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工人阶级意识新变化及未来展望
童晋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意识是一个社会阶级形成的必然环节和根本标志，而工人阶级作为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先进的阶级，其阶级意识具有不同于以往任何阶级的根本特征。工人阶级在实际生活和斗争中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和阶级地位，形成了明确的阶级目标，从而在工人阶级政党领导下开展自觉的变革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这个阶级能够在历史上第一次不是要求消灭某个特殊的阶级组织或某种特殊的阶级特权，而是要求根本消灭阶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4页）。然而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是一个主客观条件综合作用的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在当前全球化迅速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继续蔓延的社会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具体考察分析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的状况和工人阶级意识的新变化与新趋势，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方国家工人阶级意识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相对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总的来看，工人阶级意识在历史上经历了从“自在”向“自为”的转变，然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多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下，西方国家工人阶级意识逐渐淡化，表现出一种新的“自在”。因而，西方国家工人阶级意识的历史发展沿革呈现“倒U”形的变化轨迹。当前，西方国家工人阶级意识大体呈现两种并行但相逆的趋势：一是资本主义危机及工人生活状况的恶化，导致工人阶级抗争的激进化，阶级意识呈现逐渐复苏的上升趋势；二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国际垄断资本家阶级的全球统治，使西方国家工人阶级分散和彼此竞争恶化，由此造成工人阶级意识碎片化和无组织化的下行趋势。由于两种趋势并行交织，从而决定了西方工人阶级意识复苏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一、西方国家工人阶级意识的新变化
伴随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世界范围的蔓延，工人阶级意识呈现一些新的特点，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局部复苏。对此，我们需要以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正确认识和分析。一方面，我们不应夸大这种复苏与觉醒，那种认为经济危机发生之后西方工人阶级已经形成了整体性的阶级意识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会导致错误的决策或行动的鲁莽。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无视或忽视工人阶级意识的新变化。那种认为西方国家工人阶级在经历了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之后，在阶级意识上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观点同样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正确看待和认识当前西方国家工人阶级意识的状况，特别是在危机发生之后工人阶级意识的新变化，有助于为唤醒工人阶级意识提供正确的实践路径，同时也为正确判断工人阶级意识未来发展前景提供基本依据。
在社会主义运动总体处于低潮的环境下，西方国家工人阶级意识也凸显出淡化与模糊的主导特征，工人阶级客观上以一种“新的自在阶级”的形式出现。但随着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横行，其所导致的危害性后果对工人阶级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影响，劳工力量不断被削弱，工会组织遭到直接打压，劳资冲突日趋凸显。21世纪初，由于资本家阶级对资本利润最大化的无限追逐，一拖再拖、一延再延、一压再压的经济危机终于爆发了。资本主义通过周期性经济危机缓解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意识出现了局部的、有限的复苏。
1.工人阶级归属感逐渐增强
西方国家工人阶级大多数曾一度将自身归入“中产阶级”行列，回避“工人阶级”称谓。但在危机发生后，工人阶级逐渐认识到“中产阶级”这一易碎的铠甲无力阻挡危机的重磅袭击。工资下降、工厂倒闭、持续的失业状况都是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以美国为例，即便失业率有所回落，也并不足以反映工人的实际就业情况，更不能说明工人的工资收入、工作稳定性以及生活状况已经好转。如果把那些目前从事临时性工作并希望能够找到正式工作，以及那些已经对找工作毫无希望的人计算在内，失业率则高达14.4%（http://monthlyreview.org/2013/03/01/class-war-and-labors-declining-share）。在危机面前，他们共同受到资本的冲击，承受着危机带来的巨大损失，沦为危机的牺牲品，这些都促使西方国家工人阶级开始重新思考自身的社会地位和阶级定位问题。
倾向于将自己归入“中产阶级”行列的多是一些所谓的白领工人，不过在新自由主义统治下，白领工人日益明显的“去技能化”和“蓝领化”趋势已经使“中产阶级”队伍不断分化。科技革命的日新月异为资本对社会的控制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相对于资本日益增强的控制职能，工人在生产组织过程中的影响日渐式微。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所从事的工作更趋程序化、公式化，对技术的要求日渐下降。由于技术含量降低，这些从业人员的工作职位就很容易被取代。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白领工人”与资方的谈判能力明显下降，因为即使发生大规模的罢工，资方也会比较容易找到人员填补空缺。事实上，新世纪以来发生的经济危机中，失业更多的并不是蓝领工人，而是白领工人。白领工人在危机中受到的冲击和影响更为明显和严重。所以，当前一个整体趋势是，白领工人与蓝领工人在日益走向趋同，而非差别加剧，渐行渐远。他们在工资待遇，甚至生活方式等方面都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相似性。这表明，不论蓝领工人还是白领工人，全体雇佣工人的阶级地位正逐渐显示出均质化和同一性。目前已经有一些调查数据表明工人阶级的归属感在不断提升，例如英国国家社会研究中心2007年1月公布的一组调查数据显示，在西方媒体普遍宣称“告别工人阶级”的时候，英国“令人惊讶地”仍有57%的人认为自己属于工人阶级（参见菲尔·赫斯：《“自在”还是“自为”：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瓦解了吗？》，罗丽平译，《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10期）。或许“告别工人阶级”是虚妄的，而“告别中产阶级”在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2.工人阶级的联合意识日益凸显
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不同形式不同程度不同范围的联合，并在此联合基础上取得的哪怕是非常有限的一点成绩都有助于促使工人“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阶级”，进而意识到“虽然他们分散时是软弱的，但联合在一起就是一种力量”，“促进了工人所特有的、也是在他们的生活条件下所应该有的那些观点和思想的形成，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受压迫的地位，他们开始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发生影响和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5-436页）。西方国家工人阶级联合意识在经济危机发生之后有较为明显的增强，而联合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阶级意识的提升。具体地讲，可以将工人阶级联合意识从这样三个层面加以阐释：一是行业内部工人的联合，二是一国境内跨行业工人的联合，三是国际工人彼此间的联合。
首先是行业内部工人的联合。对此，我们可以在澳洲航空公司员工罢工的过程中看到清晰的演绎。此次罢工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工资待遇的提高，以及抗议资方将大量业务转向低收入国家的行径。澳洲航空公司三大工会组织即飞行员工会、运输工人工会和航空机械师工会于2011年10月29日共同宣布罢工行动开始，拉开了行业内部共同维权的序幕。
其次是一国境内跨行业工人的联合。经济危机爆发后，西方资产阶级政府为摆脱财政困境出台了一系列损害工人阶级利益的救市举措，为此引发了各国工人普遍的不满和抗议。2009年1月29日，法国就发生了250万人参加的全国性联合大罢工。全国各地的工人都被组织起来，其中既有私营企业从业人员，也有公共服务部门从业人员，此外失业者和退休人员也加入其中，他们纷纷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仅29日一天就发生了近200场示威游行。之所以此次工人罢工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同时掀起，工会的有效组织起了重要作用。参与并组织此次罢工的法国工会达八个之多，它们分别是工人力量总工会（FO）、法国总工会（CGT）、法国工人民主联合会（CFDT）、基督教工会联盟（CFTC）、法国干部总工会（CGC）、团结工会（Solidaries）、统一教师工会（FSU）以及法国警察工会（Unsa）。在罢工前，八个工会的代表成员举行罢工动员会议，并就大规模统一行动达成共识。联合的工人在罢工中喊出“拒绝为危机付出代价”的口号。可见，工人已经逐渐认识到他们是本国政府摆脱经济危机的牺牲品，在资产阶级政府面前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需要捍卫，而集体行动则是一种可以实现最大限度影响政府行为的有效选择。
最后是国际工人彼此间的联合。实践证明，工人阶级联合意识的凸显不仅表现在某一地区工人阶级的团结，还表现在国际范围工人阶级彼此的支持。以发生在美国威斯康星州保卫公共部门工会的斗争为例，危机发生后，工人阶级利益普遍受到损害，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部门的工人都难以逃脱为危机埋单的命运。也正是共同的遭遇，使工人能够逐渐认清资本家阶级离间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工人阶级的种种谣言与借口。他们共同行动起来开启保卫公共部门工会的斗争。不仅如此，美国威斯康星州工人的抗议行为还赢得了埃及开罗工人们的支持，开罗工人打出了“同一个世界，同样的苦难”的标语牌（萨伦·史密斯：《资本主义危机再次打开工人运动的大门》，冯浩译，《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12期）。面对资产阶级所卖弄的对工人进行“分而治之”的法宝，工人阶级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并经过无数次的历练才能突破。这一过程既需要主观阶级意识的不断增强，也需要客观斗争经验的不断积累，特别是在危机发生之时，在资本对工人加强进攻之际，这一过程会以加速度的形式向前推进。令人欣慰的是，工人阶级的联合斗争意识已经开始慢慢彰显。
3.工人阶级的抗议行动逐渐升温
在新自由主义占主导，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席卷世界的背景下，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组织及工人抗议行动始终处于一种被抑制乃至被打压的境地。但是，资本主义危机发生以后，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的抗议行动普遍增多，其范围和程度都有所扩张。具体来说，西方国家工人阶级抗议行动的升温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表现出来：首先，抗议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危机发生后，数百万人参加的大罢工在西方各国频繁出现，例如2012年11月30日发生在英国的世纪大罢工，参与者多达200万人；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行动更是波及全球；在法国，来自公共部门的工人抗议政府以“国家将会破产”为由所采取的削减养老金待遇的“省钱”措施的施行；此外，德国、西班牙、希腊等国家的工人阶级也举行了频繁的罢工和示威游行，反对政府采取的一系列以损害工人切身利益为前提的改革方案。其次，工人阶级的抗议行动虽然多以和平、非暴力方式组织和开展，但不时也有暴力事件发生。在希腊、法国以及英国等国的大罢工中都发生了示威者与警察之间的冲突，甚至多次出现人员伤亡事件。最后，西方国家工人抗议行动升温还体现在工人抗议行动中所提出的要求上。已有事实表明，工人在反对政府规避经济危机所采取的转嫁危机措施时，也日渐对本国政府提出了质疑。法国大罢工中，工人将目标直指萨科齐政府，提出政府不能在经济危机面前仅仅救助政治家及银行财团，必须考虑工人权益，减少工人受损程度。希腊工人在希腊共产党的号召下更是发出了“组建工人政府”的声音。那种政府通过各种政策、雇主通过各种方式扭转工人对问题解决路径的选择，从对整体性、对工人阶级的关注，转向对个体、对某个人的关注，最终“将失业、非充分就业归因于个人能力的缺失和不足，远离对国家制度、国家操作层面存在问题的疑虑与探究”（ThomasDunk,RemakingtheWorkingClass:Experience,ClassConsciousness,andtheIndustrialAdjustmentProcess,AmericanEthnologist,Vol.29,No.4，Nov.,2002）的方式，已经渐渐不被工人所认可。
回顾“占领华尔街”运动，始于2011年9月的占领行动是美国下层民众（包括许多青年学生）对贪婪的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政府的一次抗议行为。虽然其中仍有很多不足，例如缺乏统一的行动纲领和指挥者，缺乏具体要求，但经过“占领”行动的洗礼，更多的人体会到了美国等发达国家所谓的“民主”、“平等”与“自由”不过是一层虚假的面纱。占领运动中民众逐渐将注意力集中在经济领域，将关注视角由削减财政赤字转向收入分配不均以及敌我分明的贫富差距悬殊的两个群体，这无疑是认识深化的一种表现，是阶级意识逐渐觉醒的萌芽。有统计数据显示，37%的美国人支持“占领华尔街”抗议行动，对政治现状不满的人数多达58%（《“占领华尔街”嘉年华要散了》，《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11月19日）。许多民众已经深刻感悟到华尔街的金融大鳄与国家机器之间的亲密无间。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他们的背后永远都站有金融财团组织的身影。具体地说，工人阶级意识的复苏在占领运动中主要体现在：第一，工人阶级隐约认识到所谓“自由”、“民主”、“平等”并不能真正解决现实贫富差距显著、两极分化严重的问题；第二，工人阶级逐渐意识到斗争需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说，工业革命“把工人完全变成了简单的机器，剥夺了他们独立活动的最后一点残余。但是，正因为如此，工业革命也就促使他们去思考，促使他们去争取人应有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90页）。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认识和对待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的抗议行为时，要坚持客观的评价标准。就目前情况来分析，不宜作出过于乐观的判断，如果将此次危机的发生视为工人阶级革命的转折点，视为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前夜，那么就会产生主观盲目的论断，无益于对西方工人运动新形势的正确判断和新特点的发现。事实上，此次危机发生后，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调节能力也再一次得到彰显。虽然危机在不断升级，已远远超越经济领域，涉及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危机的影响范围也在不断扩大，相应的工人阶级的抗议行为日趋激烈，但资本主义自我“消化能力”和“调节能力”也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得到了印证。所以，最终目标指向实践、指向对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二、当前促进西方国家工人阶级意识局部复苏的原因分析
促进西方国家工人阶级意识局部复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方面的内容，也有价值认同以及政治方面的内容。例如，工人阶级利益在经济危机冲击下严重受挫，工人在意识形态领域对资本主义所倡导“民主”、“自由”价值理念的质疑，工人阶级政党的积极作为等，这些都对阶级意识的复苏起到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1.“中产阶级”梦逐渐破碎
“美国梦”、“欧洲梦”蕴含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在现有制度下可以有效地实现社会公平、社会稳定的最大化，不断改善“中产阶级”的生活状况，使其所占有的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社会认可度不断提升。但是在经济危机面前“中产阶级”之说正日渐失去昔日的光彩，反而将“工人阶级”的称谓再度送入人们的视野。就财富分配而言，贫富差距日益悬殊，位列金字塔顶层的人口收入在不断攀升，而底层的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民众收入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开始下降。以美国为例，1%处于金字塔顶的人口其收入自1979年起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了78%，而80%处在金字塔底层的人口收入却下降了15%（参见菲尔·赫斯：《“自在”还是“自为”：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瓦解了吗》，罗丽平译，《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10期）。工人阶级内部，同一生产部门中，正式雇员与非正式的临时雇员在经济待遇方面存在很大差别。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非正式雇员人数不断上升，弹性就业现象极为普遍，非农业就业领域中的非正式雇员在15个欧洲国家中达到30%强，在美国该比例也高达25%（AndreasBieler,IngemarLindbergandDevanPillay,“TheFutureoftheGlobalWorkingClass:AnIntroduction”inAndreasBieler,IngemarLindbergandDevanPillay（eds.）,LabourandtheChallengesofGlobalization,London:PlutoPress,2008,p.10）。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相关调查表明，贫富差距不仅表现在发达国家内部，更鲜明地表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一项数据显示，1990年美国人口平均收入是坦桑尼亚人口平均收入的38倍，2005年则达到61倍。据保守估计，全球最富有的500人所占有的财富总和超过了全球最贫穷的416亿人口的财富总和（AndreasBieler,IngemarLindbergandDevanPillay,“TheFutureoftheGlobalWorkingClass:AnIntroduction”inAndreasBieler,IngemarLindbergandDevanPillay（eds.）,LabourandtheChallengesofGlobalization,London:PlutoPress,2008,p.10）。一方面是国际剥削程度的加深，另一方面是西方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状况的相对下降。这种状况的持续，将伴随“中产阶级”无产阶级化的进程同时展开。
2.西方资本主义“自由”与“民主”理念遭到质疑
面对经济危机，西方各国工人阶级利益在资产阶级政府转嫁危机的过程中受到重创，经济状况的改变使人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认识发生了相应变化。毕竟，“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此外，监听丑闻的暴露，更促使工人阶级对象征资本主义精神的“自由”、“民主”理念产生了质疑。
西方国家在“自由”与“民主”方面奉行双重标准，使人们对这一价值本身产生了质疑。以美国为例，“自由、民主、人权”始终是其所倡导并极力在世界范围宣扬推广的重要内容，诸如此类理念均以“普世价值”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然而，当这种价值理念与美国所追逐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则会在刹那间变得黯然失色，其抽象性与虚假性昭然若揭。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当新自由主义逐渐兴起之时，其智囊人物哈耶克对“自由”的理解似乎已经成为不容触碰的底线，他认为，“个人具有自己有保障的私人空间，在这一空间内，有许多事情是别人无法干预的”。然而，当所谓的“自由”遇到“棱镜”360度全方位监控时，主流舆论又以个人自由让位于国家安全为由颠覆曾经的许诺。可见，对“自由”的解读完全取决于美国政策的需要，至于其真正内涵的讨论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一方面是对别国维护正常网络秩序行为进行大肆抨击，认为这是对话语权的侵犯，是对言论的封锁和思想的控制，而另一方面却无所不用其极地对本国民众及其他国家公民进行监听。鲜明的双重标准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民众对资本主义现状的质疑，这种质疑态度的出现或愈演愈烈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工人阶级意识的复苏。因为对现存制度的质疑原本也是工人阶级意识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方学者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就将对现状的不满以及对对立阶级的不信任视为阶级意识形成的两个关键环节（ContinuitiesintheLanguageofSocialResearch,NewYork:FreePress,1972,p.41）。毋庸置疑，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同样，工人阶级意识也不可能在经济危机之后骤然稳健提升，但是这种对资本主义所宣扬最核心价值理念的质疑已经为工人阶级意识的复苏翻开了新的篇章。对“民主”、“自由”的质疑渗透着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重新测评，而这种价值判断是考察工人阶级意识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奥斯卡·格兰兹（OscarGlantz）就明确表示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应该包括“对自身所处阶级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的接纳，认识到同一阶级成员的共同阶级属性，同时反对资产阶级的价值追求，对敌对阶级有清晰的认知”（OscarGlantz,ClassConsciousnessandPoliticalSolidarity,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Vol.23,No.4.1958）。对工人阶级来讲，真正民主与自由的实现建筑在消灭阶级的基础上，“无产阶级必须消灭阶级”，只有真正消灭了阶级，才能最终实现无产阶级的平等。
3.西方国家共产党的积极应对推动工人阶级意识的复苏
西方国家共产党的积极应对为工人阶级意识的局部复苏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工人阶级政党对工人阶级意识的影响集中体现在这样五个方面：第一，工人阶级政党有助于培养工人阶级的联合意识和国际主义精神，工人阶级政党特别强调无产阶级的国际性和联合性，强调国际主义精神的重要性。第二，政党的作用还体现在共产党强调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和根本性利益，强调工人阶级意识应具有的革命性、根本性内容，而不仅仅关注于、满足于、停滞于眼前的、当下的利益。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页）第三，共产党在唤醒工人阶级意识方面的作用在于，教育工人阶级使他们认识到他们自身与资产阶级存在着根本性的对立，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以促进无产阶级的行动。“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页）第四，工人阶级政党的成立有助于促进工人明确彼此间利益和目的的共同一致性，为实现国际范围的联合创造条件，为国际主义精神的形成创造可能性和前提。“各个国家的工人政党都大声宣布，全世界工人的利益和目的是完全共同一致的。”（《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页）第五，政党对工人阶级意识的作用还体现在实现从工联主义意识向真正的阶级意识的过渡。工人阶级通过自发斗争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即局限于以争取有限的经济斗争为目标，满足于资本主义体制内的改良，而不会上升到对政治权利的争取，对制度层面的要求。但真正成熟的工人阶级意识必然饱含“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2页），最终目标将指向“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3页）。
不难看出，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离不开工人阶级政党作用的发挥，同样，工人阶级意识的局部复苏也是工人阶级政党积极应对的结果。例如经济危机爆发后，希腊工人阶级对政府试图以牺牲工人利益挽救危机的方式进行了有组织的规模性反抗，使工人在抗议过程中也经历了精神上的洗礼。面对政府打出的所谓“爱国主义”旗帜，希腊共产党通过各种途径促使工人对政府举措采取正确的批判态度，并于2011年6月28日-29日举行了为期48小时的全国大罢工，抗议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控制的议会商讨并试图通过侵犯民众利益以挽救危机的举措。6月27日，也就是在希腊决定举行48小时大罢工的前夜，全国工人战斗阵线（PAME）在雅典卫城挥舞着旗帜，上面写着：“人民是力量的源泉，永远不会屈服。组织起来，联合抗争。”将理论的宣传与实际行动的参与和组织相结合是希腊共产党应对经济危机所作出的选择，有效地折射出工人阶级的声音，同时也使工人阶级对经济危机的本质，对本国政府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客观上推动了工人阶级意识的发展。
从工人阶级意识所包含的内容来讲，联合意识是前提性的内容。西方学者普拉温·帕特尔（PravinJ.Patel）就认为，“隶属于某一阶级的成员彼此间的团结与合作，即工人阶级成员坚信他们从属于某一阶级，并认可与之相对的资产阶级是他们共同的敌人”（PravinJ.Patel,TradeUnionParticipationandDevelopmentofClass-Consciousness,EconomicandPoliticalWeekly,Vol.29,No.36）是工人阶级意识中的首要内容。在号召工人阶级彼此团结与联合的过程中，西方国家共产党也在积极探索发展各国共产党彼此间的联合路径。经济危机发生之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陆续召开了第十一、十二、十三次国际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会上他们对资本主义危机发生的原因、对工人阶级的斗争支持以及对社会主义未来的向往纷纷进行了阐释和展望。当然，共产党的理论主张真正得到工人阶级的认可还需要一个过程，工人阶级政党的合作也还有很长、很曲折的路要走，虽然路途相对遥远和曲折，但是这种趋势已经逐渐显现，激发工人阶级意识的因素也在静悄悄地生长。
三、正确看待西方国家工人阶级意识的变化
1.工人阶级意识新觉醒的希望不会破灭
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有其必然性因素，阶级意识毕竟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受经济基础的制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与生产的社会化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的存在，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自身不可突破的顽疾。因而客观经济条件决定了工人阶级意识终将觉醒的发展趋势。工人阶级由于受主客观条件制约，不能自发形成科学的阶级意识，而只能生成工联主义意识，“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vonauβenHineingetragenes）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urwüchsig）产生出来的东西”（《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5页）。在这种灌输方式的实现过程中，工人阶级政党以及工人阶级理论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纵观西方国家工人阶级政党发展现状不难看出，西方各国共产党虽然受到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影响力量大为削弱，但多数政党不仅坚守着自身的理论纲领不动摇，同时还不断进行着新的探索，积极开展议会内外斗争，例如希腊共产党、葡萄牙共产党、美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等等，他们在捍卫工人阶级权益、唤醒工人阶级意识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工人阶级政党需要有正确的工人阶级理论作为指导，同样，也只有理论具有彻底性的特征时才能说服工人阶级，得到工人阶级的认可。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历史使命作出了客观而清晰的论述，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各国具体实践的结合更是充分彰显其生命力和感召力。“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页）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促进工人阶级意识觉醒的主客观因素在不断呈现，工人阶级意识新觉醒的希望不会消失。
2.工人阶级意识新觉醒的阻碍因素不可低估
阻碍工人阶级意识的因素并非单一的，而是具有形式多样化、内容多元化的特征。工人阶级意识形成中的阻碍因素既包括经济方面的内容，也包括政治、社会以及文化价值方面的内容。例如通过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使工人以一种“主人翁”角色参与到企业当中，认可资本家所采取的组织生产形式，在利益方面与资本家阶级站在同一侧，模糊两者之间的根本对立，进而弱化工人阶级意识。又如，资产阶级通过“弹性专业化”的雇佣模式不断削减工人彼此间的凝聚力。资产阶级在可能的情况下更倾向于雇佣非正式工人代替正式工人。以日本为例，非正式雇员占整体雇员人数由1995年的21%上升至2005的33%，其中女性非正式就业人口由39%上升为53%（AndreasBieler,IngemarLindbergandDevanPillay,“TheFutureoftheGlobalWorkingClass:AnIntroduction”inAndreasBieler,IngemarLindbergandDevanPillay(eds.),LabourandtheChallengesofGlobalization,London:PlutoPress,2008,p.14）。美国的非正式雇员数目前也已占总就业人数的20%（FredMagdoffandJohnBellamyFoster,ClassWarandLaborsDecliningShare,MonthlyReview,http://monthlyreview.org/2013/03/01/class-war-and-labors-declining-share）。资产阶级不断通过人为因素在工人内部制造差异性，营造生发工人矛盾的土壤，淡化工人阶级归属感，弱化其作为一个整体的行动能力。与此同时，资产阶级价值观以及资产阶级主流媒体均对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产生阻碍作用。西方主流媒体极力宣扬和捍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促使工人阶级形成假想的即“想象的共同体”。“想象的共同体”当中并不包含真正意义上“阶级”的内容，而倾向于共同的爱好、共同的特征、共同的关注点，甚至包括对某一事件共同的态度。淡化以生产资料占有形式为基础的阶级划分，进而削弱工人阶级意识。
3.工人阶级意识新觉醒的差异性不容忽视
马克思曾指出：“由于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各种队伍所处的发展条件极不相同，它们反映实际运动的理论观点也必然各不相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66页）同样，西方国家工人阶级意识的发展状况也并非同步进行，他们之间会因为不同的国情，不同的环境而形成显著的差异。此外，伴随资本在世界范围的流转，往往在资本相对集中，对工人剥削程度较为严重的地方，更容易促使阶级意识的生成。以汽车工人罢工斗争为例，20世纪30年代，集中于美国的汽车产业工人成为罢工的焦点；但随着20世纪60年代汽车产业在西欧的不断增长，罢工的焦点又转向西欧；20世纪八九十年代，韩国汽车产业工人又接过了罢工的接力棒（参见贝弗里·J.西尔弗：《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张璐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57-81页）。相应的，当工人阶级斗争相对激烈时，工会组织成员数和工会面对资方的谈判能力也会显著提高，工人阶级意识也表现得较为鲜明与突出，特别是阶级归属感较为强烈，利益认同感相对明确。
由于影响工人阶级意识的因素繁复交错，因而工人阶级意识的差异性表现也在所难免。同一个国家工人的各种队伍和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发展水平必然是极不相同的，所以，实际运动的开展以及工人阶级的觉悟和阶级意识状况，也必然以十分不同的程度和方式反映出来。世界上尚且不存在两片相同的树叶，又怎么可以以一种单一的标准要求各国工人阶级意识的发展呢？西方国家工人阶级意识的发展状况更像是一组交响乐，而非大合唱。如同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所阐述的：“工人阶级的共同愿望和意向是从它所处的现实条件中产生的。正因为如此，这种愿望和意向为整个阶级所共有，尽管在工人的意识中运动以极其多样的形式反映出来，有的幻想性较多，有的幻想性较少，有的较多符合于这些现实条件，有的较少符合于这些现实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658-659页）我们必须从具体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出发，根据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的不同发展状况和不同程度，客观地考察西方国家工人阶级意识的发展趋势，这是当前研究西方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状况的一个重要前提。
参考文献：
[1]W.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赖海榕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2]斐欧娜·戴维恩：《美国和英国的社会阶级》，姜辉、于海青、肖木、李平译，重庆：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10年。
[3]罗丝玛丽·克朗普顿：《阶级与分层》，陈光金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
[4]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高铦、王宏周、魏章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
[5]斯科特·拉什、约翰·厄里：《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征庚圣、袁志田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6]姜辉：《论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7]姜辉：《工人阶级还是不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对西方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运动之关系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12期。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5期
微信扫码二维码
武科大马院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