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90年的历史启示与当代价值

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90年的历史启示与当代价值

陈答才 焦金波

【摘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指马克思主义被广大人民群众由认知到认同、信仰，再到运用，逐步深化和提升的过程。在90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从构建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满足社会需求和实现群众利益，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教训，与各种社会思潮对话交锋，与民族文化良性互动等五个方面，成功地推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90年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纷沓而至的众多外来思潮中脱颖而出，成为60年来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流意识形态；使中国共产党由初期只有几十人之众的革命党，发展成为当今拥有8000多万党员和广泛群众基础的执政党。90年的事业，成就巨大，影响深远，留下丰富的历史经验，具有强烈的当代价值意蕴，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事业提供了借鉴。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指马克思主义被广大群众由认知到认同、信仰，再到运用，逐步深化和提升的过程。由认知到认同、信仰，是马克思主义的有效“内化”；继而由认同、信仰再到运用，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外化”。可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是一个从“内化”到“外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党领导人民群众加深了对中国革命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马克思主义也实现了新发展。于是，新的大众化过程又继续开始。如此循环，大众化永无止境，成为一项永恒事业。

基于上述理解，本文拟对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90年历史经验加以总结，以期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事业的发展。

一、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构建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自觉追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内化”，要求人民大众正确认知马克思主义，即明确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在此基础上，认同、信仰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事业的发展。

正确认知马克思主义，首先要明确“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要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使人民群众掌握其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提高理论修养。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重视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党的“一大”通过的决议明确规定：“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工人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成立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主要目的应为教育工人使其在实践中能够实现共产党的思想。”［1］6－7。但总体上讲，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到党的成立，毕竟只有2—3年，时间较短。而且，党成立之后又立即投入紧张的革命斗争中，没有充足时间来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因此党员群众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匮乏，致使少数人垄断马克思主义资源的解释权和话语权的历史图景在以后一段时期内屡见不鲜。特别是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左”倾错误之所以屡反屡犯，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角度看，就是因大众化发育严重不足和滞后，不能促成党员干部群众理论水平的提高，致使他们在“左”倾错误面前束手无策，只能任其在党内泛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左”倾思想发展，贻害和挫伤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发展，给革命事业留下了深刻教训。

在延安时期，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汲取历史教训，高度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开展学习竞赛的号召，党内开展了一场深入持久的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的学习运动。在此基础上，从1942年2月起全党又开展了整风运动，这是在全党范围内普遍进行的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学习运动和整风运动，是党在局部执政环境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功实践，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党更加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明确要求，党员干部“要带头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没有认真的学习，坚持和发展就无从谈起”［2］1188。江泽民指出：“要在全党造成一种学习理论、研究理论的浓厚空气，不断提高广大干部的理论素质。”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特别是学习邓小平同志的著作，熟悉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善于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实际情况、指导工作。”［3］579胡锦涛强调：“要坚持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继续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4］17

正确认知马克思主义，还包括在“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上要秉持科学态度。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特别要强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具体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早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5］815在他的推动下，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应该是为了用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各种实际问题。”［5］988建国后，他又强调要使马克思主义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6］323

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一再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放思想，解决实际问题。他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7］141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要求全党“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把学习理论同研究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本地区本部门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突出问题结合起来”。［8］12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联系实际上有着高度的自觉性。

当前，进一步增进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需要做好以下几个基础性工作：

一是做好马克思主义的文本整理工作。文本整理是群众认知马克思主义的最基础环节。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文文本是以日译本和俄译本为蓝本和中介，借助于“二手”材料来完成的。由于受整理和编译者主体理论素质、语言功底制约，加之缺少主体研究意识，对文本直接解读很少，专门以文本为对象的研究更少，个性化研究也无从谈起。延安时期和建国后对马克思主义解读方式与解读成果也都可以找到苏联(俄)的烙印与痕迹，带有浓厚的苏联(俄)的气息与味道，缺乏自己对文本的独立思考和独到见解，甚至在言语上也简单地移植，致使文本的民族化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此外，单是原生态文本解读，已非易事。以《共产党宣言》里首尾两句为例，关于首句，在中央编译局馆藏图书可查到的十几个中文本中，至少有9种不同的译法，［9］而末句则先后有70多种译法。［10］仅此可见，即使走过90年的历史进程，我们仍很难说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文本问题，原生态文本解读仍然需要付出艰辛努力。

二是在传播上要实现简约化。简约化，就是符合广大民众认知水平和认知习惯，以简单、精炼、具体、形象化语言叙述马克思主义，把博大精深、卷帙浩繁的马克思主义内容结合中国实际有针对性地进行传播。第一，简洁性。叙述简洁明了，是党的求真务实作风在文风上的体现和要求。然而“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文风至今遗害既深且广。反对空话、大话、假话、套话，言语简明扼要，中肯切题，仍然是今后推进认知的基本要求。第二，通俗性。学术性的叙述往往出现程序繁琐，语言晦涩，道理深奥，形式呆板，思维抽象，让人感到神秘莫测，致使理论亲和力下降，导致民众对理论望而却步，无形之中在理论与民众之间形成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产生感情隔阂，甚至引起反感，影响理论大众化效果。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求思维上深入浅出、载体上喜闻乐见，实现通俗化、具体化，使之有利于群众认同和接受。第三，概括性。必须把西方思维方式下形成的宏大、抽象、逻辑性强的文本概括和置换成符合东方思维方式的简洁、具体、直观性强的中国文本。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概括为“实事求是”，邓小平曾用“猫论”来比喻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都是对文本进行言简意赅概括的成功典范，有利于中国人接受。第四，选择性。受众是有选择性地接受和认知信息，而内容丰富、思想深邃、论证周密的马克思主义也并非所有人都能系统掌握它。因此重点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原则和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是宣传形式和手段等要实现现代化、多样化。90年来，我党不断地根据实际条件，实现宣传形式和手段的现代化、多样化。延安时期新华广播电台的播音，使党的新闻事业有了无线电广播电台这一新生传播媒介，永不消逝的电波将党的声音从延安传向全国。党中央还要求“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各地应注意接收延安的广播”［11］110，建立起《解放日报》、新华社、新华广播电台“三位一体”的传播体系，汇成强大宣传冲击波。我党创办的《解放日报》以高级干部为主，侧重理论阐释；《边区群众报》则面向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倾力于通俗传播。两大党报既分工又合作，错位发展，成功规避了同质竞争的恶果，产生了最佳的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当代中国，资讯的生态环境发生深刻变化，资讯传播速度之快、数量之大、渠道之广，前所未有，新媒介也进入传播主流。因此，除了利用报纸、广播电台既有媒体外，还要充分利用电视、网络等新兴媒体载体，设论坛、开博客、发短信、拍视频，开辟现代交流沟通新渠道，扩大宣传阵地，增强宣传时效。

二、满足社会需要，实现群众利益，完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与信仰，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揭示和论证了实现人类解放、进步的价值理想的历史必然性，体现出科学性、革命性、实践性的本质特征。但是，一种思想意识征服群众未必就一定取决于其科学性和真理性。宗教能够存在、传播和俘获教民，并不在于其科学理性，而在于其为教徒提供心灵庇护，回答教徒对彼岸世界的困惑与疑问。致力终极关怀，满足人类心灵世界需要，正是非科学性的宗教千年长久不衰的秘诀所在。这告诉我们，满足群众的实际需要，才能获得认同与信仰。科学性和真理性是满足实际需要的重要保证。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2］11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亦是如此。近代以来，纷沓而至的外来思潮都是被中国人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工具，而不是作为单纯学理思想来看待的。马克思主义何以能够在众多思潮中脱颖而出，取得主导地位?就是因为它在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上体现出比其他思潮更具有彻底性和有效性的特点。在马克思主义引领下，我国相继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性转变，满足了中国社会发展、民族复兴的需要与诉求。由此可见，正是因为关注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贴近人民现实生活实际，彰显价值意蕴，马克思主义才赢得民众认同、信仰，最终战胜其他外来思潮。

利益价值是影响群众认同的重要变量。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3］187利益也被列宁称为是“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14］136。现代传播学也认为，有效性是任何一种信息得以流传的前提。不同时期群众认同、信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因就在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维护和实现他们的利益。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是通过深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进而把农民对土地的原始渴望转化为重新书写历史的自觉意识和行动，使农民成为大革命的主体力量。延安时期，毛泽东教育全党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在此基础上“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15］467。他领导全党开展大生产运动，实施精兵简政，发展生产，减轻群众负担，改善民生，在实现群众利益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结果赢得了农民认同，取得了全国政权和今天的执政地位，也赢得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继续在实现民生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凸显价值，这也是60多年里马克思主义和我党执政始终拥有最广阔最牢固群众基础的根本原因所在。

总之，满足社会需要，实现群众利益，是90年里推动群众从认知到认同、信仰的根本原因。正如毛泽东所言：“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16］1515

历史启示我们：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要不断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武装人民群众，增进人民群众的认知，更要在满足社会需要，实现群众利益中完成由认知到认同、信仰的转变。当代中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仍然要一如既往地提高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实现群众利益的能力，必须努力寻找并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传播与社会需求和人民利益之间的契合。同时，还应看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当代所遭遇的最大挑战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阶层日益分化，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作为应对之策，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在统筹兼顾各阶层利益的同时，突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兼顾各阶层利益，获得最广泛的社会基础；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际上就是代表工农为主体的劳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也由此才能获得认同和信仰的受众基础，这种基础既具有最广泛性，又具有最可靠性的特质。无论满足社会需要还是实现群众利益，都要求凸现和彰显价值性，通过利益机制驱动，推进群众由认知到认同、信仰的转变和提升，实现“内化”。社会需要和群众利益诉求，既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切入点，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不竭动力。

三、在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教训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恩格斯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17］432“要获取明确的理论认识，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18］679列宁曾说过：“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进而又教育和训练群众。”［19］352

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鉴往知今，是主体增长知识，提高自己的重要途径。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抑或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都能够不断地反思历史，勇于正视自己的挫折与失败，善于从中汲取教训，从而使自己走向成熟和胜利。90年里，我们党在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教训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延安整风期间，我党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教训。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全党加深了对革命规律的认识。毛泽东曾说：“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只有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在抗日时期，“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6］299－300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全党也更深刻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对民主革命规律的正确认识，是指导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理论，从而增强了对毛泽东思想的认同和信仰。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以反思“文化大革命”为逻辑起点，总结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验教训。他指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20］234邓小平带领人民群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澄清和抛弃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弄清和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此后我党又总结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执政兴衰的历史教训、总结我党90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总结国内外发展得失成败，相继弄清和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弄清和回答上述重大问题的过程，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抚昔追今，继往开来。党领导人民群众就是在总结和剖析过去历史道路中推动人民群众由马克思主义认同者、信仰者变为运用者，最终实现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化，达到大众化的最终目的。

当代中国应该继续把历史经验教训作为我党执政的理论资源。要不断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汲取前进中出现的教训，继续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不断做出新的理论概括，增强理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进一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指导，也在事实上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四、在与各种社会思潮对话交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任何一种社会思潮都是一定群体利益的折射和反映，都是为该群体利益服务和辩解的，这就注定不同阶级或集团的利益纷争必然引发思想领域的冲突与较量。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指出这一阶级的任务，并且证明现代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也就不足为奇了。”［21］148

此外，批判性本身也是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马克思就曾明确表示，“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20］416

90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同样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同各种社会思潮进行对话交锋的历史，对话、辩论、交锋、较量，贯穿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全部历史。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思潮之间进行了三次大论战，先后战胜了以胡适为代表的实验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以张东荪、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与众多社会思潮对话和交锋中脱颖而出的，成为中国人追求民族解放的理论武器。

抗战期间，国民党肆意歪曲三民主义哲学基础，否定新三民主义；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其实质是在中国鼓吹法西斯主义和封建复古主义。中国共产党对此进行全面的思想理论反击，划清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界限，揭露伪三民主义在中国实行法西斯主义的反动实质，促进新民主主义理论走向成熟，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1949年，毛泽东在一个月之内先后为新华社写下《丢掉幻想，准备斗争》(8月14日)、《别了，司徒雷登》(8月18日)、《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8月28日)、《“友谊”，还是侵略?》(8月30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9月16日)等五篇评论文章，批评了国内一部分人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幻想，对中国革命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了理论上的说明，为中国革命胜利和人民政权成立的历史必然性作了学理性阐释，奠定了群众认同的思想认识基础。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最早批评“两个凡是”的教条式对待毛泽东思想，把领袖神化的“左”的错误认识。他坚定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最终突破理论禁区，恢复了实事求是的党的思想路线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与此同时，针对社会上否定毛泽东思想的“右”的错误思潮，他通过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来引导人们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邓小平在同错误思潮的斗争中推进了毛泽东思想大众化。

历史证明，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离不开与各种社会思潮的对话交锋。在对话交锋中，马克思主义不断得到检验和完善而获得发展，也在展现自身理论价值的科学性、价值性中赢得群众。

当前，国内社会阶层分化带来思想意识的多样化，全球化带来各种文化的风云际会，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一些腐朽思想沉渣泛起，腐化和侵蚀着人们健康的思想心理意识，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更是以各种方式直接和潜在地消解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试图取代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思想意识中的指导地位。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在与各种社会思潮的交流碰撞中，吸纳其他意识思想中的有益、合理的成分，从而发展壮大自己。同时，面对各种错误思潮对社会主义思想理论阵地的瓦解和群众价值观念的消蚀，要继续发挥意识形态固有的批判性本质特征，敢于迎击。思潮交锋，此长彼消，一味地回避退让，保持无语，只能助长错误思潮长驱直入，使群众对自己产生质疑乃至动摇，长此以往，传统话语权势必弱化甚至丧失。只有勇于保持与当代各种思想及学术体系的对话、交流和论争，马克思主义才能不断获得新营养，永葆青春活力；才能在批判错误思潮中彰显自身理论的科学性、真理性，赢得群众的认同和信仰。

五、以现代性视野和世界性眼光推进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在与民族文化良性互动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无形的精神纽带，深刻影响和支配着一个民族的行为抉择。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的。“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22］585具体而言，一个民族在接受外来文化时，必然要以自己的表达语言、叙述习惯、思维逻辑、心理结构、认知方式、价值取向来对其进行诠释和解读。因此，任何一种外来思想文化要在一个新的民族或地区广泛而有效地传播，就必须实现民族化或本地化。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实现大众化，同样意味着要与影响中国民众的社会文化观念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有许多相似相通之处，这为二者结合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而二者的结合，则可以使中国民众在文化心理和情感上与马克思主义产生共鸣，实现交流契合沟通，从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实现大众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传统文化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众化的重要切入点。

然而，从全球现代化的角度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我们不难发现：历史上，晚清以前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都是周边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同质化。然而晚清以降，这种性质和特征的交流发生逆转。面对产生于工业时代的西方文明的步步进攻，根基于小农经济的中华传统文化节节败退，无力反抗。从这个意义上讲，近代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事实上就是民族文化危机。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要借助中国文化传统实现大众化，就必须助推其实现现代转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以马克思主义提升中国文化传统实质上就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生命力和现代价值缺乏深刻认识和正确估计，加之近代传统文化在挽救民族危机中的无力表现，他们简单地将中国文化传统视为已经过时的旧东西而加以否定，没有充分意识到中国文化传统之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性，更不可能以马克思主义来提升中国文化传统，实现其现代转型。文化上的虚无主义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文化，遑论发掘其与马克思主义的相似相通之处。缺少传统文化作为交流沟通中介，民众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就容易形成无形的心理鸿沟，从而制约大众化发展。

20世纪30年代中期，抗日战争重新整合了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和心理结构，强化了民族意识，唤起了民族文化的复兴。日益走向成熟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高度重视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讲到：“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3］中国共产党人自觉把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传统相结合，先后提出和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既抛弃了传统文化的糟粕，又继承了其仍有生命力的内容，从而使民族传统文化获得新的生存形式和生命活力，成功实现现代转型。

在推进民族文化现代化转型中，马克思主义借助于民族文化也实现了自身的大众化。延安时期，我党越来越多地用中国文化素材来阐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成为最杰出代表。除了“实事求是”取材于中国文化素材外，他借用中国民众广为熟知的古典神话小说《封神演义》的典故，将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称之为“三大法宝”，以此来说明它们对于战胜敌人的重要性。他还将脱离群众的关门主义称之为“孤家寡人”的策略。毛泽东尤善于借助中国成语、俗语、寓言，因而大众化效果尤为明显。新时期，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提出与实践，都是我党继承和提升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结果，这也是其一经提出就迅速引起全国各族人民强烈反响、积极实践的根本原因所在。

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之间只有形成良性互动，才能实现互赢共利，共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借助马克思主义，才能实现现代转型；马克思主义借助中国文化，才能拥有人民群众认同和信仰的心理和情感基础，实现大众化。

当前，世界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重要表现就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浪潮已经将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化裹挟进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在此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之间仍然要保持和增进良性互动关联。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的理念和“和谐文化”的命题，无疑就是应对上述语境的根本之策。它们都是我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挖掘和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果。“以人为本”的理念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继承，更是对其的超越。这一理念的提出，适应了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要求，使我们在发展观上和价值观上易于与世界话语交流，从而具有更大的普适性、包容性和对其他意识形态的整合作用。这不仅使我们的主流思想更容易为其他国家的人民理解与认同，也有助于我们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自己的理论、理念，提高我们在全球范围的对话、交流、沟通的能力。“和谐文化”的命题，则是我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挖掘和发挥中国传统文化中“和为贵”为核心的和谐思想的结果。它为经济全球化浪潮下各种文明、各种发展模式的交流共处指明正确方向，也使中国文化得以走向世界。在这一理念指导下，我国外交工作提出和平发展战略和构建和谐世界的目标，强调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外交贯穿和体现了和谐文化理念，因而赢得了国内群众的广泛支持。科学发展观使中国民族文化走向世界，中国民族文化也使包括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大众化，两者在良性互动中实现了交织同生，依存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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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恩格斯．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1886年12月28日)［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9］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M］∥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0］邓小平．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起来［M］∥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1］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2］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3］毛泽东．论新阶段［J］．解放，1938(57)．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