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经济思想学派的评论和分析及其意义

马克思对经济思想学派的评论和分析及其意义

顾海良

对经济思想学派或流派的评论和分析，是马克思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方面。马克思对经济思想流派探索中提出的一些基本观点，不仅对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厘清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的一些基本观点以及理解其当代意义也有着重要启示。

一、马克思对经济思想学派的最初认识与评论

重视经济思想学派的探讨，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肇始的重要特征。在很大意义上，这一特征的形成，与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完成于 1844 年初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是恩格斯的第一部经济学著作，是推进和影响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天才的《大纲》”。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开篇就对经济思想学派问题作出探讨。他在对经济思想史上“重商主义体系”据以建立的“基础”的分析中，区分了重商主义发展中货币差额论和贸易差额论的不同阶段，指出“贸易差额论是整个重商主义体系的要点”。[ 1 ] 56 － 57恩格斯正确把握了 18 世纪经济思想史的重大变化，认为“18 世纪这个革命的世纪使经济学发生了革命”，这一“新的经济学”就是“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系”，恩格斯也将其称作“自由主义经济学”。恩格斯还认为，在斯密那里还只是“一些片段”的思想，在“新的经济学”的“新近发展”中“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归于这一“新的经济学”的有李嘉图、麦克库洛赫、詹姆斯·穆勒和萨伊等。[ 1 ] 58 － 59在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学派性质的分析中，恩格斯认为，一方面这一学派“甚至不能对重商主义体系作出正确的评判，因为它本身就带有片面性，而且还受到重商主义体系的各个前提的拖累”; 另一方面“自由主义经济学达到的唯一肯定的进步，就是阐述了私有制的各种规律。这种经济学确实包含这些规律，虽然这些规律还没有被阐述为最后的结论”。[ 1 ] 59 － 60在对经济思想历史及其学派分析的基础上，恩格斯才转入国民经济学“基本范畴”的批判。

马克思对经济思想学派的独立研究，最先反映在他大约写于 1845 年 3 月的对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的评论中。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出版于 1841 年。马克思对李斯特这一新作的评论，首先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通过对德国和英国、法国经济学发展的比较，提出了“李斯特先生如何解释历史和如何对待斯密及其学派”[ 2 ] 241的问题。马克思认为，当李斯特把所有的英法经济学家“统统归结到‘学派’名下”时，李斯特的结论就是，“自斯密以来的经济学的全部发展当然也就没有意义了，因为这种经济学的所有最杰出的代表都把竞争和自由贸易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作为前提条件。”[ 2 ] 241马克思认为，李斯特“不去研究现实的历史”，因而“他认为整个经济学不外是研究室中编造出来的体系”。[ 2 ] 242李斯特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对经济学“流派”理解偏误基础之上的。

在对李斯特经济学无视“现实的历史”的批判中，也是在对德国和英国、法国经济学的比较研究中，马克思得出了两个重要的结论: 一是“象经济学这样一门科学的发展，是同社会的现实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或者仅仅是这种运动在理论上的表现。”[ 2 ] 242这就说明，在与恩格斯合作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马克思已经透彻理解了经济学理论产生的物质社会基础，搞清了经济思想历史据以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前提。二是“如果说亚当·斯密是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那么它的实际出发点，它的实际学派就是‘市民社会’，而对这个社会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可以在经济学中准确地加以探讨。”[ 2 ] 249马克思也已经完全清楚，经济思想的历史发展，无非是“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各种经济学流派接续演进的结果。

出版于 1847 年的《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之后的第一部重要的经济学著述，在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形成中有着显著的地位。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理解经济学“范畴、原理、规律、观念、思想”本质及其历史发展的方法作了深刻阐释，认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但是为了“顾全原理和历史”，我们就必然“自问”:“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 11 世纪或者 18 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 11 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 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他们各自的需要、他们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 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1 ] 607 － 608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清楚，经济思想流派是不同时代经济现实、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发展以及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发展的结果，已经清楚经济思想流派研究应该把握的基本问题和根本原则。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经济学的“各种学派”产生的根源作出分析。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性质是“两重的”，其中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即资产者的财富增长和无产者的贫困产生“两重的”分化; 二是“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即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在作为生产力发展动力的同时也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力量的“两重的”结果; 三是“这些关系只有不断消灭资产阶级单个成员的财富和产生出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资产阶级整个财富的增长既是无产阶级不断壮大，同时也是单个资产者不断被消灭、财富不断被集中的“两重的”过程。在这三个方面的“两重的”冲突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发展“一天比一天明显了”[ 1 ] 614。

这三个方面的“对抗性质”，在经济学理论上就体现为: 怎样看待资产阶级社会资本的财富增长和劳动的贫困增长的两极分化; 怎样看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 怎样看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及其性质等问题。马克思认为，这三个方面“对抗性质”表现的日益尖锐，使得“经济学家们，这些资产阶级生产的学术代表就越和他们自己的理论发生分歧，于是在他们中间形成了各种学派。”[ 1 ] 614当时经济学“学派”或“流派”的区分，就是以对这三个“对抗性质”问题的回答为根据的。马克思把当时经济学形成“各种学派”，分作“宿命论学派”、“人道学派”和“无产阶级的理论家”等。

“宿命论”学派的总的表现是，“在理论上对他们所谓的资产阶级生产的有害方面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正如资产者本身在实践中对他们赖以取得财富的无产者的疾苦漠不关心一样”。这一学派可以分为“古典派”和“浪漫派”两种，“古典派”是指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他们是“这一时代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和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有利于财富的生产。在他们看来，贫困只不过是每一次分娩时的阵痛”。[ 1 ] 615在“浪漫派”所在的“这个时代”，“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处于直接对立状态，贫困像财富那样大量产生。这时，经济学家便以饱食的宿命论者的姿态出现，他们自命高尚，蔑视那些用劳动创造财富的活人机器。他们的一言一语都仿照他们的前辈，可是，前辈们的漠不关心只是出于天真，而他们的漠不关心却已成为卖弄风情了。”[ 1 ] 615时过境迁，即使是同样的“贫困”问题，在不同的“时代”产生着不同的学派。

“人道学派”极力主张，“对无产者的苦难以及资产者之间的剧烈竞争表示真诚的痛心; 他们劝工人安分守己，好好工作，少生孩子; 他们建议资产者节制一下生产热情”。[ 1 ] 615“人道学派”中还可以分出一种“博爱学派”，这一学派“否定对抗的必然性”，它“愿意保存那些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而不要那种构成这些范畴并且同这些范畴分不开的对抗。”[ 1 ] 615 － 616归于“无产阶级的理论家”的学派，可以分作“革新的科学”到“革命的科学”的发展阶段。前一阶段的社会背景与特征在于，“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他们为了满足被压迫阶级的需要，想出各种各样的体系并且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后一阶段的进程和特征在于，“当他们还在探寻科学和只是创立体系的时候，当他们的斗争才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 1 ] 616所谓“革新的科学”到“革命的科学”的两个发展阶段，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后来认为的 “无产阶级的理论家”从空想社会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

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对经济思想学派的分析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 1857 年 7 月到 1858 年 5 月写的一系列经济学手稿的统称。

从马克思经济思想史来看，在《手稿》之前，马克思经济学的发展主要是研究过程，是马克思充分地占有经济学的各种材料、分析所有这些材料的各种发展形式，以及寻求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的过程。以《手稿》为起点，进入以叙述为主的经济学发展的新阶段，如从批判巴师夏和凯里开始、从《导言》开始或从批判达里蒙货币理论开始的连续尝试，一直到确立以商品范畴为逻辑起点的过程，都反映了马克思经济学发展的这一重要变化。这一重要变化的最直接的成果就是出版于 1859 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最重大的成果就是出版于 1867 年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 1 版。[ 3 ]

《巴师夏和凯里》手稿写于 1857年 7 月，是《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的开头部分。在《手稿》中，马克思承继他之前对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观点，丰富和完善了自己的经济思想史观，特别是对巴师夏和凯里经济思想的比较中，对经济思想学派问题作了新的分析。

首先，马克思从经济思想史整体理解基础上，对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之后经济思想学派的分野作了阐述。

马克思指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是以李嘉图和西斯蒙第( 两个相对立的人，一个讲英语，一个讲法语) 结束的，同样，它在17 世纪末是以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开始的。”[ 4 ] 3在对经济思想史演进的整体性概括的基础上，马克思着重从理论上和方法上对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之后经济思想学派的分野作了阐述。

马克思区分了这一分野过程中形成的四种主要倾向。一是以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为代表的“折衷主义的、混合主义的纲要”; 二是以图克的《价格史》以及英国一般的论述流通的著作为代表，有着“对各别领域的较为深入的分析”; 三是以一些论述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政策的著作为代表，“为了更加广泛的公众和为了实际解决当前的问题而重复过去经济学上的争论”;四是“有倾向性地把古典学派发挥到极端”的著述，“如查默斯发挥马尔萨斯，居利希发挥西斯蒙第，在一定意义上，麦克库洛赫和西尼耳( 就他们的早期著作来看) 发挥李嘉图”。马克思对左后这种倾向的评价是:“这完全是模仿者的著作，老调重弹，形式较完善，占有的材料较广泛，叙述醒目，通俗易懂，内容概括，注重细节的研究，缺乏鲜明而有力的阐述，一方面是陈旧东西的罗列，另一方面是个别细节的扩充。”[ 4 ] 3 － 4

对这四种主要倾向的阐述，是马克思对之前十年在《哲学的贫困》提出的三种学派区分的深化。无论是在对四种理论倾向的分析上，还是在对三种学派的评论上，马克思都没有给这些学派或流派简单地贴上标签，而是力求从历史的、社会的和方法的多维视角上，梳理和厘清纷繁复杂的经济学理论和各学派或流派之间的关系。

其次，马克思在对经济学流派“一种例外”的论述中，提出了经济思想的庸俗化倾向的问题，揭示了庸俗经济学流派的基本特征。

在《巴师夏和凯里》手稿中，马克思没有把《哲学的贫困》中提到的“无产阶级的理论家”流派包括在四种主要倾向之中。但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家”却与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之后经济思想分野的“一个例外”学派的产生有着直接的关系。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之后经济学发展的“一个例外”，就是以巴师夏和凯里为代表的学派的出现。马克思指出，这一学派信守的是，“资产阶级社会在现代经济学中历史地取得的理论表现，必须当作谬误来加以抨击，并且必须在古典经济学家朴素地描绘生产关系的对抗的地方，证明生产关系是和谐的。”[ 4 ] 4这种“例外”是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对立面”的，一方面他们看到李嘉图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完备的和最后的表现”，另一方面他们也看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在李嘉图的著作中找到自己的理论前提的”。因此，在理论倾向上，凯里的“主要对立面”是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 巴师夏的“主要对立面”则是法国社会主义者。[ 4 ] 4 － 11

马克思在《巴师夏和凯里》手稿中把“庸俗”经济学看作是“一种例外”，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李嘉图著作中找到自己的理论根据”，“庸俗”经济学对李嘉图经济学的贬斥，是为了反对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经济学理论的需要和结果; 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在古典经济学家朴素地描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对抗的地方，要证明是“和谐的”，因而在本质上已经沦为一种“堕落的最新经济学”[ 4 ] 204。显然，庸俗经济学作为“例外”，就在于同时对李嘉图古典经济学和社会主义者经济学的攻讦和诋毁上。在马克思看来，古典经济学在李嘉图之后“结束”，并不是全面地转化为庸俗经济学，与作为“例外”的庸俗经济学同时存在的，还有其他一些经济学说或“学派”，如《巴师夏和凯里》手稿中提到的经济学的四种不同倾向，其中依然包含着“对个别领域的较为深入的研究”、对像流通这样的“有些新发现的领域”、在论述殖民地、人口等的著作中也有“材料更丰富”的表现、为普及经济学和为了解决当前的问题而对过去经济学问题争论的“重复”等等。[ 4 ] 3这些倾向在理论和方法上瑕瑜互见，难免辞义芜鄙，反映了那一时代经济学跌宕不定的理论态势。

第三，马克思从多维因素上分析了经济思想嬗变中经济流派的“意向”和社会关系、民族环境等“起源性”因素的关系问题。

在《巴师夏和凯里》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对经济思想流派的“意向”和“民族环境”关系的问题。马克思认为，巴师夏和凯里的理论形成于完全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民族环境”中，但却驱使他们产生了“同样的意向”; 而在“同样的意向”下，也形成了具体观点上的差异。这是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在分析了美国和法国的不同的“民族环境”后，对凯里和巴师夏具体观点上的差异作了五个方面的区分: 一是不同国家的具体的经济职能上的差异，使得凯里是“保护关税派”，而巴师夏“却是自由贸易论者”; 二是不同国家经济“和谐”程度上的差异，使得凯里在确认美国“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和谐”的同时，“确认同样一些关系在其世界市场的形式上的不和谐”，而在巴师夏那里，“这一切都不存在。这些关系的和谐是一种彼岸性，这种彼岸性正好从法国疆界的尽头开始，存在于英国和美国”; 三是不同国家在经济扩张能力上的差异，如面对“空前的规模和空前的活动自由发展着”的美国的经济关系，凯里“在经济科学方面，如关于信贷、地租等等方面，是富于可以说是真诚的研究的”，而巴师夏面对“法国这样一个如此古老国家的关系”，他“所从事的，只是对那种以对照而结束的研究做出令人满足的解释——一种虚假的满足”; 四是在“非历史”和“反历史”这一共同性上也存在差异，凯里和巴师夏“都是非历史的和反历史的，但是，在凯里那里，非历史的因素是现在北美的历史原则，而在巴师夏那里，非历史的要素只不过是对 18 世纪的法国概括方式的留恋”; 五是在方法上，凯里表现为“不拘形式，杂乱冗长”，而巴师夏则“矫揉做作，注重形式逻辑”。[ 4 ] 4 － 11马克思对经济思想的“意向”和“民族环境”这五个方面关系的比较研究，不仅对于区分以巴师夏为代表的法国庸俗经济学和以凯里为代表的美国庸俗经济学的理论取向和国别、民族特色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我们理解经济思想史上各种学派或流派及思潮的理论取向和国别、民族特色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马克思对这一关系作了进一步阐述。马克思认为:“对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两人的著作和性格的比较研究，—— 暂且不谈这一比较将异常清楚地说明 17 世纪末和 18世纪初英法两国的社会对立—— 将会成为对英法两国政治经济学之间的民族对比的起源性叙述。这种对比最后在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之间又重新表现出来。”[ 5 ] 445英法古典经济学在具有“同样的意向”的同时，也会由于“民族对比的起源型”不同而出现理论观点的差异和经济思想流派的分野。对不同经济学家的“著作和性格的比较研究”、所在国家的“社会对立”状况以及民族差异“对比”等因素的“起源型”的分析，是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的显著特征，也是马克思对经济思想流派评论和分析的重要的方法论规定。马克思的这些基本观点，对当代马克思经济思想史研究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对当代经济学流派的研究中，对不同经济流派往往缺乏其所处的社会状况和民族差异、经济思想家著作和性格等等属于“起源型”问题的研究，因而对经济学流派“意向”的探索往往过于简单化、教条化和碎片化。

紧接着《巴师夏和凯里》手稿，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的“货币章”和“资本章”与 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对经济思想“流派”问题作了新的探索。马克思较《哲学的贫困》更为清晰地阐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或“古典经济学”的内涵，特别是对李嘉图在其中的特殊贡献作了中肯的评价。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的经典表述就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 5 ] 445

同时，马克思也没有忘记对他在《巴师夏和凯里》手稿中提到的李嘉图和西斯蒙第时“两个相对立的人”作出进一步的说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初稿中，马克思又谈到巴师夏和凯里。马克思认为，巴师夏“拼凑出”的《经济的和谐》，“这类有气无力的、夸夸其谈的胡说竟被说成是一种进步，被用来同敢于无情地从纯粹形式上描述生产关系的斯图亚特、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对抗。但是，巴师夏并不是这种和谐论的发明者，相反，他是从美国人凯里那里抄袭来的。”在这里，马克思对凯里的庸俗经济学的特征作了描述。在凯里那里，曾证明经济“和谐”的存在，而且“和谐”还被归结为“简单交换过程的抽象规定”，但同时，凯里又认为，在美国以外的那些国家，和谐被国家歪曲了，而在美国则被这种关系所表现的最发达的形式，被这种形式的英国型的世界市场的现实歪曲了。[ 5 ] 364

与此同时，马克思对巴师夏和凯里的理论方法和学术取向再次作了比较研究。马克思认为，首先，“凯里对特殊的经济问题，是富于独创的，可以说是真诚的研究的。每当巴师夏偶尔离开矫揉造作的陈词滥调去考察实际范畴( 例如地租) 时，他就干脆抄袭凯里。”其次，“凯里主要是克服同他的和谐论相对立的那些矛盾，即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本身所阐述的那种形式上的矛盾，而巴师夏则同社会主义者进行争辩。”第三，“凯里的较深刻的观点在政治经济学本身中遇到了对立面，他作为和谐论者不得不与之战斗，而好虚荣和好争辩的饶舌者[巴师夏]则只是在政治经济学之外看到了这种对立面。”[ 5 ] 365这三个方面，进一步凸显了马克思当时认为的“庸俗经济学”的特定的含义。

三、《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对经济思想学派的探讨

在《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中，大约一半以上的篇幅涉及经济思想史的论述。在《手稿》编号为第Ⅰ到第ⅩⅩⅢ的 23 个笔记本的第Ⅵ到第ⅩⅤ共 10 个笔记本中，马克思对剩余价值思想历史阐述的核心观点就是: “所有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 他们不是就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不是就剩余价值本身，而是就利润和地租这样特殊形式来考察剩余价值。”[ 6 ] 7马克思在第Ⅵ笔记本到第 XV 笔记本封页上编写的目录表明，马克思是按照剩余价值思想的历史发展来展示相应的经济学各流派的。

在“剩余价值理论”的总标题下，马克思展示了九大“流派”: 一是重农学派之前的詹姆斯·斯图亚特。在经济思想“流派”来看，斯图亚特属于“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体系的合理的表达者”[ 6 ] 13。二是对重农学派“把关于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直接生产领域，这样就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奠定了基础。”[ 6 ] 19三是对斯密在剩余价值理论探索上得失的评价，强调斯密对政治经济学体系建立的成就。四是对斯密之后、李嘉图之前的经济学家奈克尔、兰盖对剩余价值理论探讨的意义。五是洛贝尔图斯在“租”这一无酬劳动产品现象上理解剩余价值一般的，“在他那里，问题一开始就只是要说明一定的现象 ( 地租) ，而不是要揭示普遍规律。”[ 7 ] 61六是李嘉图在剩余价值理论上的探讨，是《手稿》中论述得最为详尽的部分。七是马尔萨斯在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上，是以反对李嘉图的理论为出发点的，在马克思看来，马尔萨斯“所以能够反对李嘉图，……只是因为李嘉图有种种自相矛盾之处。”[ 8 ] 4八是对李嘉图学派的解体的阐释，马克思涉及的经济学家主要包括托伦斯、詹姆斯·穆勒、普雷沃、几部论战著作、麦克库洛赫、威克菲尔德、斯特林、约翰·斯·穆勒等。九是对“以李嘉图理论为依据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无产阶级反对派”关于剩余价值的思想历史的探索。马克思认为，“在政治经济学上的李嘉图时期，同时也出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反对派—— 共产主义( 欧文) 和社会主义( 傅立叶、圣西门)( 社会主义还只是处在它的发展的最初阶段) 。”归为“反对派”的这些人，“实际上都是从李嘉图的形式出发的”。[ 8 ] 260归为“政治经济学家的反对派”的主要有《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小册子的匿名作者、布雷、莱文斯顿、霍吉斯金等。

在《手稿》中，马克思计划对庸俗政治经济学作出专门的论述。在手稿第ⅩⅤ笔记本中，马克思在对收入及其源泉问题的分析中提到:“蒲鲁东同巴师夏关于利息的论战是很有特色的，它既能说明庸俗经济学家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维护政治经济学的各种范畴的，也能说明肤浅的社会主义……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攻击这些范畴的。我们在论庸俗经济学家一节中将回过头来谈这个问题。”[ 8 ] 581在ⅩⅤⅢ笔记本中谈到社会主义者霍吉斯金对于资本利息理论的反驳时，还明确地提出“要在论庸俗经济学家一章中谈这一点。”[ 8 ] 352在这里，马克思还是沿用他在《巴师夏和凯里》手稿中的观点，把巴师夏庸俗经济学的理论取向，定位为对当时的社会主义者经济学理论的诘难和曲解上。

在《手稿》中，马克思虽然没有如原来计划的那样写出专门论述庸俗经济学思想历史的“章”或“节”，但在对经济思想历史的分析和评论中，马克思还是多次涉及庸俗经济学的特征和意向问题。

首先，马克思认为，庸俗经济学家们的论述“不是朴素的和客观的，而是辩护论的”，他们做的是一些“必然在这种生产方式的承担者那里产生的庸俗观念的偏狭的和学理主义的表述”，他们“同诸如重农学派、亚·斯密、李嘉图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家渴求理解现象的内部联系的愿望，是极不相同的。”[ 8 ] 499 － 500因此，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认识和理解上，庸俗经济学同古典经济学是有着根本性区别的。

其次，在理论境遇上，庸俗经济学的“嚣张”，是建立在两个“齐头并进”的“现实发展”基础之上的: 一是古典经济学“由于它的分析而使它自己的前提瓦解、动摇的时候”; 二是作为当时主流经济学的“对立面”的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也已经因此而多少以经济的、空想的、批判的和革命的形式存在的时候”。而这两个方面的发展，“是同资本主义生产固有的社会矛盾以及阶级斗争的现实发展齐头并进的”。[ 8 ] 556因此，庸俗经济学一方面极力毁灭古典经济学曾经有过的研究和分析的成就，另一方面又直接诋毁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锋芒和革命锐气。

再次，庸俗经济学在整体上作为古典经济学的攻击者的同时，也把古典经济学中潜藏的“庸俗因素”分离出来，极力使其滋蔓，最后生长成为一种“独立的体系”。马克思认为:“只是在政治经济学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 即在亚斯密以后) 和形成稳固的形式时，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因素，即作为现象观念的单纯的现象复写，即它的庸俗因素，才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特殊表现形式从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步，接着，“随着李嘉图的出现和由他引起的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庸俗经济学家也得到了新的营养 ( 因为他自己什么也不生产) ，政治经济学越是接近它的完成，也就是说它越是走向深入和发展成为对立的体系，它自身的庸俗因素，由于用它按照自己的方法准备的材料把自己充实起来，就越是独立地和它相对立，直到最后在学术上的混合主义和无原则的折衷主义的编纂中找到了自己至上的表现。”[ 8 ] 556 － 557马克思对萨伊和巴师夏作了比较。马克思先前就认为萨伊是“亚当·斯密学说的庸俗化者”[ 5 ] 563。萨伊在把斯密著作中的“庸俗观念分离出来”时，“还算是一个批评家，还算无所偏袒，因为他在斯密的著作里发现的矛盾相对说来还是未发展的”; 而巴师夏就不一样了，“他不仅在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中发现了经济学本身在内部已经形成的矛盾，而且发现了在社会主义和当时日常的阶级斗争中正在形成的矛盾。”[ 8 ] 557

最后，庸俗经济学进一步从“学识贫乏”的巴师夏发展到“教授形式”的罗雪尔，这时政治经济学才最终“走完了它的道路”、走进“这门科学的坟墓”。马克思认为，巴师夏的一个特点就是，“学识贫乏，对于他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加以粉饰的那门科学的认识十分肤浅。”因此，巴师夏还不代表庸俗经济学的“最后的阶段”，作为最后的“教授形式”的罗雪尔，其特点就是:“辩护论的热忱被渊博的学问所抑制，这种渊博的学问宽厚地俯视着经济思想家的夸张的议论，而只是让这些议论作为稀罕的奇物漂浮在它的内容贫乏的稀粥里。”在罗雪尔所谓的“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工作中，“甚至斯密、李嘉图和其他人的真正的思想( 不仅是他们本身的庸俗因素) 在这里也好象是毫无内容，变成了庸俗的东西。”[ 8 ] 558

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的这些分析，也是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的最为集中的论述，也是最为系统的论述。这也可能是马克思在 1863 年 1 月最初拟定的“《资本论》第三部分或第三篇的计划”中关于“(11) 庸俗经济学”专门的思想史分析部分的基本内容。

四、《资本论》第一卷及“第二版跋”对经济思想学派的分析

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史的基本脉络和学派嬗变作了系统分析。

一是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作了分析。马克思认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做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做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 9 ] 16马克思肯定了以李嘉图为代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及其流派在经济思想史上的杰出贡献。显然，这一贡献在理论意向上，就是“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 9 ] 99。作为对李嘉图经济思想的补充，西斯蒙第在那一时期就开始“批判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了”[ 9 ] 16。对于西斯蒙第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阶段的地位，马克思在 1859 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就指出，“如果说在李嘉图那里，政治经济学无情地作出了自己的最后结论并以此结束，那么，西斯蒙第则表现了政治经济学对自身的怀疑，从而对这个结束作了补充。”[ 5 ] 445

在这里，马克思把社会阶级斗争发展状况，看作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发展性质变化和状况改变的重要基础; 而这一重要基础又是由经济思想“起源型”意义的历史规定性和社会规定性决定的。马克思认为，“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做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做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 9 ] 16

二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向庸俗政治经济学转化的必然性作了分析。从 1820 年到 1830 年，是英国“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科学活动极为活跃”时期。这一时期的“活跃”，既体现于“李嘉图的理论庸俗化和传播”，也体现于“他的理论同旧的学派进行斗争”。除了这两个主要的发展意向，马克思认为，“李嘉图的理论也例外地被用做攻击资产阶级经济的武器”[ 9 ] 16。马克思描述了 1823 年李嘉图去世后，特别是 1825年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后李嘉图学派分野的基本取向。这就是马克思认为的 1820 年到 1830年政治经济学“极为活跃”的征象。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这一命运，是由“当时的情况”决定的。马克思认为，“当时的情况”主要在于:“一方面，大工业本身刚刚脱离幼年时期; 大工业只是从 1825 年的危机才开始它的现代生活的周期循环，就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斗争被推到后面: 在政治方面是由于纠合在神圣同盟周围的政府和封建主同资产阶级所领导的人民大众之间发生了纠纷; 在经济方面是由于工业资本和贵族土地所有权之间发生了纷争。”[ 9 ] 17但是，自 1830 年以后，“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这时，“资产阶级在法国和英国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 9 ] 17从根本上看，庸俗经济学无非是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在政治经济学形态和理论意向上的反映。

三是对庸俗政治经济学的特征作了分析。在对庸俗经济学特征的概括中，马克思指出:“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不偏不倚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 9 ] 17以此为特征的庸俗经济学不断滋蔓，逐渐成为当时经济学发展的主导形式。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这一嬗变已经成为一种趋势，甚至成为一种“时尚”。马克思提到，“那些还要求有科学地位、不愿单纯充当统治阶级的诡辩家和献媚者的人，力图使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于是，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为最著名代表的平淡无味的混合主义产生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强调:“这宣告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破产”。[ 9 ] 17

在主流经济学演化为庸俗经济学过程中，马克思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分成了两派。一派是精明的、贪利的实践家，他们聚集在庸俗经济学辩护论的最浅薄的因而也是最成功的代表巴师夏的旗帜下; 另一派是以经济学教授资望自负的人，他们追随约·斯·穆勒，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 9 ] 18在这两个流派中，马克思强调的是巴师夏的“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论”的显著特征，即如马克思在对“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的分析中，在对经济思想史上有关价值、交换价值论述的引证后指出的，“在这里，我断然指出，我所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从威廉·配第以来的一切这样的经济学家，这种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相反，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而庸俗经济学却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它为了对可以说是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一再反复咀嚼科学的经济学早就提供的材料。在其他方面，庸俗经济学则只限于把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关于他们自己的最美好世界的陈腐而自负的看法加以系统化，赋以学究气味，并且宣布为永恒的真理。”[ 9 ] 99对于追随约翰·穆勒的经济学流派，马克思没有将其与巴师夏这一流派完全等同起来。在对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论述中，马克思在引证约翰·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有关论述后指出: “为了避免误解，我说明一下，像约·斯·穆勒这类人由于他们的陈旧的经济学教条和他们的现代倾向发生矛盾，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是，如果把他们和庸俗经济学的一帮辩护士混为一谈，也是很不公平的。”[ 9 ] 705这是马克思对约·斯·穆勒这一学派中的混合主义经济学倾向的判断，强调穆勒与巴师夏这样一些庸俗经济学“辩护士”的差异，因而把穆勒简单地当作庸俗经济学家是“很不公平的”。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对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区分，以及对庸俗经济学的界定，不能认为是马克思“诉诸动机”甚至是对李嘉图之后经济学“偏见”产生的结果。实际上，马克思在区分古典经济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时，并没有将辩护性动机作为唯一的划分标准。马克思是从社会的和历史的分析视角将两者加以区别的。如 J． E． 金(J． E． King) 所认为的，“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庸俗化过程做出了两种解释: 其一，庸俗化始于资产阶级及其辩护士们有意调和阶级斗争的动机。这一解释见诸于马克思 1873 年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 其二，庸俗经济学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自身理论缺陷和逻辑矛盾的一种反映。特别是因为李嘉图不能正确区分劳动和劳动力，从而无力形成一个逻辑一贯的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并不认为辩护性动机是庸俗经济学产生和传播的充分条件。”[ 10 ] 386金还认为，马克思的分析和评论中，“庸俗政治经济学是与科学政治经济学同时产生的; 虽然庸俗政治经济学在某些时期比另外一些时期得到了更高的发展和更广泛的接受，但他并非仅限于后李嘉图主义时期”[10]387。显然，金的这些看法基本上适合于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分野理解的本意，但是，金在对马克思区分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历史的和社会的分析方法的肯定时，却忽视了社会经济关系变化引起的经济思想变迁和经济学流派嬗变的那些“起源型”因素和根据。

对马克思关于经济思想流派的评论和分析表明，马克思充分肯定了古典经济学作为当时最有影响的经济思想流派的地位，特别是对这一流派的“完成者”李嘉图等学者作出高度评价。对古典经济学及其流派的评论和分析，使马克思成为那一时代对经济思想史理解最为深刻的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也坦陈: “马克思著作的大部分由于其所有的逻辑性而是分析性的，因为它是对于社会事实的相互关系的说明。”因而“马克思是个天生的分析家，是个感到被驱使去做分析工作的人。”[ 11 ]同时，马克思对经济学流派或流派嬗变的多维的“起源型”因素影响的评论和分析，深刻揭示了经济思想学派或流派分野的国情背景、民族特色和理论意向的特征，深刻揭示了经济思想史上各经济学学派或流派继起中传承、异变和并存中的纷争、冲突的根由。这些评论和分析成为把握经济思想史上经济学流派嬗变和演化的基本观点和方法。

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中的庸俗因素和继古典经济学之后的庸俗经济学的理解、对庸俗经济学的历史分析，利于我们澄清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些模糊认识甚至一些讹误，如在如何认识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之后古典经济学的分野及多种理论倾向和流派的分化问题、如何认识在对庸俗经济学界定中李嘉图因素和社会主义者因素的作用问题、如何理解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之后古典经济学继续存在主流经济学中“对个别领域的较为深入的研究”、“有些新发现的领域”和“材料更丰富”的事实、庸俗经济学的“例外”和尚存的其他经济学流派的关系等问题。

参考文献:

[ 1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 第 1 卷 ) [ M ] .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 2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42 卷 ) [ M ] .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9.

[ 3 ] 顾海良 . 通向《资本论》的思想驿站—— 读《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7 年手稿) 》[J ] . 高校理论战线，2012，( 3 ) : 4 － 17.

[ 4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30 卷 ) [ M ] .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 5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31 卷 ) [ M ] .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8，第二版 .

[ 6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26 卷第一册 ) [ M ] .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

[ 7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26 卷第二册 ) [ M ] .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 61.

[ 8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26 卷第三册 ) [ M ] .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4.

[ 9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 第 5 卷 ) [ M ] .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 10 ] J． E． KING. Marx as an Historian of Economic Thought [ J ] .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9， Vol． 11 ( 3 ) : 382 －394． in J． CUNNINGHAM WOOD ( ed ) . Karl Marx  s Economics: Critical Assessments [ M ] . Croom Helm，vol． I．

[ 11 ] 熊彼特 . 经济分析史 ( 第二卷 ) [ M ] .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2: 11，14.

（作者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经济学家》201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