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优势比较——基于比较经济学的分析

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优势比较

——基于比较经济学的分析

李义平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经济学中的各种流派都有自己解释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特定领域。从比较经济学的角度出发，马克思经济学较之于当代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对待历史的态度，以及对实体经济的研究和危机的解释方面，都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我们应当在马克思经济学的指导下，借鉴各学派的比较优势，深入研究当代中国的经济问题。

关键词：比较优势 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 历史透视 实体经济

经济学有各种流派，各种流派都有自己的特点及解释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特定领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无疑是指导思想。即使退一步，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看，马克思经济学也有自己鲜明的比较优势。

一、研究对象和揭示问题层次的比较优势，以及中国经济学家最有可能的原创性贡献

关于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要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而当代西方经济学则研究资源配置，研究经济运行，研究正常的经济运行所需要的微观基础，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研究人们的行为和选择。对照分析表明，无论从历史的还是现实的角度看，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都颇具比较优势。

马克思所研究的生产方式，即人们如何获取物质资料的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普遍化的商品生产，这是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这个特定历史阶段的到来，取决于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变革，变革的关键是劳动力成为商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关于商人资本的历史考察，关于高利贷资本的作用的论述中，在《资本论》第一卷关于资本的原始积累中以翔实的资料对于劳动力成为商品的过程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在考察商人资本的时候，马克思指出，“商人资本的任何一种发展，会促使生产越来越具有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性质，促使产品越来越成为商品”。就是说，商人资本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把产品变为商品。而高利贷资本则有两重作用：“第一，总的说来，它同商人财产并列形成独立的货币资产。第二，它把劳动条件占为己有，也就是说，使旧劳动条件的所有者破产，因此，它对形成产业资本的前提是一个有力的杠杆”。在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共同作用下，完成了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的两种不同层次的分离。首先是劳动者脱离了人身依附，成为了自由的人，其次是劳动者丧失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自由的一无所有。正是这些生产关系层面的变革，才使劳动力成为商品，才有了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不生产商品就等于什么也没有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被马克思称为要用血和火的文字写入人类编年史的资本的原始积累则加剧了这一变革的过程。劳动力一旦成为商品，就迎来了商品生产的普遍化：作为领取工资的工人、劳动者必须在市场上购买自己的生活资料，进而尽可能地把一切都纳入了交易的范围，并且促使劳动者通过自己的努力，从低层次的酬劳对应，上升到高层次的酬劳对应，这本身是一种激励。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劳动力成为商品就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自由劳动。如果没有自由劳动，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是绝对建立不起来的。

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是寓其于经济运行中的，贯穿于三卷《资本论》始末的鲜活生动的研究。在《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研究了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生产方式、特别是在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等几章中，生动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第二卷研究了资本的循环、周转、剩余价值的实现，以及当不能确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所需要的条件时，就会产生经济危机。第三卷研究了剩余价值各得其所的分割。所有这些，涉及的都是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变革。没有这些变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就不能确立，当代西方经济学所研究的资源分配和经济运行，也就失去了必要的制度载体。

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旨在揭示更深层次的问题。①通过物的关系揭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指出：“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阶级关系和利益关系的承担者”。 ②揭示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他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

不仅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实际上早期的（政治）经济学大家无一不研究生产关系，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研究分工和交易，研究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及各自应当发挥的作用。著名的看不见的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是因为政府作用的范围受到了限制、只扮演守夜人的角色，只提供公共产品。大卫?李嘉图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利润，或者说剩余价值的分割上，认为新生的工业资产阶级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力量，分配应当有利于新生的工业资产阶级。魁奈认为只有农业领域才是真正的生产性领域，经济政策应当有利于农业中的社会财富的创造者，马尔萨斯则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等等。至于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经济运行，那是资本主义市场价经济体制已经确立，与之相应的生产关系已经确立，资源配置的任务提到了重要的历史日程上。此时的政治经济学也就演化为经济学。当政治经济学演化为纯粹的经济学，人们又努力地将其作为工具的时候，它的解释面就窄多了。

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经济运行，然而所有的经济运行无一不涉及到经济利益的调整，例如劳资关系问题、企业制度问题、政府要不要援助设置了许多迷局、濒于破产的金融企业、向穷人收税还是向富人收税、社会福利制度的救助对象等问题。所有这些，都是生产关系范畴的问题，也就是说，不涉及生产关系的经济运行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只不过西方经济学用“制度安排”替代了生产关系的调整而已。可能正是因为如此，西方经济学中的新政治经济学才更多地回到了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政治经济学比经济学的解释面宽。

我国正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涉及大量的生产关系的调整，例如所有制关系的变革、各种所有制的均衡发展、产权问题、企业制度、分配关系的变革、三农问题、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等。没有对诸如此类的问题的正确理解和有效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难以确立。即使就全国人民普遍关心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言，也并非是一个简单的产业、产品结构调整和提升的问题，其中同样涉及大量的生产关系调整问题。例如欲要启动内需，必须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分配必须向劳动倾斜。要使创新成为常态，调整产业结构，必须打破垄断和封锁，各种经济成分一视同仁地进入和竞争。要科学发展，就必须纠正快速发展中的一系列失衡，例如产业结构的失衡，农业成了经济发展的短边，经济发展与社会事业的失衡。还有政府和企业、市场在转方式中各行其道的问题。所有这些，都属于生产关系的内容，没有生产关系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难以成为现实。现实生活中经济发展方式迟迟难以转换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除了指出他“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之外，还强调，“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英国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最为发达。当时德国比较落后，作为德国人的马克思为了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变迁而来到英国，在英国亲历和感知商品经济的实践，阅读了当时关于英国研究的大量资料，历经40年的研究，写就了《资本论》。他所以不在他的故乡进行研究，原因在于当时德国落后，并不存在产生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不存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可能。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蓬勃的经济发展为中国经济学家研究中国经济，丰富和发展经济理论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肥田沃土。中国经济学家最有可能的原创性贡献，就是把已有的经济理论和中国的经济实践结合起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理论概括。中国经济学家理所当然地应当为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中国经济学家把拥有13亿人口的、GDP居世界第二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好了，概括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经济理论，就是对世界经济理论做出了贡献。

二、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的比较优势

在《资本论》第一版的序言中，马克思写道：“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而当代西方经济学则特别推崇数学方法，推崇建立模型，应当说各自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而且马克思的抽象方法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马克思所讲的抽象法是从简单的范畴开始，从大量的现象出发，经过归纳总结、改造制作，从中概括和抽象出规律性的东西。这一切，诚如马克思所言，“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资本论》通篇贯穿着抽象法。马克思开宗明义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商品开始”。从商品这个资本主义最简单的范畴出发，马克思揭示了商品的内在矛盾，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存在的原因，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和剩余价值的生产，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剩余价值的分配，虚拟资本的形成及其特点。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市场运行方式鲜活生动的论述，运用抽象法，由外而里，由现象而本质，概括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没有抽象法，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各种社会矛盾，就可能只是一堆杂乱无章的材料，是一种现象。

当代西方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着重于数学方法，着重于建立模型，其原因在于时代背景和面临的任务的变迁。时代背景的变迁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已经建立起了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而这样的背景变迁使得西方经济学把自己的任务定位于研究经济运行，追求近似于自然科学的精确。经济学似乎变成了纯技术层面的工具。然而早年的经济学，无论是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马歇尔、凯恩斯在研究中都没有数学化，原因在于这些经济学家更着重于一种理论体系的建设，而当时的社会也正处在体制变革之中，不用数学就可以完成，用了数学恰恰适得其反。因为人们可能根本不知道在这样的理论体系中怎样使用数学，人们甚至找不到切入点。试想，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怎样数学化，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该怎样数学化！如果试图对这两部著作数学化，那就只能南其辕北其辙了。而在当代，当市场经济的体制已经建成，经济学的研究更着重于经济运行，需要研究健康运行的条件，适当地运用数学，建立模型，如果假设条件成立，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如果不加分析地东施效颦，甚至把经济学当作数学，那就失之偏颇了。

数学方法，建立模型，可以把经济研究精确化，甚至自然科学化。但建模也需要提出合适的经济学范畴，需要科学的假设。毕竟建模只是一种手段，不是为了建模本身，而是为了反映一种经济思想、一种理论体系，需要提出自己的经济范畴。而这种范畴和假设的提出本身就需要抽象。如果假设有问题，模型和计算再精确，其结论也是经不住实践检验的。不少著名西方经济学家看到了数学方法的这种不足，对过度数学化持保留甚至批评的态度。数学成绩极好的凯恩斯就尖锐地指出，“把一组经济分析用符号的假数学的方法变成公式，加以形式化，其最大弊端，乃在这些方法都明白假定：其讨论的各因素绝对独立；只要这个假设不能成立，则此等方法之力量与权威便一扫而净。近代所谓‘数理经济学’，太多一部分只是杂凑，其不精确一如开头所根据的假定；而其作家，却在神气十足，但毫无用处的符号迷阵中，把现实世界中之复杂性与信息相通性置诸脑后了”。哈耶克也反对过份使用数学，他认为过份地使用数学已经给人带来了一种幻想，“我们能用这种技术来决定和预测那些数量的数值，并且这已导致对定量和数值劳而无功的搜寻。他们描述市场均衡模式的方程体系是如此构筑的，如果我们能填补抽象公式的所有空白，也就是如果我们知道这些方程的一切参数，我们就能计算销售的一切商品和劳务的价格数量。现代经济学那些令人惊异的先驱们，16世纪的西班牙书院教师们，事实上已经看到了主要之点，他们着重指出，所谓的数学价格取决于这么多具体情况，以致人们永远不能知道它，只有上帝知道它”。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更是深刻地指出，当经济学家发现他们不能分析现实世界中出现的问题时，就创造一个能够把握的假想世界。

当代中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期，正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我们更需要探索规律性的东西，需要建立科学的理论体系，因而更多地需要运用抽象法。当然，我们在一些问题的研究上也可以运用数学的、建模的方法，但一定要努力作到前提正确、假设正确、过程正确，从而保证结论正确。切不可东施效颦，为数学化而数学化。著名而影响深远的奥地利学派同样着重文字的逻辑，不是照样对经济学的研究做出的巨大贡献吗！我们应当继往开来，把两种研究方法的比较优势有机的结合起来。

三、马克思经济学具有立体感和历史透视力

美国学者E???雷?坎特伯里在他所著的《经济学简史》中指出：“历史是研究思想的基础，……在经济学家中，历史从来都不会被忽略。” 就此而言，马克思的经济学无疑是一个标杆。马克思经济学坚持历史与逻辑一致的原则，具有立体感和历史透视力。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八章《工作日》中，马克思详细论述了围绕着工作日的长短和工作环境的好坏，个人与资本家，以及政府博弈的过程。马克思指出：“英国的工厂法是通过国家，而且是通过资本家和地主统治的国家所实行的对工作日的强制限制，来节制资本无限度地榨取劳动力的渴望。” 如果没有这种限制，资本主义的正常经济运行就不能进行。马克思的这些分析告诉我们，市场经济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各种力量不断博弈的结果，这个博弈过程永远不会完结。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马克思按照历史发展的进程，依次考察了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等相对剩余的价值生产的几个阶段，证明只有当机器大工业统治了社会生产的时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居于统治地位。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通过个别资本家率先创新，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实现的。因此，市场经济本身是一个不断通过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过程，创新是市场经济下的常态。

在马克思的笔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也是立体的。据马克思考察，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的转化是因为土地资源变得稀缺，是稀缺的土地资源逼迫的结果。他指出，早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方式下，“牧羊业或整个畜牧业中，几乎都是共同利用土地，并且一开始就是粗放经营。” 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的转化，是“由于耕作的自然规律，当耕作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地力已经相应消耗的时候，资本（在这里同时指生产的生产资料）才会成为土地耕作上的决定因素”。换言之，此时的资源约束条件发生了变化；土地稀缺了，资本和技术变得相对充裕，资本和技术可以替代土地的稀缺，于是，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的转变。今天，我们面临的资源约束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历史的、必然的趋势。

马克思的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条件、历史背景、以及可能走势。马克思认为商品的生产的普遍化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当我们今天也选择了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起码从中可以借鉴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一些条件。

当代西方经济学是平面的、缺少立体感。实际上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不同，即使都选择了市场经济，也必然会有自己的“路径依赖”。正是因为如此，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又把历史带回到了经济理论中。当年德国历史学派甚至认为经济学家的基本功在于对历史资料的掌握，这并非没有道理。

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的立体感和历史透视力告诉我们经济学不是一把简单的螺丝刀，不是放在美国能用，放在中国也能用的。我们不可能隔断历史，隔断体制沿革。从哲学层面看，任何优秀的都是相对的，在彼条件下是优秀的，在此一条件下就不一定优秀了，在给定的条件下有着特定的优秀。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寻找自己的优势，而不是片面地照搬别人的优秀，这才是最难的。一句话，我们要了解中国国情，为中国经济发展服务。

四、马克思经济学在研究实体经济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危机从反面启示我们，一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其根基在于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一旦讲到对实体经济的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学则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在马克思经济学看来，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基础，是真正创造社会财富的经济形态。马克思指出；“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马克思这里所讲的使用价值是作为物质产品的商品的使用价值。由这样的前提出发，马克思认为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才是生产性劳动，其它的劳动都是非生产性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性劳动不仅要生产物质产品，而且是要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马克思经济学中的社会总产品和社会总产值概念都是反映实体经济的经济学范畴。社会总产品是指一个生产周期内两大部类所生产的全部产品的总和。而社会总产值，即全部产品的价值的总和。同理，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国民收入被严格限制在物质生产部门，即在总产品的价值中，扣除掉一年内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后余下的那部分价值，亦即当年创造的新价值，可分为V＋M两个部分，其中作为V的部分是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为自己的消费创造的价值，M中用于积累的部分是要进行再分配的，参与再分配的有社会所需要的非生产部门。马克思所研究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剩余价值以平均利润的形式各得其所的分割都是对实体经济的探讨。

马克思称为虚拟资本的资本是服从于、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这是虚拟资本发挥正常功能的边界。超过这种边界其作用可能就是负面的。马克思警示，虚拟资本容易造成泡沫，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危机。

马克思把资本的所有权证书即纸质复本叫做虚拟资本。虚拟资本一旦作为相对独立的形态就有了相对独立的运行。马克思指出；“作为纸质复本，这些证券只是幻想的，它们的价值额的涨落，和它们有权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无关，尽管它们可以作为商品来买卖，因而可以作为资本价值来流通”。

马克思观察到，作为虚拟资本的运行并非象实体经济那样清晰和简单，而是因为虚拟而带有赌博的性质。他说，由这种所有权证书的价格变动而造成的盈亏，以及这种证书在铁路大王等人手里的集中，就其本质来说，越来越成为赌博的结果。赌博已经代替劳动，并且也代替了直接的暴力，而表现为夺取资本财产的原始方法。虚拟资本构成了银行和私人资本的相当部分。

市场经济离不开信用，信用为综合利用社会资源提供了有力的杠杆。然而，信用的膨胀会使信用的功能适得其反。信用的膨胀使得信用失去了扎实的实体经济的基础，并且把想象中的实体经济不断放大，最终在某一个环节突然断裂，危机随之爆发。

那么，虚拟资本是如何借助于信用迅速膨胀的呢？信用是在以为有“信用”，信用是在反复存贷中膨胀的。马克思以一张500磅的银行券为例生动地描述了这个过程：“A今天在兑付汇票时把这张银行券交给B；B在同一天把它存在他的银行家里；这个银行家在同一天用它来为C的汇票贴现；C把它支付给他的银行，这个银行再把它带给汇票经纪人等等”。在这无数的既存又贷的链条中，一个支付行为是以另一个支付行为的确实无疑的完成为前提的，只要其中的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支付行为就会中断，就会产生经济危机。

当前的经济危机就是由美国过度的“金融创新”脱离实体经济，信用膨胀。天马行空而产生的。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告诉我们，一定要扎实抓好实体经济，只要实体经济结构合理，健康发展，就会在任何条件下都有了抗衡危机的基础。

西方经济学中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的概念是GDP。GDP是在一国或一地区的本国（本地区）居民和外国（外地区居民）居民在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内，以现行价格计算的，只管生产出来不管卖出去的一切产品和劳务的价格总和，不仅包括实体经济，也包括非实体经济。GDP的概念掩盖了实体经济与非实体经济的区别和贡献，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信用膨胀、乃至泡沫经济对GDP的贡献都是正的效益。单纯以GDP作为衡量标准，容易超越产业发展现实，甚至过度的使经济虚拟化，过度金融创新，形成诸多金融衍生产品，以致雾里看花，经济结构头重脚轻。我国个别地方所谓的虚拟经济走得更远，严重脱离实体经济，成了空手套白狼式的赌博。这是必须予以认真纠正的。

此次美国的次贷危机，正是因为经济过度虚拟化而产生了严重泡沫，华尔街的一系列金融衍生产品绑架了美国经济，并且几乎波及到全世界。美国痛定思痛，高调表示要回归实体经济。当我们重温马克思当年关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论述时，我们甚至感到马克思说的正是当下的事情。与美国经济形成对照的是德国实体经济发展良好，经济基础扎实，在经济危机中表现良好。我国经济所以有相对良好的表现，主要还是我国GDP的构成主要在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命脉。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危机给我们一次免费午餐，我们要下功夫进一步抓好实体经济，抓好装备制造业，提升整个工业的产业链；抓好农业，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农业；抓住机遇，积极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夯实我们的经济基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3卷。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5卷。

3、【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译本）三联书店。

4、《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演讲集》王宏昌编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5、E?雷?坎特伯里《经济学简史》礼雁冰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2013年02月17日15:50 人民网-理论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