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资本论》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三个问题

当代《资本论》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三个问题

从雷蒙·阿隆对马克思《资本论》的解读出发

王庆丰

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即使不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因此，他对马克思《资本论》的解读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谱系内的思想家的解读。在雷蒙·阿隆看来，《资本论》是“代表马克思中心思想的杰作”。他明确指出：“《资本论》是一项伟大的工程”，“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它又是一项天才的工程。”雷蒙·阿隆主张把《资本论》而不是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置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地位。因此，雷蒙·阿隆对马克思《资本论》的解读和批评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马克思整个思想的评价。1968年5月，雷蒙·阿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纪念马克思诞辰150周年大会上作了一个题为《模棱两可的和取之不尽的》的报告。“模棱两可”与“取之不尽”成为雷蒙·阿隆评价马克思最为核心的两个关键词。在这个报告中，雷蒙·阿隆认为，马克思的“每一部历史著作都是模棱两可的和取之不尽的。如果没有模棱两可，那么解释的多样性就不能得到解释。如果这种模棱两可不反映问题的意义和思想的丰富，那么它就不值得人们的尊重”。虽然雷蒙·阿隆肯定马克思思想的丰富性，是取之不尽的思想宝库，但是这些丰富性在其看来仅仅来源于对象本身所具有的问题域，其最根本意图还是试图说明和论证马克思思想的“模棱两可”。雷蒙·阿隆十分明确地指出，“我的抱负是指出为什么马克思的文章内涵模糊不清，就是说这些文章提供了可以被漫无边际地评论并且被改变为正统观点的必要素材。”正是立足于这一基本判断，雷蒙·阿隆展开了对包括《资本论》在内的马克思全部学说的分析和批判。

一、总体理论

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一生有两个伟大的发现。“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马克思的第二大发现——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集中阐发的。在《资本论》的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研究目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虽然雷蒙·阿隆高度评价了《资本论》，但是他认为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实现《资本论》的理论意图。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为自己确定的目标是：既要根据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来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方式，又要根据它的运行方式来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变化。”

雷蒙·阿隆的这一论断大体上是符合马克思本意的。马克思通过《资本论》既想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结构和运行方式，又想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及其发展的必然趋向。雷蒙·阿隆指出，“这一意图显然是伟大的，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一意图已经实现。迄今为止任何这类意图都未曾实现过。今天的经济学或社会学可以对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作部分有效的分析，可以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种人和各个阶级的命运作有效的社会学分析，可以对历史作某些分析，使人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变化，但却没有一种能把社会结构、运行方式、在这种制度下的人的命运以及这种制度的演变必然联系在一起的总体理论。而之所以没有这种包罗万象的理论，那是因为这种总体并不存在，历史并不是如此合理、如此必然的。”

根据雷蒙·阿隆的观点，如果从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各个具体学科的角度都可以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局部问题说清楚，而马克思的《资本论》试图从总体上把握资本主义社会只能陷入“模棱两可”当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及其变化的分析，同时也向人们提供了一部人类的生产方式的历史。《资本论》是一部经济学著作，又是一门资本主义社会学，也是一部在史前时期一直受到自身冲突麻烦的人类的哲学史”。在雷蒙·阿隆看来，《资本论》很难被归入任何一个学科门类，它不是任何一个学科领域的严谨的科学著作。《资本论》作为一种总体性理论的努力，是不具备任何科学性的，因为这种总体性根本不存在，并且历史充满了偶然。马克思建构这种包罗万象的总体理论的唯一结果就是“模棱两可”或者“含混不清”。

把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个总体进行思考，在此基础上找到一条“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这正是马克思的理论抱负。毋庸置疑，《资本论》就是一种总体理论。其实，总体理论并非马克思的独创。当代法国思想家雅克·比岱指出：“在概念的同一性中来思考存在的事和合适做的事的哲学计划与常识的这种精神裂解形成鲜明对照，这一计划已经由斯宾诺莎和黑格尔做过深入细致的阐述。这既是政治实践的要求也是理论的要求。我正想重拾这样一种意图，我正是在这种很特殊的意义上把这一意图称为‘总体理论’。”因此，“总体理论”既是欧陆哲学的思想传统，又是哲学的理论本性所在。哲学正是通过概念或思想的同一性对我们所处的世界和时代给予总体性把握。当雷蒙·阿隆否弃总体理论的时候，他不仅仅否定掉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也从根本上否定掉了整个哲学的合法性根据。

“总体理论”植根于人的形上本性，人类总是试图在最彻底、最根本的意义上去把握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从而获得人在这个世界中的安身立命之本。雅克·比岱在谈到“总体理论”的时候，指出“现代性在这里被理解成一门社会总逻辑，在西欧已经存在了一千年，但我们今天依然看不到它的历史终结。”哲学作为总体理论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黑格尔在其逻辑学中批判知性思维，倡导“无限思维”，就是试图为这种总体性的把握奠定思维基础。马克思之所以能够达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把握，正是因为他采用了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法。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马克思的这一“总体性辩证法”作了详细的论述。他明确指出，“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旨在把社会作为总体来认识。”在卢卡奇看来，古典经济学家，尤其是那些庸俗化的经济学家们始终都从个别资本家的观点考察资本主义的发展，并因此而陷入一系列无法解决的矛盾和虚假问题之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同这种方法实行了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把所有局部现象都看作是整体的因素，理解为思想和历史的统一的辩证过程。“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

作为总体的资本主义社会，既看不见也摸不着，它所呈现给我们的仅仅是一种“混沌的整体的表象”。谁都不曾见过那个总体，资本主义也不曾以这种面目示人，而只表现为各种“症候”。只有哲学的辩证法才能把握到作为总体的资本主义的实质，马克思的《资本论》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辩证地完成这项事业的绝佳榜样。“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归根结底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等，而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

二、剩余价值学说

雷蒙·阿隆在对《资本论》中的总体理论进行质疑之后，其矛头直指剩余价值学说。雷蒙·阿隆指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中心问题可以归结为：利润是从哪里来的？以追逐利润为活动的基本动力的、大部分生产者和商人能够获得利润的这种制度为什么是可能的？”对于马克思来讲，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探讨的“利润”概念在《资本论》中转换为了“剩余价值”概念，对利润的追问就是对剩余价值来源的考察。

在雷蒙·阿隆看来，马克思《资本论》的论证程序是：首先是劳动价值理论及工资理论，最后是剩余价值理论。他说：“如果我们首先假定，一件商品的价值大致上相当于花费在该商品上的平均社会劳动量；我们然后假定，工人的劳动力，作为另一种商品，也是根据其价值，即根据维持工人及其家庭的生活所必需的商品的价值来支付的；我们最后假定，工人用自己的劳动生产的商品的价值高于其工资的价值；那么我们能把剩余价值叫做工人的劳动所生产的价值和工资的价值之间的差异，我们就能把剩余劳动叫做工人在生产了相当于其工资的价值之后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劳动的工作时间。”雷蒙·阿隆所揭示的三个论证步骤，是符合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顺序的。但在揭示出马克思的论证步骤之后，雷蒙·阿隆随即针对这三个逻辑环节逐一进行了批驳。

价值在本质上不同于价格，商品的价格随着供求情况而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马克思不仅没有忽视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而且还明确地肯定了这种变动。价值是价格的“实体”。那么如何衡量商品的价值呢？马克思认为，惟一可以计算的因素就是包含、凝结在商品内部的劳动量。雷蒙·阿隆指出，“这种定义不属于科学性的范围，而是属于形而上学、社会学或意识形态的范围。哲学家有权把经济价值和价值全体联系在一起，社会学家有权把经济价值归结为无意识评价、或至少自发评价的一个特殊类别，通过这些评价，某个团体就能建立它的文化世界。最后，观念学家和道德家可能会声称，只有劳动成果才具有经济价值，劳动是财富或服务的实体或最终原因。”当马克思将劳动确立为价值的唯一的合法的源泉的话，这就意味着以其他方式所获得的价值增殖是不合法的，是对别人劳动的窃取和剥削。所以雷蒙·阿隆认为劳动价值论的定义不属于严谨的科学性的范围，而属于形而上学或者道德哲学的范围。

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中，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一个重要的范畴，但在雷蒙·阿隆看来，在生产劳动力商品所必需的平均社会劳动量和维持（再生产）工人的劳动力所必需的商品量之间，没有公约数。雷蒙·阿隆指出：“这一论点的困难在于价值—劳动的理论是建筑在作为价值原则的劳动可量性的基础之上的，而且在第二个论点中当涉及工人自身及其家属的必要商品时，人们就在表面上离开了这种可量性。在后一种情况下，就有一个由习俗和集体心理所决定的价格问题。这一点，马克思本人也是承认的。”维持工人及其家属赖以生存的商品的劳动量是无法计量的，正是基于这一点，雷蒙·阿隆引用熊彼特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工资理论仅仅是“一个纯粹的文字游戏”。

雷蒙·阿隆认为，《资本论》中的工资理论在其理论体系中占有一个中心位置，工资理论直接构成了剩余价值学说的理论基础，剩余价值理论不是直接可证明的或可反驳的。因此，雷蒙·阿隆只能批判剩余价值学说中剩余价值率的计算。“马克思用许多例子指出，剩余价值率处在100%左右的水平上，他也指出，剩余价值率倾向于保持恒定，但是，他从来没有给出计算剩余价值率的方法。也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计算过剩余价值率。没有人能计算剩余价值率：正如阿尔都塞本人所说的，剩余价值的概念既不是可运算的，也不是可数量化的。”马克思虽然给出了计算剩余价值率的公式，但其进行计算所有的数值都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雷蒙·阿隆曾经不无嘲讽地提到了一件事情：“在皮埃尔·纳维尔先生的论文答辩会上，我提醒人们注意，自一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计算过剩余价值率。评审委员会的一个同事回答我说，也许在未来会有人计算剩余价值率。多么地天真啊！”

雷蒙·阿隆以极其尖锐的方式把一系列理论疑难摆到了我们面前：马克思单纯地把劳动作为价值的唯一的合法的源泉，是否构成了一种道德预设？剩余价值理论作为劳动价值论和工资理论的合理性推论，是不是这种道德预设的产物，而非一种严格的科学理论？《资本论》究竟是一部严谨的科学性质的著作，还是一部道德哲学或者说存在论著作？《资本论》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著作？正如雷蒙·阿隆所说，人们可以像熊彼特那样把《资本论》看作是一部与哲学毫无相干的严谨的经济类的科学著作，也可以像比戈神甫及其他评论家那样指出《资本论》确立了人类在经济生活中的存在主义哲学。关于《资本论》的理论性质这一问题，思想家们一直争论不休。究其根源，就是因为剩余价值理论本身就是经验科学和道德判断的混合物。“剩余价值的理论具有科学的和道义的两种作用。这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威力。理性主义者从中得到满足，唯心主义或反叛者们也如此，而这两种满足又是互为补充的。”

三、历史唯物主义

雷蒙·阿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质疑，并非专门针对《资本论》的，它关涉到包括《资本论》在内的全部马克思主义学说。雷蒙·阿隆指出，首先，就其理论溯源来讲，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具有“犹太—基督教”的根源，是救赎神学以一种科学外表的理论“复活”；其次，就其理论内容来讲，历史唯物主义所主张人类的社会形态演进的方式来说，“亚细亚生产方式”很难融进到唯物史观的生产方式的演进当中；第三，就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后果来说，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不可能，并且很可能导致一种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恶劣的政治制度；最后，西方现实社会的发展表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如马克思的预言所昭示的那样，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

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的解放就等同于全人类的解放，因此他把人类解放的重任交付给无产阶级。雷蒙·阿隆认为这是一种无产阶级神话。“所谓无产阶级的神话，是指把工人看作一种社会理想的载体，这个社会与目前的社会全然不同，也不会再有任何社会冲突。”对此，雷蒙阿隆将马克思的这一主要观点看作是“犹太—基督教”的弥赛亚传统，并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称之为“末世学”。“马克思主义的‘末世学’赋予无产阶级一种集体救世主的角色。青年马克思所使用的表达方式清楚地表现出了‘天选阶级’神话的‘犹太—基督教’根源。这一阶级之所以被选中，主要是因为它为拯救人类遭受了苦难。无产阶级的使命，革命导致了史前时代的终结，自由的统治，在这些表述中，人们不难发现至福千年说的思想结构：救世主，决裂，上帝的王国。”雷蒙·阿隆将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的救赎传统进行比照，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只不过是“古老的信仰以一种科学的外表复活”。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的这一论断被看作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内容。在雷蒙·阿隆看来，马克思的这一划分使用了与孔德相同的方法，根据经济制度区分历史时期。马克思确定了四种经济制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四种生产方式。雷蒙·阿隆对马克思的这一划分提出了质疑。他指出，“亚细亚生产方式似乎不是西方历史上的一个阶段。”这一生产方式是一种独特的生产关系，无法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模式来解释。“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似乎不是由奴隶、农奴或工资收入者对一个掌握生产资料的阶级的从属性所决定的，而是由全体劳动者对于国家的从属性所决定的。如果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这种解释是对的，那么，它的社会结构就不是以西方意义上的阶级斗争，而是以国家或官僚阶级对全社会的剥削为特征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主要是根据欧洲尤其是西欧的社会发展建构起来的，而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是东方社会的生产方式，它无法融入到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逻辑当中。如果亚细亚生产方式标志着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文明的话，那么，有多少个人类集团，就可能会有多少种历史发展方式。

雷蒙·阿隆不仅宣称无产阶级革命是一种神话，他还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也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内部发展了生产力，无产阶级以同样的方式正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发展生产力，但是我认为这种类比是错误的。”对此，雷蒙·阿隆给出了两个理由：第一，无产阶级并不创造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并不是一个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集团，而是不享有特权的大批劳动群众。它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并不创造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工人只是资本家或技术人员领导的生产方式的执行者。”第二，无产阶级专政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是一个享有特权的少数人集团，它从社会上的统治地位进而行使政治权力。无产阶级是不享有特权的广大群众，这样的群众是不会变成享有特权并占有统治地位的少数人集团的。”因此，雷蒙·阿隆作出如下判断：把无产阶级崛起与资产阶级上升进行类比是根本错误的。为了在资产阶级上升和无产阶级的崛起之间建立等同关系，马克思主义者只得使用别人用过的、又被自己反对过的方法：虚构。无产阶级的崛起除非是神话，否则是不能与资产阶级的上升相提并论的，这是马克思历史观上的一个最大的错误。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现状，雷蒙·阿隆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导致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反而导致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当代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工人阶级有最高的生活水平，最少的革命愿望。尽管频繁受到萧条的侵袭，因创造性破坏而动摇，但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挖掘自己的坟墓。相反“，随着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和国家管理，在与其他政治单位相独立的意愿和人民群众对民族或国家的依附的双重意义上，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强化国家主义。”

雷蒙·阿隆之所以如此激烈地批判马克思主义，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苏联尤其是斯大林以来的“极权主义”。在一次访谈中，雷蒙·阿隆谈到，“我不能不反对极权主义。我亲历过希特勒德国的极权主义。作为社会学家或政治学家，我探讨过我们工业社会中各种政府模式，思考过最危险、最恶劣的制度莫过于极权主义制度。在我眼里，斯大林政权显然是最完备最彻底的极权制度。谁也超不过它”。这也是雷蒙·阿隆与萨特产生意见分歧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对雷蒙·阿隆问题的回应

雷蒙·阿隆对马克思的批判如此激烈，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在雷蒙·阿隆的心目中无足轻重。相反，雷蒙·阿隆指出，马克思“的伟大是不容置疑的：用戴高乐将军的一句话，大意是，对其伟大的证明莫过于大争论。如果我们用马克思所引发或激起的争论的范围来衡量他的伟大，那么两个世纪以来，有谁能与他相比？”并且雷蒙·阿隆自诩比萨特和阿尔都塞更懂马克思，更忠于马克思的启示。因此，雷蒙·阿隆对马克思的批评绝非信口雌黄、无的放矢，这种激烈的批评值得我们认真对待，促使我们去认真反省和思考马克思的学说及其所开辟的现实道路。

在雷蒙·阿隆的所有批评中，有两个质疑对马克思主义构成了致命性的威胁，这就需要我们对这两个核心问题作出澄清和探索。一是《资本论》的明晰性问题。不对这一问题作出澄清和辩护，马克思最伟大的著作《资本论》就成为一部不严谨的著作，一部伪科学著作，致使马克思主义丧失学理上的依据，变得一文不值；二是无产阶级专政何以可能的问题。包括《资本论》在内的马克思的全部学说，最终的使命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而这一宏伟目标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的。如果不对这一问题作出探索，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就会成为一纸空文，相反在实践中有可能导向极权主义。

“马克思的《资本论》最为集中地体现了他的全部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深刻地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特别是作为‘现实的历史’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系统地表述了他的‘两大发现’，因而构成马克思主义的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的真实内容。”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构成了马克思总体理论的主要内容。雷蒙·阿隆囿于其经验科学意义上的社会学立场，无法理解哲学意义上的总体理论，所以认为这种总体理论是不可能的。他指责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剩余价值学说无法计量，具有一个道德预设，是“科学和道义”的混合物，都是基于同样的理论立场。孰不知，哲学意义上的“科学性”正是真理论和价值论的统一，《资本论》中的道德超越性维度具有永恒的人类性价值，这恰恰是《资本论》的“生命力”所在。因此，《资本论》的明晰性绝非单纯的经验科学意义上的清晰性，而是辩证法意义上的明晰性。雷蒙阿隆指责《资本论》模棱两可、含混不清，更多的是在知性思维的意义上，批判《资本论》缺乏精确性和可计量性。而《资本论》继承和发展了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思维。一方面，马克思通过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价值、货币、资本、剩余价值，一步步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资本增殖的逻辑。这构成了《资本论》科学意义上的分析逻辑。另一方面，马克思通过人类劳动、一般劳动、必要劳动、剩余劳动、剩余价值、私有制、共产主义，向我们展现了抽象的资本统治的根源：生产资料私有制。这构成了《资本论》哲学意义上的解放逻辑。这两种逻辑相互支撑，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了《资本论》的实质性内容。《资本论》的这种双重逻辑，《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认识，只有通过辩证法才能把握。雷蒙·阿隆基于其经验主义的立场，按照阿尔都塞的说法，受到经验主义意识的诱惑，是无法理解《资本论》所具有的独特的明晰性的。

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代替资产阶级统治全社会的是无产阶级专政。雷蒙·阿隆认为这一设想是无法成立的。因不享有特权的无产阶级如何获得经济地位，只能诉诸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由共产党代表全体无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接下来，问题接踵而至，如何能够保证共产党代表的是无产阶级或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至于蜕化为官僚集团，代表一小撮特权集团的利益。柄谷行人通过分析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作为“代表所有一切者出现的波拿巴”，指出：“代表者”的利益和“被代表者”的利益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代表者’和‘被代表者’之间的连接关系是决不是固定的、也不是必然的。”如果说“代表者”和“被代表者”之间的关系本来是任意的，那么，共产党也就不必然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共产党的代表性问题，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同一性问题，就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何以可能的关键。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所推行的群众路线教育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这可能是中国共产党对丰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一个非常宝贵的理论贡献。

自卢卡奇始，就开始倡导马克思主义者不要把马克思的著作当作“圣书”来解读，雷蒙·阿隆更是把马克思的著作放在批判的位置上去进行解读。他反对萨特的存在主义解读，同时也反对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解读，认为他们都是想象的马克思主义，是从一个神圣家族到另一个神圣家族。他们对马克思的研究都是外在的，他们只是拘泥于对马克思的文本进行各种形式的解读，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用《资本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我们所处的时代。因此，雷蒙·阿隆指出，我们不应当仅限于研究19世纪的资本论，而应该去撰写我们时代的资本论。雷蒙·阿隆自称自己是一个“介入的旁观者”，意即以一种政论家的身份介入了动荡的历史。在其看来，马克思也是如此。马克思和雷蒙·阿隆都不是一个纯粹书斋里的学者，他们都试图用理论介入实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雷蒙·阿隆宣称自己比萨特和阿尔都塞更懂马克思。“我也从来没有把哲学和政治、思想和介入割裂开来，但是，我比他们花费更多的时间来研究经济和社会机制。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我比他们更忠于马克思的启示。”（注释略）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