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度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报告

2013 年度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报告

徐觉哉

进入 21 世纪后，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信息化、全球化的变革，把人类世界推进到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阶段，但人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发展很不平衡、充满社会动荡、到处很不安宁的世界。 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刚踏入新世纪的门槛，就遭遇一场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其持续时间之长、辐射范围之广，仅次于 20 世纪30 年代的大萧条；沉寂已久的左翼运动再次在欧美各国兴起，此起彼伏的示威游行、大罢工和新的占领运动震撼了整个世界。 新兴市场国家的出现与区域一体化组织的形成和发展，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的格局，标志着后殖民主义时代走向终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低潮中逐步高涨、在高涨中局部复兴，目前正处于高涨中积蓄力量、探索创新、谋求发展、走向复兴的阶段。 可以预见，社会主义在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进行的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社会建设、精神文化发展与价值观探索，是同资本主义开展的历史性博弈。 而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 社会信息化又将使这种博弈更加广阔、更加深刻、更加激烈。

从总体上看， 世界社会主义包括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争取社会主义的运动，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正朝着积极的、前进的方向变化。 它正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 独立的社会主义学者对于理论和实践的积极探索中，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创新中再次显现出活力。 但也应该看到， 在西方资本、特别是那些跨国大鳄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社会主义如何同跨国资本开展复杂竞争，维护自身权益，增强实力；如何抵御思想文化帝国主义的渗透与扩张，建设精神文化家园，锻造软实力；如何同霸权主义、新干涉主义进行有力斗争， 维护和创造有利于保障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国际环境等， 都面临着巨大挑战和严峻考验。 本文将在科学社会主义经典文献的深度解读、资本主义或成明日黄花、 世界左翼运动发展态势和斗争方式探索、深化对社会主义前沿问题的研究、各国政党的变革与创新、社会主义思想史新探、社会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资料的新发现、寻求解读中国道路的理论框架、解密的文献档案披露历史真实内幕等 9 个方面， 综合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形成 2013 年度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报告。

一、科学社会主义经典文献的深度解读

在马克思的思想构成中， 共产主义思想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离开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的思考，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就很难说得上全面、深刻。然而， 过去人们研究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有一个重要路径， 就是通过后来的共产主义实践运动来理解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 或者把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共产主义运动看作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原始文本，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会忽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 “原生形态”。 北京大学哲学系李彬彬提出需重新思考“巴黎手稿”对共产主义的 7 条论证。 该文指出，在马克思建立共产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巴黎手稿” 构成了重要的一环，马克思在手稿中详细、全面地探讨了共产主义运动的种种形式及其实践效果。 在其中的第三笔记本中， 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细致入微的论证展开的语境正是私有财产关系，涵盖了“粗陋的”、“政治的”和“积极的” 共产主义类型， 提出了共产主义是历史之谜的解答、感性的解放和真正的无神论，并且说明了理解共产主义需要辩证法， 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该文认为，在对共产主义内容的讨论中，不难发现粗陋的共产主义和政治的共产主义是马克思极力反对的，因为它们都没能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意义，最终也没能摆脱被它奴役的命运。 同时，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巴黎手稿”中的“共产主义”并不是指代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而是达到那种制度所要经历的运动，即扬弃私有财产的积极运动。 马克思明确指出，在这种运动中，人和自然、人和人的矛盾不断得到解决，历史的秘密逐渐被揭开；这个过程是人的感性不断获得解放，自我意识不断得到确证从而确立起“无神论”的信念的过程。 他还指出，要想理解扬弃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是人性在更高基础上的充实与发展， 就只能借助于黑格尔的辩证法； 然而黑格尔辩证法在理论上描绘的康庄大道在现实的历史过程中却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近现代人类社会从何而来，又走向何方？ 这一命题曾绞尽了众多思想家的脑汁，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思想史留下了他们探索的足迹和精彩的片断。 在这些探索中，有的是对“社会形态”概念和内涵的分析界定；有的是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及其规律的揭示； 有的是对社会形态自然演进和依次更替轨迹的总体描述； 有的是对个别民族历史发展形式和顺序及其跨越现象的设想和洞见。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觉哉发表的《社会形态演进规律之探索——思想史片断的梳理》一文，试图通过对第一个确立了社会哲学的伟大原理、 人类社会历史犹如地壳的形态依次更替、 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是了解东方天国一把真正的钥匙、 英国入侵印度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工具、人类历史发展的三形态图式、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及其规律的揭示、 把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理解为自然史的过程、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一般进程、 每个民族不必通过社会发展的一切逻辑环节、社会主义也需要能使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设想、较低的社会形式不能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俄国历史还没有磨出烤制成社会主义馅饼的面粉、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排斥变更通常的发展形式和顺序等思想史片段的梳理，揭示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基本规律。 该文指出，在这纷繁杂乱的混沌世界中，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我们梳理出了一条清晰的理路： 当他们从逻辑上去反映世界历史过程的统一性和普遍性时， 没有由此排除各个民族在历史上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性， 并把它们置于世界历史当中来加以考察； 当他们具体考察一个特定民族的独立发展道路时，也没有由此排除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对一个民族发展所起的制约作用。 这就为各国探索不同时代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确立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发展道路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在对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研究中，学界关注的重点是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 试图通过对他的“人类学笔记”中对农村公社的再研究和《历史学笔记》中对世界历史的再研究进行深度挖掘，从而给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以现实的指导。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姚顺良在 《马克思晚年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新思想的实质——“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再研究》一文中， 对马克思晚年的新思想作了重要阐述。 该文指出， 这些思想既不是如国内外一些学者所说的是将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演进理论当作纯粹的西方社会理论加以抛弃，从所谓单线论转向多线论；也不是仅仅一般地确认社会形态演进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局限于指认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基于某些历史条件可以跨越某个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 该文认为，这些新思想实质上是马克思对唯物史观原有的“世界历史”理论的重大突破，而所谓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设想，正是以这一突破为理论支撑的。 只有从这一视角出发， 才能对马克思晚年思想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作出准确的评价，并对他同恩格斯在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上的观点差异作出合理的解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两人的观点是根本对立的。

另外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即是如何厘清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与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的关系，这是理解经典马克思主义复杂内涵及其思想演变的重要维度。从马克思、恩格斯所撰写的著述看，他们既阐释和论证过共产主义的人学内涵， 也深刻批判过将共产主义人本主义化的思路和做法。 表面看来这似乎是矛盾的，过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也把前者看作是出现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不成熟”时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而把后者看作是他们抛弃了先前观点的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开展了对人本主义的清算。 由于过去的研究多从原理的角度进行抽象的论证和推导， 以至于关于这一维度的讨论至今仍莫衷一是。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聂锦芳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是在什么意义上拒斥人类之 “爱 ”的?——以〈德意志意识形态〉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为例》一文，试图回到具体文本的特定语境和思路中进行分析， 讨论马克思主义与人本主义关系的文本学视角。该文认为，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反对 H.克利盖，质疑他所谓的人类之爱，是因为共产主义运动初期，在社会差别巨大、阶级关系空前对立，而无产阶级革命意识不强、组织程度不高的情形下，超阶级的“爱”的呼唤不仅于事无补， 反而会削弱革命， 因此必须加以反对和拒斥。 但这绝不表明共产主义革命始终倡导和鼓吹仇恨、敌视，根本不讲爱意与和谐；更不表明共产主义理论是“斗争哲学”，与人类源远流长的人道主义、自由主义、人本思想、共同进步等思想是彻底决裂的、根本异质的。 该文指出，如果我们把这里的论述与此前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此后的《哲学的贫困》、《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等从人的角度对共产主义的阐释和论证结合起来理解，把这些观点或论断放在他们当时思想的整体系统中，客观地予以梳理和理解，进而准确地概括和估量其含义、地位及界域，那么共产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复杂而非单一的关系就会展示得更加完整、 全面和深刻。

国家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在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阶段国家性质的理解上， 学界一度意见纷呈。 有人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说过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阶级和国家为由， 否定社会主义国家还要谈阶级和阶级斗争，还要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有人以列宁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为由，认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国家才会消亡；有人以马克思提到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为由， 得出未来社会仍然存在国家的结论。 针对种种误解，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石镇平发表《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逻辑 》一文 ，引经据典地对马克思的国家学说进行了梳理和论证。 该文指出，这些问题实际上是由长期以来混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与过渡时期的关系造成的。 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包括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在内，都是无阶级、无国家的；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只存在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之间的过渡时期，而不存在于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 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同马克思、恩格斯是完全一致的。 在落后国家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迂回过渡的时期，还不具备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只能首先建立工农民主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 在我国现阶段，之所以仍然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是因为我们今天所说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不同于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 这些结论都符合马克思国家学说的理论逻辑。石镇平认为，首先，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不存在阶级和国家的； 相反， 在他们看来， 仍然存在阶级和国家的社会就不是他们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 那种以我们今天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为借口来否定现阶段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取消人民民主专政的观点，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 其次，以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国家才会消亡， 也是一种误解。 实际上，列宁讲的国家消亡包括：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仍然具有政治职能和阶级压迫性质，属于“政治国家”；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没有完全消亡的国家，它已经不具有政治职能和阶级压迫性质，已经属于“非政治国家”或半国家；只有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国家才会完全消亡。 从这里根本得不出列宁认为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仍然有国家的结论。 再次，得出在马克思看来未来社会仍然有国家制度的结论， 也是不对的。 实际上，马克思不过是借“国家”这个话题，提出未来社会 “有哪些同现在的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的问题。 在马克思看来，在未来社会，作为政治压迫工具的国家消亡之后， 原先由国家行使的某些社会管理职能还要保留下来， 但这已经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国家。 因此，这里也得不出未来社会仍然存在国家的结论。

在对马克思著作的解读中， 国际著名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 D.麦克莱伦认为其中蕴含着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一种来源于启蒙运动，强调科学、理性与进步；另一种是浪漫主义元素，生发于德国剧作家 J.席勒与法国启蒙思想家 J.卢梭，这一元素强调对资本主义进行文化批评， 而同时对资本主义及前资本主义制度保持着某种兴趣及一定程度的热情。 在他看来，目前西方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经济帝国主义及全球经济危机的成因上。 从更大范围看，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有两大争议：一是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在社会结构中的优先重要性是存在争议的， 有一种趋向强调政治与文化元素在社会演进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二是对于阶级以及由此衍生的阶级斗争是否真是社会的基础，而不是性别、种族等具有同样重要作用的因素，也一直存在争论。 最近，对于试图将马克思学说与环保、生态等社会关注热点挂钩的学术趋向也引发很大争议。 这些新的关注点，在以前马克思主义学说传统中没有出现过。但 D.麦克莱伦表示，马克思的学说对当今世界的重要性在于他对资本主义的剖析。 目前西方发生的经济危机，更证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解析，尤其是关于信用及虚拟资本产生的阐述，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切合实际。 对于未来的发展，学界一直高度关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平行发展，还是一个必将取代另一个的问题。 D.麦克莱伦表示，这两种制度还将平行发展几十年，但最终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 因为历史地、长远地看，资本主义的本质是破坏性的。 故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说过，对社会的选择要在社会主义还是野蛮蒙昧主义之间作出。

俄罗斯《独立报》发表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亚历山大·韦贝尔的署名文章 《多重性的马克思：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社会预见》，对全球经济危机下的资本主义命运和马克思留下的遗产重新作了思考。 在他看来，如果从当代现实来看，马克思的观点至少在下列几方面是正确的：（1）马克思解释剥削现象的努力理应受到极大的尊敬， 他十分准确地描述了那个时代可怕的经济状况， 并对资本主义成为无法无天的地狱表示不满。 （2）马克思把革命理解为历史自然发展的结果。他不同于 M.巴枯宁，不准备也不呼吁革命，“彻底摧毁”和“剥夺与重新分配”不是马克思的思想。 他给出的是完全相反的劝告，认为最好还是搞更为和平的、更为人道的斗争方式， 将斗争和民主制度的发展与工人阶级本身的发展水平联系起来。 他认为可以通过立法解决问题，坚决反对所谓兵营式共产主义。 （3）马克思对人类个体的看法、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阐述、对人类进化的预言， 表明人类社会已从关注单纯的经济增长转向可持续发展。 那么，为什么在马克思去世 130 年后对他的学说仍有争议， 并尝试给他的遗产以及名誉蒙上阴影？ 亚历山大·韦贝尔认为，这与对马克思某些结论的武断性理解有关， 它们其实只适用于有限的时间与空间， 而且某些假设的前提被混淆为经过逻辑证实的结论。 所以，马克思的某些观点，现今不仅丝毫没有失去其自身价值， 而且是我们时代亟需的精神财富及应当奉为圭臬的理论指导。

二、资本主义或成明日黄花

以 2008 年 9 月 14 日雷曼兄弟破产为标志， 世界金融危机爆发。这场危机是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受监管的金融业为追求高额利润而产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为了应付金融危机造成的困境，许多国家采取了国家干预的方法。 这种国家干预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政府援助的形式进行的， 这使某些濒临破产的银行或公司被政府接管。 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朱艳圣在《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历史与现状》 一文中， 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 ”发展状况进行了梳理 ，指出无论是率先工业化的英国还是后继的美、德、日等国，国家干预几乎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必要手段， 并随着市场经济本身无法解决的市场失灵的暴露， 政府干预有逐渐增强的趋势。 因此，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兴起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过程中，还是在应付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国家的力量从来就是与资本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进入21 世纪之后 ， 国家资本主义的含义又有了新的发展 ，西方许多国家通过国家救助计划来解决经济上的困境。

尽管如此，2013 年还是出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重要转折，正如德国《世界报》年初刊文指出的那样，2013 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将首次降至世界经济总量的一半。 德国《文学和社会的批评》杂志为此推出题为《西方黄金时代已去》的文章，表示西方世界在全球格局中位置的下降是一个标志性的历史性事件，这是两三百年来从未有过的大变局， 许多西方国家陷入了“集体性的哀伤”。

2013 年 5 月，3 位美国政治学者在 《政治泡沫：金融危机与美国民主的失败》一书中提出，每个经济危机的背后都深藏着一个由僵化的意识形态、 迟钝而低效的政府机构及特殊利益要求综合所致的 “政治泡沫”：政治偏见会助长不利于经济稳定的市场行为， 而这种由信仰、 制度及利益构成的偏见会不断增大市场的风险。 事实上，不论欧洲还是美国，人们看到的是政界和公民在彼此埋怨世界秩序的崩坏：在罗马，一个声名狼藉的老头将一个自豪、 富裕但管理不善的国家绑架了数月；在雅典，过去的错误正在报复国家管理者；在法国，第五共和国陷入自我阻滞之中，而原本应替代君王统治的总统也不清楚接下来该怎么办；在荷兰，欧洲的支持率跌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在英国，不仅与苏格兰的团结受到威胁， 而且欧盟成员国的地位也岌岌可危，联合王国可能不久后便会形单影只。 而最大的丑闻便是为了不给奥巴马医改法案出资并推迟实施这一法案，美国众议院内的共和党人不惜让政府关门，它导致了公共生活的瘫痪， 表明民主所需的基本共识已然终结。德国《世界报》网站刊登了历史学家 M.施蒂默尔题为《西方就这样成为过时货》的署名文章，认为现在的情况足以证明 1990 年就宣布民主和市场经济获胜为时太早，人们现在回忆起 F.福山宣布“历史的终结”时，心中有的只是嘲讽，而这一论调曾信者如云，并在政界为人们所乐于使用。 该文还指出，自冷战结束后，西方就缺少了组织原则和整理房间的动力，这种病迟早会侵袭所有的超级大国，它被历史学家诊断为“帝国过度扩张”。 同时，这也说明现在西方的民主都在枯萎，已成为“过时货”。

对“历史终结论”有所醒悟的 F.福山，最近也对美国政府关门如此另类的做法发表了评论。 他在《华盛顿邮报》发表题为《为什么我们还在为 B.奥巴马的医改方案而战？ 因为美国的制度就是为僵局而设计的》一文，指出政府的瘫痪是政党的两极化以及权力的极度分散导致的结果， 但也表明了美国政治中一些恒久不变的真理， 即美国备受推崇的制衡制度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否决政体”， 它使得代表少数人立场的各种政治派别可以阻止多数派的行动，并阻止政府采取任何行动，因为这个制度就是为了授权给少数人阻止多数人而设计的。 从历史上看，过去 150 年以来美国宪法的制衡作用一直体现在允许少数派阻碍主要的社会立法法案，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内战结束 100 年而且通过了第 13 条和第 14 条修正案后，占少数的南部各州依然能够阻止给予非洲裔美国人全面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联邦法案，所以目前的僵局很可能会持续多年。

美国以及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争论还被另外两个问题所困扰， 即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以及政府如何进行干预。 人们知道，公平正义是西方社会的基本理念， 资本主义国家也通过其法律或政治制度凸显和维护这个理念及其原则。 但在西方世界陷入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无力维护公平正义。 哈佛大学教授 B. 韦斯特恩和华盛顿大学教授 J. 罗森菲尔德指出，“不平等” 一词已经成为美国当今的政治词汇和奥巴马时代甚至目前整个西方世界的“主旋律”。 由此，引出了关于“涓滴”理论的争论。 在当今西方，左翼的关注点放在增加政府税收与开支上， 主要是为了扭转日益严重的社会分化， 而右翼的关注点则放在减少税收与开支上，主要是为了确保经济活力。 而“涓滴”理论强调政府应对商人与富人阶层减税并提供经济优待政策，这样可以在整体上改善经济并最终使贫困阶层生活得到改善，强调 1%的人获得成功，也将使 99%的人受益。有分析人士指出，这套理论将面临严密的推敲，实际上当前日益扩大的不平等已转变为有关美国经济政策的争论， 而如何解决财政赤字问题的党派之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阶级斗争。 但在资本流动性越来越强的世界，阶级斗争的武器也在发生变化， 一些富人拒绝增税而选择移民，同时带走急需的工作岗位和投资。

这就产生了一个永远解不开的“世纪难题”：如何在维持资本主义活力的同时， 设想出各种预防和纠正措施，以应对永恒相伴的各种邪恶。 美国《时代》周刊资深记者 M.舒曼在题为《马克思的复仇：阶级斗争如何塑造世界》一文中认为，马克思不仅诊断出资本主义的缺陷，而且诊断出这些缺陷导致的后果，因此他对资本主义的犀利批判——这套制度天生不公， 有自我毁灭的倾向——无法被轻易摒弃。 尽管目前西方社会的阶级斗争已经有所发展， 但还没有表现出马克思笔下的革命。 巴黎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者 J.朗西埃认为：“抗议者不是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打算取代资本主义， 而只是想改革它……阶级冲突今天带来的是修补现有体系的呼吁，即通过重新分配财富使这个体系在长远看来更可行，也更有持续性。 ”他指出：“任何国家的工党或社会党对当前经济体系进行大幅度调整重组的可能性很小，更不用说彻底变革这种体系了。 ”但如果决策者找不到新的办法确保经济机会的公平，后果必然是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阶级斗争或将卷土重来，全世界的工人可能真的团结起来，通过阶级斗争维护自身的利益，从而实现“马克思的复仇”，资本主义或成明日黄花。

阿根廷新闻社也发表了题为 《21 世纪的革命刚刚开始：希腊、西班牙、土耳其、巴西与埃及是全球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一部分》的文章。 该文认为，从伦敦到斯德哥尔摩、从马德里到伊斯坦布尔、从开罗到里约热内卢，愤怒的年轻人之所以抗议，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拒绝了他们享有体面生活的权利， 而他们为获得更好生活的唯一希望就是加入帮派或黑手党。 所以，他们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成为 21 世纪的革命主角，要么注定过上苦难的生活。 该文指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深刻的经济危机导致“无处不在的起义”，但 21 世纪的革命才刚刚开始，这些愤怒的年轻工人阶级迟早会明白，解决他们这些重大问题的唯一现实出路是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人赶下台。 我们将拭目以待。

三、世界左翼运动发展态势和斗争方式探索

在经历了苏东剧变和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以后，人们最关心的是怎样认识当前世界左翼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现状及其趋势与走向。 中央党校教授赵曜的《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将走向何处》一文，通过对 20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21 世纪初的世界社会主义现状、21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趋势和走向等问题的分析， 为我们全景式地展示了金融危机后世界形势和格局的深刻变化。 该文指出，由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出现、区域一体化组织的形成和发展、20 国集团的确立，将深刻地改变世界格局和国际经济形势， 标志着后殖民主义时代走向终结，世界权力加速向新兴国家转移。该文对 21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趋势和走向作了如下预测：（1）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社会主义形成了更加客观和实际的新理念， 主要是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性和开拓性、长期性和曲折性、世界性和民族性、一元性和多样性、规定性和开放性之间关系的认识。 （2）作为世界社会主义中坚力量的共产党执政国家，目前有党员 9300 万，其中中国 8500 万、朝鲜 400 万、越南 300 万、古巴 100 万、老挝 10 多万。在被称为“一大四小”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四小”的越南、老挝、朝鲜、古巴都站稳了阵脚，通过改革和革新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而引人瞩目的是“一大”中国的崛起，这就使社会主义有可能再造辉煌。 （3）发展中国家是 21 世纪社会主义最有希望的地区，在“三南一北”4 大亮点中， 南亚印度的 28 个邦中 22 个有毛派武装，是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实力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力量；在美洲（主要在南美、拉美），古巴是社会主义的旗帜，H.查韦斯开拓“21 世纪社会主义”道路，左翼力量在拉美 13 个国家通过选举执政，其人口和面积分别占拉美的 70%和 80%，极大地壮大了拉美地区的左翼力量；南非是非洲最发达的国家，成立于 1921 年的南非共产党现有党员 13 万人，在当今非洲各国共产党中力量最强，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国内和非国大有很大的影响力；“一北”就是俄罗斯，列宁主义故乡有着深厚的社会主义传统， 苏联时代的一些社会福利制度和措施都完好地保存下来。 普京提出建立“欧亚联盟”的宏伟目标，给俄罗斯人带来了民族复兴的梦想和豪情， 激发了俄罗斯重整旗鼓、 再造辉煌的强国梦，指日可待的复兴或将伴随着社会主义的复兴。 （4）这次金融危机对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打击就持续时间之长、辐射范围之广，仅次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 危机爆发 5 年后，除德国经济稍好、美国经济有些反弹外，其余国家经济仍在衰退，从而使沉寂已久的左翼运动再次在欧美各国兴起， 此起彼伏的示威游行和大罢工震撼了整个世界， 推动了欧洲发达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

随着世界左翼运动的蓬勃发展， 近年来国内外有学者再次强调国际主义的原则，主张中国共产党应“更多地帮助和支持”各国共产党，并要“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还有论者撰文《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取决于国际无产阶级的有效联合行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新统一：问题与前景》等，认为随着资本主义陷入不可自拔的制度性危机， 客观上复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时机已经到来， 并对重新统一所面临的国际形势、统一的必要性紧迫性及意义、统一面临的困难、统一战线的范围与加入新国际的标准、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松散统一的态势、统一战线对中国的意义、对中国参与国际共产主义统一战线可能形式的设想等问题，作了概要性阐述，突出强调“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传统口号。 可见，建立新的共产国际已逐渐成为党际讨论的焦点。

如何看待当今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关系到中国的战略策略和前途命运，中联部研究室研究员肖枫认为，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严肃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即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取决于什么？ 他在《“国际联合”还是“成功实证”?———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前景》一文认为，社会主义未来如何发展、中国应如何对待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这需要贯彻落实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发展要靠“成功实证”的重要思想，进而提出了“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不取决于‘国际联合’而要靠‘成功实证’”的重要论断。 该文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提出了 4点看法：一是从思想理论上抛弃所谓“国际共运”的旧观念，不再简单机械地沿用“国际主义”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之类的传统观念和口号去思考问题；二是认为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突出特点是独立自主和民族特色，因此平等、交流、借鉴是必要和有益的，而追求联合、统一、一致既无必要也不可能，且不利于社会主义多样性发展和民族特色的发挥； 三是认为如何对待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问题不是一个独立和孤立的问题， 它要服务于国家基本战略和总体外交大局的需要；四是要以开放的态度、包容的精神支持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多样性发展，中国决不扛旗、决不当头，也决不谋求向世界推广自己的发展模式。

2011―2012 年， 反抗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此起彼伏， 而左翼的革命力量却遭受了空前的边缘化。 重要原因在于左翼错误地理解了列宁主义原则，导致他们的政治和组织形式的僵化，因而无法把握很多机遇。 为此，西方学者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S.哈迪的《被遗忘的布尔什维克遗产》、S.布鲁德沃斯的《列宁反对 “列宁主义 ”》、P.勒布朗的 《占领运动之后的列宁主义》、A. 卡里尼克斯的 《列宁主义是否已经终结？ 》、L.库伯的《超越列宁主义？ 》等，对占领运动后的列宁主义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尤其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组织问题重新进入左翼政治的视野。 在他们看来，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历史实践仍然是今天创建革命性组织的基本参照， 但需要澄清布尔什维克被掩盖的真实历史，还原被历史所遗忘的列宁的真实形象，并揭示列宁的理论和政治实践与斯大林化的列宁主义的根本区别。 同时，今天的革命组织和激进运动不能在“列宁主义”的标签下深陷宗派性的异端思维中而无法自拔， 在其政治和组织实践中不应当恪守诸如列宁主义、民主集中制、布尔什维克等为左翼所神圣化的一系列所谓正统，而应当适应多样性、政治差异和民主这一人类根本的政治现实。 只有这样，左翼才能展开有效的斗争，以摆脱数十年来的衰落、边缘化和政治混乱的历史困境。

另外，当前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的分化，也严重影响了工人队伍的团结及其阶级意识的形成， 从而阻碍了左翼运动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吴金平的《当代西方国家工人阶级分化问题探析》一文，对西方工人阶级分化状况、原因、实质及解决思路和办法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该文认为，造成工人阶级分化的原因在于：首先，经济全球化既使西方国家工人阶级在劳资斗争中提升妥协程度， 又造成发达国家工人阶级与发展中国家工人阶级之间围绕工作机会的竞争进一步加剧， 这严重削弱了全球范围内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的力量；其次，当代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已不同于过去那种一无所有的定位，而趋向于知识化、脑力化、白领化，造成内部阶层结构复杂化、多层次化和分散化的特点，工人阶级内部出现了一次巨大的重构， 由于各层次工人劳动条件、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构成了现时代工人阶级愈益分化的客观基础，并引起其政治态度、价值观等方面的多元化态势，导致彼此利益之间的冲突；再次，市场竞争将一切人抛入对私人钱财的角逐中， 迫使人人为自己的利益着想而很少关注社会整体乃至人类的根本利益与未来， 感受不到与自身所处的共同体休戚与共的命运纽带的牵连，使人难以获得“社会人”的属性；最后， 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工人阶级内部不团结现象的症结所在，因而它是导致工人阶级分化的根基。 该文指出， 工人阶级的分化不仅限制了工人组织起来以有效地争取和维护自身眼前的权益， 而且妨碍其采取集体行动或发起工人运动， 最终实现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因而需要引起左翼运动的严重关切。

对原苏东地区在最近 20 多年社会转型中出现的值得关注的特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淑春的《俄罗斯共产党人的阶级分析观》 一文考察了俄共对后苏联时期经济、政治和社会阶层的分析。 在俄罗斯共产党人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已重返俄罗斯，这是一个自上而下、非自然的倒退进程，导致社会发生两极分化，劳资对立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俄罗斯的统治阶级由寡头、新生的资产阶级和上层官僚集团构成， 掌握着国家基本的生产资料和实权， 而占人口大多数的雇佣劳动者阶级和受压制的小业主是被统治阶级， 受失业威胁且看不到前途。 所谓中产阶级，这是统治阶级为维护稳定制造的神话。 当代无产阶级由体力和脑力雇佣劳动者构成，作为一个整体，他们阶级意识薄弱。 因此，团结各劳动群体，增强当代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共产党人的当务之急。

北京大学教授孔寒冰在《原苏东地区社会转型带有 “回归” 的特点——回归的程度与西方的“基因”成正比》一文中，对中东欧地区社会转型的特点提出了分析意见。 在他看来，“去苏联模式化”已成为这一地区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共产党一党执政变成了多党的议会民主制， 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为自由的市场经济所取代，“返回欧洲” 成为大多数国家的目标。 所以，这一地区社会转型并非开启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而是带有很强的“回归”特点，这种回归的程度又与这些国家的西方基因成正比。

四、深化对社会主义前沿问题的研究

近年来， 我国理论界对科学社会主义前沿问题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中央党校教授严书翰发表的《科学社会主义前沿问题研究》一文中。 该文认为，广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主要由三大部分内容构成，即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 列宁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贡献和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 该文从这三个部分遴选出 15 个前沿问题进行评析，并对高校基础理论教材《科学社会主义概论》作了归纳点评，充分反映了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在这些前沿问题的研究上取得的显著成果。 这 15 个前沿问题分别为：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对象，科学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范畴，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未来社会的发展阶段、基本特征及研究方法，恩格斯晚年思想，关于十月革命，关于新经济政策，关于苏联模式的评价和苏东剧变的总结，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毛泽东艰辛探索的理论成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本内容的概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科研究方向等， 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丰富和拓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的建设。 该文还指出，近年来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未来社会的科学方法受到了我国理论界的普遍重视， 即依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研究未来社会的走向； 在批判资本主义旧世界中阐发未来新世界的一般特征； 反对把关于未来社会的预见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 在不断总结社会实践发展的基础上修正对未来社会的认识。 这些研究方法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在对科学社会主义前沿问题的研究中， 研究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成了学界重要的关注点。 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胡振良认为，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一种全方位、复杂化的状态，呈现出一系列新的趋势和特点。 借用 F. 席勒的一个句式：“社会主义死了，社会主义还活着。 ”他指出，通过大浪淘沙，社会主义观念在更新、政策在变化、组织在调整、流派在嬗变，社会主义运动经历着历史的选择，销声匿迹的只是那些失去其必然性的观念、理论、政策、模式和组织，而代表人类未来的社会主义价值、理论、运动则在生活中继续弘扬，在低潮中继续孕育，在挫折中不断奋起。 虽然就总体而言，世界社会主义远没有整体突破，新时代世界社会主义也面临着诸多难题，但社会主义仍然在生活中以一种必然性体现其旺盛的生命力。他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若干趋势》一文中，全面论述了“历史没有终结”，社会主义有新的发展；发展丰富多彩，社会主义不是一种模式；“两制”关系对立统一，社会主义辩证发展；民族性与社会主义的全球化发展；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生态化发展；信息化与社会主义的与时俱进；现代文明与社会主义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新发展；生活化与社会主义在生活中发展等 9 个方面的问题。 该文认为，21 世纪前后 10 年“历史没有终结”，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经历着新的发展。 从整体上看，它不是一种模式而是多种模式，不是单一发展而是多元发展，是一种辩证的发展、全球化的发展、生态化的发展、生活化的发展、与时俱进的发展、现代文明的发展，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是一种学习、借鉴和超越，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亮点和重要的生长点。

关于社会主义的未来以及一个平等社会正常运转的可能性问题，2013 年，西班牙《起义报》发表了两篇相关文章。 一篇专门推介 《传播乌托邦———资本主义终结?新的剥削方式、新的斗争思想》一书。 该书收录了来自古巴、委内瑞拉、阿根廷、西班牙、哥斯达黎加、墨西哥、美国的 10 位作者撰写的 14 篇文章。 这些文章的主线是围绕资本主义当前形势提出问题， 深入思考革命斗争的新思想， 同时对社会主义迄今的发展进行批判性分析，并回答了社会主义革命的 5 个方面问题，即可能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吗、 如何从微观层面发动全球斗争、需要先锋吗、现在谁是革命的主体、当前的斗争形式有哪些等。 该文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无法为人类重大历史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因此需要提出变革的途径。 虽然现在正在经历一个困难时期，但相信可以超越一个只追求个人或企业利润的社会， 社会主义仍是可以期待的。 这个乌托邦能够成熟、开花、结果，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其成型，如何播种并使其发芽。 另一篇是《社会主义是一个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的长期进程 》，专门介绍阿根廷左翼经济学家、 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教授 C.卡茨在“21 世纪社会主义”组织在西班牙巴伦西亚大学举办的夏季论坛上的演讲。 C.卡茨指出，苏联解体后很多人要求左翼放弃使用“社会主义”，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就像不能因为小布什入侵伊拉克侮辱了“民主”就放弃“民主”这个词一样，苏联经验最终可能会成为人类实现经济和社会平等这一历史过程中的一个先例。 同时应该看到，鉴于新自由主义已经声名狼藉以及大众主观意识需求的出现， 社会主义如今再次出现了高潮。 现在有一种常见的批评是声称社会主义只是一种纯粹的道德原则， 应当局限于闲谈或咖啡馆中，因为它在经济竞赛中败给了资本主义。 在 C.卡茨看来，美国在经济上打败了苏联，然而多年后当进行更深入的反思成为可能时，人们会发现二者并没有可比性，因为他并不认为苏联和东欧国家由于经济原因而崩溃，“核心原因是政治等级， 领导和官僚阶层实际上怀有‘漂洋过海’和变成资本主义者的野心”。

C.卡 茨认为 ，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表达了解放受压迫者这一诉求，并要为实现公正平等的社会而奋斗，但它是一个需要几代人花费上百年时间才能完成的长期进程。 他还阐述了社会主义未来发展的 5 种模式：（1）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是进行抵抗的劳动者的模式 ，这是一种以能与社会主义相容的方式， 在公有经济中引入类似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市场经济。 （2）设置过渡阶段，直到最终实现社会主义。 在中间阶段可以实施社会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 在边缘国家实施发展主义的资本主义，由国家对经济进行强力干预，为过渡阶段积蓄力量，但国家干预并不能确保建成社会主义。 （3）强调恢复 20 世纪的战略，包括 C.格瓦拉的焦点理论、俄国人的苏维埃以及毛泽东主义的游击队等， 但这些理论没有考虑到历史的新发展， 有时表现出适应能力较差的问题。 （4）由特定的自治方案组成，通过合作社等倡议，可以展望未来社会的场景，但要求进行政治斗争和获取核心权力，而不是凭空建设社会主义。 （5）在符合条件的地方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首先要通过选举入主政府，同时在工厂或合作社中建设人民权力组织，但不应像苏联那样仅建设国有领域，而应扩大公共领域，同时由于无法通过命令划定市场的范围，所以必须逐步减少市场因素。

随着新兴中产阶级的兴起，对 21 世纪全球阶级发展前景的评估和展望成了国内外学界的热门话题，而新兴中产阶级被自由主义评论家乐观地认为是未来10年经济消费和政治民主的保障。 为此，英国《新左翼评论》刊载剑桥大学社会学教授 G.瑟伯恩的《21 世纪的阶级》一文，作者在回应上述观点的同时，对全球阶级状况作了概述，并对阶级运动的发展前景提出了看法。在他看来，20 世纪可能是民族国家内各阶级走向平等的时代， 同时也是全球范围内各国之间最不平等的时代；然而 21 世纪正在经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尽管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距还在拉大， 但跨国间的不平等总体上正在下降，与此同时，民族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正在加剧。 这一现象导致的结果便是阶级的回归，它再次成为人类之间不平等的决定性因素。他认为，21 世纪的阶级和阶级冲突将会以两种新的形态发展， 一种形态是有可能以中产阶级的希望和怨恨为驱动， 另一种形态将在工人和各种平民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中找到基础，而且可能看到 4 种阶级运动的前景：一是全球中产阶级的消费主义；二是中产阶级的政治反叛；三是以东亚为中心的产业工人阶级斗争可能会催生新的社会妥协；四是平民阶级多样化的运动。 他指出，在新世纪的社会特征中，阶级仍将是至关重要的，但谁将在斗争中印上自己的印记，是中产阶级还是平民大众，现在还不清楚。 在一个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现代性都被宣称为陈腐的世界中， 中产阶级社会已成为替代性的未来的象征，但从目前的情况看，随着资本主义扩张和不平等的加剧， 将会使工人阶级在 21 世纪的政治议程中占有一席之地。

但是， 也有人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结构的新变化和工人运动相对来说不太活跃为由，质疑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及其主体资格，认为如果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因为无能而不动手， 好比是给衰老着的资本主义服了一剂永葆青春的药。 这种观点一度在西方学者、 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那里被不断提出， 还一度被他们用来作为改造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宣扬马克思主义理论过时的佐证。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刘志明发表《正确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性》一文，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来意义来阐释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及其源泉，证明工人阶级现在仍然具有革命性，仍然是社会主义革命无可否认的主体力量。 该文指出，二战之后，西方国家工人阶级虽然福利有所提高、 生活水平有所改善，但是他们受剥削受压迫的阶级地位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收入的两极分化使西方国家贫富差距的鸿沟日益扩大，而且工人阶级相对和绝对的贫困地位决定了它不可能丧失自己不同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因此，以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福利国家的再分配为由，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的贫困化理论是经不起推敲的，他们仍然归属于剩余价值生产整个链条上的“总体工人”范畴，不管他们有没有意识到，也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承认。 这一论证，对于捍卫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学说，具有重要意义。

对修正主义的评价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社会主义理论中难以回避的问题。 2005 年，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Т.И.奥伊泽尔曼完成了《为修正主义辩护》一书。在该书中，Т.И.奥伊泽尔曼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教条化过程，提出了“还 E.伯恩施坦主义以历史的公正”等重要观点，从而在俄罗斯思想理论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争论。 2006 年 3 月，俄罗斯《哲学问题》杂志社曾为该书组织了一次研讨会，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修正史进行了严肃的学术研究，并将研讨会的纪要刊发于当年第7 期上。 参加这次研讨会的学者都是俄罗斯学界的高层人物，他们就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这一名称、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是否等同、一门科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需不需要修正、如何区分科学领域修正与意识形态领域修正的关系等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对我们研究这一问题给予了重要启示。

这里，首先一个问题是如何界定“修正”的概念。 在他们看来，修正应被看成是开展科学批评、反对教条主义、审视学术原理的一种形式，即体现出一定学术传统范围内的开放性和创造性立场。 事实上，一个科学理论的发展的确不能没有修正。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修正的边界在哪里？ 修正在何种情况下是指理论的发展和创新？ 又在何种情况下超出了这一边界？ E.伯恩施坦论及了渐进性，谈到了采用议会斗争方式的必要性，而非立即引领无产阶级进入街垒战。 我们能称此为修正马克思主义吗？ 从这个意义上说，修正主义不是虚无缥缈的空谈，而是对马克思思想进行具体历史的、与资本主义当前或未来变化相适应的重新解释。 因此，这种修正不是否定整个马克思的学说，而是对马克思那些脱离当代实际而成为教条的原理进行调整。

另一个是关于科学转化为意识形态的问题。 他们指出，马克思的理论被认为是一门科学，然而马克思的思想现在成了一种意识形态， 成了政治行动纲领的依据。 科学领域的修正如同修改，而意识形态领域的机制校正和思想转换无法与科学领域等同。 因此，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来考量， 那么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将会被奉为教规式的经典， 所有审视的企图都会被认为是攻击信仰的符号而不可接受。 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对真理不具有垄断性，用 K.波普尔的话说，“没有一种理论是终极的”，所以永远不要试图炮制终极真理。 只要这种修正的目的在于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激情， 保持建立真正人与人自由平等社会的愿望。 从这一意义而言，学者们认为 Т.И.奥伊泽尔曼提出“为修正主义辩护”的目标不是驳斥马克思主义，而是为一门新兴学说进行的特有辩护。

关于“美国有没有社会主义”的讨论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这关系到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如何认识、继承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问题。100 多年以前，德国著名社会学家 W.桑巴特曾为此撰写《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专著。 2012 年，山东大学武彬、刘玉安又发表 《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兼论奥巴马政府的治国理念》一文，该文试图用详细的数据和分析，对这一经典问题作出回答。 该文指出，由于一系列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社会主义运动在美国没有生下根：一是美国拥有比欧洲更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充足的资本，使得美国的经济发展扶摇直上；二是由于美国经济的这块蛋糕做得特别大，使得美国工人可以从中分得份额较低但绝对量相对较大的部分；三是美国工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相对较高的政治地位； 四是特殊的政党政治生态，使得美国政坛始终是两党轮流坐庄，包括曾经出现过的社会主义政党在内的第三党从来都没有获得过成功。 因此，“社会主义”在美国一直是一个贬义的、反动的甚至是可怕的字眼。 罗斯福新政就曾经被攻击为“偷偷摸摸的社会主义”，罗斯福本人也曾被指责为“斯大林分子”。该文认为，20 世纪 80 年代的“里根革命”虽然对国家干预主义有所冲击， 但 2008 年金融危机事实上宣告了里根革命的破产。 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虽然推行了一些有利于社会下层的改革，但这些改革与社会主义几乎毫无关联。 无论是罗斯福还是奥巴马，他们奉行的都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自由主义。

对此，著名学者奚广庆在《不是西欧式的社会主义就不是社会主义？ ——关于 “美国有没有社会主义”的几点讨论》一文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他指出，所谓“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观点，是违背历史规律和美国现代历史发展实际的误断。 在他看来，武彬、刘玉安的文章所说的都是事实，但问题在于事实背后的历史必然性是什么？ 他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充分证明，批判和变革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念和运动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的自然史过程的有机构成部分。 在资本主义成为世界体系的时代，社会主义更不可阻挡地成为世界性的思潮和运动。 资本主义的美国不会也不可能例外。 由于地区、国度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由于各国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的不同，社会主义观念和运动会形成不同的特点， 但是绝对不会特殊到没有社会主义的地步。而这篇文章完全忽视了现代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基本逻辑：哪里有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哪里就有批判和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思潮和历史运动，即社会主义的发生和发展。 仔细研究这篇文章提出的 4 个原因，其实证明的只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同于欧洲的特点，说明的是美国比欧洲各国发展更快的原因，没有一条是证明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因素。按照历史逻辑看，从这些原因中绝对无法推导出美国必定没有社会主义的结论，而只能够证明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发达状态的美国，其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会形成自己显著的特点和国家特色，它可能是以一种缓慢变革、 点滴改良的方式发生着，是一场漫长而安静的“革命”。 所以，足见这篇文章犯了一个基本逻辑错误， 即把美国没有西欧式的社会主义，理解为美国没有社会主义。 事实反复告诉人们，一些人面对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或者改变了形态，就对社会主义的前途产生动摇、失去信心，认为社会主义彻底失败了，这正在于他们忽视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必然引起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原理。

五、各国政党的变革与创新

随着社会主义国家新一轮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化，什么是社会主义、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命题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亟待解答与创新的时代工程。 2010―2012 年 ，越 南 、古巴 、老挝和朝鲜 4 国执政党先后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 总结和反思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制定了符合本国国情的中长期发展战略与规划。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潘金娥、贺钦、荀寿潇、刘玥发表的《越南古巴老挝朝鲜社会主义的最新探索》一文，对上述 4 国执政党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执政党队伍建设以及本国经济和政治改革等方面进行的探索作了较详细的介绍。

在理论创新方面， 可以说社会主义各国执政党都在努力构建具有本国特色的话语体系。 虽然“胡志明时代的发展主说”未能写进越共十一大党纲和政治报告，但这一提法已在越南理论界酝酿多时， 并在新纲领中对胡志明思想的根源、地位和作用作了补充。 朝鲜劳动党致力于突破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 一方面认为 “马列主义无法为现实的革命提供现成的答案”，不能教条式地服从马列主义， 另一方面在反思传统马列主义的同时又批判了与马列主义竞争的伪社会主义派别，并力图树立包括主体思想和先军思想在内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 古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马蒂主义和卡斯特罗思想为指导思想， 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古巴官方意识形态重要的精神内核， 而马蒂主义和卡斯特罗思想既是古巴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逻辑延续与创新，也体现了古巴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升华。 老挝人民革命党尽管还没有明确提出本国的思想体系， 仍然强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 但老挝学者越来越注重对凯山·丰威汉思想的研究，尤其是他关于党建的思想和关于过渡时期经济建设的理论得到普遍的重视。

另外， 我们也注意到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在党的最终目标及其变革和创新上有新的提法。 越共十一大通过的《越南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纲领》将越南社会主义的特征定义为：“民富、国强、民主、公平、文明的社会；由人民当家作主；有以现代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进步的生产关系为基础的高度发达的经济； 有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的先进文化；人们生活温饱、自由、幸福，并具备了全面发展的条件；全体越南各民族平等、团结、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共同发展；建立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属于人民、 来自人民和为了人民的社会主义法权国家；与世界各国建立了友好与合作关系。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修订后的纲领把“主要生产资料以公有制为主体” 从越南社会主义的特征中去掉， 而代之以“现代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进步的生产关系 ”。 朝鲜劳动党在第三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党章中， 对劳动党的定义由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创建的主体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政党” 改为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政党”，党的最终目标也由“实现全社会的主体思想化和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改为“实现全社会的主体思想化和人民大众的绝对自主”，删除了“共产主义”字眼。 从古巴的情况看， 尽管古巴领导人已经意识到现有模式的缺陷，但对产权和政治权利的放开问题仍有所保留，因此，虽然模式更新将有助于古巴减少贫困，但无法彻底改变古巴“有平等，无增长”的发展困境，它将成为古巴历史上持续时间较长的改革与调整期。 目前，老挝人民革命党对组织机构提出了新的改革思路， 即实现执政党领导程序法制化； 根据本国国情循序渐进地走具有老挝特色的改革之路；明确党政的职能设置和分工，让党既能发挥领导作用， 又避免与国家其他机关作用重合等。 可以看出，国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都在根据各自的国情进行着不同程度的改革， 值得进一步研究和观察。

令人瞩目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被视为 2013 年中国和世界的重要事件之一。 这次全会有很多新的构想和路线图， 即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 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这些大政方针将决定中国未来 10 年的发展走向，进而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近年来, 俄共抓住金融危机创造的历史机遇，宣传自己的反危机主张，并加强自身建设，进而在最近的杜马选举中支持率倍增， 基本摆脱了 21 世纪以来的颓势。 2013 年 2 月，俄共在重建 20 周年之际召开了十五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刘淑春的《俄共迈向新的起点》一文，对这次会议作了全面的观察与思考。 该文指出，近年来俄共采取积极措施，加快了党的现代化建设，不仅注重发展青年党员，更注重党的领导层的年轻化； 在俄共十五大筹备和举行过程中，又展示了其开放性和现代化的一面，打破了多年来被媒体塑造的封闭和刻板形象； 这次会议的政治报告认定俄罗斯执政者推行的是反人民的、反社会主义的、破坏性的方针，并首次阐述了“21 世纪社会主义”的内涵和要素， 表达了全党对俄罗斯重新迈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整体构想。

中东欧国家转型 20 多年来，在政党格局、意识形态及其政策主张上发生了哪些变化？ 这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项佐涛发表《中东欧政党政治的“欧洲化”程度研究》一文，从政党格局、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党际党内关系、政党政治的发展趋势等方面， 考察了中东欧政党政治的 “欧洲化”程度。 该文指出，转型 20 多年来，中东欧国家已经形成了以中左翼、 中右翼政党为主体的竞争性政党政治，以中左翼政党右倾为前提的中左翼、中右翼政党在意识形态方面接近，主流政党从阶级的政党向全民党的转变等多元化态势。 然而，由于政治文化、经济发展水平、历史遗产等的不同，中东欧政党政治表现出了某种独特性，例如民粹主义政党、民族主义政党、欧洲怀疑主义政党、农民党力量强大，而绿党等单一议题的政党力量式微等，并且随着各国在加入欧盟后对本土特色的日益强调，中东欧政党政治的自身特征趋向明显。

在世界政党政治格局中，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各国的社会民主党。2013 年是德国的大选年，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而言， 面临着其在选举政治中的又一个周期性角逐。 在当前欧洲经济低迷、民众社会价值观碎片化和欧洲社会民主党普遍处于颓势的背景下， 面临选举考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将何去何从？ 为此，该党主席S.加布里埃尔和价值委员会主席 J.尼 达-卢 米林在 《新社会/法兰克福期刊》 发表艾伯特基金会年会的主旨文章 《价值导向和政治观： 作为全民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文，重申了价值观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政治、经济、社会的重要性，并结合新形势，在自由、公正、团结等经典价值观之外， 又提出了一个新的价值理念——未来， 同时还强调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未来的政治任务是构建新的统一政治观。2013 年年初，该党发布2013 年竞选宣言精简版， 从中可以看出该党将依然坚持传统的核心价值观，并以此为宗旨，对驯化金融资本主义、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平等、保障劳动者的权益等问题，提出了宏观的设想。 英国工党也在为其重新上台而努力。 该党党首 E.米利班德在费边社 2012 年年会上首次提出了“民族一体”的执政理念，以及在这一理念之下工党应推行的政策。 这一理念的基本内涵是：确保用精诚合作的方法，帮助重建国家，使每个人都能参与其中，并拥有归属感。 E.米利班德强调，工党将以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基础重塑英国经济体； 要在全社会中坚持培养责任感，包括社会上层群体，构建一个团结而不是分裂的新英国； 要致力于促进合理的权力分配，最终实现社会共同繁荣。

在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中， 追求平等和公正是始终的政治诉求， 但正如社会民主主义本身是一个变化的概念一样， 社会民主党人的平等观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 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研究员林德山在《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平等观念及其变化》一文中， 对欧洲社会民主党三次转型中平等观演进的特征作了梳理。 该文指出，早期社会民主党人的平等观主要追求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 强调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 在实现社会平等的路径选择上并存着两种变革观， 即彻底的社会变革观和渐进的社会改良观。 二战后，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平等观发生了变化，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成了最主要的平等诉求，从重点关注生产的社会化转向了重点关注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从注重阶级斗争向注重劳资关系平衡转变，以建立和发展高水平的福利国家作为促进社会平等的主要事务。 20 世纪 80 年代后，社会民主党人的平等观又有了变化， 在价值观中更为强调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的平衡，承认有差别的平等，把包容性和排斥性纳入平等的观念。 从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平等观念的变化可以看出其内在的变化逻辑及其所表达的政治诉求， 它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欧洲社会民主党三次历史转型的脉络，即从一个带有典型阶级特征的工人阶级政党转变为一个体现资本主义主流价值观的进步主义政党。

2013 年 2 月，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发表了《下一个超级模范》、《北欧国家可能是世界上管理最好的国家》、《北极光》、《越来越少》 等一组文章， 专门介绍瑞典、丹麦、挪威和芬兰等北欧国家近年来的改革及其成功的秘诀。 该组文章值得关注的理论信息有：（1）北欧人为左派提供了一些经验， 证明可以把竞争型资本主义与一个大型政府相结合，以及如何改革公共部门，使国家变得更有效率、反应更灵敏。 （2）北欧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管理最好的地区，既有赖于政府的透明、务实和坚定，实行了左右政治的混合，也与其独特的地理与历史相关。 北欧人在让大政府和个人主义二者和谐相处方面没有问题， 他们认为国家的主要工作是推进个人自治和社会灵活性， 这种思维的特点是国家个人主义。（3）20 世纪瑞典为它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开创了一条中间道路而备感自豪， 但因为它们触及了大政府遭遇的各种局限，已经悄然重塑其资本主义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左倾的趋势已经扭转，与其说北欧国家在将国家扩展进入市场， 不如说它们在将市场扩展进入国家。 （4）北欧近年来勇于尝试新理念，允许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共同参与公共合同的竞争， 并在保持高福利国家的同时，有效地控制了公共开支。

在社会民主党的阵营中，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近期变化令人刮目相看。 2012 年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选举中获得墨西哥总统和议会选举的胜利。 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研究员高新军通过对墨西哥的实地考察， 认为革命制度党之所以能重新夺回执政地位，是由于该党在实行党内民主、进行组织建设、 与过去错误划清界线以及重新走近群众等方面进行了改革。 他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重回执政地位说明了什么？ 》一文中指出，对墨西哥来说，实行多党轮替是一种进步， 但是要指望通过这种制度来解决贫富差距、腐败、贩毒、失业、经济发展这样的问题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良政所要解决的问题。 因此，不能简单地在民主与良政、专制与劣政之间画等号，政党轮替并不一定带来良政， 还需要创造其他条件来使这一制度发挥积极的效果。湘潭大学教授熊辉和研究生胡柳娟的 《为人民福祉而行动——值得借鉴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执政经验》一文告诉我们，新加坡自独立以来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与其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努力紧密相连。 具体而言，人民行动党以统筹经济社会联动发展为执政理念； 推行民主与权威相结合的执政方式；大力倡导“精英治国”战略，扩充执政的人才基础；实施从严治党，严厉打击腐败行为，以塑造良好执政形象；积极奉行互利友好的外交战略，优化国际政治环境。 新加坡执政党卓有成效的执政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

最后， 我们要分析的是在西方文化传统基础上产生的多党民主制度的现状。 这一制度已经实行了几百年，其弊端有制度设计上的先天缺陷，也有后天墨守成规之不足。 在多元、多样、多变的时代，世界政党政治发生了深刻变化，多党民主陷入了制度性困境。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研究员柴尚金的 《西方多党民主的制度困境及原因》一文，从选票绑架了政党，选举成为民主的唯一形式；只论党派不问是非，议会政府效率低下；钱权交易大行其道，政党政治异化为金钱政治；党派之争导致政治极化，政党恶斗引发社会分裂；寡头政治盛行，精英民主与草根民主对立；利益整合与调节功能弱化， 政党短视行为突出； 西方民主移植 “南橘北枳”，多党民主引发社会动荡等 7 个方面，就西方多党民主制度存在的弊端以及如何陷入制度困境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该文指出，多党民主陷入制度性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这种民主只重视程序民主，将民主等同于选举和多党竞争，并将选举神圣化、简单化。 同时，民主的实现形式由于国情不同应富有多样性， 而现实中不少国家却盲目照搬西方政治体制，这样就会水土不服，不仅导致经济停滞、民生凋敝、社会动荡，而且扼杀了人民对未来的憧憬。

六、社会主义思想史新探

从 1516 年英国人莫尔出版《乌托邦》一书算起，世界社会主义即将走过 500 年的历程。 大型电视系列片《正道沧桑———社会主义 500 年》以 500 年来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脉络为叙述骨架，通过丰富的历史事实、系统的思想脉络、鲜为人知的文献资料、珍贵的历史镜头和精到的专家解读， 展示了社会主义在发展进程中的探索和实践， 对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任务作了生动而准确的诠释，揭示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单一模式到多样模式的演进过程，展望了社会主义的必然趋势和美好未来。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放发表 《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纵横谈——从〈正道沧桑〉电视政论片引出的话题》一文， 划分并阐述了 500 年来世界社会主义走过的 4大历史阶段及其主要特点。 该文指出，从 1516 年《乌托邦》的发表到 1848 年《共产党宣言》的出版，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阶段， 历经 330 多年； 从 1847年创立共产主义者同盟到 1917 年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 这是社会主义运动从理论转变为实践的发展阶段，历经 70 年；从 1917 年十月革命胜利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创立到 1991 年苏联东欧发生剧变，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国到多国的演变阶段， 历经 70多年；从 1978 年中国的改革开放，随后波及世界五大洲，这是社会主义革新从地区拓展到全球的阶段，历经35 年。 该文以社会主义 500 年来的纵深发展及其向世界五大洲的横广拓展， 总揽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全局态势，而电视系列片又集观赏性、思想性于一体，形成了一部展示社会主义 500 年波澜壮阔历程的视听大辞典，一部弘扬主旋律、传达正能量的电视片，这对于全社会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加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具有重大的理论学习价值。

（一）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公式”出笼的历史背景作思想史考察

“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这个著名的修正主义公式出自于 E.伯恩施坦《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一文。 该公式的提出意味着 E.伯恩施坦正式公开了他的修正意图，并转向修正主义，但这一公式出笼的思想史背景以往很少有详尽的考察。 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生来庆立发表的《E.伯恩施坦与 E.巴克斯关于资本主义的若干争论——“修正主义公式” 出笼的思想史考察》一文，试图厘清这一公式的来龙去脉。

该文指出，根据现有文献资料，这场争论有过三次交锋：（1）“资本主义文明邪恶论” 与 “资本主义文明先进论”的争论。 伯恩施坦和巴克斯的争论始于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整体认识，伯恩施坦认为，资本主义文明是先进文明，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集大成阶段，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支持任何承担文明发展民族的解放斗争；而巴克斯则针锋相对地指出资本主义文明具有诸多缺陷甚至是邪恶， 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在任何地域反对、 消灭资本主义文明。 （2）“资本主义崩溃论” 与“资本主义长寿论”的争论。 对资本主义文明的不同看法，衍生出了对资本主义文明发展阶段的认识问题。 持“资本主义长寿论 ” 的伯恩施坦认为 ，“资本主义崩溃论” 需要根据现实进行修正。 作为先进文明的资本主义，对于殖民地来说这一发展阶段是不可跨越的；而巴克斯却不断地为“资本主义崩溃论”辩护，认为资本主义最后的避难所就是全球性的市场扩张， 殖民地人民可以给予资本主义以最后一击，使自身免遭“邪恶的资本主义文明的诅咒”。 （3）“社会主义速胜论”与“社会主义长入论”的争论。 交锋深入到实践层面，就涉及如何实现最终目的的问题。 巴克斯认为，社会民主党的基本政策就是在国内外运用理论的力量和革命的手段，发动群众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以此进入社会主义；而伯恩施坦认为， 社会民主党的基本政策就是要正视历史和现实，从而修正理论，并在各方面推进文明整体的进步， 从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正是在两人的三场交锋中，伯恩施坦最终提出了自己的修正主义公式。

同时，在伯恩施坦与巴克斯的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日后社会主义运动中产生的所有重大理论分歧：革命与改良孰是孰非， 资本主义在先进工业国是否会迅速崩溃， 落后的殖民地能否跨越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阶段，民族意识和国际主义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等等。两人的争论循序渐进，由理论层面深入到实践层面，虽然始于殖民地问题而引发的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问题，但最终归结到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 而且给以后的社会主义者留下了一道难题，即以“崩溃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否成为党的现实政策的依据？历史规律是否需要在经济条件变化的情况下加以修正和重新认识？

（二）俄罗斯学界关于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真伪的争论

普列汉诺夫在俄国革命史上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1999 年 11 月 30 日，俄罗斯《独立报》发表了由普列汉诺夫的侄子谢·格·普列汉诺夫保存的 “政治遗嘱”《格·瓦·普列汉诺夫最后的想法》， 证明普列汉诺夫早在 73 年前就已预见到苏联解体，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布尔什维克和俄国未来的看法及预言更是震惊了世界。 遗嘱发表后，普列汉诺夫的亲属、研究者和收藏者就政治遗嘱”真伪问题各执一词，争议的焦点与疑点在于：（1）为什么“政治遗嘱”由普列汉诺夫的侄子而不是妻子保管?（2）记录遗嘱的重要当事人能否几十年守口如瓶?（3）身患喉结核的普列汉诺夫口授近 3 万字的遗嘱可能吗?（4）内容符合普列汉诺夫的思想和时代吗? 由此，关于“政治遗嘱”的真伪在俄罗斯引起强烈争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欧阳向英在《一份值得研究的历史文献———俄罗斯学界关于普列汉诺夫 “政治遗嘱”真伪的争论》中，除对“政治遗嘱”内容作简要介绍外，重点介绍了国外学者、尤其是俄罗斯学者的几次论战与交锋， 对坚持和反对遗嘱为真的双方观点作了详细的辨析。

认定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为真的正方理由是：（1）遗嘱所涉内容与 1917 年普列汉诺夫的文章 、讲话的主题一致；（2） 使用了普列汉诺夫常用的术语和用语；（3） 谈到了一些只有普列汉诺夫本人才清楚的事实；（4） 捷依奇关于笔录遗嘱经过的回忆真实可信，与他的日记在时间上吻合。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认为，分析的深度及其马克思主义基础是证明“政治遗嘱”的作者是普列汉诺夫的最有分量的论据。 而反方却认为，遗嘱中所表述的思想是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者在思考 20世纪社会主义改造前景时得出的结论。 事实证明，普列汉诺夫已没有足够的时间和信息来思考俄国和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几年开始的社会演变的新过程，他也不可能对社会主义运动作出新的解释， 没有思考过向民主变革过渡的新机制、 利用混合型经济形式、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 反殖民主义运动、与议会制传统决裂等问题，而且遗嘱在题目、结构和用词上处处可以看出现代人编造的痕迹。 该文基本断定“遗嘱为伪 ”，因为那些证明 “遗嘱为真 ”的论述往往在打“擦边球”，难以让人信服。 但该文却又提醒读者注意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的特点，不能完全忽视其研究价值。

（三）对列宁“既是教条主义者也是修正主义者 ”的驳斥

随着苏联的解体， 社会主义奠基人列宁再次受到关注。 在一些人看来，早期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 无产阶级应该以暴力夺取政权，但到了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他们对自己 1848 年前后的观点做了反思与修改， 肯定了通过选举取得议会多数从而获得政权的可能性。 而列宁则一生坚持马克思的早期观点，在这一点上列宁是教条主义者；同时列宁无视或曲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晚年思想，因而他又是修正主义者。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安启念发表 《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辩证法大师——对列宁 “既是教条主义者也是修正主义者”的驳斥》一文，对上述两种观点给予纠错。 该文指出，马克思关于越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是列宁主义和 20 世纪波澜壮阔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源头，因此需要从更大的范围、更深的层次加以考察。该文认为，马克思晚年针对俄国民粹派的提问，提出俄罗斯可以有条件地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 “卡夫丁峡谷”，这不仅对俄罗斯而且对所有落后国家都有指导意义。 列宁把马克思的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俄罗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外的广大地区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运动，列宁主义由此诞生。 俄罗斯的落后与东方色彩、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野蛮和残酷，使得列宁选择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早期思想， 强调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 列宁提出的许多政策和制度， 与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不完全一致，但它们符合俄罗斯的实际，是马克思的相关思想与俄罗斯实际的结合， 这是列宁对唯物辩证法的成功运用。 从中可以看出，列宁不像第二国际理论家们从理论出发来看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现实，而是从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出发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不像第二国际理论家们不懂得或者不会运用辩证法，恪守马克思的概念、词句，而是运用活生生的辩证法，更多地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强调概念和理论的灵活性。实践证明，列宁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辩证法大师。

（四）历史已经印证了托洛茨基的两个重要预见

国际著名历史学家 I.多伊彻的《先知三部曲》是研究托洛茨基的经典著作，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由书名中的“先知”而联想到托洛茨基在思想史上有两个重要的预见，即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和从“集中制”到“个人独裁”，中央编译局研究员郑异凡在《托洛茨基两个重要的预见——I.多伊彻〈先知三部曲〉再版后的联想》一文中，对其作了思想史的解读。

该文指出：第一，“不断革命论”是托洛茨基同 A.帕尔乌斯一起提出的。 1905 年革命失败以后，托洛茨基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如《总结与展望》、《无产阶级与俄国革命》、《我们的意见分歧》等，论证他的不断革命理论。 他的主张有三个重点：（1）俄国革命是民主革命，但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2） 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必须立即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 这就必然要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 从而也同广大农民发生敌对冲突；（3）俄国无产阶级必须得到西方先进国家胜利的无产阶级的支援，才能保持政权，坚持下去。1917 年以前，列宁的观点与托洛茨基不同，列宁主张革命分两步走，先进行民主革命，以便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必要的物质前提，同时发展民主，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创造自由活动的空间。 不过列宁是现实的政治家， 回国后立刻觉察到现时的俄国是夺取政权的大好时机，立即改变一贯坚持的方针，提出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这样，从提出《四月提纲》起，列宁的实际主张已经与托洛茨基的历来主张完全一致了。 1917 年的俄国革命基本上是按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和列宁的立即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思路发展的， 而由托洛茨基具体组织的十月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能够完成的民主革命任务， 只能由无产阶级革命解决了。 托洛茨基后来说，他是经过战斗走向列宁的。 这是他的谦虚之词，实际情况至少应当说是两人不谋而合，殊途同归。 这显然也是后来两人合作的思想基础，只是过去的史书避开不提而已。

第二，从“集中制”到“个人独裁”。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后，针对手工业作风、小组习气严重，列宁提出在党内实行“集中制”的主张。 “集中制”遭到普列汉诺夫、R.卢森堡等人的强烈反对，托洛茨基也是激烈的反对者之一。1904 年，托洛茨基写了一本小册子《我们的政治任务》，说明高度集中制必然导致的后果，这就是“首先是党组织（秘密会议）以自身取代全党；尔后是中央委员会以自己取代党组织；最后是一个独裁者以自己取代中央委员会”。 这是一句相当具有“先知”水平的预言，借用 I.多 伊彻的话说 ，它 “对于未来而言……是一面准确的镜子，不过镜子里照出的俄国 M.罗伯斯庇尔与其说是列宁，倒不如说是他的继承者”。 I.多伊彻说，这是“托洛茨基具有第六感官，即历史的直觉”， 实际上应当说这是托洛茨基的历史理论修养使他能够先知般地感觉到历史逻辑的发展结果。不幸而言中，20 世纪 30 年代的苏联印证了托洛茨基的预见！

（五）苏联 20 世纪 30 年代“大批判”的真相与联共（布）政党文化的形成

政党文化是一个政党在其社会政治实践中所形成的理论观念、思想准则、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等一系列关乎其政略方针、制度设计、文化方针政策以及党员队伍素质等各个精神观念层面的东西。 著名学者马龙闪在《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开展思想文化“大批判”的真相——论斯大林对联共（布）政党文化形成的影响》一文中，对联共（布）政党文化的形成作了详细的分析和探讨，认为这一过程同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斯大林放弃新经济政策的大转变以及为此而在思想文化领域所进行的一连串大批判直接相关，从而使联共（布）政党文化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政治上，确立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在哲学上，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和各个思想理论阵地展开 “全线进攻”，大搞形而上学，把斗争绝对化，奉行“斗争哲学”；在文化上，抛弃列宁―布哈林的思想文化路线，禁绝流派竞争，建立“大一统”组织和单一创作方法，进行专横的行政干涉，挥舞棍棒，乱贴阶级和政治标签，复活“拉普”幽灵，执行没有“拉普”的拉普路线。 该文认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使斯大林的意识形态以体系化、 模式化的形态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传播，实际上成了推行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百科全书，成了斯大林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以及斯大林体制模式的集大成者，使联共（布）的政党文化达到系统化和理论化，最终不仅在苏联国内造成严重后果，而且远播国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严重不良影响。

（六）对世界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由来和演变作详细的历史考证

自 1847 年建立第一个共产党起， 世界共产党在100 多年时间内指导思想有过多次演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放在《世界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由来和演变》一文中，对这一问题作了详细的历史考证。 据他考证，共产党指导思想最初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第 1 条规定中表述的：“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 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 ”在以后的近百年历史中，各国共产党都没有明文规定以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行动指南。 最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明文规定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起源于 1939 年苏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确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为党的工作指南。二战后，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大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写进党章。中共成立以来，从—大到六大通过的 6 个党章，均未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为行动指南， 实际上一直以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作为行动指南。 1945 年七大和 1969 年九大至 1992 年十四大， 都提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其间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发生过很大的变化。 1982 年 9月， 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 这表明我国自1978 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实际上已经以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该文认为，今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成就越来越大，其理论成果自然也会更加丰硕，然而对党的指导思想的表述不但不会越来越长， 而且还会越来越简明。

（七）如何评价中苏论战及其“九评”

20 世纪 60 年代国际共运大论战中，中国共产党发表了批判苏共修正主义的 9 篇文章，史称“九评”。 今天应如何看待“九评”和那场论战？ 中联部研究室研究员肖枫接受了专访。 他认为，经过 20 多年的实践检验后，邓小平在中苏论战和“九评”问题上的基本思想和观点是非常明确的， 即中苏论战实际包括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一个是党和国家关系上反对“老子党”和“指挥棒”的问题；另一个是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的问题。 邓小平认为，中苏关系恶化“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所以在前一问题上我们反对“老子党”是对的；在后一问题即意识形态争论的问题上， 我们党的真正错误在于 “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 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 这就为我们从总体上把握大论战和“九评”问题提供了基本的思想依据。

肖枫指出，所谓不能肯定“九评”是就整体而言的，并不是说“九评”所有观点一无是处。 “九评”批判苏联大党大国沙文主义， 强调在各国共产党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上要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反对“老子党”和“指挥棒”，这些仍有积极意义；“九评”批判赫鲁晓夫完全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斗争， 批判他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强调要防止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等观点，也应当得到肯定。 但问题在于，当时论战总的指导思想是“左”的，是站在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立场去批判“修正主义”的，所以即使是正确的观点也不能同我们今天的认识相提并论。 我们决不能因“九评”的某些观点仍然正确而妨碍我们从总体上否定“九评”。

七、社会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资料的新发现

近年来， 社会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2013 年又有新的发现和突破，尤其是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

从中国人知道马克思、 恩格斯的名字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 以及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并被民主革命者尝试用来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 进而到以毛泽东思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式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形成， 再到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丰富， 这期间已走过了百余年历程。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经历了一个从著作片断的译介、单篇著作的翻译出版到文集、选集以及全集的翻译出版；从零星观点、个别理论观点的传播到系统理论学说的研究， 并在理解的基础上用自己的语言加以叙述、发挥和进行理论创造的过程。 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胡为雄的 《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的百年翻译与传播》一文，为我们展示了传播经历的几个不同历史时期及其特点。 该文还较详细地介绍了各个历史时期出版的书目清单， 并说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也是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相结合的过程。

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秀琴重点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传入中国的时间作了具体的考证 。 她认为，这一概念传入中国的时间在 1919 年，源自当时的中国留日学者陈溥贤（和李大钊等人）对河上肇介绍唯物史观的相关著作的节译。 最初沿用日文译法，它在中文语境被表述为“观念”，20 世纪 20 年代中后期又被表述为“观念形态”。 而第一个将 ideologie 直接翻译成中文“意识形态”一词的则是中国人成仿吾（1927 年）。这样，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就以“译介体”的形式引入中文语境，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教材体”的形式进行了中文语境的概念界定 （瞿秋白） 和系统理论阐释（李达）。 她认为，这反映的是中国学者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早期理解，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开启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中国化阐释模式。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 最早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一批知识分子中， 张申府不仅是赫赫有名的政治活动家，而且是独树一帜的学者，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中国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可惜学界研究他的成果不多。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副教授刘霞发表《张申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有益探索》一文，深入挖掘了张申府这方面的早期思想材料。 有资料显示，面对抗战时期的民族危机， 张申府作为新启蒙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提出了“科学中国化”问题，促进了“中国化”思潮的产生和深入；当毛泽东发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后，张申府积极响应，对“中国化”问题进行广泛的论证与宣扬。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三种文化、三大哲学流派激烈碰撞、论战不断、互不相容的时期。 面对着中、西、马三大文化哲学流派的纷争，张申府另辟蹊径，最先提出了中、西、马“三流合一”的主张。 他认为，西方现代最先进思想的代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代表是孔子，西方科学发展最新成就的代表是罗素， 因此应该博采众长，吸收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辩证综合”地建设中国新文化，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开辟了新的路径。鉴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思想状况， 张申府的思想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但其中许多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活动，主要通过翻译、出版著作，发布决议或宣言，发表社论或文章，召开纪念大会或晚会，成立研究机构或党校，放映电影或刊登广告，加入红军或设立节目等形式，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副教授林绪武重视传播史上这个往往被忽略的领域， 作了系统的梳理和研究。 他在《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纪念》一文中认为，这些纪念活动之所以值得关注，因为这是一种政治仪式，也是一种政治象征，具有独特的政治功能，其背后客观地体现了中共的政治和社会诉求：借助于纪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扩大社会影响，建立群众基础；寻求共识，缓和国共两党关系，促进双方合作；加强党的建设， 统一党内思想， 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等等，体现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在社会主义各流派的早期传播中， 基督教社会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这股思潮产生于 19 世纪中期的西方，约于 20 世纪初传入中国，但直到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 社会主义在中国获取某种话语权之后， 基督教社会主义才引起部分知识分子的关注， 并将之作为化解基督教和社会主义的冲突、应对共产主义挑战的理论资源。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博士杨卫华的 《将社会主义置于基督教的规范之下——20 世纪上半期基督教社会主义在华传播及其影响》一文认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中，沈嗣庄、张仕章等人试图通过对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提倡及其中国化，将社会主义置于基督教的规范之下，从而为基督教救国提供一种可能路径。 事实证明，基督教社会主义在基督教内部赢得了部分在华传教士和中国信徒较为广泛的认同，并切实影响了部分信徒的思想取向，但其仅仅停留在思想层面而未进入实践， 故其现实效应并不显著。

八、寻求解读中国道路的理论框架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西方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出版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在海外中国学研究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已经形成了海外“中国社会主义研究”这一重要研究领域和学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等问题是该领域研究的重点， 吸引了众多学者深入研讨， 他们都在寻求解读中国新的理论框架。 中国人民大学路克利的《当代西方学界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代表性观点述评》 一文， 为我们展示了“中国特色新自由主义论 ”、“实用民本主义论 ”、“邓氏现实主义论”、“中国第三条道路论” 等代表性论点，西方学者一方面对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肯定， 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的理论和实践已经与传统社会主义大相径庭。

美国左翼学者 D. 哈维在专著 《新自由主义简史》中，较为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特色新自由主义论”。 他认为，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转向新自由主义，中国特色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地理扩张和 “空间修复”，实质上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在他看来，新自由主义化的过程就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不仅改造了先前的经济制度和权力结构(甚至挑战了国家主权的传统形式) ，而且改变了劳动分工、社会关系、福利政策、技术条件、地产制度、再生产活动、生活和思维方式、心理活动等”，但他把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归因于中国实行了新自由主义未免失之偏颇。

哈佛学者裴宜理提出了“实用民本主义论”。 她认为，民本主义源自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的核心因素， 孔孟的天命思想表明满足老百姓的生活需求是政治的一个条件。 不是皇家血统，而是皇帝自己使老百姓过上好生活的能力为他赢得统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中共推行的也正是这种实用民本主义，以务实的姿态改善民生。 她指出，中国取得巨大成功的秘诀已不再是依赖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而是一直在着力解决棘手的社会问题，“在我们当前生活的后冷战时代，实用民本主义确实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替代物”。 她甚至认为，邓小平的实用民本主义并不是孤例，近年来中共强调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以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都是突出民生问题的体现。 可以说，裴宜理的“实用民本主义论”较为客观地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执政理念。

哈佛大学教授 R.麦克法夸尔把基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改革开放政策称为“邓氏现实主义论”。 这种理论萎缩了把国家和社会凝聚在一起的意识形态黏合剂，而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如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和谐社会”等。 在他看来，尽管这不是对国家和社会的总体分析，而仅仅是一些政策描述，但却是一种现实主义，强调务实的精神。然而，他认为这种“邓氏现实主义论”是国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市场列宁主义”，他否认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加坡，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在香港，中国特色的民主在台湾，中国特色的 13 亿人民在大陆”，并认为中国正从儒家思想库中寻找灵感。 实际上，R.麦克法夸尔认为邓小平找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改革开放使中国融入了世界发展的大道， 中国借鉴和吸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不再盲目排外。

英国经济学家 P.诺兰认为，中国没有采用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也反对回到“毛主义模式”，而是提出了处理国家和市场关系的“中国第三条道路论”。 在他看来， 中国的第三条道路不是抽象的一套干预市场的规则，而是具体的哲学，是把刺激和控制市场的方式与统治者、官僚和民众的复杂道德体系综合起来的东西，强调孔子和 A.斯密的结合，即把伦理和经济分析统一起来。 他认为，A.斯密非常关注伦理和对幸福的追求而拒斥贪婪，这与孔子对伦理国家的认同有共同之处。 他还强调，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是伦理国家在引导着市场，他分析了这种传统伦理对中国模式的影响， 其观点与某些西方学者关于“中国伦理不适合现代发展”的论调形成强烈反差，具有一定的独到性。

此外，还有陈佩华、黄亚生等学者论述了“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而 G.怀特、齐慕实等则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等等，不一而足。

上述几位学者分析中国道路的框架有所不同，但都高度认可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 对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也有中肯的评价， 看到中国已经走出了传统的教条式社会主义模式，但仍然纠结着“姓资姓社”的争论。 在这一点上，国际著名左翼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第三世界论坛负责人 S.阿明多次就这一问题发表明确的看法。 他在《中国在走一条独特的道路》一文中，试图澄清中国自 1950 年到 2012 年所走的独创性道路的各个阶段的性质， 并指出任何民族不能够跨越必要的发展阶段， 因此中国在考虑其可能的社会主义未来之前必须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 中国不是自 1980 年以后，而是自 1950 年以后就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虽然这条道路历经了许多不同的发展阶段。 该文认为，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符合其自身需要的、连贯的、独立自主的道路，这当然不是资本主义，但是中国道路不是资本主义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它是社会主义的， 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避免的， 这只是意味着它可以在通向社会主义的漫长道路上前进， 并仍旧面临着脱离这条道路、最终完全重返资本主义的危险。

另一个讨论得比较多的问题， 就是中国模式何以复制及其流行。 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刊登美国外交学会研究员 J.柯兰齐克题为《为什么“中国模式”不会消失》一文，专门探讨和回答了中国模式得以流行的根本原因。 该文指出，在中国模式中，北京政府保持着对经济的高度控制，但它没有重新回到社会主义。 相反，北京已经制定了一种混合形式的资本主义， 它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了本国经济，但也确保政府控制战略行业，通过动用国有资金决定投资， 并推动银行业支持国家龙头企业。 事实上，尽管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中国对许多国有企业实行了私有化， 但中央政府仍控制着大约 120 家公司。 在中国的 42 家最大的公司中，只有 3 家为私人拥有。 据中国经济问题专家 C.沃尔特的研究，在政府最重视的 39 个经济部门中，国有企业控制着所有资产的 85%左右。 该文认为，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曾经被认为是威权政治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尴尬的、不可持续的混合物，但最近几年却表现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适应能力， 而且正是威权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产生了一个可以替代“华盛顿共识”的样板，从而使“北京共识”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

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国际关系与太平洋研究学院经济学教授 B.诺顿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他在美国《当代中国》杂志发表《中国特色体制：能否成为其他国家的学习模式》一文指出，“北京共识”的概念并不能准确地描述中国所发生的事情， 也不代表中国的经济学家与决策者之间的某种共识。 该文提出了中国经济成功的“六大猜想”，认为中国发展模式迄今最显著的特征在于产业体系是一种混合经济模式， 具有竞争性的部门主要由私人企业主导， 但国有制在非竞争性的部门发挥着主导作用， 加上中国拥有一个伴随着市场经济而不断向前演进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和一个异常强大而无处不在的监控体系， 它使得该制度能够在存在腐败与谋取个人利益动机的情况下继续运转。 但是，该文同时指出， 虽然其中每一个猜想都可以提供重要的经验， 但中国体制的独有特征以及政府与企业构建关系的方式，却无法被其他国家轻易仿效和复制，中国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1）中国的国土规模意味着它将拥有(或已存在)一个巨大的潜在内部市场，这促进了竞争并吸引着国外的兴趣与投资；(2) 中国经济体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相对健康和训练有素的劳动力，提升了中国在劳动密集型生产活动中的比较优势；(3) 中国作为转型经济体保留并重建了层级制的威权主义政治体系， 并积极地将这一政治体系运用到新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去。 正是这种独特性，决定了无法轻易地将中国的发展经验普遍化。

九、解密的文献档案披露历史真实内幕

（一）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风风雨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 （简称 MEGA）是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一种版本形式，它以全面完整、忠实于原文、按照原始写作语言出版的文本而成为最具权威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文本编辑形态。历史上 MEGA 有两个版本： 一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诞生、30 年代夭折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历史考证版（MEGA1），作为这一版本推动者的列宁和发起人、执行人的梁赞诺夫功不可没； 二是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诞生，在当今影响日盛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就这一版本的诞生及发展来说，苏联和东德学者乃至世界各国学者的合力推动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那么，梁赞诺夫怎样在伯恩施坦家中找到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原始手稿、笔记和书信？ 怎样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许可下， 照相复制保存在柏林社会民主党档案馆的文献遗产？ 占有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苏共马列主义研究院和占有另外 2/3 文献遗产的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又如何达成共同使用彼此文献的协议？ MEGA 这种版本形式究竟是如何诞生的？ 从 MEGA1 到 MEGA2 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轨迹？ 中国人民大学必威博士赵玉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历史考证版的诞生与发展轨迹探源》 一文中，对这一艰难坎坷的发展历程作了细致的溯源考证。实践证明，马克思的思想、理论和精神的巨大力量赋予了这一版本以强劲的生命力。 而今，MEGA2 已经成为国际学界把握马克思思想轨迹、 理论精髓的基本文献基础。

（ 二 ）全面梳理和考察中苏两党关系发展的历史轨迹

苏共曾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也是 20 世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政党。 中苏两党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对中国革命、中苏两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世界社会主义进程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而且牵动了整个国际关系走势和世界格局的演变。 中联部副部长于洪君的《历史聚焦：中苏两党关系的由来和发展》一文，试图依据历史发展的轨迹，全面考察中苏两党关系不同发展阶段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 该文指出，1919 年 7 月―1935 年 1 月，中共得益于苏共帮助，同时也深受其害，两党关系很不平等，实际上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1935 年 1 月―1943 年 6月，中共同苏共及共产国际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逐渐争得独立自主的地位；1945 年 8 月―1949 年 9 月，中国革命的胜利使苏共对中共刮目相看， 中苏两党相互信任与真诚合作居于主导地位；1949 年 10 月―1956年 1 月， 中苏两党友好关系续有发展， 但暗流涌动；1956 年 2 月―1960 年 3 月，意识形态分歧使中苏两党关系出现公开裂痕，两党关系日趋紧张；1960 年 4 月―1964 年 10 月，理论纷争与利益冲突相交织而引发大论战；1964 年 10 月―1982 年 11 月， 两党关系破裂导致两国关系全面恶化；1982 年 11 月―1989 年 5 月，中方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主动迈出重大一步， 但两党关系正常化步履维艰；1989 年 5 月―1991 年 8 月， 两党关系正常化，但随着苏共瓦解和苏联崩溃而自然终止。通过全面梳理和考察中苏两党 70 年错综复杂的关系史，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史、国际共运史乃至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史的研究和思考。

（三）二战后 ，斯大林由 “联合政府 ”政策走向东西方冷战的全程式扫描

二战后期, 从德黑兰会议到雅尔塔会议，再到波茨坦会议，经过多次交涉，苏联与美、英终于构建起一个未来世界政治秩序的“雅尔塔体系”。 根据以上会议通过的规定， 必须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问题， 随后苏联确定了战后继续与西方合作的外交战略, 斯大林履行了诺言，在苏联周边国家和力量所及的地区推行选举制和“联合政府”政策。 这一政策在西方势力范围内表现为共产党放弃武装, 进入以资产阶级政党为主导的政权机构, 而在苏联势力范围内则表现为允许各种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政党进入以共产党为主导的联合政府。 然而好景不长, 美国试图通过马歇尔计划把东欧国家纳入西方势力的影响之下，并以援助德国西战区的方式重新武装起一个俄国的宿敌。 为了确保东欧国家能够与苏联组成对抗西方的利益集团，斯大林随即在东欧各国取消民主联合政府，成立清一色的苏维埃政权； 批判法国和意大利党仍然固守的合法斗争策略， 而主张通过罢工等革命行动与资产阶级政府进行斗争。 尤其是苏联提出的“两个阵营”的理论， 表明在马歇尔计划之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已经完全脱离了大国合作的轨道， 走上了与西方进行集团对抗的新路，至此冷战格局终于在欧洲形成。 著名冷战史专家沈志华发表《斯大林的冷战之路——战后“联合政府”政策的推行及其破产》一文，该文根据历史档案，对二战后斯大林如何由“联合政府”政策走向东西方冷战的结局作了全程式的扫描。

（四）解开东方情报局的历史之谜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夕， 毛泽东开始向苏共商议建立东方情报局。 斯大林的谨慎态度与毛泽东的革命激情开始了一番互动与较量。 随着冷战结束后中国和俄罗斯档案的解密和公布， 东方情报局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 著名冷战史专家沈志华的《解开东方情报局的历史之谜———洲革命领导权如何从莫斯科向北京转移》一文，根据冷战后中国和俄罗斯的解密档案，回答了东方情报局是如何提出的、在斯大林的战略中亚洲处于什么地位、 毛泽东对领导亚洲革命有哪些考虑、中共对待东方情报局持什么态度、东方情报局为何最终没有建立、 亚洲革命的领导权如何从莫斯科向北京转移等一系列问题， 从而解开了东方情报局这个历史之谜。 该文还对斯大林和毛泽东关于东方情报局和亚洲革命的态度和战略进行了分析， 认为东方情报局虽然没有成立，但中共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承担了领导亚洲革命的责任。 该文透露，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毛泽东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毅然派兵入朝作战，不仅赢得了斯大林的信任， 而且在社会主义阵营和亚洲各国引起了重大反响。 尽管中国实际上领导、支持和援助了亚洲各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 但东方情报局却一直没有建立起来。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朝鲜战争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变化， 以及中国和苏联对外政策的相应改变。 目前，有关中共与亚洲各国共产党关系的史料还非常零散， 但东方情报局的问题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革命和亚洲冷战起源的新视角。

（五）解密档案透露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援助的内幕

中共建党初期的活动经费主要来自共产国际。 但是， 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的起因、 具体渠道和方式、经费援助的特点，以及所提供经费的来源等，却鲜有详解。 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徐元宫的《中共建党初期活动经费来源的历史考察》一文，根据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解密的共产国际和苏共档案材料， 结合当事人的回忆文献以及相关研究成果， 对这些问题作了考证和阐释。该文透露，中共筹建时期，曾因不同意提交工作报告而拒绝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 1921 年 8 月下旬陈独秀等人被法国巡捕房抓去后， 马林请了一名法国律师承办这个案子，并打通各个关节，得以使陈独秀等人获释。 从此，中共便经常性地接受共产国际提供的经费援助。 但由于苏俄领导人在一段时间内认为只有国民党才能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 因此把大量的经费给了国民党，该党机关报《民国日报》所获经费就超过了中共的全部经费。

（六）厘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编著的缘起

20 世纪30 年代末以来 ，《联共(布)党 史简明教程 》成为影响各国社会主义运动最为重要的文本之一。 苏共二十大以来， 特别是苏共解体后人们对它进行了再研究，形成了诸多观点，对其编著缘起也是各执一词。 显然， 这需要系统而客观的历史考察， 由此消解对联共(布)、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理论与实践的误读。 华南师范大学讲师许冲、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孟令蓉发表的《历史与冲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编著缘起探析》一文，实事求是地分析和总结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编著的缘起，认为它是民族与国家、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政党与领袖等各种因素共同交织作用的结果。 正是由于创作缘起的复杂性，才造成了人们对其内容、风格、作用等理解的多义性。 同时，还应看到，它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苏联党史学中非科学的一面，比如过度的史学政治化、泛滥成灾的个人崇拜、以领袖为核心的路线斗争史观，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和封闭等问题。 因此，必须从当时领袖批判、历史传统、经验教育、统一理论、解释实践、树立权威等苏共的各种需要出发加以考察，在厘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编著缘起的基础上加以规避、消解和祛除。 此举不仅有利于澄清历史和解释冲突，更有利于观照现实和折射未来。

（七）解密孙中山革命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20 世纪 20 年代，共产国际与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发生过一段奇特的关系。 当时，促成共产国际与孙中山合作有两个因素： 一是列宁对孙中山革命精神的崇敬，二是出于苏联摆脱困境的需要。 帮助中共召开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考察了国共两党的情况后，提出了一个方案： 刚刚成立的只有几十名知识分子成员的共产党集体加入国民党，企望一方面挽救国民党，使其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 另一方面使共产党借国民党的历史影响和全国机构迅速壮大起来。 孙中山欢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 认为这是给国民党输送 “新鲜血液”。 但他还是坚持原来的革命路线，认为北洋政府是由反革命武装支撑的，必须由革命武装才能推翻。 而当时地方军阀拥有武装， 外国资本主义国家不但拥有武装，而且还有购买武器的资金，所以孙中山依然执行不反帝和依靠地方及在野军阀的方针。 为此，马林和陈独秀接连在中共机关报上公开批评孙中山的错误， 而孙中山也屡次表明，“共产党不服从国民党， 我便要开除他们；若苏俄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 于是，实为“国苏合作”的共产国际与国民党的关系以及服从于这个合作的“国共合作”，出现了僵持局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林渊的 《从合作到摩擦———解密孙中山革命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一文，为我们解开了这一历史谜团。（注释略）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4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