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崭新形态

中国模式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崭新形态

王天玺

中国模式的出现是一个客观事实，并已引起世人高度的关注。美国全球语言研究所跟踪全球75万家主要纸媒体、电子媒体和互联网站，挑选21世纪头10年中世人谈论最多的10大新闻话题，结果发现“中国模式”或“中国崛起”的话语高居榜首，总共被播发了约3亿次。

中国模式或中国崛起为什么会成为新千年以来最大的新闻话题？因为中国模式不仅与中国人有关，而且与全人类有关；因为中国模式推动世界重心东移，有利于形成平衡而和谐的新世界；因为中国模式创造了崭新的社会主义文明，有利于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到新的阶段。

中国人曾经创造过非常辉煌的古代文明。然而，从19世纪初以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西方诸国逐渐变强，而中国则已经陷于停滞并向下沉沦，西方人看待中国的心态也从过去的向往变成轻蔑。英国汉学家约翰·巴罗曾在1840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写道：“认为中国很强大，富裕辉煌，这是对常识的公开侮辱”，中华民族是“一个野蛮的异端民族，几乎比野人好不了多少”。这样的话，巴罗说过，其他许多西方人也说过。他们这样说，正是为了把中国人当做“野人”来践踏和屠杀。我们今天没有忘记巴罗之流的谰言，是为了永远警醒自己：国家的强盛从来不是天命注定的，任何不求进取的民族，都会陷入内忧外患、被人蔑视和欺辱的悲惨境地。

我们当然也没有忘记，即使在中国社会最混乱、中华民族最悲惨的时候，西方仍然有一些具有超凡智慧和远大眼光的人，不敢轻视中华民族，并且相信中国将来的位置是在世界的舞台中心。

法国人拿破仑关于当中国觉醒时就将震动世界的名言是众所周知的。

美国人罗斯福也曾在几十年前正确地预测过中国的未来。

美国外交政策专家约翰·伊肯伯里为了撰写《中国的崛起和西方的未来》一文，查阅了许多历史档案，从中发掘出一则宝贵的史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澳大利亚驻美大使欧文·迪克逊爵士曾参加罗斯福总统在白宫主持的一次会议。罗斯福在会上谈到中国未来的崛起和因循守旧的英国首相丘吉尔。迪克逊爵士在他的日记中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罗斯福说，他与丘吉尔多次讨论过中国问题，他感觉丘吉尔在中国问题上落后了40年，还把中国人称为‘中国佬’或‘华人’。他觉得这样做很危险。罗斯福想要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因为他认为，四五十年后，中国将很可能成为一个伟大强国。”

英国人丘吉尔在中国问题上的短视不值一提。他的同胞阿诺德·汤因比的智慧和真诚则非常令人感动。作为思接古今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对人类创造的几十种文明体系作了详尽的比较和研究后，特别推崇中华文明。几十年前，当有人这样问他：“如果再生为人，您愿意生在哪个国家，做什么工作？”他稍加沉思就回答说：“我愿意生在中国。因为我觉得，中国今后对于全人类的未来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是生为中国人，我想自己可以做某种有价值的工作。”说完这些，汤因比意犹未尽，又补充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

当历史进入21世纪的时候，人们惊讶地发现，当初拿破仑、罗斯福、汤因比等人对中国的预测和猜想全部变成了现实。

2010年，中国已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而且就发展的潜力、态势和增速来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即使不是指日可待，也是指年可待的。

最近200年左右，形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人们习惯了欧美主导的世界格局。然而，在20世纪和21世纪交替的时节，一个东方大国崛起了，一个曾经被人蔑视、被人践踏的落后国家，猛然之间成为创造人类历史的主角之一。这件事情简直不可思议，太令人震撼了。于是，“中国崛起”就成了前面提到过的“世界第一新闻话题”，“中国模式”就成了政治家和学者们热烈讨论的政治和学术课题。

此时，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出现了，这就是中国人对“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都显得非常淡定。关于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的信息，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是大新闻，但在中国只是一个普通的消息，各类传媒上都只是一带而过。

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中国人也是不怎么关心。人民网曾专门做了一个网上抽样调查，结果是84%的受访者不认为有中国模式。不仅如此，还有中国知名学者不赞成提中国模式。有的说，“模式”一词含有示范、榜样的意涵，中国无意输出“模式”，不如用“中国案例”来代替“中国模式”。有的说，我们的体制还没有定型，讲“模式”就有定型之嫌，这很危险，以后就有可能把这个“模式”视为改革的对象。还有人说，“中国模式”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外国人提出来的，意在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人为什么对“中国崛起”的说法如此淡定？一方面，可能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更多地关注中国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至于中国的发展对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则不容易直接感受到；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对自己所走的道路非常自信，并且有着远大的目标，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的长征途程中，成为世界第一、第二经济大国，都只是一些不应过度关注的阶段性成果。

至于许多中国人不关心“中国模式”的讨论，那可能是误以为“中国模式”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相干。

实际上， “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模式”最早是邓小平提出来的。

1980年5月，在谈到各国共产党的关系时，邓小平说：“中国革命就没有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去进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既然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8页）邓小平在这里主要讲的是夺取革命胜利的中国模式。

1988年5月，邓小平在接待莫桑比克朋友时说：“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1页）邓小平这里讲的是解决国家发展问题的中国模式。

在邓小平的心目中，夺取革命胜利的中国模式，解决国家发展问题的中国模式，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国模式”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就是中国人民走出来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千百万革命者用鲜血和生命凝结而成的，是十多亿中国人民用勤劳和智慧创造出来的。中国模式的创造，毫无疑问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实践、最辉煌的成就。任何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任何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都可以为我们创造了中国模式而自豪。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模式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崭新形态。

马克思认为，历史上的文明形态都是以对抗为基础的。他说，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

马克思对文明历程的观察是深刻的，人类经历过的奴隶社会文明和封建社会文明，都是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人类正在经历的资本主义文明则是“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

中国模式创造的文明不是建立在对抗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和谐的基础上，这就是社会主义文明，这是区别于以往各种文明的崭新的文明。

像中国模式这样的社会主义文明，当然不是某种偶然出现的历史幻象，而是在社会发展的大潮流中千锤百炼而成的必然的历史图景。

塑造和锤炼中国模式的是当今世界三大进步潮流：世界实现现代化潮流;社会主义胜利前进潮流;中华民族伟大振兴潮流。当代世界中如果有什么重大的奥秘，那么这三大进步潮流在中华大地上融合为一，共同锤炼出中国模式这种崭新的社会主义文明，就是最重大的奥秘。

塑造和锤炼中国模式基本特征的是中华振兴的伟大潮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20世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件，标志着中国人民经过100多年的英勇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结束了国家四分五裂、民族蒙受屈辱、人民灾难深重的局面，开启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

塑造和锤炼中国模式前进方向的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伟大潮流。

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都能平等相处、自由发展的社会思想，是一种朴素的社会主义思想。这样的社会理想，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中，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是自古就有的。当代社会主义包含着这样的思想元素，但它是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一种社会运动、一种国家形式、一种社会形态出现的。也就是说，当代社会主义是作为一种完整的系统的文明的社会形态出现的，它比古代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优越，也比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优越。

当代社会主义潮流的第一个高潮于19世纪中后期出现在欧洲西部。法国的巴黎公社、英国的大宪章运动、德国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是第一个社会主义高潮的标志性事件。

社会主义大潮从西向东流，于20世纪前期形成以苏联为中心的第二个高潮。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苏联的壮大、各国共产党的活跃、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是第二个社会主义高潮的标志性事件。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逐渐演变成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对内思想停滞、体制僵化，对外实行侵略和扩张。中国共产党人看在眼里，想在心里，开始自觉地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其间，国际环境非常复杂，国内困难也不少。因为急于求成，制定政策脱离实际，造成了一些重大的挫折。但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错误当做智慧的源泉，愈挫愈奋，一步一步开辟出建设社会主义的宽广大道。

20世纪80年代末，当克里姆林宫红旗落地，苏联瓦解，整个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改变颜色的时候，世界上许多目光肤浅的人以为社会主义已经失败，资本主义与之竞争的历史终结了。他们没有想到，这只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竞争的新起点；他们没有看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早已向东转移到了中国；他们更没有看到，在东方、在中华大地上，已经形成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高潮。

对于社会主义能够对资本主义取得竞争优势，邓小平充满了必胜的信念。他说，我们要用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实践，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邓小平还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的时候，中国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国民生产总值位居世界前列。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在20世纪和21世纪交替的关键时期，社会主义需要依靠中华民族的振兴开辟胜利前进的大道，中华民族则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伟大的振兴，由此形成的中国模式必定以社会主义为根本方向。

塑造和锤炼中国模式世界意义的是全球现代化的伟大潮流。

现代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社会发展过程，但最核心、最基本的是实现工业化，使不同形态的传统经济转变为以工业经济为主干的现代经济。

自工业革命以来，经过300多年的演变，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有10多个国家实现了现代化；在全球70亿人口中，只有10亿左右的人实现了现代化。

这10多个国家的现代化，走的都是资本主义道路。这种道路的突出特征有两条，一是通过战争和殖民，大肆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二是凭借先发优势和垄断地位，无限制地消耗地球资源，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中国土地面积几乎和欧洲一样大，人口达世界五分之一，根本不能走这样的道路。新中国从现代化建设的第一天起，就摒弃了给人类造成无数灾难的资本主义道路，坚定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20世纪50年代初期，毛泽东就向全世界宣告，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现代化起步的时候，借鉴了苏联的经验，得到了苏联的帮助，但中国从一开始就没有完全照搬苏联的做法，而是自己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现代化之路。毛泽东设计了一条“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注重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合理比例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实践证明，这样的发展道路优于苏联的道路，因为他们那里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农业又非常脆弱，经不起经济风浪和政治风浪的冲击。表面强大的苏联国家一夜之间即分崩离析，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到了经济全球化和现代科技革命突飞猛进的时代，13亿中国人以改革开放的大气魄全面推进现代化进程。这期间，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物资的交流、思想的交流、人才的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一个有着最深厚文明底蕴的伟大民族，放下身段，向外部世界学习一切好东西。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解放思想，努力革除一切不利于走向现代化的体制弊端。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适应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这样的学习，这样的改革，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并且彰显出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

当今世界，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社会主义胜利前进和全人类实现现代化这三大进步潮流汇合在中华大地，奔腾在中华大地，不是一个短期的、偶然的现象，而是一个符合人类发展规律的长期的、必然的现象。从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50年代，三大进步潮流的交汇形成一个高潮期。三大进步潮流在这一百年左右的高潮期，塑造中国模式，锤炼中国模式，推动人类发展走向社会主义文明的光辉境界。

“模式”本身是一个高度哲理性的概念，它表明事物内在本质的全面展现，表明事物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具体统一，表明模式是可以借鉴可以学习的。中国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展现，是中华文明特殊性和人类文明普遍性的具体统一。作为走向现代化的崭新道路，中国模式是可以为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借鉴和学习的。

人们可以从不同侧面去研究中国模式。本文提出“一、二、三、四、五”的中国模式图。

“一”是一条道路，即中国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之路；“二”是实现两大目标，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振兴和社会主义胜利前进；“三”是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做主三者有机统一，实现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利益三者有机统一，注重改革、发展、稳定三者有机统一；“四”是实行四大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民族区域自治和基层民主自治；“五”是建设五大文明，即建设经济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按照一即是多，多即是一的道理，五大文明又总归为社会主义文明，从而回到中国模式的本质。

中国模式在成长的过程中，来自西方世界的不是掌声和喝彩，更多的是批判和制裁。由于西方国家控制着国际话语权，几十年下来，中国发展的真情被严重扭曲，社会主义中国的形象遭恶意贬损。为了让世人看清真实的中国模式，本书在研究过程中运用了比较的方法，就是把西方模式和中国模式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并且立足于用事实说话，让客观实际检验不同的思想理念，让社会实践评判不同的发展模式。

《红旗文稿》201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