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道路与理论成就

“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道路与理论成就

张 亮

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图景上，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群体的异军突起和大放异彩是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学术事件。他们活跃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用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学术著作彻底改变了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贫困”面貌，使之一跃成为可以和德法抗衡的、新的理论输出国。90年代末以后，这一事件逐步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围绕相关思想家的专题研究陆续涌现并日益增多，但作为一个整体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本身尚未得到系统探讨。有鉴于此，本文将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道路与理论成就进行一种总体审视，以期说明：“英国马克思主义”尽管在多重张力的作用下经历了从一元统一、二元对立到多元分化的嬗变，却仍然构成了一种能够自我认同的理论传统。

一、“英国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代际差异与张力

虽然1848年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在英国生活和工作，并且英国共产党也早在1920年就成立了，但是，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繁荣和发展却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苏伊士运河事件以后的事情了。那时候，英国的左派知识分子发起了新左派运动，力图在英国共产党和英国工党之外，寻找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动英国向社会主义前进的“第三条道路”或“第三立场”。正是在新左派运动的发生、发展和终结过程中，“英国马克思主义”逐渐形成和发展了起来。

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发展和世界性传播过程中，下列英国新左派发挥了重要作用：埃瑞克·霍布斯鲍姆（1917－），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加特（1918－），文学批评家和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1921－1988），文学批评家和作家；爱德华·汤普森（1924－1993），社会史学家和诗人；拉尔夫·密里本德（1924－1994），政治学家；斯图亚特·霍尔（1932－），文化研究学者；汤姆·奈恩（1932－），社会学家；大卫·哈维（1935－），人文地理学家；恩斯特·拉克劳（1935－），政治学家；佩里·安德森（1938－），历史学家和理论刊物主编；G. A.柯亨（1941－2009），哲学家；特里·伊格尔顿（1943－），文学批评家；查特尔·默菲（1943－），政治哲学家；鲍勃·雅索普（1946－），政治学家。由于生活经历、教育背景以及政治立场的差异，上述英国新左派实际上以1930年为界限，断裂为两个具有明显差异的代际，即所谓第一代新左派和第二代新左派。具体地说，首先，尽管有个别欧陆移民，但第一代新左派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英国度过了青春期并接受了大学教育，都参与了反法西斯主义战争并逐步确立了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而第二代新左派要么来自英国的殖民地或前殖民地国家，要么曾在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长期生活、工作过，即便是少数本土人士，也都出生于苏格兰这样的边缘地区，正是这种非中心性塑造了第二代新左派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国际性，从而与第一代新左派的英国性形成了对照。其次，第一代新左派在一种相对封闭的英国语境中完成了学术训练并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在英国的伦理社会主义和经验论哲学传统的影响下，他们形成了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立场，主张在分析、解决具体的英国问题的过程中运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反对抽象的理论建构；而在托洛茨基主义和后来被命名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欧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影响下，第二代新左派反对第一代新左派的经验论立场，渴望获得更加科学的、理论化程度更高的马克思主义，并一度把引进、移植“西方马克思主义”视为实现这一目的的主要手段。最后，第一代新左派是属于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仅坚信英国的社会主义未来，而且坚持英国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而第二代新左派是为了英国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把英国进入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世界革命所引发的革命高潮上，怀疑并最终否定了英国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

代际差异的客观存在导致“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和发展长期处于三种张力下。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的张力。第一代新左派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本质，认为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科学地认识世界才能革命地改造世界，因此，他们特别注重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解决英国问题，并将马克思主义与英国本土思想资源和理论传统结合起来，以期激发出英国民众的革命热情，创造出美好的社会主义未来。第二代新左派并不反对第一代新左派的这种本土化诉求，不过，他们坚持认为：只有保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这种本土化才可能结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果实；因为英国本土没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所以就必须首先通过国际化，建构出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来。其次是经验研究和理论建构之间的张力。由于历史原因，第一代新左派大多出身于历史学、文学和政治学学科，学科性质、学术传统以及对教条主义的过分警惕，造就了他们习惯于通过具体的经验研究来展现自己的理论思考。因此，尽管他们存在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却缺乏体系化的理论表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第二代新左派主张扬弃第一代新左派的经验性，对理论进行必要体系化建构。但矫枉过正，他们有时候在理论建构方面走得过远，以致出现了脱离具体内容的形式主义倾向。最后是学术的现实性和学院化之间的张力。尽管第一代新左派都具有令人尊敬的学院声誉，但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抗拒了学院化对自己的束缚，坚持把学术研究作为批判现实、干预现实的一种介入手段。因此，他们的研究主题和实践主题基本是一致的。这使得他们的研究成果具有一种极为可贵的现实性品格。第二代新左派从内心深处也渴望保持这种现实性，然而，变化了的时代环境迫使他们最终不得不选择学院化的生存方式。这对他们的研究活动和研究成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从一元到多元：“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嬗变

虽然“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是1956年以后的事情，但它的孕育却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那时，后来成为第一代新左派的左派知识分子陆续从部队复员，重新回到大学校园继续自己的学术生涯。他们自觉延续文学批评家考德威尔（1900－1937）、经济史学家多布（1900－1976）等早期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20世纪30年代开辟的道路，努力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南，研究、解决当代英国人所关注的具体的英国问题。应当讲，第一代新左派都是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下成长起来的，但是，在将马克思主义与英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他们逐步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归根结底是与苏联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阐释）产生怀疑乃至批评和冲突。不过，处于理论准备期的他们并未与作为英国共产党的官方理论立场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发生正面冲突。新左派运动兴起之后，在席卷整个欧洲的非斯大林化运动的影响下，第一代新左派也把斯大林主义树立为批判的靶子，并把它抽象地因而不完全符合实际地指斥为现实社会主义运动中一切政治和理论错误的源头，进而决意通过对它的批判实现新左派的理论突围。于是，汤普森[1][1]和威廉斯[2][2]分别发表论述，对他们眼中的斯大林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认为其主要症结在于以教条主义的方式对待历史唯物主义，忽视、扼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本质；以机械决定论和经济还原论的方式来看待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把辩证的“决定”荒谬地诠释为宿命论意义上的预先确定，进而将文化狭隘地界定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没有看到文化实际上是一个由实践所沟通起来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统一体，它决不是单纯被决定的，而是可以在具体条件下发挥客观决定作用的。以对斯大林主义的这种未必完全客观公正的批判为基础，第一代新左派完成了自身的理论蜕变：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霍加特（《识字的用途：无产阶级生活面面观》，1957）、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958；《文化是日常的》，1958；《漫长的革命》，1961）、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陆续推出一批重要论著，在这些著作中，他们成功地将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对英国文化问题的研究，就文化的本质及其社会功能提出了全新的认识，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他们所开启的这种马克思主义传统也因此被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3][3]。从理论上讲，“文化马克思主义”反对、批判机械决定论和经济还原论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它矫枉过正，存在着过分强调文化的独立性和客观作用的倾向。不过，就“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而言，“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确立至关重要：作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原生形态，它的次生形态和再次生形态都是基于对这种原生形态的批判与超越、和解与回归而生发出来的。

对于“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确立，大多数第二代新左派都表现出了由衷的欢迎。因为这是他们当时所接触到的最具活力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用“文化马克思主义”就此成为他们的自觉选择。例如，作为真正的英国文化研究之父[4][4]，霍尔早期著作《通俗艺术》（1964）就充分体现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而相同的特征也同样存在于霍尔所实际领导的“伯明翰学派”（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初期研究中。不过，在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就开始接触并致力于在英国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安德森看来，“文化马克思主义”却是问题重重的[5][5]：在政治上，它是民粹主义社会主义的；在思想上，它是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在认识论上，它是经验主义的；在理论形态上，它是不严格、非系统的；在对英国文化的认识和社会主义未来的判断上，它是盲目乐观的。一开始，理解、支持安德森的第二代新左派并不多。但是，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大举登陆，70年代初期以后，几乎所有第二代新左派都像安德森那样成为“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不仅如此，他们还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历了结构主义转型，用“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扬弃“文化马克思主义”，建构出了一个与原生形态双峰并峙的次生形态。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言，第二代新左派的结构主义转型的重要意义在于：首先，它通过引进意识形态理论和霸权理论，实现了对“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升级，从而能够更加有效地面对、批判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更加复杂的文化现象；其次，它基于多元决定论，把政治国家确立为审视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和当代状况的一个新视角，从而对“文化马克思主义”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自下而上”的理论视角构成了必要的补充；最后，它大幅提高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化水平，从而使已经积累下来的成果获得了一种比较完备的、更容易传播的理论形态。事实上，主要是通过第二代新左派的工作，80年代以后，作为一个整体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才逐渐被世界所了解，进而发挥了越来越大的理论影响。

随着“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异军突起及与“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双峰并峙，20世纪70年代，两代新左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理论冲突。除了“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和伊格尔顿对威廉斯的批判外，影响最深远的理论对话发生在汤普森和安德森之间[6][6]：1978年，汤普森出版《理论的贫困及其他论文》一书，对“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动了全面进攻；第二代新左派反应强烈，纷纷进行反击，安德森则于1980年出版《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对话》一书，以汤普森为中心，对“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得失进行了比较理性的分析，同时也对“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主张进行了辩护、澄清和修正。这场论战成为第二代新左派开始反思、调整既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起点。就在论战即将进入高潮之际，1979年，保守党重新执政。在“撒切尔主义”的强力治理下，英国的资本主义重新焕发出了活力，曾经并不遥远的社会主义重又变得遥遥无期。这使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新左派运动的存在基础受到严重侵蚀，开始走向终结。70年代就出现的各种亚政治的新社会运动逐渐取代新左派运动成为左派抗争的主要形式。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已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坚的第二代新左派的政治诉求和理论旨趣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多元分化。“英国马克思主义”就此进入了一个多元分化发展的新阶段。70年代末，既指责汤普森的过于强调主观因素、也批评阿尔都塞的理论表述太含混的柯亨通过引入英美主流哲学和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创立“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倡导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的明晰化再阐释。这一具有英国本土特征的学术流派很快就在英国学院里流行起来。作为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反动，80年代以后出现的“批判实在论的马克思主义”和“新辩证法学派”则主张重新回复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承诺。面对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社会斗争的巨大变化，80年代初期，拉克劳和墨菲开始用后结构主义解构、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最终勾画出一种“后马克思主义”多元激进民主规划。这种理论努力在左派阵营中得到同样强烈的赞誉与批判。围绕它所展开的争论成为推动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继续前进的一种动力。而在对“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立场进行过深刻反思后，80、90年代间，伊格尔顿、霍尔和安德森先后从既有立场向“文化马克思主义”实现某种程度的回归与和解，重申生产方式分析范式的科学性和合法性，并运用该范式对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些文化现象进行了分析，从而和哈维一起，在“晚期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重新集结了起来。

三、通过学术研究实现理论创新：“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独特道路

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相比，“英国马克思主义”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它主要不是通过抽象的理论化，而是通过分布于具体学科中的学术研究，完成自己的理论创新的。人们很容易将这个特点与以下事实联系起来：在“英国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只有很少的人具有哲学背景，绝大多数都是从事具体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事实上，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兴起之前，英国本土哲学家中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者的身影。这无疑和英国强大的经验论哲学传统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方法上的巨大差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在19世纪中期以后的一百年间，英国的历史学、文学和政治学陆续形成了强弱不等的社会主义传统。因此，早期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来自这些学科及相关领域，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传统。这些马克思主义者显然不可能像哲学家出身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样，主要用哲学抽象进行理论生产和创新。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各自的学科研究中去，进而检验、修正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很自然地成为他们理论创新的主要途径。另一方面，英国独特的理论传统也是一个必须考虑到的因素。尽管马克思主义也吸收了英国古典政治学家的理论成果，不过，在理论气质上它是德国哲学式的。在经历了卢卡奇、柯尔施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之后，它的这种气质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于是，一提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人们联想到的往往就是那种德国气质、德国风格。这很容易形成一种定式，以为只有通过思辨演绎建构出完整的观点体系，才算是理论研究、理论创新。如是观之，“英国马克思主义”几乎没有理论可言了。可实际上，它比较充分地体现了英国独特的理论传统，即是将理论溶解在具体问题的解决过程之中的。也就是说，“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过程是暗含于具体的学术研究过程之中的，如果不经过必要的提取，它们往往难以被人系统地察觉和把握。

通过学术研究实现理论创新，是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独特理论道路的一种总体描述。具体到不同的学科领域，其形式往往有所不同。

在那些成熟的传统学科领域中，“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是通过引入历史唯物主义，开辟新的学科研究范式，在令人信服的研究工作基础上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传播、深化、丰富与完善的。在这个方面，最好的例证是以汤普森和霍布斯鲍姆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英国具有悠久而强大的历史学传统。不过，这却是一个自由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领域。直到1938年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出版，这个领域中才第一次响起马克思主义的声音。正因为如此，该书的第一版在理论上比较粗糙、比较机械，甚至有比较浓重的教条主义色彩。1946年，以讨论该书的修订再版为契机，英国共产党内的历史学家们组织了一个“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开展理论研讨，筹划、实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7][7]。在这个存在仅十年的小组中，这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寻找到了一条将历史唯物主义与英国历史（主要是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阶段的英国史）研究有机结合起来的成功道路，开创出一种全新的社会史范式，不仅改变了英国史研究的面貌，而且对整个世界史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8][8]。这种研究范式归根结底就是将马克思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理论和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历史发展理论融合起来，从普通劳动大众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历史（“自下而上”的历史观），把阶级斗争作为观察、分析英国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史的主要角度。之所以他们不像同时代的苏联历史学家那样照搬照套马克思所阐发的唯物史观，是因为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这种经典论述的社会原型是19世纪中叶以后、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完全建立起来的英国社会，它显然不可能直接适用于处于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英国社会。由于他们深入研究了马克思未曾系统研究过、甚至未曾想象过的资本主义发展现象，所以，很自然地，他们在资本主义的过渡问题、资产阶级革命问题、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发展问题等方面得出了一批重要结论，丰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哈维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是另外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作为人文地理学中实证主义流派曾经的代表人物，20世纪70年代初以后，哈维将历史唯物主义引入地理学，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来重新理解城市和空间，从而实现了地理学中的一次革命。

在文化研究这种新兴交叉领域中，具有更大自由度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则在具体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不断选择性地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激进思想的理论资源，先后创造出“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基本范式[9][9]，形成了相对系统的理论，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成为这个全新学科领域的主要“立法者”。作为一门具有广泛影响的新兴学科，文化研究是“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文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互交叉中创立起来的。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在“文化唯物主义”形成期的那些创造性工作，不过，主体性的建构工作却是由霍尔领导下的“伯明翰学派”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后逐步完成的[10][10]。就文化研究的形成和发展而言，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超越对文化的精英主义理解，把它重新定义为主体实践的产物、基于生产方式的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相互斗争的结果；第二，确立了文化研究的知识—政治姿态，使其具有了明确的社会主义政治的意味；第三，创造出了具有英国本土特色的“文化主义”研究范式。“伯明翰学派”自觉继承了上述遗产，并试图运用“文化主义”范式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文化，以把握文化形式、文化实践、文化体制与社会及其变迁的关系。可是，他们很快就意识到：这种范式形成于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研究实践，并不能有效适用于当代资本主义文化。这促使他们重新回到马克思的著作，以期找到新的理论启示。同时，他们也开始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结构主义等当代激进思想中寻找可以吸收的理论资源。最终，他们在马克思资本理论的基础上，对“文化唯物主义”、葛兰西的霸权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以及巴特的符号学进行整合，提出了新的“结构主义”范式，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本质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认识：由于资本主义已经实现了对文化领域的统治，因此，当代资本主义文化本质上不过是一种文化商品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据此，他们运用“结构主义”范式系统研究了资本主义文化的生产、消费和流通环节。在关于生产环节的研究中，他们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文化生产的同化，分析了文化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霸权的关系，认为社会主义运动有可能通过掌握、改造文化生产方式获得意识形态霸权。在关于消费环节的研究中，他们通过对各种文化产品的分析，揭示了包含其中的权力关系及其作用机制。而在关于流通环节的研究中，他们则聚焦各种活生生的亚文化，揭示各种从属阶层的生活方式，认为它们中间包含着抗议资本主义统治的政治潜能[11][11]。在文化研究日益蜕化为一种体制化的实证研究的今天，我们看到，正是因为有了“伯明翰学派”70年代前后的开创性工作，当代资本主义文化（主要是大众文化）才得到了系统的研究，其本质方才如此清晰地呈现出来。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不仅在理论上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在西方世界的学术影响力也显著扩大了。

即便是在哲学这种最理论化的学科中，“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也主要是以学术研究的形式，通过对马克思的著作与思想的精确分析与当代重构，使自己的理论认识得到呈现。在“英国马克思主义”中，哲学性质最强的当属柯亨开启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它在理论上坚持两条：一是强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决定作用，二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功能解释。不过，客观地讲，它主要不是作为一种哲学理论，而是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方法为人所熟悉和接受的，即运用分析哲学的逻辑分析和概念分析方法，祛除传统欧陆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语义逻辑混乱，使马克思的思想获得必要的清晰性和精确性。换言之，该传统在理论上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自己的理论，而在于使历史唯物主义成功地进入到了分析哲学传统中，进而呈现出了自身的哲学意义。

尽管通过学术研究实现理论创新是“英国马克思主义”主要的理论道路，可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下，它中间也出现了另类的道路选择，例如“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辨性就非常强。不过，必须看到的是，一方面，“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抽象是建立在对当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和社会斗争的新变化的深入研究基础上的；另一方面，尽管它的出现引起了剧烈搅动，但它既无意实际上也没有挑战“英国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道路。

四、“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就：一种初步的评价

尽管“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当前国际理论舞台上依旧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作为一股思潮，它的高潮无疑已经过去了。也就是说，现在到了可以对它的理论成就进行总结、评价的时候了。简单地说，我们可以把“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就概括为两条：第一，通过批判苏联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阐释，使英语世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摆脱了经济决定论的束缚，恢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本质，并获得了一种具有英国本土特色的重构形态，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历史唯物主义在英语世界的传播；第二，依据坚实的学术研究，在社会形态理论、阶级理论、国家理论和文化理论这四个主要领域，实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化与发展。

作为一个在苏联和第三国际帮助下成立的共产主义政党，英国共产党和团结在它周围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都受到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不过，由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大多出身非理论化（哲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因此，他们不仅一般不关心辩证唯物主义，而且很早就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感受到了苏联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其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条主义阐释的思想束缚。例如，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后来成为“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思想核心的多布就形成了相当明确的观念，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或者是关于历史的唯物主义，并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教条，强调必须通过研究历史经验形成历史认识[12][12]。这种观念很快就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共识。而当他们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深入开展学术研究后，很快就被英国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实践及其伟大的历史作用所震动，从而对经济决定论产生了深刻的质疑。从理论上讲，汤普森和威廉斯对他们所理解的斯大林主义的反思、批判，是通过弘扬人的主体实践而达成的。他们就此把握并恢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本质。虽然他们的反思、批判在理论化方面有明显的不足，并且存在过于强调主体的主观方面的重要性的危险倾向，但基于前述共识，却产生了深入而广泛的影响，从而扫除了苏联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阐释对英国左派学术界的消极影响。从主观上讲，柯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确实有纠正“文化马克思主义”过于强调人的主观方面的意图，但是，从客观上看，它的工作不仅是以“文化马克思主义”对苏联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阐释的批判为基础和出发点的，而且在实践唯物主义这个基本方向上也是和“文化马克思主义”完全一致的。不仅如此，它还延续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思路，通过引入分析哲学的方法，实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本土化“重构”。尽管人们对这种“重构”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尚存在争论，但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是：正在通过这种本土化“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在英国乃至整个英语世界的学术影响都显著扩大了。

从表面上看，“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研究似乎相互分离、缺乏内在联系，不过，如果从历史唯物主义观之，就会发现它们大多与社会形态、阶级、国家和文化问题有关。事实上，“英国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贡献也就集中在这些领域。

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基于对以英国为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研究，并吸收了同时代的历史学成果，马克思提出了四种“经济的社会形态”学说，并揭示了它们基于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基本演进机制。此后，由于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具体分析过“经济的社会形态”之间的发展过程，因此，人们往往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误解，以为马克思所说的“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就是一种脱离人的主体活动而自动发生、发展的经济决定论过程。这种在理论上似乎可以成立的误解却经不住具体的历史分析：欧洲许多地方都曾出现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但是，这种萌芽只有在17世纪以后的英国逐步占据了统治地位。在1946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发展研究》中，通过具体分析英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过程，多布发现：在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通过在农业领域的扩张，促使生产率低下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逐渐解体，从而为自己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它通过在工业领域的扩张，导致城镇和资产者的迅速发展；不断发展壮大的资产者抓住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这两个重大历史契机，通过开展阶级斗争，最终在政治上击败封建贵族，从而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地位。也就是说，多布既坚持了生产方式矛盾运动在“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过程中的最终决定作用，也强调了主体实践的重要作用，因为生产方式最终是通过阶级斗争这种主体实践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的。接续多布的问题，更具世界性眼光的安德森追问的是：在奴隶制解体后，在欧洲，为什么只有西欧过渡到了封建主义？进而又过渡到了资本主义？在1974年出版的《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中，他通过类型学的分析比较，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而这种答案上升到历史观的高度就是：生产方式存在于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它的最终决定作用的发挥必然要受到具体的社会阶级结构和国家政治传统的制约；只有在适合的土壤中，先进的生产方式才能战胜落后的生产方式，获得统治地位。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诸多基本原理中，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恩格斯论述比较充分的学说之一。不过，由于他们的关注重点在于登上历史舞台的工人阶级及其历史作用，所以，对于工人阶级的形成等问题，他们的论述并不多。在1963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汤普森从马克思的相关原则性论述出发，具体分析了英国工人阶级从“自在的阶级”向“自为的阶级”的发展，在一系列问题上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具体地说，第一，在坚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于工人阶级形成的最终决定作用的前提下，他揭示了文化传统在阶级意识的形成、向“自为的阶级”发展过程中的客观的、有时候乃至是决定性的作用；第二，他恢复了阶级作为一种关系范畴的应有之意，强调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种基础关系外，工人阶级还具有政治、思想文化等其他关系本质；第三，他将阶级斗争分析方法运用到文化领域，揭示了阶级斗争的普遍性，重申了阶级斗争分析方法之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汤普森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得到了密里本德的高度认同。在《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一书中，他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证明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的核心地位。在理论上，他的贡献主要在于：一是面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以在生产方式所处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为基础，结合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因素，确立了重新定义工人阶级和统治阶级的方式；二是全面分析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结构以及阶级斗争形式的新变化，证明了阶级斗争依旧普遍存在。

“英国马克思主义”在国家理论上的主要贡献是由密里本德和雅索普分别作出的。密里本德是最早系统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一书中，他通过具体的经验分析表明，一方面，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依旧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但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也通过强化意识形态霸权的建构，使自身的阶级统治得到合法化。“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之后，他通过对马克思的国家自主性思想进行理论反思和对现实存在的国家自主性进行经验研究，形成了系统的国家自主性理论，其核心是认为一切国家都享有一定的自主性，但这种自主性并不能改变国家的本质即阶级性。与关注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的密里本德不同，作为普兰查斯国家理论的继承人，雅索普的研究重点则是资本主义国家形式的形成问题。他在综合各种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策略关系理论”国家观，其核心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形式是多元决定的，除了阶级统治外，资本、政治传统、意识形态霸权等等，都会对国家形式的形成产生影响。

就历史唯物主义在20世纪的发展而言，“英国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还在于突破了对文化的狭隘理解，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资本主义大众文化理论，从而推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理论。“英国马克思主义”在文化研究领域中的代表性著作很多，除了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的早期著作，最重要的就是霍尔领导下的“伯明翰学派”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表的那些工作论文。这些工作论文后来陆续结集出版，重要的有《通过仪式抵抗》（1976）、《监控危机》（1978）、《妇女不同意！》（1978）、《工人阶级文化》（1979）、《不受欢迎的教育》（1979）、《帝国反击》（1978）、《文化、媒体与语言》（1980）等。在这些看似碎片化的著作中，他们通过具体研究大众文化的方方面面，在以下四个方面获得了重要的理论突破：第一，在实践概念的基础上重新定义了文化，把它理解为基于生产方式的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相互斗争及其结果，极大地拓展了文化的内涵；第二，破除精英文化的神话，证明工人阶级不仅拥有自己的文化，而且还在文化创造过程中实现了阶级意识的觉醒和政治意识的发展、成熟；第三，对资本主义文化的生产、消费和流通过程进行祛魅，揭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霸权在大众文化领域中的建构过程和作用机制；第四，发现了青年文化、性别、种族等亚文化领域中的政治抵抗功能，从而寻找到了一条打破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的可能道路。

参考文献：

［1］ Lin Chun, The British New Left,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3.

［2］ Michael Kenny, The First New Left: British Intellectuals after Stalin,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95.

［3］ 张亮编：《英国新左派思想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

［4］ 乔瑞金：《马克思思想研究的新话语：技术与文化批判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太原：书海出版社，2005年。

［5］ 张亮：《从苏联马克思主义走向文化马克思主义：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战后形成》，载《人文杂志》2009年第2期。

（编辑：张晓敏）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