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互动中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

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互动中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不断强化问题意识，积极面对和化解前进中遇到的矛盾”，要“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本期“学海观潮”邀请相关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创新”这一议题进行深入探讨。

依托伟大实践

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重大进展

郭湛：马克思主义以理论解释世界，最终是为了以实践改变世界。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无疑是翻天覆地的改变，这种改变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影响极其深远。而从改革开放之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到当下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全面发展的关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发挥了主流意识形态应有的理论功能，凸显了它的观念价值和现实价值。

欧阳康：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依托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实践，充分发掘和阐发马克思主义真精神，同时努力开掘和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积极吸收当代西方优秀文化，在“中西马”的良性互动中不断传承和创新，在思想内容上不断丰富，在理论体系上不断完善，在应用范围上不断拓展，引领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总体上呈现出积极健康有为的态势。在“中西马”的良性互动中，马克思主义是主导思想，是当代中国学术的灵魂和基本理论立场。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步与功能提升。

郭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展开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些巨大财富是怎样创造的？“芝麻开门！”打开中国财富宝库的秘密是怎么找到的？当代中国的“国富论”应当是改革开放以来基本经验的理论总结。然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遇到了严峻挑战。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是史无前例的，在这一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是前所未有的，不能都指望在马克思一个半世纪前写的著作中找到确切答案。因此，与经济发展类似，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也需要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郭建宁：从马克思主义教学科研与学科建设的整个态势来看，马克思主义学科划分不是很明确，研究成果低水平重复的问题仍然存在。从研究来说，需要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一是政治与学术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门学科，具有学术性；同时也是意识形态，具有政治性。二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但其本质是实践的、革命的、批判的，必须和当代中国实践紧密结合。三是文本与课本的关系。既要原原本本读经典，走进马克思；又要编写好新的教材，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

总之，这些年来，我们的研究成绩巨大，问题也不少，需要我们加倍努力。

突出问题意识

深刻回答理论与实践中的重大问题

韩庆祥：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是一种“面向问题的哲学”，是“注重实践本领的哲学”。总结中国经验，解决中国问题，指导中国实践，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应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滋养。我们要注重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是以哲学方式关注现实人的生活世界，而现实关切本质上就是问题关切、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既是一种研究范式，也是学者的一种理论自觉。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增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问题意识。实际上，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问题。只有解决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才能达到时代所要求的水平。

郭湛：当前，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确存在问题意识薄弱的现象：有的研究虽然有对象和范围，但问题不明显，看不出提出、分析和解决了什么问题，难以发挥理论研究的实际作用；有的研究偏重理论本身的问题，忽略其与实践的内在联系，缺少对当代社会发展的现实意义；有的研究偏向一些枝节问题，对重大迫切问题关注不够；有的研究停留在原有理论框架内，对于新的理论问题不敏感，缺乏对当代中国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问题明明就在我们眼前，我们却常常视而不见，“王顾左右而言他”。似乎理论问题、学术问题只是书本中的问题，与当代中国现实无关，这是不正常的。

增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问题意识，既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同时也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常常走在前面，而我们的研究却在外边徘徊，以致理论和实践往往发生脱节。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提高理论研究质量，科学回答和解决现实的迫切问题。

郭建宁：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要增强辩证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一是既要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又要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每个阶段呈现出来的新变化新特点，准确把握、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激发社会活力，释放改革红利，实现结构优化，突破发展瓶颈。二是既要强调物质决定意识，又要重视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因此，必须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思想道德建设、意识形态工作，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富有时代气息的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欧阳康：关注并解答当代世界与中国的深层理论与实践问题，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创新和突破的关键。例如，人类文明发展的当代逻辑是线性单一进程还是多元复合进程？世界现代化的多种模式中哪一种更能代表和引领人类文明发展趋向？社会主义制度到底应当并可能在哪些方面优胜和超越于非社会主义制度？世界文明进步的多种要素哪些能为我所用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组成部分？中国道路在何种意义和何等程度上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科学回答不仅有助于解决思想理论困惑，也有助于推进中国道路的有效探索。

郭湛：我们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改革进入深水区，意味着需要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需要更具整体性和前瞻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将理论与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

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个方面，这要求我们应在各个领域抓住重大迫切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是贯穿上述各个领域的综合性问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点之一，也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环节。我国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比西方许多发达国家做得更有成效，我们没有政府失灵甚至关门歇业的问题。对此，我们需要在治理理论上加以总结，推进我国的制度建设。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创新具有历史必然性，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这样的理论创新来引领。

韩庆祥：面向文本、面向西方思潮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态势，面向中国问题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种基本态势，而且是更为重要的态势。这不仅是因为面向文本和西方思潮最终只有落实到面向问题上，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更是因为中国格局和世界格局的变化最终都要落到问题的变化上。要面向中国问题发展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就是面向公平正义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等影响中国发展命运的根本问题。

欧阳康：从价值论角度看，当代中国问题就是当代中国的价值复杂性及其应对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价值愈发多元化，为不同行业、地域、群体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但也引发很多复杂的实际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课题，是科学解释和合理应对当前中国的价值多元化问题。一方面，我们必须正视社会价值多元化的现实，使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另一方面，要通过正当有效的国家治理来引领和规范社会价值状态，使之趋于合理化和健康化。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不仅在反映和解读中国现实的过程中可以获得新的内容与形式，也会在促进中国社会进步中发挥更加积极的社会功能，极大地提升其话语权，获得更为广泛的民众基础和社会认同。

郭建宁：当前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一个关键，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而言，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主要有两个维度：一是实践维度。面对市场经济、改革开放，面对全球化、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面对多样化的社会思潮、价值判断、利益诉求，我们应当以问题为导向，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二是文化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不仅要和中国实践相结合，而且要和中国文化相结合。如何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以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现代化，激活其生命力，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既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课题，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重大课题。

紧扣“四个全面”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思想支撑

郭湛：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正是中国“发展起来以后”更加注重发展和治理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必然选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近期中国社会发展的战略总目标，也是我们全部实际工作的具体内容。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如同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以共同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从严治党是深化改革、依法治国、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保证。“四个全面”战略部署，既有目标又有举措，既有全局又有重点，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四个全面”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整体的、长远的战略要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战略抓手。

郭建宁：“四个全面”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辉。第一，“四个全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本质。从党的十八大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再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全面依法治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宣示“全面从严治党”，是不断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也是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相结合的过程。第二，“四个全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民性特征。“四个全面”体现了执政党的人民情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人民幸福紧紧相连，“全面深化改革”要让人民享有更多改革成果，“全面依法治国”要让人民群众感受到法治的公平正义，“全面从严治党”将进一步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第三，“四个全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要求。“四个全面”既有全局又有重点，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必须深刻认识与准确把握“四个全面”的整体性要求，使之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韩庆祥：要运用战略思维理解“四个全面”。从历史来看，“四个全面”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事关中国的长远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性抉择，决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要具有长远的“战略设计”；全面依法治国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与全面深化改革是“姊妹篇”，任重而道远，要有长远的“战略追求”；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做好一切事情的根本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对全面从严治党要有“战略定力”。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逻辑来看，“四个全面”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方略，事关中国的全局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强大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法治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前面“三个全面”的“政治保证”。从现实地位和作用来看，“四个全面”是“民族复兴的行动纲领”，事关中国的根本发展，从根本上决定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

另外，还要运用辩证思维分析“四个全面”。“四个全面”与“治国理政”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四个全面”与“五位一体”直接相关，但又不能取代“五位一体”，它是贯穿于“五位一体”中的根本、核心和精髓，是实现“五位一体”的战略部署；“四个全面”是当前我国改革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主要矛盾、根本问题和工作重点。强调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对于把人们的思想引导到集中解决主要矛盾和根本问题上来，引导到关注我国长远发展、全局发展、根本发展上来，具有重要意义。“四个全面”各部分之间是全面与重点的关系，不仅每一个“全面”都是一整套结合实际、继往开来、勇于创新、独具特色的系统思想，而且“四个全面”也是一个有机整体，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点。

推进话语体系建设

彰显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魅力

韩庆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理论内容中国化的过程，也是话语体系中国化的过程。在充分肯定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前提下，也应看到，当今我国进入了解释权、话语权争夺的时期。这种争夺围绕不同议题展开，核心是围绕中国道路而展开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权之争。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系统而合理地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全面认识中国，坚定中国自信，建构中国软实力，巩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郭湛：话语体系存在的问题往往与文风有关，它关系到我们话语言说的实际效果。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在表达内容的科学性、真理性上与世界是相通的，但在表达方式上要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要能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宣传是必须坚持的，但宣传要讲究方式和效果，要遵循心理学包括社会心理学的规律。不顾场合和对象的重复、生硬的灌输，惹人生厌，结果适得其反，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当然，科学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宣传、普及这种理论的话语方式是不同的，前者要求学术化、专业化，后者要求通俗化、大众化。这两种话语方式要更好地统一起来，共同打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

郭建宁：话语体系的问题，说到底是文化主体性和理论原创性问题。要以我为主，有自己的创造。这就要防止以下几种现象：一是走自己的路，说别人的话。没有理论自信，照抄照搬，简单模仿。这是讲的创造力。二是自说自话，或者没人听，或者听不懂。这是讲的传播力。三是不好好说话，搞概念轰炸，文字游戏，研究经院化，内容小众化。这是讲的影响力。四是说大话空话，话语也是公信力，而大话空话的表面热闹，将在根本上抽掉话语的公信度。这是讲的公信力。

打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一是要说中国话。我们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二是要说世界语。切不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要在国际交流和对话中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三是要能时代化。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常讲常新，永远保持蓬勃发展的生机与活力。

欧阳康：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不是一个简单的话语表述形式问题，而是内容的丰富性与可信性、地位的权威性与影响力问题。话语体系的构建既要有传承性与延续性，更需要变革性与创新性。就其思想渊源而言，要促进“中西马”的时代性融合；就其现实对象而言，要更加深入地扎根和依托于中国的当代实践，升华其理论表现；就其精神气质而言，要努力汇聚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就其现实形态而言，要自觉植根并活跃于当代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最广泛的生产、生活和实践之中，获得最鲜活的生命和最多样的形态；就其世界意义而言，要彰显中国文化，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中华民族应有的独特贡献。

韩庆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基础、核心和载体，因而，要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建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确立言之有物的坚实的“话语基础”、言之有道的精练的“话语核心”、言之有理的系统的“话语内容”、言之有效的科学的“话语方式”、言之有信的坚定的“话语自信”、言之有声的快捷的“话语传播”、言之有力的“话语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