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福龄：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治学立论的基本功

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治学立论的基本功

庄福龄

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为创立这一惠及人类解放的革命科学和理论科学而献出毕生心血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贡献出两大理论成果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他们都是在极端困难和生死考验中写出了不朽的传世之作，留下了大量有实践价值的历史文献。他们的思想理论不愧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不愧为人类优秀文化和历史经验的智慧结晶。

学习经典作家的思想和理论，首先要学习他们的理论基础、基本原理和思想方法，学习他们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他们一切从客观事实出发、尊重实践、重视历史的启示，坚持论从史出，做一个不断追求真理、把唯物论贯彻到底的理论家。真理的发展是永无止境的，要把追求真理的工夫像经典作家那样，下在学习上、工作上和事业上。

一、论从史出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中叶，在社会革命的风云变幻中经历了19世纪和20世纪，当前正在一个动荡多变的21世纪中破浪前进，以自己的理论“书写”着自己的“历史”。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从建党治国的方略看，它是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从理论上看，它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揭示自然、历史、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从学科建设和培养人才来看，它是集众多学科群而形成的一级学科，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思想政治教育等各类分支学科。马克思主义学科拥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不是偶然的。它既是马克思主义历经160多年历史验证的结果，是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和国际风云变幻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对历史经验的重视已经成为建设学习型政党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也深得国内外有识之士的支持和赞同。特别值得重视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没有掌握政权的情况下留下的极其珍贵的理论财富，他们以半个世纪的艰辛奋斗和忘我精神所塑造的光辉形象和举世无双的科学理论，不论从广度和深度来看，都是需要一代又一代革命者永远传承和反复学习的理论经典，其中像《共产党宣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法兰西内战》、《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等，均可称为人类智慧的结晶，是理论成熟的著作。

人们也把上述著作和相关著作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因为它们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终生不渝、始终坚持的理想信念，是宣传和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最正确、最权威的著作，是需要下苦功反复学习、反复阅读、反复思考的经典著作。

列宁和毛泽东也是在极为艰难困苦、史无先例的条件下开创革命新局面的。前有十月革命的新道路，后有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独创性经验，这些全新的理论和实践，都不是从书本里、从前人的经验里得来的，而是从实际出发，在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的实践中得来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的东西是哲学，哲学是它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指的就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正像列宁要求的那样，读恩格斯关于国家问题的著作，应当坚信其中的每一句话都是可以相信的，都不是凭空说的，而是根据大量史料和政治材料写成的，要学会用其中的方法来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等等。

二、值得重视的历史经验

学习历史，其中重要部分就是要学习历史的经验。恩格斯在晚年还是念念不忘费尔巴哈脱离历史的经验教训。从唯物主义观点考察，科学的原则或规律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不论对人、对事、对任何问题都是适用的。但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却不然，它片面地强调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而看不到人的实践能够改变环境，能够验证思维的真理性，对此费尔巴哈虽然高举唯物主义旗帜，却半途而废地把黑格尔所创造的庞大的哲学体系抛在一边，未能摆脱唯心主义的通病，他离开实践而空谈自然界和人，未能找到从抽象的经院哲学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他和现实世界的分离，退入了孤寂闭塞的生活，由此而落得悲惨的结局。

上述一段历史的描述，清楚地剖析了德国古典哲学的解体和终结，阐明了费尔巴哈哲学的悲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怎样形成的？它的基本观点同德国古典哲学的根本区别又在那里？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革命变革？“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不认真阅读恩格斯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简称为《费尔巴哈论》），怎么能够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如何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实质？可以说，《费尔巴哈论》这本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的基础性读本，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史和形成史的经典阐述。“大道”就在这里，“大道”蕴藏于这段历史之中，下工夫读懂这本书，才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精髓。

三、史论结合的完整体系

实践出真知，实践为认识真理开辟了道路，实践改变世界，实践赋予理论以活力、使理论与时俱进。对实践和实践唯物主义的阐发，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为人类书写了一段漫长的从猿到人的劳动发展史和随之而来的全部社会史，包括其中的从无阶级社会到阶级社会的变革史。历史的发展变化总是充斥时空、贯穿日月的。马克思、恩格斯又总是用他们新发现的历史观考察历史，重视历史，还历史以本来面貌，举凡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从青年时期的评说，到晚年的研究笔记和有关论断，他们从不放过对有关历史的关注，由史立论，史论结合，把研究资本主义同研究资本积累的历史结合起来，同发现剩余价值学说的历史结合起来，同阶级社会形成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性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一系列独创性的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体系，突出反映了他们严谨的科学态度和一丝不苟的学风，他们由史立论、史论结合，科学阐述了资本主义从产生到灭亡的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就是这样做的。

众所周知，马克思毕生两大贡献之一，是发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揭示了用唯物主义考察历史、分析社会、彻底地不留余地地把唯物史观贯彻到底，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观方法论的功能和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创立的学说和理论，从来不是靠孤立的研究和分析得来的，不是单纯地阐述或议论某一个观点或某一个具体问题，而是从他们学说的总体上进行思考，从这一理论各部分相互关系的体系上进行思考。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是一门非常深刻、全面的学问。但是，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当中，常常有人不了解这一点，只引用马克思的“只言片语”，从而背弃了马克思主义自成科学体系的精神实质，背弃了完整准确地理解经典作家的思想理论体系。

历史观就其实质来说也是世界观。世界从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是彼此联系、相互制约的。对历史的考察和研究，离不开世界整体、历史整体的高度。不首先提出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最基础最一般的原理，那就排除掉这一历史观的前提和基础；而在社会结构中不全面分析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交换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变化，就不可能说明社会形态更替变化的原因，更难以解释各种意识形态的性质和特点；不注意研究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各种关系的复杂联系，不注意研究人民群众如何创造历史、发现规律，就难以对历史的变化和进步作出清晰的说明，还历史以本来面貌。唯物史观的一般原理、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基本规律，都是历史演变的反映，也是逻辑分析的结果，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人类，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元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各种唯心主义一元论或多元论哲学坚持割裂自然和历史，它们的命运正如列宁所作的结论那样：“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1][1]

创立剩余价值理论也绝不是一项单独的历史事例，它关系到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革命变革，关系到劳动力商品的特点，关系到揭示资本主义谋取最大利润和维护工人阶级切身利益的实质和特征，关系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内在矛盾和走向灭亡的必然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念念不忘的还是要把理论研究同他们力图建立的体系融为一体。这是一个集总结历史、分析现实、预测未来为一体的科学体系，也是一个涉及全球、涉及人类、涉及众多学科的严密完整的思想体系。

两大理论发现，绝不是对单独历史事例的研究，而是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是发展了一种比从前所有世界观都更加唯物的世界观，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革命失败后的低潮时期，又重新赢得研究理论的“宁静”时间，从炮火纷飞的战场再回到博物馆中来，从事一种比“入地狱”更为艰难地去分析资本主义、梳理社会生活的科学工作，他们深入历史的深处，破解社会发展的矛盾，探求阶级斗争的必然和偶然。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上不仅要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也是要为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创立剩余价值学说开辟道路。

当然，经典作家的研究不是那种书斋式和沙龙式的“闭门造车”，而是较长时期在白色恐怖下边战斗边研究的典范，特别是马克思在贫病交加、恩格斯在家庭压力下，其艰难困苦的程度可想而知，正如马克思形容的像“入地狱”一样，当时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随时有舍身就义的危险，而他们却视苦为乐，把革命视为无产者的盛大节日，把阶级斗争视为革命者学习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课堂，坚持在种种恶劣条件下始终不改变其一贯的史论结合的传统，他们的专著既有历史的厚度，又有理论的深度，既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性，又有很强的历史总结性。《资本论》就是这样把理论转化为行动的宣言和纲领，是把资本主义社会作为活的有机体进行剖析的。它是一部把资本主义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结合起来的生动具体的活剧，是一部深刻揭露资产阶级的形象化的具体而尖锐的文艺佳作，也是对工人阶级进行理论武装的历史佳作。160多年的历史验证，《资本论》当之无愧是工人阶级的“圣经”，是当前我们党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必读文件，是所有共产党员的必修课，也是马克思主义史论结合的典范。

像《资本论》一样，总结1848年欧洲风暴和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史论结合的研究成果。关于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经验总结，关于阶级斗争理论的新贡献，关于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关于从革命失败中吸取教训的思想，关于巴黎公社的原则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关于不要把公社神秘化的思想，关于人民公仆的思想，等等，也都是梳理历史、论从史出的理论成果；而对这些成果的发挥与评说，则是史论结合的延伸与发展。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这样继往开来和传承创新的。经典作家正是从历史辩证法的高度看待世界的，看待一切社会关系所创造的原理、观念和范畴的，认定它们都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人类永远不会在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只是在幻想中才能存在；所谓根本不变的真理除非是一种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列宁在《论策略书》一文中提出，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他告诫人们不要死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毛泽东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邓小平在拨乱反正的实践中始终坚持实践第一的原则，认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可见，理论和实践结合、历史和现实结合也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建设学习型政党及其对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

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总结经验和理论创新的成果

作为武装全党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其创始人和高举这一思想旗帜的旗手是毛泽东。他习惯性地以大众化的语言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他所说的经验，主要是指对前人的历史的研究，对由历史到现状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国战争史的研究所得到的规律性的东西，他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等都是对革命战争经验的总结，也是梳理战争史的理论升华。作为上述文献作者的毛泽东也认为，如果没有近代史上的革命风浪，没有两次革命胜利和两次革命失败的比较，就没有充分的经验，就不可能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就不会产生那样史论结合的文件，当然也不会形成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独创性道路。历史的启示往往是规律性的反映。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历史展开了新的一页，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了新的理论要求。社会主义还有没有矛盾？是什么样的矛盾？社会主义的动力是什么？社会主义靠什么来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等等。

毛泽东结合现状研究历史，他以对时代进步和新鲜事物特有的博学和敏感，深刻而富有远见地展开对历史的研究，既设想过写一部从辛亥革命到蒋介石登台的大事记，同时也收集和梳理其中有关军阀混战的一段历史，更刻意关注和研究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那段情况，把他早在思考和研究的有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理论问题，有关新时代“矛盾论”的进一步探索问题提上日程，借以揭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而又曲折的历史。由于政务繁忙，毛泽东这些通古今而写史研史的宏伟心愿未能完全实现，但他却留下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永垂青史的不朽之作，最突出的有《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部富有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的理论著作。

纵观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经典作家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是没有研究过。诚如毛泽东说过的那样，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列宁、斯大林也同样作了许多调查研究；但是历史在进步，时代在变化，我们还有自己的国情、党情和世情，前人的研究成果必然还会留下许多空白和需要重新认识的地方，我们责无旁贷地要作系统的调查研究，要作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要作由国内到国外作比较的调查研究，要总结本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更何况改变世界更是一件艰难而长期的任务，也是关系到建设社会主义、弘扬马列主义学风的一项百年大计。对此毛泽东总是要求全党居安思危而身体力行。从《论十大关系》看，是作者和34个部长进行了一个半月座谈的结果，是一次较长时期面对面，有问有答的调查研究。他谦虚地认为这不是我的创造，只是总结了别人的意见。与此同时，他还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系统地阐发了列宁关于辩证法的思想，批评了斯大林有关的重要观点，表达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和相关的方针政策。他提出的基础理论仍然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普遍适用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强调实践第一和矛盾普遍性的观点，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一万年以后仍然会有矛盾，他从新中国成立后千头万绪的复杂关系中梳理出十大关系，要求把十大矛盾处理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特别是要吸取苏联的教训，走好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苏联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商品不足，货币和物价不稳定，人民生活不便，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不出来；而我们比较好地处理了农、轻、重的关系，一个是只要工业化，不要人民，一个是既要工业化，又要人民。随后，毛泽东又把他长期思考和进一步研究的成果继续发挥出来，更加系统全面地论述了他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大胆而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并且作为动力，影响和制约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毛泽东长期思考和研究的结果。他为此而撰写的专题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为《正处》），对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同时也发展了列宁的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普遍性的原理坚持到底，把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提到了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他在上述著作的开头就提出，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统一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想法。有矛盾并不可怕，他批评了某些知名理论家讳言矛盾的消极态度，他认为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综上所述，毛泽东一身而二任的高超的领导水平既发挥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建国元勋的决定性作用，又显示了他应用对立统一规律处理社会发展的理论才华，为全党学习马列主义树立了典范。

关于应用矛盾规律，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高度，来解决社会发展问题，不仅经受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验证，也为后来邓小平的拨乱反正的实践所肯定，邓小平认为这种提法比较妥当，比较适合新中国成立后的国情，同我国不断实行改革开放，调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相一致，同矛盾的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相一致。毛泽东从辩证规律的高度揭示了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说明学习马列，应用马列，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前一贯遵循的发展方针和发展道路，是应当加以传承、发展而不应全盘否定的。毛泽东思想作为长期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贯彻学用一致的典范是不应当动摇的。我们绝不可因为《正处》这篇文章在后来加上了对阶级形势作出的某些不恰当估计而否定它的整体价值，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评价是片面的，恰恰是没有看到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作出的开创性贡献。

从《正处》的整体来看，集中地从三个方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可以说，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三方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那种脱离中国实际，避开中国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绝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本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就是明显的证据。”①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毛泽东早就告诫全党“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邓小平也反复强调过这一原则：“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②。这当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靠历史和实践来验证的。马克思主义要与时俱进，《正处》就是这样与时俱进的著作，也是时代的要求与呼唤，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写出时代的《实践论》与《矛盾论》不是偶然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一贯认为，哲学没有学通，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为此，他关注辩证唯物论的学习和研究，关注时代的哲学和生活的哲学，从革命干部到工农大众，都成了他下工夫关注和研究的领域。他一直关注着哲学大众化的研究成果，促进《大众哲学》的作者艾思奇早日来延安，为哲学大众化事业效力。

对于广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较普遍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大家忙得很，一个是看不懂。毛泽东是这样回答的：共产党员不学习理论是不对的，有问题就要想法子解决，这才是共产党员的真精神。在忙的中间，想一个法子，用“挤”来对付“忙”，在每天工作、吃饭、休息中间，挤出两小时来学习。再一个问题是看不懂。看不懂也有个办法，叫做“钻”，就用“钻”来对付。在中国，本来读书就叫攻书，读马克思主义就是攻马克思主义的道理，读不懂的东西要当仇人一样地攻它。现在有些人是不取攻势只取守势，那就不对，马克思主义决不会让步，所以不攻是得不到结果的。从前人称“校对”为“校仇”，校对确实很难，对于难，我们要像仇人一样地进攻它，如果我们以“仇人”的态度不讲感情地攻它，一定是攻无不破的，一定可以把它的堡垒攻下来。学习也是一样，正面的东西一时看不懂，就从旁的东西看起，先打下基础，就可以一点一点地搞通正面的东西。

对于年纪较大一些的干部，他们以为年纪大了学习没有希望，毛泽东以为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年纪大一点谁说不行呢？有句古话：“人到五十五，才是出山虎”。那么，你若是54岁的话，还是青年呢，哪有不可学的道理？！

对于奋战中的延安干部，毛泽东更加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和普遍性。他强调学习不仅要关注现实，但单通现在是不够的，还要通过去。既要通过去的历史经验，也要通未来的发展方向。延安的人要通古今，全国的人要通古今，全世界的人也要通古今，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要知道更多的古今。通古今就要学习，不但我们要学习，后人也要学习，所以学习运动也有它的普遍性和永久性。

毛泽东就是这样作为全党学习运动的带头人为马克思主义学用一致、理论和实践一致树立了榜样，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也费尽心血地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和大众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寄希望于全党，力求把我们的党建设成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先锋队，成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大学校。

五、建设理论创新的学习型政党，要靠理论武装跟进

正如中央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邓小平多次讲话指出的那样，不能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应当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他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毛泽东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历史表明，社会主义的中国正是在上述思想指导下跨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30多年的奋斗，中国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跃升为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了4000美元的新台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都取得了新成就。

邓小平的远见卓识正在于重新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来拨乱反正的。他说过，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他认为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申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毛泽东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我们说重申，就是说把这条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恢复起来。一脉相承的思想路线使我们党坚定不移地选择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不懈地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党治国治军的各个环节，落实到全体党员和革命干部的头脑中去。

邓小平一贯关注党的建设，直到他退出领导核心之际还对党的建设放心不下，念念不忘地提出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关键是从严治党，长治久安的关键在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人。这也是弘扬党的优良传统的需要。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根据中国的国情，在广阔而又闭塞的农村和汪洋大海般的农民中间建党建军，靠的是无产阶级的觉悟，靠的是思想入党，创造了世界罕见的建党奇迹。随着这一独创性理论的展开和深化，邓小平仍然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从总结延安整风形成的一整套独创性经验的高度提出了抓整党、维护党的先进性的紧迫要求；而继承邓小平理论所开创的事业，江泽民又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结合党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提出领导干部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理论创新而奋斗；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加强理论创新而提出理论武装跟进的要求和理论工程建设的战略部署。凡此种种有力地证明党的建设和党的理论均作为系统工程提上了重要日程，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脉相承的，又是与时俱新的。

（作者简介：庄福龄（1929-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