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探索

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探索

赵跃先

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是当下学界探讨的热点问题。创新需要实践的语境，更需要科学理论的引导和思维模式的科学转换。思想政治教育如何摆脱传统的思维模式，在贴近现实生活的语境下更好地引导青年学生成长成才，是摆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面前的至关重要的现实课题，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们应自觉担当起的责任和使命。

一、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已不适合今天的形势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发展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是提升人的思想品德和政治素养的重要渠道和途径。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境遇下，思想政治教育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肩负着越来越重要的使命，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越来越得到凸显。从根本上说，思想政治教育是生命之思，是一种关于生命、存在与价值的认知态度。作为一个审视人的生存境遇的手段，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在今天社会日益成为思考人自身的存在意义，思考个体自我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意义性关联何在的一种极其重要的特殊方式而扩展为认识世界的一部分。有的教育者片面强调自身意志的实现，过多地把思想政治教育当作管理学生的一种方式和手段，将思想政治教育当作道德上和政治上纠正学生偏差的管理性工作来看待，这样一来，受教育者就成为纯粹的教育对象，其个性发展或自身的权益自然就会受到忽略或漠视。

在现实生活中，作为社会主义思想之现实和日常运用而存在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科学，突出体现在学科研究和实践活动中。这里所讲的“科学”，主要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应当是把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思想成果，以及在其指导下的社会科学成果同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思想实际相结合，从而教育人提高人的一种合理而有效的方法、方式和手段。在这种社会思想教育的实践活动中，应当坚持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和以身作则而充分显示和发挥自身强有力的思想教化和以德育人的功能及作用。诚然，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首先要讲道理、讲科学，是以社会科学的真理性、科学性的认识为根据和基础的。但是，我们所依靠的不仅是科学，而且，要有关心同志、爱护下一代的富于生活气息及合情合理的谅解的情感交流和心灵的沟通，不能把科学视为社会的功利性的工具理性。因为，思想政治工作如果过分地强化对人的管理功能，这种管理功能的工具理性越是“科学”和完备，就越会使人的对象化得到加剧，使人与自己的本性越来越疏远和分离。这样，它作为一门“科学”而日益得到膨胀、强化和裂变为一个庞大的科学系统，人在这里也就蜕变为一个被解剖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一个被支配的生理学意义上的人，他失去了思考和批判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变成只会盲目顺从和全盘接受的机械化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真实的人的意义就不复存在，属人的、具有无限丰富性精神家园丧失殆尽，自由选择的能力也成为一种妄想。所谓的“科学世界”笼罩和包围着生活世界。这正是胡塞尔当年所担忧和痛心疾首欧洲哲学的地方。“科学世界”不能脱离人的活动，其产生总是人面对对象的结果和产物。一般说来，如果我们从自我的角度看所看的“对象”，我们与对象之间就存在功利性的对应关系，这就是典型的实用主义思维方式与表现。人的思想政治教育之日常生活世界的意义域或精神域如果完全被“科学世界”所占据，将是一种既真实又异化的现实世界。其真实性在于思想政治教育满足了人的功利性的需要，能够为人们的世俗生活提供现实的直接的看得见的幸福；而其异化性在于，作为意义性存在的人，决不能仅仅满足于自身作为知识外表结构的对象性本体存在，还要力求把人的应然世界转变为科学的应然性存在。

然而，担负精神构筑功能的思想政治教育本是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是人的本源文化符号，是作为反思性的存在的人的精神境地的一种特殊表达。人们从实践活动中获取认知和思想，又通过思想意识把自身的实践活动作为自己的所思对象进行反思，进而为生活世界确立理论的根据和支撑。那么，维系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之意义性的已有的社会意识如果无法为人们提供一条通达内心精神世界的心灵通道时，那么担负着对人的存在和价值进行意义提升功能的思想政治教育就义无反顾地成为人与其日常生活世界相关联的存在方式。在日常生活世界里，思想政治教育承载着人的自我协调、自我认同和自我理解的作用，还承担着人与自身所遭遇事物之间的沟通功能，把外在的社会公共理性和规范逐渐内化为人自身的精神需求，从而为自我的存在提供信念或信仰维度的支撑或意义关怀的理由。因而，作为内化人生价值、提升人生境界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不能所谓“科学化”的，因为“科学化”了的思想政治教育承载不了内化人生价值、提升人生价值——即真、善、美的全部的意义，它是对人的意义世界的简化和扭曲。

众所周知，人的精神生活很难靠逻辑实证的办法去进行数理上的推导和运算，科学理性往往强调的是一种工具理性，人类精神进步却更为丰富多彩。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益“科学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却把人作为一种客体的认识对象而分离开来，人就失去了自我的精神家园而最终丧失了自我的生存方式，在对象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中“碎片化”的生存者，无法实现“诗意”地栖居在属人的对象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之中。然而“科学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得人只留下主客二分的主体性本质而忽视人自身的存在意义。其结果必然是，人只是功利性地从自我所使用的视角来审视和看待眼前的对象化事物，不去思考自我与周围事物的内在关联的丰富性，从而使得对自我的本体性存在地位也忽视掉了。从表面上看，这种主客二分的存在现实是人的自身思维与行为所致，但追究起来，它是人们日常生活于其中的科学的主体性对象性思想方式所支配的结果，是把人自身和人之外的“他物”都当成科学可以任意算计的对象的后果。在阿多诺看来，哲学与科学的区分在于：哲学具有批判和否定的功能，而科学与此功能无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思想若以科学为标准和样板，就会走向对现存秩序的肯定。“科学的保守的理想……使思想的科学化屈服于劳动的分工”，而科学化的思想“使自身屈服于被社会所需要和灌输的常规”[1][1]。

进一步看，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使得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的意义处于遮蔽状态的根源并不在于科学自身，因为依据海德格尔的考证，科学本身的存在就是一种去蔽和澄明的精神[2][2]。但是在后来的时代却成为“一个把思变成‘哲学’，把哲学却又变成知识而知识本身又变成学院及学院活动中的事情的时代。……知识产生了，思却消失了”[3][3]。因而，原本属人之思的思想政治教育因此失去了其原本的功能，成为所谓“科学性”的存在载体，在各种各样的讲坛里日益沦为纯粹的政治性话语，思想政治教育自身也日益蜕变为很多人谋生的一种职业。“科学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就这样通过这种方式创建其话语权和叙事能力，强制性地剥夺了其在人那里原本具有的自我反思、自我超越和自我守护之作用。这种强制剥落的后果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在日趋“科学化”的过程中实现着政治化的目标，导致了正如海德格尔所言的严重后果：“科学被政治化的危险取得一种坚定地位”[4][4]。这样，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化”与“科学化”连接在一起。“科学化”在“政治化”的守护中得到加强和改进，“政治化”在“科学化”的推动中得到提高和巩固，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实践因政治的需要而更加坚定，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化”因“科学化”而获取了可靠的话语权地位，从而愈加稳固地存在于这个功利性和世俗化的社会里。利奥塔因此认为，自柏拉图以来，科学合法化与立法者合法化关联密切。“什么是真的”和“什么是公正的”这两种权力是不可分的，科学的语言和政治语言之间有一种紧密的联系。“我们检视目前科学知识的局域——就会发现，有时候科学似乎比从前更受制于统治力量。”[5][5]科学问题已经涉及统治者施政了。德勒兹因此说：“如果人们倾听时势权贵的声音，那就根本不再需要概念了。”[6][6]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直接指向黑格尔的意识形态，进而直接指向各种虚假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批判，它批判劳动的异化、人的物化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拜物教现象与实质。从中国的实际境遇看，我们党一直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来看待，思想政治教育为党的政治服务，在理论形态和实践活动中一直渗透着政治的因素和成分，这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从在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层面看，它本身作为人掌握精神世界的一种文化符号，作为人本身的一种生存方式，所担负的任务远非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层面的需要。从实际情况看，一个人的社会政治信仰并非都是人的积极意义的价值体现，而是在其转化和内化为个人信仰之后才能成为人的精神世界的组成部分，从而为构筑完整的人的积极人生意义系统服务。一般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理和实践活动的“科学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存论价值意义的“非科学化”之根本区别在于，前一个层面侧重于对人的灌输和说教，后一个层面则侧重于关注个人对政治的自主自抉。如果让“科学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在理念指导和实践活动中占据支配地位而掌握政治话语霸权，就会有让“科学”蜕变成为政治投机势利的危险，就会有让政治信仰蜕变为徒有“科学”的名义而与人越来越疏远的危险。因此，一个负责任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就应该让思想政治教育集中于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去蔽”和“澄明”，使人在释疑解惑中获得“思”的体验和领悟。

人生活在“科学”的世界里，这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学科被“科学化”的现实后果。这一现状直接导致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失效和青年学生的精神失落，也致使思想政治教育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面临着困惑与困境。正如哈贝马斯所说，想要在市场经济社会里重新构建起互相沟通和理解的意义世界，抵制金钱和权力原则对生活意义的破坏，就必须为整个社会文化系统提供一种有别于制度整合的其他整合手段，让人告别“科学”世界而走向“生活”世界，获取精神力量的价值支撑。

二、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思想政治教育最有力的武器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理论基础，当然也是一切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问题在于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和实践，必须与时俱进，必须立足于时代的变化和改革开放的社会背景及历史条件，必须结合青年学生和一切工作对象的思想实际，既有坚定的政治方向，又有切合实际的、体现生活丰富多彩的教育方式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创新理论，任何时候都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锐利的思想武器。

1.人的现实生活是自然生活与理想生活的统一

人是矛盾的统一体，是由多种关系组成的关系性存在。人与动物相通的一面在于人的自然性。但人是文化的存在，人的根本属性在于社会性，如若一味地和单纯地顺应自然和局限于自然生活的话，他就会失去人之为人的根本特性所在。所谓自然主义，是指那些在理解现实的人的生活时，完全注视于人的自然性的存在，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因而人必然受制于自然而顺从于自然，把人的现实生活与自然生活等同起来，看不到人的现实生活的另一面，那就是人的超越自然的理想性存在。也就是说，自然主义把人当成机器，成为失去创造性与超越性的自然存在。以此来理解现实生活，必然使人沉溺于功利生活而无法实现生存境界与意义的提升。

人的现实生活是由自然生活和理想生活所组成的，二者都是组成人的真实生活的不可分割的内容。人既不可能像自然主义者那样完全注重自然生活，又不能像超验主义者那样不管人的自然需求，完全把现实生活等同于虚幻的超验生活，把人抽象为神性的个体存在。人是自然与超验的辩证统一体，是现实与理想的辩证统一体。然而，现实中人往往不能辩证理解自己的存在，往往“在‘完整的人的生活’的范围内只把某一个别环节绝对化，这属于我们时代的精神分裂症”[7][7]。故而不能自觉地在经验与超验、历史与现实、自然与超然的良性互动中找到平衡与和解的合理途径，无法恰当处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关系，最终不能很好地达致完整把握人的真实存在的理性状态。

把人的生活定位为自然生活与理想生活的统一，就是让人们在完整把握自身的真实存在中看到生活的多样性和多面性，从而让人在自身的有限性存在中不断突破有限、不断超越有限而达到超越自我的空间。人是历史的存在，因而人的真实生活具有历史性的特征，但我们必须看到，承认生活的历史性特征并不是把生活理解为人的绝对自由意志的产物，而是让现实生活不被抽象和遮蔽，还原人的本来面目。同时，承认生活的有限性并不是一种宿命论，而是让人认识到现实生活的历史性与有限性是人的超越性和理想性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有限性和超越性都是生活的本质规定。也就是说，生活的历史性与有限性、超越性与理想性之间的辩证统一构成了生活的真实性，构成了真实生活的现实性与具体性。因此，人以自然为根本条件生活，但同时又不满足于自然生活，在超越自然生活的实践中去创造自我，将属人的一面真实地展现出来，这是人的超自然性存在的根本依存。

2.生活化面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走向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提出：“是生活就是教育，是好生活就是好教育。”[8][8]法国哲学家涂尔干认为，道德教育的生活基础就在于生活本身，这是生活意义本身的价值之指向。他之所以这样强调道德教育要旨，是出于对当时法国的道德教育方式的不满和抗议。他希望通过遗弃传统的抽象灌输的教条式的教育方式，让道德教育回归真实的生活境遇，回归符合人性、具有浓厚生活气息的教育模式上来，这在当时无疑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因为根植于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的道德教育本身是对传统的生活方式的抛弃，是符合现代社会分工的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它蔑视禁欲主义，直接面对社会的现实需要。因此涂尔干的这一从传统教育模式转到现代教育理念的视野转换，让我们从中捕捉到了道德教育的日常生活方式转变逻辑结果，那就是对现代生活方式的积极肯定以及对旧的生活方式的无情驱除，其积极意义在于让教育直接对现代化进程产生影响。现象学大师胡塞尔指出，我们的“生活世界”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领域，是一个远离“课题化”的客观世界。这一命题意味着，我们自身对生活于其中的生活世界是缺乏真知灼见的，虽然看起来这一领域比较熟悉，但熟知并非真知，这种事实导致的后果就是我们自身反思和批判能力的丧失，对眼前发生的一切都当作理所当然的事实而不加区别地接受。因为“生活世界对于我们来说，是始终存在的，总是预先给定的，因此，全部的科学就随我们一起进入到了这——纯粹‘主观的—相对的’——生活世界之中”[9][9]。对人们来说，最熟悉的领域就是自己置身于其中的日常生活世界，但这一领域却是我们最为陌生的。

而作为提升人的价值存在与意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如果不在日常生活上进入和渗透一种反思和批判精神，不去面向日常生活自身来切入和反观教育的存在意义，转变对日常生活的盲目为主动思考和凝视，那么对日常生活的改造愿望也就成为不可能。思想政治教育的日常生活面向决不是停留在日常生活的繁琐和芜杂中，而是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反思，从日常生活中获取提升人的自我价值的智慧，进而实现超越日常生活世界，人在不断的批判和反思中改造着自身，逐渐成为完整的存在。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土壤深深扎根于鲜活的日常生活中。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在具体的生活中才能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活动中。毋庸置疑，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在面对每一个具体的对象时所呈现的样态都是不一样的，比如大学生与农民、军人与监狱囚犯的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差别是不言而喻的。但有些思想政治教育者却忽略了这一点，不加选择地片面地去对待，抽象化和一般化地理解思想政治教育，以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带有普遍性的范畴可以千篇一律地总结出来，从而获取所谓的一般范畴和一般规律，把那些所谓的认识、规律和范畴再运用到日常生活当中去，造成概念的误用和滥用。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以紧贴日常生活的实际为主体内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的生活化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实际问题。一般来说，日常生活是变化的和流动的，因而指望思想政治教育给我们提供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是一种徒劳和妄想。明智的做法是，我们应该在不停变化的日常生活中寻找合适的关节点，并在具体的实践工作中将其积极地理论化和抽象化。即日常生活自身的矛盾性和琐碎性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必须是日常生活化的面向，因为琐碎性的日常生活与零碎性的生活现实在理论上都不具有严格的逻辑性，而是充满矛盾的、庸俗的和互不相关的，甚至彼此对立的，所以，我们只有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中积极面对这些琐碎庸俗的现实，并将其作为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探讨与研究的重要来源。

第三，在具体实施方式上，思想政治教育也要面向日常化。在现实的日常化生活中，由于其表现是多样的和复杂的，我们不能以一劳永逸的方式去解决思想政治教育的种种问题。因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都是具体的，每一种有效的实施方式只有在具体的生活情景中考察，才能得出有效的结论。日常生活背景是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最好背景，在时空中不断地转变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在具体的变化的生活背景和生活情境中不断转变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视野，让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方式随着具体生活背景和生活情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决不能固守着同一种方式。

3．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日常生活批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的价值诉求

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的全面异化是当前资本主义社会最为重要的现实境遇，且这一异化现象达到空前复杂的状况，几乎使人处于窒息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提示人们的异化感受和经验，需要使人们的主体意识得以唤醒，从改造人们的日常生活开始入手，猛烈揭露生活世界的异化现象，戳穿其虚假性，唤起人们变革社会的意识。

第一，让思想政治教育在历史时间中“回归生活”。回归现实生活世界并不是要人们沉醉于现实的生活中，而是一种哲学态度，是哲学视野的根本置换。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是历史和时间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是一种日常生活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其目的不是为了日常生活本身，毋宁说是为了能够真正“返乡”，返回自我的存在本身，避免沦落为“常人”。即思想政治教育决不能满足于其作为日常生活教育的一般性意义存在，而是要让自身在日常存在中凸显出其存在的价值意义，赋予人们不一般的终极性意义。杜威说：“准备社会生活的唯一途径就是进行社会生活。离开了任何直接的社会需要和动机，离开了任何现存的社会情境，要培养对社会有益和有用的习惯，是不折不扣地在岸上通过做动作教儿童游泳。”[10][10]面对繁琐、平庸而没有规则的日常生活本身，我们无法将其进行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归类，因为那种在概念抽象化总结上的努力都有着阿多诺所谓的 “同质化”的危险后果，这样的日常生活极易成为碎片化的存在“星丛”。因此，在历史的流动中与时间的流逝中正视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活化面向，让思想政治教育与日常生活的星丛呼应，让思想政治教育走向人的心灵深处，是我们在日益分化和琐细的日常生活现实背景下的必然面对。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应该从日常生活中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思想政治教育应该走近日常生活，但又必须在“走近”的时候适当地“走远”日常生活，这正是我们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存在价值时需要肯定的。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决不能完全沉浸在日常生活中无法自拔，或者在高耸入云的文化批判中孤芳自赏。理智的做法是，既要学会面向生活自身，又要在现实生活中不放弃自己的精神指向和精神家园，既痛苦又震撼地守护着自我的存在现实，对自我的生存方式自身进行根植于灵魂深处的追问与叩问。进而自觉超越实用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在心灵的洗礼中寻找社会理性与自我精神安抚的平衡点，实现社会理性与自我精神安抚的和谐。从这一点看，思想政治教育本身从来就不是一种外在人的活动，而是人本身的一种构成方式和存在状态。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完全抛弃和超越日常生活。人是现实生活中的个体，不存在日常生活之外的人。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并不是对日常生活的抛弃，而是通过积极改造日常生活，不断赋予新的价值与意义。思想政治应该直面人的日常生活，积极回应日常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从日常生活中获得支撑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理论的支撑。

在任何社会制度下，日常生活既是复杂的、丰富多彩的，也是平凡的、不被重视的。作为一种文化哲学理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具有深厚的文化批判和文化启蒙的意蕴，是对物质生活压迫与宗教欺骗为主导形态的传统西方资本主义现实的一种哲学批判。它力倡对当代社会中人们生活在其中的平日麻木的“日常生活”进行批判，以总体性策略来实现对现代日常生活世界的文化革命。“日常生活代表着一种复杂的多重面孔的现实，是压迫的与解放的品质的混合物，需要我们进行认真区分与辩证的分析，这就是要把那些需要与满足的，有价值的，新的有生命力的肯定的内容从否定的异化的因素中拯救提炼出来。”[11][11]因而，日常生活批判将日常生活的革命视为“改造生活”的重要途径，把拯救人的异化的命运寄希望于微观的文化革命，实现人的总体性解放的目的，这在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语境下，具有极为合理的因素和一定的借鉴意义。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在对我们思考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语境和路径方面有着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的同时，也有着我们无法忽视的理论缺陷和致命弱点。这一理论指向，是把西方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异化的实质掩盖起来，认为不是经济直接决定政治，而是日常生活直接决定政治，在脱离人的物质生产和对社会作结构分析的前提下大谈“让日常生活回归艺术”，在一个貌似斗志昂扬、激情洋溢的口号鼓舞下，寄希望以文化革命的策略实现对社会异化生活方式的改变与超越，沉溺于人的艺术生产领域中而最终不得不落入乌托邦的泥潭当中，因而这一理论在根本上对现实阶级剥削和政治压迫的西方社会的抗议是没有实质意义的。众所周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理论是在经济学语境中出场的，马克思将异化的消除路径诉诸社会物质生产实践的发展和社会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始终坚持将异化与一定的现实条件结合起来，坚持对人类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考察为基点，拒绝在抽象的人本学意义上和社会学、生物学、心理学层面上去理解人的异化。正如同有的专家所指出的那样：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最终解决，也有赖于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社会全面发展，孤立地抓意识形态的斗争是没有出路的”[12][12]。因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语境的异化理论是列斐伏尔美学语境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所望尘莫及的。

毋庸置疑，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科学态度，以开放和包容的姿态广纳一切优秀的文化的成果来为我所用。“所谓立场，就是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就是中国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立场；所谓观点，就是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所谓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这一前提意味着我们的立场是开放的，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都毫不拒斥地为我所用，一切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的事情都不遗余力地推动促成。”[13][13]因为今天的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是一个多元文化处于交流、碰撞和对话的时代，不能否认的是，“我们今天处在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今天的特点是世界范围内的历史感的模糊并由此而导致的生活意义的丧失，是理想和道德源泉的枯竭”[14][14]。因而，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合理借鉴和汲取古今中外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当是我们思考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2] 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3] 邢海晶：《网络环境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载《理论探索》2011年第4期。

[4] 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

[5] 周宪：《日常生活批判的两种批判路径》，载《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必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