工厂与“数据智能”等领域, 率先通过信息物理融合系统 (Cyber Physical Systems) 实现生产要素分配方式的网络化和智能化, 产品研发制造模式的个性化与智能化。日本也提出要实现“工业智能化”, 并于年月公布了“日本振兴战略”。根据这个规划, 日本将以工业振兴与信息产业发展为主要突破方向, 实现日本工业智能化。日本的丰田、佳能等制造业名企率先大量使用智能机器人 (日本制造业的智能机器人普及率高居全球榜首, 平均每万名工人就占有306台机器人) , 建成了“无人工厂”, 生产效率大大提升。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袭来, 智能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和物联网正逐渐应用到生产中去, 个性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生产时代即将到来, 人类将会享受到一种全方位的智能生活。

三、资本主义新常态的几个特点

(一) 低速经济增长速度已成为常态

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2010年, 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在前期经济政策的刺激下, 都获得了比较大的恢复, 但从2011年开始又走上了一条长期的停滞之路。2010年“西方七国”GDP总量为31.9万亿美元, 占当年世界GDP总量 (62.9万亿美元) 的50.7%, 而到了2015年, “西方七国”的GDP总量为34.1万亿美元占当年世界GDP总量 (73.4万亿美元) 的46.4%, “西方七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相对下降了。2011—2015年的5年间, 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七国的GDP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20%、0.56%、1.52%、1.75%、0.81%、-0.65%、2.00%、0.61%, 大大低于同期世界GDP年均2.54%的增长率。从全球范围来看, 2011—2015年的5年间, 在GDP超过1万亿美元的15个国家中 (2015年, 15国GDP总量为55.16亿美元, 占世界GDP总量的75.12%) , 除中国和印度年均增长率较高, 分别为7.76%、6.56%外, 其他国家的年均增长率都在3%以下, 这表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增长非常缓慢, 大多数国家都已陷入停滞。

(二) 经济增长动力已经换挡

此次经济危机之后, 国际贸易增长乏力, 国际投资增长缓慢, 传统产品大都市场饱和, 原有的经济增长动力已逐渐丧失, 世界经济需要寻找新的突破口和经济增长点。

对于大多数国家（地区）来说, 依靠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都已成为历史。在2011—2015年的5年间, 国际货物进出总额增长率分别为19.37%、0.87%、1.75%、1.17%、-12.73%, 这表明, 2011年后, 世界贸易增长几乎陷入停滞, 2015年更是负增长。2015年, 货物进出口总额排名前16的国家或地区 (该年这些国家/地区的货物进出口总额为21.6万亿美元, 占当年世界货物进出口总额32.4万亿美元的65%) , 没有一个国家（地区）的货物进出口总额是正增长, 俄罗斯甚至下降了1/3。过去依靠出口增长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全球外商直接投资 (FDI) 额在2000年后基本呈下降趋势, 2000年全球FDI流量为1.36万亿美元, 2010年为1.33万亿美元, 2014年更降至1.23万亿美元, 2015年强劲上扬之后, 在2016年失去了增长动力, 全年下降2%, 降至1.75万亿美元。因此, 国际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也变得越来越微乎其微。传统产品国内、国外市场大部分都已饱和, 难以实现持续高速增长。于是, 西方主要国家先后都启动了国家创新驱动战略, 转向高科技产品, 以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金融危机后, 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在创新驱动方面寻找新的突破口和新的经济增长点。随着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3D打印、航天航海以及生物医药等新技术的不断成熟, 一些高科技产品不断涌现, 高科技产业获得了高速发展, 正在成为引领各国经济走出困境、实现增长的引擎。

(三) “再工业化”将掀起新的浪潮

2007—2009年那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 虽然有金融领域的推波助澜, 但根本原因是在实体经济中。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制造业一直面临市场饱和、增长乏力的困境, 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下降。从2000年到2015年, “西方七国”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 由2000年的27.9%下降到2015年的24.3%, 下降了3.6个百分点。其中, 德国的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最高且变化不大, 2000年为30.9%, 2015年为30.4%;其他六国2015年工业增加值占比平均只有23.3%。制造业是一个国家发展国民经济、保持经济竞争力、提高科技创新力的基石, 没有强大的制造业, 就没有强大的国民经济。因此, 很多国家开始重新走向工业化, 但此轮的工业化是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的基础上进行的, 具有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技术特点, 采用了个性化、绿色化、敏捷化、协同化、服务化、柔性化的智慧制造理念, 对制造模式、制造手段和技术体系都进行了重大变革。美国、德国、日本和欧盟都启动了自己的工业化战略, 加快了对传统产业的智能化改造升级, 大力培育和支持新兴制造业的发展, 已取得了不小成绩。如德国的智能工厂、日本的机器人、美国的3D打印都已世界领先, 呈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再工业化”这一潮流将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现在才是起步阶段, 大量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才刚刚开始应用, 其潜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因此, “再工业化”将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项长期战略。

(四) 政府职能由自由放任转为适度干预

政府与市场的职能应该是什么, 二者的界限在什么地方?这一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随着资本主义实践的不断发展, 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也是在逐渐变化的。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终结了亚当·斯密“小政府、大市场”“政府的职能就是守夜人的职能”的理论, 资本主义进入政府主导的凯恩斯黄金时代, 政府的职能大大加强;世纪年代的滞胀危机又终结了凯恩斯主义, 资本主义进入了里根和撒切尔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时代, 政府的职能大大收缩;21世纪初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又终结了新自由主义, 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政府的职能具有与以往各个阶段都不同的特点。

在新的历史阶段, 宏观经济政策将改变过去追求低通货膨胀率或充分就业或经济增长或贸易平衡的单一目标的做法, 转而追求在货币经济和实体经济、控制通货膨胀和失业、宏观经济目标和微观经济目标之间获得一种平衡。也不再相信“市场是万能的”的市场原教旨主义, 更不会将监管金融市场的最终责任转包给市场、私人信贷评级机构或不负责任的国际官僚, 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将大大加强。政府对经济危机的反应也将大大加快, 在危机来临时, 也将会果断出手, 避免大的经济危机再次发生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2008年的经济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出手过慢而形势恶化的) 。各国政府经济政策的相互协作变得更加必要, 各个国际组织的相互协调成为必需。政府的监管和干预将更加严苛, 但这种监管和干预是在尊重市场的基础上进行的, 市场力量仍然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界限不再是固定的或单方向的偏移——一味偏向政府或一味偏向市场。双方责任的平衡需要不断转变——在某一时期某一地区, 政府发挥的作用更大, 而其他时候可能对市场的依赖性更强。

四、资本主义新常态对我国的影响及其启示

2007—2009年经济危机之后, 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一种新的常态, 这将对我国的外贸出口、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生产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 同时也为我们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深化政府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经济低速增长的新常态后, 其对国外产品的需求下降, 导致对我国产品的需求也不振, 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出口贸易。2011年之后, 我国出口增长率降为个位数且呈逐年下降趋势, 2015年和2016年甚至是负增长, 2012—2016年的出口增长率分别为7.92%、7.85%、6.00%、-2.88%、-1.9%。这与2008年经济危机前20多年出口以年均20多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已经微乎其微。我国经济体量已经很大, 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同年, 制造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制造业国家。这样一个大的经济体已难以通过依靠出口的持续高速增长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 我们必须转向国内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国传统产品大多数都面临市场饱和、产能过剩的问题, 难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我们必须顺应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的潮流, 大力发展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高档数控机床、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高科技新兴产业, 才能有效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与此同时, 我们要加快对传统产业的智能化升级改造, 避免我国在新一轮的产业革命中被甩在后面。

资本主义进入新常态, 使我们认识到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才能使我国避免发生类似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早日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深入分析资本主义进入新常态后呈现的一些特点, 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三个启示。

启示一:大力扶持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必然选择。我国应从宏观层面对高科技产业发展进行整体规划, 根据不同高科技的技术特点来制定相应的高科技产业发展模式, 加强关键核心共性技术攻关并扶持其优先发展。不断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创新体系, 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出台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 扶持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同时, 应加强培育高科技人才的力度, 给予高科技研究人员更多的经费支持和奖励。加强对风险投资方面的立法, 鼓励风险投资为高科技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近两年, 我国的高科技产业已取得了一些成绩, 显现出巨大的增长潜力。

启示二:加快对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改造, 是增强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根本途径。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掀起的浪潮正在袭来, 人类正在进入个性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生产时代, 欧美等发达国家正在实施“再工业化”战略, 如果我们要想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必须加快对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改造, 加速推进《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实施。在智能化的生产模式下, 工厂的生产流程、产品设计、技术研发、用户服务等各个环节都被纳入统一的智能化网络。这个智能化网络可以根据数据自主调整生产流程, 并且自动修复机械故障, 以最有效率的生产方式制造出多样化的个性化定制产品。为此, 我们必须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核心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 打造一批潜力大、拉动力强的新兴产业集群。同时, 我们要提高国家制造业创新能力, 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 强化工业基础能力, 加强质量品牌建设, 全面推行绿色制造, 大力推动重点领域突破发展, 深入推进制造业结构调整, 积极发展服务型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业, 提高制造业国际化发展水平, 从而努力实现习近平所讲的“三个转变”, 即“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4]

启示三: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是防止我国出现大的经济衰退的重要保证。资本主义历史上几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之所以持续时间那么久、衰退程度那么深,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当时的政府面对危机苗头, 迟迟不采取行动, 放任危机发生, 认为市场具有自我修复机制, 危机可以自动消失, 但结果是危机不断扩散, 程度不断加深。历史经验多次证明: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必然发生危机, 危机的结束也必然需要政府干预。今天, 我国已初步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于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在深化体制改革中, 有一些人完全赞同新自由主义的观点, 主张要尽可能地扩大市场的作用而减少政府的作用, 加速推进国企私有化、金融自由化的改革, 对教育、医疗等部门进行市场化改革。他们的这些主张是错误的, 如果实施必将带来严重的后果。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我国既有一批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并构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国有企业, 又有强有力的计划规划、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法律法规等宏观调控手段。如果丧失了这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中国经济将难以实现持续高速稳定的增长, 收入两极分化现象将日益严重, “中国梦”的实现将失去制度保障。（注释略）

参考文献

[1][英]亚当·斯密.国富论[M].唐日松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5.

[2]张宇.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与中国道路[J].经济学动态, 2009, (4) .

[3]何秉孟主编.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与经济危机跟踪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4]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强调:深化改革发挥优势创新思路统筹兼顾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N].人民日报, 2014-05-11.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