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正问题的几点思考

关于公正问题的几点思考

潘 维

“公正”或“正义”是一个重要观念。古今中外的人都追求公正，而且谁都不愿承认自己做事不公正。美国侵略伊拉克说是为了大中东地区的“民主化”，即便造成无数平民的伤亡也依然是“正义”。刚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注重机会公平，保障基本民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这一要求是体现我国在十三五时期社会主义公平观的重要措施。我们一般说的公正是限制在“社会关系”里，公正是看待社会关系的某种立场，并且认为这种立场是正确的、道德的。本文主要谈以下三个问题。

一

首先，需要澄清三个概念：价值观、社会价值观、社会核心价值观。什么是价值观？价值观是人对客观事物的价值、意义的主观判断。这种主观判断有很强的地域性和时效性，可说是五花八门，变幻莫测。很多中国人称为美玉的东西，很多西洋人称为石头。很多西洋人认为重金属音乐是伟大的音乐，但很多中国人却认为是噪音。我年轻时曾带几位北大的长辈老师在美国听重金属音乐会，坐前排，差点引发他们的心脏病，所以音乐会刚开始，我们就离场了。重要与否，值钱与否，是相对的。值钱和重要也可以是不同的价值判断。有人说，今天是文化最繁荣发达的时代，因为繁荣的金钱市场在大量生产文化。也有人说，今天这个时代最没文化，因为真正的文化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不是金钱催生的。

什么是社会价值观？社会价值观是对“社会关系”的主观判断，标准不是重要或值钱，而是对不对，应不应该，公不公正。简言之，社会价值观是关于社会关系的道德判断。社会关系可以按不同标准分为很多种：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血缘，不同地域，贫与富，尊与卑，上与下，老师与学生，不同民族，不同国籍，不同国家。所以，关于社会关系的公正观也有很强的地域性和时效性，也是五花八门、变幻无常的。

什么是社会核心价值观？社会核心价值观是社会各界共同信奉的关于“重要社会关系”的公正观。什么是重要的社会关系？简单说就是贫富尊卑关系，即穷人与富人、地位高与地位低的关系，包括幼年、壮年、老年人之间的关系。尽管不可能所有人都信奉同一个社会核心价值观，但社会普遍信奉就成为核心，就成为“社会主流”的信奉，社会就可能团结在一起。

其次，“社会核心价值观”既要具有本国特色，又要能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大型文明社会核心价值观都有自己的“根”。不同文明里的人生产和生活条件不同，社会结构不同，历史经历迥异，对通行价值观的表达和排序就不同。照顾到“本国”社会关系的“根”才能凝聚“本国”社会。从远古用不同的图腾来区分部落，到今天用不同的社会核心价值观来区分文明，道理是一样的。推行有自己独特之“根”的核心价值观，中华民族方能独立自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国至今还有个别人认为中华文明的根早已腐烂，所以没有也不配有自己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只能把我国嫁接到西方的“普世”价值上。

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里，本国的社会核心价值观既要反映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和社会制度特质，也要能被其他国家基本接受。若某国宣称的社会核心价值观遭到世界各国群起攻击，比如“法西斯主义”，这种社会价值观在本国也难立足。社会核心价值观不脱离世界的接受与不脱离本国的接受同等重要。

再次，关于重要社会关系的公正观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古今中外，基本的治国手段有：一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基础的“执法”，用强力维护要求秩序的社会利益。今天我们称之为“法治”。即便谈分权制衡也是为了执法。但如老子所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法治的美国曾爆发血腥的大内战，至今也还常发生暴乱。二是“代表”强势社会集团的利益，争取强大社会集团支持。今天我们称这种强权政治为代表性，或民主/问责制，而尊重社区自治也可被看做“民主/代表性”。三是领导人承担平衡三对利益的“责任”，即部分与整体，现在与将来，变化与现状的利益。承担维护社会团结的责任靠出色的智慧和能力。然而，这种智慧和能力非常罕见。四是让某种关于社会关系的“正义观”成为社会主流。若社会各界都认为某种关于社会关系的观念“公正”，成为贫富尊卑都认同的最大公约数和行为准则，社会就能团结，国家就能稳定。让社会关系的某种正义观在社会各界流行，说来容易做来难。那是治国最复杂、最高级的方法。这种高级的治国之道指出了公正观这种社会核心价值观对国家兴衰的重大意义。

二

社会核心价值观中最重要的是社会各界共同信奉的关于重要社会关系的公正观。然而，什么是重要社会关系里的“公正”？这就涉及时空历史的差异了。中国社会如何看待社会关系的公正？我认为“大家庭”这个词凝聚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对公正社会关系的看法。

第一，我国传统社会由独立平等的小农家庭组成。与传统欧洲不同，中国家庭不仅是人的再生产单位，而且还是独立平等、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中国社会既不是宗教的社会，也不是尚武的社会；家庭忠诚既不受宗教忠诚撕扯，也不受军队忠诚撕扯。在中国以外的其他社会里，如此家庭忠诚极为罕见。

第二，传统中华的社会基本组织单元是“自然社区”，也就是天然的、由数十户组成的、彼此有血缘关系的居住社区。由自然社区而行政社区，由血缘关系扩张到虚拟的血缘关系，由小家而中家而大家，我国就有了庞大的、由近及远的社会，有了统一的国家。这就是“大家庭”，即中华文明独特的“家国同构”。与西方不同，我国人际称谓迄今依旧流行血缘称谓，所有人互称爷、奶、叔、姨，兄弟、姐妹等。你们彼此称师兄、师姐，师弟、师妹，我们当老师的也与同事们称兄道弟。没有小家、中家，就没有国家。国是最大的家，灾难来临时我们可以为国毁家纾难。军队是“大家庭”的“子弟兵”，护国是为了保家。志愿军军歌唱到：“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第三，与西方不同，中国的道德并非源于宗教，而是源于家庭伦理。家庭伦理即“孝悌”，是中国社会道德的基础。孝是回报父母养育，悌是敬重兄长。孟子说，“入则孝，出则悌”。有孝方有忠，有悌方有信。对长辈尽孝，对同辈敬重，就有社会的“忠信”。社会有忠信，官员就通晓“礼义廉耻”。父母对孩子认真负责，孩子就对父母负责。官员承担好照顾社区人民的责任，人民就比称官员为父母。我们称官员为“父母官”，称百姓为“子民”，是说官员要像爱自己子女一样爱自己的人民。有人说，称父母官不好，是家长制，不民主。但是，官员“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视民如子，把辖下的民众当自家孩子一样热爱，甚至为大众利益牺牲自家子女利益，岂非人类政府的至高境界？父母慈祥，孩子孝顺，官员视民如子，百姓亲如兄弟姐妹，就有“国泰民安”。如此，中华政府生存之原因在于帮助绝大多数家庭衣食住行无忧，轻松养小送老，实现“小康”生活。如此，照顾这些平等家庭的共同利益就是“公”，不偏不倚就是“正”。所以，尽管英文都是“justice”，我国通用有相对性的“公正”，不常用有绝对性的“正义”。反之，自然社区崩溃，政治道德就不复存在。父不慈则子不孝，官不正则民必反。官员偏向自己的小家而不顾大家就是不公、不正。官员无廉耻，贪污腐败，社会就没了公正，社会就不稳定。

概言之，中华是个独特的文明，立国之本与西方不同。西方以“社会契约”规范各阶级集团的利益争夺而立国，而中国以“视民如子”的治家之道而立国。孝悌忠信是我国社会的伦理，礼义廉耻是我国政治的伦常。先有家庭道德，继而社会道德，再有政治道德，这就是家国同构，是中华国家的道理。因为家国同构，自汉朝以降的历朝历代都声称“以孝治天下”。治家之道就是治国之道，故有士子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担当。修身修什么？“四书五经”的第一本是《大学》，《大学》开篇头一句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以广大百姓为自己的亲人，就是明德，就是最大的学问。亲民的化境是“至善”，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大家庭”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核心价值观。

三

把传统社会“大家庭”这个公正观融入我国当下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公正观中去，并形成社会主义社会“大家庭”公正观，是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这里分两个方面来论述。

第一，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公正。市场是创造财富的机制。市场机制无疑非常重要。然而，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市场也制造社会分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纯粹靠市场，即便富如美国也有很多人无法安居。社会不平等，国家就难安定。从春秋时代的“常平仓”，汉代的“盐铁官营”，到今天的各种“看得见的手”，中华政府自古就干预资源配置，以求百姓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而且，全世界的各国政府也都干预经济要素配置，即劳力、土地、货币的配置。劳动力是政府的选票仓，土地不能再生就须干预用途，而今的货币更是以政府信用为基础。古今中外并无不受政府干预的“成熟市场经济”。不少学人认为市场加法治就是“成熟的市场”，就是社会公正。那是非常值得商榷的。发达国家的市场各不相同，法治也各不相同，存在的问题也各不相同。

市场与政府干预的关系不是停滞的，而是动态的，没有抽象和绝对正确的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什么决定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百姓，是民心。关系平衡是总体而言的，失衡则在具体部门。我们这一代人曾激烈反对铁饭碗和公费医疗，认为那不公正。但仅二十多年过去，我们就变了，认为被自己抛弃的这些东西很宝贵。为什么变？因为起初市场导向的改革纠正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弊端，曾普惠广大群众。而在最近二十年，改革过程中在教育和医疗形成了严重的不平等，部分群众养小送老的生活出现了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支撑国家的不是市场，是民心。市场和政府都不是目的。人民和人民的利益才是目的。

人民利益不是抽象的或者过去和将来的，而是具体的、眼下的。养小送老就是中国人的核心利益。我们中华百姓的生活分成四个阶段：被养、养小、送老、被送。其中，养小、送老是主动的，几乎是大众生活的全部。中国传统社会的“大家庭”意味着大家互帮互助完成养小送老任务，让成员享有平等的生活起点和有同样尊严的生命终点。这意味着医疗和教育的均等化。若是政策导致医疗和教育越来越不平等，养小和送老变得越来越艰难，群众越来越疯狂地追求金钱而没机会参与体育和文化活动了，那“现代化”就会失去社会主义的意义。我们要的是社会主义全民的现代化。但如果国家花了大量经费投入到医疗和教育领域，钱却集中到了很少的人和很少的机构里，就会导致群众苦苦追求几所“一流”大学，几十个“一流”医院，几百个“一流”中学，甚至追求“一流”幼儿园和“一流”小学。普通人为追求“一流”动辄花几十万，还要贿赂，托门子。为挣下这养小送老的钱，日夜加班，陷入疯狂的物质主义，丧失了体育和文化，伤害了身体，扭曲了人文精神，全民素质因而迅速下降。当市场化改革违反了“大家庭”这个社会正义观，让多数人被少数人越甩越远，我国就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群众就会与党和政府日渐离心离德，“改革”注定会越来越难，社会和政治秩序也将越来越不稳定。

把传统社会“大家庭”公正观改造成社会主义“大家庭”公正观，在这里社会主义不是装点门面的空话。富帮穷，青壮年帮老年，没病的帮有病的，有知识的帮缺知识的，就是我们百姓理解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公正观。举个例子说，我国13多亿人每人每月交100元医疗统筹，全国每年就有1.6万亿元，加上政府每年从财政收入里拿出的几千亿元医疗支出，不仅我国200万医生能有非常体面的收入，不再向患者收不体面的钱，而且全国人民治病、吃药、住院都不用再花钱。那将是世界上规模效益最大的非盈利医疗系统，而且其质量还会随着我国的经济的发展而提高。医患本来是一家，患者以命相托给医生，医生们都曾在医学院宣誓过治病救人不分贫富贵贱。若政策让医患变成利益博弈关系，若让百姓的医疗统筹费之大块变成保险公司和风险投资的利润，人民怎可能不与政府离心离德？因此支持市场竞争，不仅要让每个人发挥聪明才智，让能干的人先富裕起来，让经济兴旺发达。而且还要让竞争的起点越来越公平、公正，让生命的终点越来越有同等的尊严。

第二，社会组织与社会主义公正。古今中外，世上没有任何国家的政府体系能单独治理社会，都需要群众组织起来自我治理。原因有两个。一是政府必须雇很多人才可能顾及家庭间关系的“小事”，那注定会拖垮财政，无论财政盘子多大。二是“清官难断家务事”，科层体系分门别类，专业化程度高，依法治国，有能力办“大事”，没能力办“小事”。大是大非有法律管，小是小非由自治组织依照习惯管。

我国大众自我管理的基本组织是自然社区。社区居于“大家庭”的中间，下有小家，上有国家，承上启下。没有血缘或虚拟血缘的社区自治组织就没有中华大家庭。自然社区是我国伦理道德的基础。家国同构，不爱家乡怎么可能爱国家？组织起来，一个个小家庭就组成互帮互助的“大家庭”，就有了公共生活。有了公共生活才有公德。每个自然社区里的公德是全社会公德的基础。没有了人民的自组织，全是分散独立的小家庭，都自私自利，社会就重归一盘散沙，公共道德就丧失了根基。爱自己居住和工作的自然社区才会爱国，没有了社区组织，谈公德、谈爱国，是没有根基的。

自然社区是办“小事”的组织，能在法律之外调节群众彼此的利益，让群众在日常生活中拥有公正。如果没有社区自组织，只有自私自利的小家，人人占公家的便宜，日常生活里就缺少公正，大家就都生活得憋屈。群众的所有“小事”都跨法规、跨部门。比如，要政府来清理社区边上的垃圾至少要涉及四个部门的协调，而且还解决不了居民们继续往那儿扔垃圾的问题。老舍歌颂新中国的作品《龙须沟》讲的是共产党把群众以社区为单位组织起来，没花纳税人的钱，大家齐心协力清理了堆积数百年垃圾的龙须沟。

自然社区还是人民权力的主要载体。组织起来才有“人民”，不组织起来就只有个人和群众。没有人民就谈不上人民的权力和权益（权利）。组织起来的人民才能对政府进行最有效的监督。如果我国有机的自然社区崩溃了，有机的“大家庭”没了，就只能靠行政和司法力量机械地把人民聚合在一起。人民的小事不好办了，国家的大事也就办不到了。过去我国三个月就能建成一条高速公路，百万人民迁徙支持三峡水利工程建设。今后我们还能有这样的效率吗？中国共产党当年以愚公样的至诚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把群众变成了人民，变成了上帝。上帝力大无穷，挪走了“三座大山”。共产党搞革命需要人民，坐江山搞建设还需要人民。有了人民，资本就会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信仰人民、依靠人民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得以生生不息的伟大道统。

通过以上讨论的三个问题，是要说明一个道理：“大家庭”观念是我国社会关系公正观的核心，也是中华万世一系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大家庭”观念有三个主要内涵，构成一个自洽的逻辑体系。第一，我们都有血缘关系，彼此都是由近及远的亲人，要孝老人，爱小孩，敬长者。第二，尽管亲兄弟要明算账，却也有在养小送老上互助的责任。第三，“大家庭”由家庭而社会而政治，由孝悌到忠信到礼义廉耻这“国之四维”。

纵向看，大家庭上继历朝历代“以孝治天下”的传统，下接“社会主义”新理念，加上“亲兄弟明算账”，使得中国的市场经济，不仅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而且具有中国特色。横向看，“大家庭”有由近及远、自小而大的普适关爱。小到社区一家，中到中华各族裔一家，大到全人类一家。很明显，“大家庭”不同于自由、民主、法治，但又与这些西式观念并无根本冲突。伦理道德是天然的，至少与宗教观衍生出的现代西方观念一样天然。中华民族历数千年生生不息，繁荣昌盛，明显得益于“大家庭”观念。这观念万世一系，至今还在延续，体现了中华文明在不同时代的强大适应性。

（作者：北京大学教授；来源：《红旗文稿》201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