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世界视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世界视野

秦 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的一套话语体系。它在阐释和解答当代中国问题过程中，不是封闭、孤立地去看待当代中国问题，而是把当代中国问题置于当今世界大局中去思考，与世界问题相联系，充分考虑当今世界发展的基本态势，并对世界的变局及其合理走向做出清醒的判断，因而具有宽广的世界视野。这样的视野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当代中国问题的解答具有了超越地域性的创新意义，也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当今世界问题的关注及其主张具有了超越意识形态的认识价值。

一、尊重和维护世界的多样性

不同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价值观念的客观存在，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当今世界的客观实际出发，强调了尊重和维护世界的多样性，倡导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及其价值观念应求同存异、在比较中相互借鉴、共同发展。这种新的思想理念超越了不同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及价值观念必然对抗、必然冲突的传统思维，使我们对当今世界的认识，尤其是对国家利益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关系的认识有了新的视角，也为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动和谐世界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多样性是世界的本来面目。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是不断追求文明进步的过程。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现实体现；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最高价值追求；实现社会制度的不断更新和完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各个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必然要遵循各自的历史轨迹。由于各国的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不同，在走向文明进步的过程中，必然会形成不同的社会制度，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产生不同的价值观念。正是这些不同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价值观念的存在，既构成了当今世界的多样性，又体现出了人类文明进步过程中的多样性。这些不同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价值观念，具有各自独特的本质特征和表现形式，也有许多体现人类文明进步的共同内容。这种世界多样性的客观存在，可以成为世界分裂、相互对立的根源，也可以成为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积极因素，关键是以什么样的思维去看待、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处理。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国家总是以“文明先进”自居，把自己的社会制度视为完美无缺的样板，把自己的发展道路视为人类的必然遵循，把自己的价值观视为普世真理，并且以各种方式极力向其他国家推销，甚至依靠武力方式去强制推行，根本无视其他国家的基本国情及其选择社会制度、发展道路的自主权利。尤其是一些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以后，更被看成是“异端”。西方国家的反共势力采取了武装干涉、政治制裁、经济封锁等种种手段，进行联合绞杀和遏制。这样的行径不仅给许多国家带来了混乱，而且也导致一些世界性或地区性的冲突和动荡。

早在俄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初，列宁就提出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提出，本身就包含着对世界多样性现实的认同和尊重。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和我们党把这个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并形成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世界或事物的多样性和共性的存在，是和平共处思想的深厚根基；而不同的社会制度的产生，使和平共处思想的生成有了现实的依据和要求。毛泽东在谈到和平共处问题时曾说过：“事物的多样性是世界的实况。马克思主义也是承认事物的多样性的，这是同形而上学不同的地方。”[1](364)他还用孟子“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观点来说明这个问题。他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尽管有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的差异，但“国与国之间不应该互相警戒”，而应该寻找和扩大共同点。[1](339，364)周恩来在具体处理外交事务过程中，努力坚持了这样的思想和准则，并明确强调：“世界各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各有不同，很难一致起来，我们要找共同点，把不同的保留，不发展争论。”[2](145)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寻求共同点，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放在一边，用和平的办法解决国家间历史遗留问题及国际争端，这是尊重世界多样性的实际体现。

在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过程中，我们党对当今世界现实做出新的观察和思考，从有利于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的实际出发，在坚持和平共处基本原则的同时，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尊重和维护世界多样性的观点，形成了各种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的思想，使我们党的有关思想理念得到新的提升和发展。邓小平多次说过，各国的实际情况是不相同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党都有自己的经历，情况千差万别，要尊重各自的选择和经验。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了这样的思想：世界是多样性的，各个国家之间存在着种种差异。各国人民都有权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国与国之间理应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后来江泽民就这个问题又做了这样的阐述：“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3](298)在强调尊重和维护世界的多样性的基础上，胡锦涛总书记进一步提出了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主张。从确认世界的多样性，到尊重和维护世界的多样性，再到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包容和自信，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世界视野日益开阔，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当今世界客观现实的认识不断趋于理性和成熟，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社会主义和平外交思想的传承与深化。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视野中，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价值观念的差异，不再被视为世界对立和冲突的根源，而被看作世界丰富多彩的体现，是世界充满活力的动因；也不再被视为界定国家关系亲疏远近的准绳，而被看作世界展开交流与合作、实现和谐共处的基础。“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和谐世界”等这样一些独具特色的理论观点，既反映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辩证法，也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这些理论观点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当今世界提供的新思想、新理念。

尊重和维护世界的多样性，必然要提倡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是尊重和维护世界多样性的内在要求，也是尊重和维护世界多样性的条件。没有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就不可能有尊重和维护世界多样性的实际体现。因此，我们党在提出尊重和维护世界多样性的同时，也明确提出了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张，强调国家不分大小、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各国的事应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决定，国际上的事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平等协商。主张在政治上各国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在经济上各国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文化上，各国各民族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在安全上各国应相互信任，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基本精神，就是反对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由世界各国通过平等协调共同解决国际问题，共同治理世界事务。这样的主张和思想，从理论上说，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国际战略思想，从实践上看，体现了当今世界的客观要求，符合世界各国的根本利益，是国际关系健康、和谐发展的必由之路。

尊重和维护世界的多样性，必然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4](261)各国的发展必然要遵循各自的历史轨迹，每个国家都拥有选择和保留自己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及信仰的权利。不同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价值观念应相互包容，在不放弃自我的前提下进行平等对话和交流，要以平等开放的精神，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相互之间的差异。相互竞争不是刻意排斥，取长补短不是强求一致。每个国家都应克服对他人的歧视和偏见，尤其应放弃同化他人的企图，更不应将自己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价值观念体系强加到别人头上。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追求只能通过不同的文明来表达，各国人民的美好生活理想可以通过不同的发展道路来实现。中国依据自己的国情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充分体现了独立自主的创造精神。“我们充分尊重其他国家选择的发展道路，绝不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也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中国人民。”[5](648)

尊重和维护世界的多样性，必然要推进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归根结底，都是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分歧和差异不应当成为交流与合作的障碍。“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4](330)只有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才能有利于扩大各国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加强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面临许多共同的问题，如打击恐怖主义，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增长，消除贫困，保护环境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在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扩大交流与合作，已成为时代的要求，也是世界各国唯一现实的抉择。

二、坚持对时代发展变化的新判断

时代的发展尤其是时代主题的变化，反映着世界的发展态势和基本走向，也体现着历史的诉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时代的高度对当今世界发展态势做出新的判断，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的新判断，并强调多极化是当今世界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经济全球化、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以及各种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这一系列新的观点和看法，使我们对当今世界的认识有了新的视野，同时也为正确处理和解决世界各种问题提供了新的着眼点和立足点。

在各种矛盾的交互作用下，世界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动中。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世界发展态势和基本走向，从时代的高度对世界形势及其发展趋势做出理论上的概括，形成指导性的思想认识，为战略目标的选择及方针政策的制定提供世情依据，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个显著特点。列宁曾经说过：只有“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6](143)。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胡锦涛总书记也明确指出：“正确判断时代特征，准确把握发展趋势，科学制定目标任务，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政党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也是衡量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重要根据。”[7]（521）

就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把世界发展态势从时代的高层次上做出新的判断，并把历史诉求同战略目标制定联系在一起，是从列宁开始的。20世纪初，列宁根据对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分析，作出了“从前的‘和平的’资本主义时代被当今帝国主义时代所代替”的判断。[8](472)他同时认为，这一时代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9](348)。其逻辑思想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各种矛盾加深，引起帝国主义战争，战争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因此，战争与革命也就成为这一时代的要求。列宁做出这种判断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诉求提上日程，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正确的革命战略提供理论依据。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根据当时世界态势也明确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10](680，666)这种强调，是为了明确中国革命的时代背景，也是为了明确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正是因为把握了时代的要求和特点，我们党才制订了正确战略目标及方针政策，并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世界形势及发展态势，是一种客观存在。处在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政党会更多地关注世界形势中有利于革命因素的强弱。而在执政以后，则会更多地关注世界形势中有利于建设和发展因素的消长。地位和使命发生变化，观察问题的角度也会随之改变。对世界形势及发展态势的分析，直接影响到对时代的判断；而对时代已有的判断，也会长期左右着对世界形势及发展态势的观察和思考。进入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已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世界力量在分合重组中形成新的矛盾及焦点。毛泽东和我们党对当时的国际格局和世界主要矛盾的变化进行了冷静客观的分析，认为只要世界和平民主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世界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并根据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的需要，把争取世界和平、缓和国际局势，作为新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目标。毛泽东对外还提出了“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的主张。[1](411)但到了60年代，毛泽东和我们党改变了看法，越来越多地强调世界战争的不可避免，强调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战争不可避免”这种看法的形成，有着十分复杂的原因。从客观上看，美国和西方国家推行的“冷战”政策，导致了世界局势处于紧张动荡状态，尤其是它们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和侵略行为，加剧了形势的紧张感。中苏关系的恶化，又给中国造成了新的地缘压力，这就必然使我们党对战争问题保持高度警觉。从主观上说，我们党刚刚实现从革命到执政的转变，很多思想观念及思维方式还未及时跟上自身变化的要求，特别是对时代的认识还局限在战争与革命问题上，这也使我们党对世界战争可能性的过高估计有着认识上的基础。进入70年代，国际局势在紧张动荡中出现了相对缓和的局面。世界各国人民都不希望再看到战争的悲剧重演，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和平的呼声越来越高。同时，国与国之间对话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意通过谈判协商解决纠纷。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分析了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强调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对霸权主义，确立了“一条线”的外交战略。这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维护世界和平，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当时我们党对世界形势的总体认识依然受到原有对时代判断的束缚，并没有改变战争不可避免、革命是世界的主要倾向的看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对世界形势做出新的分析，首先改变了战争不可避免的看法，得出了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这一重要结论，同时也对“一条线”的战略做出了调整。在此基础上，邓小平科学分析了世界矛盾，全面审视了各种力量和因素彼此消长，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重要判断。他明确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7](105)他认为，国际社会在维护世界和平的同时，还必须要关注和解决人类的发展问题。他还明确提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不仅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11](241)。和平与发展这两大战略性问题的提出，抓住了世界发展的内在要求，明确了世界各国共同努力的目标，同时也为我们党形成新的时代观奠定了基础。自党的十三大开始，和平与发展便成为我们党对当今世界发展态势的基本判断。党的十五大把这一认识上升为时代问题的高度，进一步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是世界各种矛盾发展变化和世界抑制战争因素不断增长的合力结果。我们党对此做出明确的判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立论基础，也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新的逻辑起点和历史坐标。尽管此后世界一直存在许多尖锐的矛盾和不稳定因素，也不断发生了一些局部性的战争，但我们党在理论上始终坚持了这一基本判断。这样一个判断，不仅反映了我们的思想认识更加符合客观实际，同时也体现了我们认识和解决世界问题大思路的转换。从认识问题的视角上来说，这样的认识，从以往更多的关注阶级利益，转向了更多的关注人类共同利益和世界各国普遍关心的问题。从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来说，这样的认识，既超越了以往的革命与阶级斗争思维，也超越了西方的冷战思维。

在此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当今世界的各种问题以及当今世界的合理走向形成了独到的认识和看法。面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新态势，充分肯定了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给世界稳定和繁荣带来新的机遇和有利的条件，并强调要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加强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推动多种力量和谐并存，推动国际社会和谐稳定；强调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努力发挥比较优势，扬长避短，趋利避害，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实现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使各个国家都能从中受益。针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存在及其新的表现，明确指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抑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必须改变旧的国际秩序，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强调国与国之间应通过协商和平解决彼此的纠纷和争端，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不能以任何借口干涉他国内政，更不能恃强凌弱，侵略、欺负和颠覆别的国家。围绕打击恐怖主义、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增长、消除贫困、保护环境等问题，明确主张国际社会应当以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展开密切合作，携手努力，共同应对挑战。这一切，体现了我们党对当今世界的认知更加趋于客观、理性和全面。

三、重新建构和定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不能与世界隔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新的世界眼光看待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强调了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并据此提出了对外开放战略，重新建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使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使中国的前途命运同世界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世界性的普遍交往，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一种常态。每个国家都可以根据国情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但无论实行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都不能脱离同世界的联系。远离世界，封闭自己，不仅会导致落后，也容易偏离人类文明发展的轨道。列宁很早就提出过社会主义国家要加强与世界联系的观点。他说：“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12](167)他认为，人类文明的传承以及共同的经济联系可以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打破隔绝、进行和平竞争的现实基础。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斯大林基于对资本主义世界各种危机加深的判断，也基于应对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军事包围、经济封锁的实际考虑，提出了“两个平行世界市场”的理论。这一理论长期左右了苏东国家的对外交往和联系，使其发展一直局限在“大家庭”的半封闭状态中。尽管世界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但理论上并没有新的进展，这也是导致苏东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长期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也一度出现了与世界隔绝的情况。一开始主要是因为西方敌对势力对新中国采取了封锁政策，但后来也是因为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产生了严重的失误，陷入了自我封闭状态。邓小平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强调了中国的发展必须走自己的路，但走自己的路不能脱离世界，不能孤立地发展，并明确提出了“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重要论断。在此基础上，我们党又进一步提出了“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的观点。中国与世界相互依存观念的确立，为中国摆脱封闭状态、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深化对当今世界的认识，重新构建和定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点。

实行对外开放，是中国重新调整与外部世界关系的重要举措。这一重要举措，包含着一系列的政策安排和体制调整，体现着我们党的创新精神和远见卓识。其目的，就是在开放中加强和扩大与世界的联系，把中国的发展置于世界的发展和进步之中，使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与人类文明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它的提出和实施，是中国摆脱与世界隔绝状态、积极走向世界的新的历史起点，同时也为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在各个领域的沟通和交流，并形成了良性的双向互动。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和不断提升，不仅实现了经济发展同全球化的对接，也使中国同世界形成了全方位的紧密联系。除了经济上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政治、文化等方面也建立和发展了密切的关系。有了这样广泛和紧密的联系，中国的发展有了更广阔的空间，发挥了比较优势，获得了比较利益，同时也为我们吸收和借鉴一切国家的先进经验、文明成果创造了充分的条件，为我们的观念更新和思想飞跃也提供了一种横向比较和外部动力。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我们无论是对自己的认识，还是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都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有了开放的环境，就必然会有开放的视野。通过更直接的比较，我们既能更加清楚地看到我们的优势所在，也能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不足。

不断扩大和日趋紧密的联系，使中国与世界各国形成了多层次的利益交汇点，结成了多形式的利益共同体。中国的发展变化，已成为世界整体变化的一部分。世界的发展变化，对中国也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面对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的历史变化，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的思想。其基本要求就是：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问题，思考和制定中国的发展战略，要“始终站在国际大局与国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13](103)；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努力实现与他国发展的良性互动，“坚持自身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的一致性，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14](11)。提出统筹两个大局，关注人类共同利益，强调世界共同发展，蕴含着鲜明的全球战略思维，也表达了强烈的国际责任意识。由此产生的内外发展战略以及对世界合理走向的认识，不仅有了鲜活的时代感，也有了宽广的全球视野。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形成，构建和谐世界主张的提出，充分地反映了这一点。

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深刻变化，加之中国的快速发展，凸显了中国在世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明显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邓小平很早就说过：“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4](79)事实也是如此。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同时也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提供了空前广阔的市场。随着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以积极务实的态度参与了国际社会的政治生活和国际问题的解决，同诸多国家和区域组织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和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在维护世界和平、抑制地区形势恶化、缓和危机等方面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中国广泛地与世界各国进行文化交流和往来，在引进和学习世界各国优秀的历史成果的同时，也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扩大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使世界开始更多地了解中国。“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15](7)中国在关注世界，世界也开始高度关注中国。国际社会普遍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看重中国的作用和影响，同中国合作的意愿普遍增强。中国是一个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正在迅速崛起的大国以及国际体系的重要成员国于一身的国家，中国的发展方向，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都成为世界关注和议论的焦点。这样的多重身份也难免引起多种疑虑、戒备之心，甚至是防范、遏制之举。随着中国的分量不断加重，这些问题也一定程度上会有所加剧。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长期面对敌对势力进行的西化、分化和思想渗透；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仅要长期面临资源、能源、环境等因素的制约，还要长期面对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方面带来的压力；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要长期面对美国等一些强权国家的纷扰，乃至对中国核心利益的挑战；中国作为国际体系的一个重要成员国，要承担和履行越来越大的责任，国际社会对中国发挥作用的期待也在逐日提高。机遇和挑战的并存，有利和不利条件的同时存在，需要我们以更加理性的思维和更富全局性的眼光去观察世界大势，增强应变的能力，积极利用有利条件，防范和化解不利因素，在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善于在国内事业的不断发展中优化外部环境。

四、积极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发展经验

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世界各国、各民族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围绕着发展问题所提出的观点、形成的认识，不仅是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的，也是以人类文明成果和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为资源的。这些观点和认识，是对中国发展问题的解答，也是对世界发展具有共性问题的回应。

发展是世界永恒的主题，也是当代中国的首要任务。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出路，现代化是中国社会必然走向。历史的出路和社会的走向集中在一点上，就是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有机结合。这种结合，凸显了发展在中国的地位，同时反映了中国的发展既遵循了人类社会的规律，也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人口众多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难度很大的新课题。我们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探寻规律，也需要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借鉴他国经验，以别人的教训为鉴。重视学习借鉴外国经验，这是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初就有的明确认识。毛泽东曾多次说过，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他同时也强调学习不能盲目，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提出的“以苏为鉴”，就是强调要注重吸取别人的经验教训，不能走别人走过的弯路。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使我们更加重视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借鉴，也更加重视对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教训的吸取。邓小平提出：我们“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4](373)。江泽民也进一步强调：“不管是哪种社会制度下创造的文明成果，只要是进步的优秀的东西，都应积极学习和运用。”[16](2068)随着各种思想束缚和体制障碍的逐步破除，我们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吸收和借鉴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对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的学习也有了更加平和的心态。在注重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在社会化大生产方面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的同时，我们也特别注重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包括借鉴世界上其他执政党在治国理政方面的有益做法。这种吸收和借鉴体现在实践中，最显著的成效，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除此之外，如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社会建设，完善社会保障；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等等。这样一些制度性的建设，也都体现着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吸收，体现着对世界其他国家有益经验的借鉴。

世界各国的发展各有自己的长处和弱点，其发展进程也有各自的经验和教训。在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借鉴世界各国有益经验的同时，我们也吸取了一些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留下的教训。从人类已经走过的发展历程来看，工业化是社会财富积累较快、生活水平提高迅速的时期，同时也是能源资源消耗大、环境破坏严重的时期。到上个世纪末，世界上已经有许多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化，实现了现代化，在经济发展方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成为发达国家，并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获得了显著的提高。但由于过分追求经济增长，忽视了能源资源的节约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消耗了大量的能源资源，并使世界环境承受能力差不多到了底线。在本世纪或今后更长的一个时期里，还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将加快推进工业化、实现现代化的进程，其中包括中国、印度、巴西这样一些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如果这些国家继续走传统工业化的老路，这是人类能源资源及环境都难以承受的，已经行不通了；如果放缓或限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步伐，让这些国家长期滞留于目前这种发展状态，这是不公正的，也是不可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出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的质量，推进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等，就是从总结这样的经验中做出的正确选择。

在当今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摆脱贫困落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任务。但在一个时期里，都未能走出自己的发展路子。一些国家从一开始把目光投向了西方，盲目照抄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推行经济私有化、政治自由化，结果都不是很好。有的国家财富急速向少数人手里集中，贫困在多数人身上扩大，产生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有的国家政党相互倾轧，政权更迭频繁，致使政局长期不稳，经济衰退，腐败增多，社会动荡不安；有的国家部族冲突加剧，酿成了更多的混乱与冲突，甚至造成了国家的分裂。这样众多的事例及教训，使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邓小平说的“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4](2)是多么正确。由此我们也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不是普世的样板，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不是普世的真理，西方国家走过的现代化道路也不可能复制再现，发展中国家如果不顾本国的具体情况，采取简单模仿或盲目照搬必然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只有立足于本国的历史和现实，从实际出发，所确立的社会制度、所选择的发展道路、所形成的价值观念，才能有利于保持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有效地凝聚民众的力量，推动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使民众普遍受惠并感到满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如科学发展、自主发展、开放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发展等，既来自我们对自己经验的总结，也包含着对世界各国发展成功经验的借鉴及其失败教训的吸取。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理论才有了广阔的视野、坚实的经验基础，才体现了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使我们的思路更加清晰，目标更加明确，也使我们对自己的发展道路更加充满信心。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6卷。

[2]周恩来：《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3]《江泽民文选》第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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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6]《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8]《列宁选集》第3版第2卷。

[9]《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

[10]《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

[12]《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14]国务院新闻办编：《中国的和平发展》，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