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五重逻辑及其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的五重逻辑及其价值

刘新刚 张军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一个关键议题。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根本遵循。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成果丰硕，其中较多成果集中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阐释以及实践成就的总结归纳。当前，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亟待出现一个追索背后科学问题的新进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伟大事业，需要建立在扎实的科学逻辑基础上。关于某一事物背后科学逻辑的研究进路，学界一般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这三大逻辑展开。这三大逻辑在同一抽象平面上实现了逻辑上的闭环，能够准确反映出一个事物背后的基础科学问题。从这一角度来说，对中国式现代化展开背后这三大逻辑的追索，是当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加快发展的一个亟待展开的研究。与此同时，根据中国式现代化展开的实际，习近平提出“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这需要学界揭示中国式现代化背后的政治逻辑。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这需要学界揭示中国式现代化背后的发展逻辑。由此可见，在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同层次的思维抽象闭环之外，还需要展开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其他思维具体层面逻辑问题的研究。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所包含的议题较多，但是通过研读习近平的重要论述和相关中央文献，会发现其中把“政治”和“高质量发展”分别提到了“最大”和“首要”的高度。所以本文在这个具体层面，优先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逻辑和发展逻辑进行研究，并尝试回答在抽象和具体两个层面的五个逻辑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我们思考中国式现代化背后的科学问题提供五大逻辑及其相互关联结构。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及其价值

理论逻辑是一个事物得以存在的最具根基性的科学道理。要打开中国式现代化背后的逻辑世界，首先要打开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理论逻辑的基础。习近平强调，“人们必须有了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才能更好观察和解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各种现象，揭示蕴含在其中的规律”。可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正确认识和把握某一事物背后机理及其内在各要素关系的认识论工具，是推动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逻辑研究的哲学根基。

（一）构建现代化背后的理论逻辑触及世界观和方法论重大哲学基础问题

人类现代化发展史上存在一套错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其本质批判是我们理解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前提。当前部分国家仍将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奉为圭臬，这一现代化模式以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为内在理论逻辑，并依此建立了一套十分严密的理论体系。受自然科学影响，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将自然科学意义的“原子”看作世界的本质，抽掉了现实中人的社会属性，认为“原子式”的人像自然界中的物体一样遵循不变的运动规律。遵循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以“原子式”的人作为研究起点，基于此建构的运行机制亦追求静态完满的状态。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完成了自身的哲学革命，实现了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错误哲学观的批判和超越，为《资本论》创作时期揭示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内在对抗性矛盾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不同于“原子式”的人的认识，马克思是从现实的社会关系中理解人，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伴随现代化在全球范围的推进和深入，各领域发展呈现出新特点、新矛盾、新问题，亟需推进和拓展基于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观点，从分析人的社会关系、社会属性等角度出发，保障了其理论构建起点的科学性，同时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提出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二）基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这“六个必须坚持”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以新的时代内涵，为推进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逻辑的研究提供了关键内容。

“坚持人民至上”包含了对人进行社会属性分析所形成的科学观点。不同于旧唯物主义视野中的“原子式”的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性提出人民性这一关键范畴，其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逻辑起点。马克思曾提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基于“市民社会”这一旧唯物主义立脚点，无法构建出科学的现代化理论体系。中国的发展创造性地扎根“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这一科学的起点，构建出中国式现代化背后的科学理论逻辑体系。建立在旧唯物主义立脚点之上的理论无法彻底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无法建立起理论自信。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现实的人”这一科学的立足点，能够对现实问题进行思考并正确解答，升华形成自信自立的理论品格。习近平强调，“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创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发展之新。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为起点，其所形成的理论创新始终坚持问题导向，能够推进理论和实践形成良性互动。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人与人之间是存在社会性联系的，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在个体与社会的辩证统一中去理解和思考问题，从而超越以单一个体为中心的片面认知。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受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影响，其理论体系仅关注孤立个体发展，极易忽视人类社会整体发展问题，进而导致整体和个体的悖论性冲突。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胸怀天下，以世界的眼光洞察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积极为解决人类问题作出中国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基于“六个必须坚持”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理论逻辑体系的最基础底座。要完成理论逻辑建设，除上文所探讨的问题以外，还需学界共同努力去具体打造一个相对饱满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逻辑体系。

（三）中国式现代化理论逻辑的价值

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逻辑的持续研究，将为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打造出最为扎实的理论逻辑基础，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

一是中国式现代化所坚持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必然成为揭示“原子式”的人起点上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本缺陷的重要武器。以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建构的治理理论为例，一般认为只要在各领域建立相关的机械制衡机制，该领域的发展效率就会实现最大化。但是，这种机制实现的不过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制衡关系。在这种抽象制衡机制的运行下，人的贪婪、欺诈等社会属性极易生长出来，进而引发更大的问题。基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这一研究起点，中国式现代化以“社会关系”为研究对象，建立了思考社会问题的科学研究框架，注重对不同主体在社会关系上的差异进行分析与研判，打造出有效的治理体系。

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发展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加速了各领域实践的发展。从对社会发展实践带来的影响效果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所形成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具有科学性。具体而言，在国家治理领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研判各治理主体的社会属性，给出了“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治理思路，即通过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带动其他治理主体社会属性的变革，推动高质量发展。马克思曾谈到，“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就是说精神力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科学研究起点之上建构的理论，能够与具有丰富社会关系的实践之间产生良好的“化学反应”，从而带来各领域的高质量发展。

三是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探索新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方法论启示。长期以来，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被看作现代社会唯一的文明形态。马克思进行了哲学观的革命，并且在批判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基础上，对共产主义社会进行了描述，认为“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中国式现代化破除了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原子式”的思考框架，透彻分析并供给解决人类发展系列难题的现代化方案，为人类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及其价值

历史逻辑是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某一事物的发展规律和趋势。马克思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这一论述清晰地表达了历史发展并不是碎片化的过程，而是主客体互动中的辩证运动过程。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一定的历史逻辑逐渐发展而来，其历史逻辑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必然性。因此，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需要超越一般历史演进表象，深入探讨中国式现代化形成与发展的“必然性”原因。

（一）深刻把握超越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性”

在人类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中，存在将现代化社会的发展模式直接等同于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的错误历史逻辑，纠正这一错误历史逻辑是我们正确认识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必然性”的前提。一般认为，伴随启蒙运动的发展，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肇始于17—18世纪的西欧并逐渐席卷全球。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开启现代化道路，部分学者将人类的现代化进程直接等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甚至一些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文明的最终形态，如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然而，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在现实世界中并没有按照其自我设计的模式运行，而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充斥了冲突与动乱。不少西方学者开始反思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的历史逻辑，但是由于他们受到近代形而上学的影响，习惯于将一切事物统一于一个至高的存在物，因此，这些学者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的反思仍然囿于西方中心主义，不能从理论和实践上正确地分析和解决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带来的矛盾和冲突。例如塞缪尔·亨廷顿将现代国家的冲突归结为文明冲突，从而提出了西方文明优越论作为实现文化统一、化解冲突的方案。

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的模式并非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唯一模式，各国可根据自身具体情况制定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历史终结论”和“西方中心论”等错误的历史观点，皆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否定，其本质上带有历史虚无主义色彩。马克思在具体分析资本主义现代化时对其进行了批判性审视，指出了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神奇地发展了社会的生产力，但是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它同自己所产生的社会生产力本身是不相容的。它的历史今后只是对抗、危机、冲突和灾难的历史。结果，资本主义生产向一切人（除了因自身利益而瞎了眼的人）表明了它的纯粹的暂时性”。现代化社会的发展也必然遵循这一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即旧的阶段在面对“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要走向衰落和灭亡”。中国基于正确的历史逻辑，汲取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经验，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一道路既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人民的需要，又超越了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性和创新性。

（二）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历史发展的崭新阶段

既然资本主义社会基于错误的历史逻辑而面临困境，那接下来历史将如何发展呢？针对这一问题，马克思给出了答案。一方面，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已经创造出了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所有制”。共产主义这一最高形式将代替资本主义。这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矛盾和冲突，为社会主义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马克思强调阶级斗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而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的历史使命就落在无产阶级肩上，而无产阶级专政则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指明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方向。我们现阶段仍处于马克思所说的“过渡阶段”，面临着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的时代课题。

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它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以“人类的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为立足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承担起推进人类现代化历史向前发展的重任。就其历史逻辑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历史进程中开辟和形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为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之路确立了新的历史方位和奋斗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综合逻辑体系，并深深植根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不同领域的历史实践之中。这一历史逻辑体系内部相关要素互为支撑、相互影响，共同推动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度发展。

（三）中国式现代化历史逻辑的价值

通过考察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可以发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一是从人类社会发展形态的一般性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回击了“历史终结论”“西方中心论”等错误观点，有助于树立广大人民群众对历史的自信。这些错误观点以原子论为起点，一方面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最终会向原子式的状态收敛；另一方面无法看到不同历史阶段背后所蕴含着的特殊社会形式，从而否定唯物史观视域中的历史发展规律。中国式现代化能够把握历史背后蕴含的生产关系，其历史逻辑生动反映出我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具有客观必然性，是更高阶段的新型文明形态。通过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之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历史必然性，从而增强人民对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自信心。

二是在树立人民历史自信的基础上，确定当前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有助于激发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不断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注入新动力。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制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并给出了具体的实施步骤，即当前是党带领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接下来要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前进。为此，党中央作出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这一系列战略谋划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指明了方向，为中国式现代化赢得了战略主动。

三是历史方位的确定和历史主动精神的激发有助于开创我国历史研究的新局面，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提供文明与文化支撑。习近平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我国历史研究价值和意义的认识，更加深入挖掘我国历史文化资源，从而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蕴，充分彰显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历史观和文明观的时代价值。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及其价值

实践逻辑是对“社会主体”与“现实客体”在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内在关系及其矛盾运动规律的认识。如何认识“善的目的（主观的目的）对现实（‘外部现实’）的关系”，关乎能否形成正确的实践观点。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前进，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系列成就建立在扎实的实践基础上。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背后的实践逻辑，有助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前进。

（一）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实践观困境

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认为在社会领域存在一套所谓“完美”的理论体系并反映现实人类社会的科学规律。这一理论体系在逻辑层面实现自洽，并通常认为实践会遵从这一“自洽”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理论与实践被割裂开来，理论成为一种纯粹的抽象思维活动，而实践则被视为一种独立的、机械的操作过程。基于此，在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看来，主客体间的关系是恒定的，社会实践发展亦是不断向理论收敛。

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采取静态观测、数据收集等方法理解实践活动。这种理解方式是一种“照镜子式的原物映射”的实践观，呈现出主体客体化、客体主体化的悖论性矛盾。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受自然科学思维的影响，以“原子式”的人为研究起点建构了自身理论体系，主张个体自由发展能够实现社会整体发展的完满状态。然而，现实中的人并不是“原子式”的人，而是“现实的人”。这意味着“原子式”的人及其起点上建构的理论只在想象中成立。这一抽象理论并不关照人的社会属性，导致个人社会属性往往由于缺乏限制而向虚拟、投机、欺诈方向发展，使得现实中的人的运行机理与想象理论中人的运行机理大相径庭。这就带来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及其建构的理论体系常常无法与实践良性互动的问题。而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之所以无法看清现实中人的本质，根源在于它所遵循的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错误。囿于机械、孤立、静止的世界观，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一方面忽略了人类社会区别于自然，忽略了人与人之间存在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忽略了人在社会关系的交互中所具备的能动性、创造性，可以利用规律能动地改造环境。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无法理解现实的生产实践和社会交往实践，自然也无法以此为起点去认识主客体间的关系。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基础

马克思指出，“人们决不是首先‘处在这种对外界物的理论关系中’……而是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他们是从生产开始的。）”。在他看来，实践是一种有意识的、有目的的社会性活动，主体的能动性不是建立在思辨的理论之上，而是反过来以实践活动为基础的。基于此，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总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任何人的活动都离不开与社会的联系。实践的社会性决定了它的历史性。实践的内容、性质、范围、水平以及方式都受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随着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在这一实践观的指导下，我们党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任务，将工作重点聚焦到关键问题，提出一系列关于国外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论断，帮助我们科学认识并解决社会发展问题。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基于此，习近平进一步结合我国具体发展阶段，围绕解决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创造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和本质的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导向，在各领域各方面都有体现。基于“现实的人”的起点，我们党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重大理念。正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本身面向实践，这一经过实践检验、富有实践伟力的理论成果才能够指导实践并展现出强大生命力。马克思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其中蕴含着理论与实践如何能够实现良性互动的问题。要实现良性互动，就要确保理论的成立不是抽象意义上的自洽，而是在理解人的活动是“对象性的活动”基础上基于实践本身的建构。

（三）中国式现代化实践逻辑的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实践唯物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它能够真正融入实践并解决问题，从而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成良性互动。

一是能够更好地促进理论和实践结合，打通理论融入实践的“最后一公里”。实践逻辑在某种程度上是要确保理论不脱离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实践是认识的源泉，而理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验证。这表明，理论必须反映和服务于实践的需要，理论的建构和发展都依赖于实践的基础。中国式现代化坚持问题导向，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理论的有效性必须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中被验证且不应该脱离实践。

二是能够客观地正视国情，指导我国实践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正视国情意味着应考虑我国独特的历史和发展轨迹。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意味着政策和发展战略应与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相协调，以满足国家的具体需求。同时，我国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养分，“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实践逻辑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始终以实践要求为导向，推动现代化发展进程。

三是能够提供行动指南，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实践逻辑的参照。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这种现代化模式不仅为中国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还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可行的路径。它强调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互动性，指出现代化发展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并在实践中不断验证和完善。

四、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逻辑及其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背后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三者相互交织，构成了整体性的逻辑关联结构。这一结构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背后的科学问题提供了全景视角和基础逻辑体系。然而，仅仅停留在最本质层面的研究是不够的。通过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实际进行分析，可以看到“政治”维度应当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需要将整体的逻辑关联结构思维具体到政治领域形成“政治逻辑”，并基于此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深入思考。需要说明的是，“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中的“政治”内涵，与这里所探讨的政治逻辑的“政治”内涵并不完全一致，但具有极大的相关性。通过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逻辑，探索其理论根基、原创性论断及其价值，对于从政治层面理解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式现代化政治逻辑的理论根基

政治逻辑指的是对政治领域存在物内在机理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和把握。政治领域的存在物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现实载体层面的存在物，如政党、国家、政治制度等；二是价值观念层面的存在物，如民主、公平、正义等政治理念。

在政治领域，人们通常会将“民主”作为现代政治的重要特征。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凭借对政治领域存在物认识在先的优势，获得对民主内在机理的优先解释权，并基于此形成一套政治制度和运行体系。当前，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参与投票选举几乎成为公民行使民主权利的单一方式，而且这些国家大都推崇“一人一票”的票决制。究其根本，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从“原子式”的人这一错误前提假设出发，提出每个人基于个人理性决策进行投票，基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结果带来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但从实际结果来看，并非如此。机械遵循票决制的“个人”都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受到资本逻辑的宰制。在具体选举和投票环节，资产阶级利益集团会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和信息优势等干预公民的投票，影响选举的结果。最终，这一选举制度成为资产阶级谋利的工具，其打着“民主”的旗帜和口号，实际上带来的是所谓“民主”的失败。

不同于西方抽象的民主政治制度，中国式现代化继承了马克思关于政治逻辑的理论判断，把“现实的人”的民主诉求摆在重要地位。马克思年轻时就十分关注普鲁士的政治问题，在《莱茵报》工作期间发表了许多政治评论文章。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他就考虑到物质利益问题对人的影响及其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强调，“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此外，马克思还提出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共和制度也不过是“公开实行阶级恐怖和有意侮辱‘群氓’的体制”，“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且在这一点上民主共和国并不亚于君主国”，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将经济权力转换为政治特权的过程进行了深刻批判。马克思对人民民主诉求的重视以及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批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逻辑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使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道路。

（二）中国式现代化政治逻辑的原创性内涵

中国式现代化政治逻辑是中国共产党在深度把握民主政治发展规律、高度凝练民主政治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逻辑的丰富与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形成了关于人民与政党的关系、政党与国家的关系、政治制度的运行机理以及民主的内在机理等的创新性认识，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政治逻辑一系列原创性内涵。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扎根“党性”和“人民性”，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政治逻辑的建构。习近平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中国共产党致力于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集中体现。第二，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出“两个维护”，即“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党的领导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将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充分发挥了政党领导的积极作用，是对国家治理规律和执政党建设规律的双重把握。第三，在对民主内在机理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理念，强调“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例如，我国人民不仅具有民主选举的权利，还具有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人民的有序政治参与不断扩大，“人民民主”集中反映在了人民当家作主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具体实践中。这一系列政治逻辑内涵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刻揭示了人民民主的鲜明特质，提供了一种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新形态。

在探讨中国式现代化背后的政治逻辑时，民主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但并非唯一的内容，其他内容同样对理解这一政治逻辑具有重要意义，这亟待学界进一步深入考察和研究。

（三）中国式现代化政治逻辑的价值

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逻辑，对于解答治国理政难题、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价值，可以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贡献新思路。

一是中国式现代化背后的政治逻辑为解答治国理政难题提供了新视野，即从“人民性”和“党性”的相互关系中解答治国理政难题。马克思在分析人的本质时指出，“如果这是一个生活在不论哪种社会形式中的人……那末出发点是，应该具有社会人的一定性质”。可以看到，马克思强调“社会性质”即“社会属性”对理解人的本质上的重要性。中国式现代化尤其注重对人的社会属性的研判，并提出“人民性”和“党性”这两个关键概念，对这两个概念内涵及其相互关系的深刻理解关系到治国理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多次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进现代化最坚实的根基、最深厚的力量”，“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由此，党性与人民性从根本上是一致的，“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党始终与人民保持一致，坚持党性实质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质就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价值取向。

二是中国式现代化背后的政治逻辑为正确理解和把握政党与国家关系，避免出现类似西方国家党派斗争所引发的政治动荡，维护国家长期安全稳定奠定坚实逻辑基础。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基于原子论所构建的政治学说体系，在西方政治生态中具体表现为“对抗式制度体系”。在这一制度体系下，各党派只有通过竞争选举才能获得国家权力，民主政治不再以维护国家稳定为目标，而逐渐沦为资本权力的附庸，极易引发利益集团的不正当竞争，从而加剧社会对立，引起政治上的不稳定。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同人民一道，“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牢记初心使命，致力于领导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同时，我们党具有勇于自我革命的政治自觉，通过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并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为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三是中国式现代化背后的政治逻辑强调始终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奋斗目标。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根本上是服务于资本增殖的，其政治逻辑也必然围绕维护少数资本家利益展开。这违背了民主的原初内涵与目标，即维护人民的权利。不同于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注重在参与主体上覆盖全体人民，而且保障人民参与的内容广泛、流程全面。执政党不再是资本家的“提线木偶”，能够真正为人民拓宽民主渠道，实现人民有序参与政治，保证人民依法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进而推动民主法治建设，使得社会公平正义得到坚实保障。

五、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及其价值

习近平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社会发展涉及多领域、多方面内容，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科学回答了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发展格局、发展理念等问题，最终以实现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任务。

（一）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逻辑的生成动因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蕴含深厚的生成动因。它源于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追求、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观的反思以及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探索。首先，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生成于后发国家对现代化的追求过程。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革命，创造出“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率先实现了现代化。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不断探索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正确道路，将现代化视为发展方向，孕育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生成于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观的批判与反思。由于对资本利润的过度追求，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创造了巨大生产力，却孕育着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继而引发经济停滞、企业破产、工人失业等社会性问题。特别是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以来，对资本价值无限增殖的渴望使得资本主义国家不惜通过政治操纵、文化垄断、生态破坏等手段追求经济增长的量化指标。纵观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等，不难发现西方现代化理论过于强调以资本为中心。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则在对这一发展观的反思和超越中形成。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生成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探索过程。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因而作为中华文明现代性转向的中国式现代化，也必然会区别于西方的发展模式。此外，习近平强调：“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应该承载不同形态的文明，必须兼容走向现代化的多样道路。”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历史底蕴和鲜明的精神特色，在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探索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已深深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式”发展特色之中。

（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逻辑的科学内涵

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包含着中国共产党对于当代社会发展的系列理论创新和重大实践创新，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联动发展中展现出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逻辑。

一是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内核。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服务于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追求资本的无限增殖。这种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生产方式必然引发周期性危机，给人民生活带来深重苦难，从而注定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仅仅具备“历史的、过渡的性质”。面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目标的本末倒置，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内核，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发挥其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

二是我国在新时代提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在产业资本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过剩危机成为发展过程中的“梦魇”，每隔一段时期必然出现危机，带来失业、停滞、大量破产等社会问题。而进入金融资本时代，人们又要警惕来自西方国家金融化债务化引发的经济泡沫成为潜在威胁全球发展的“不定时炸弹”。面对这样一种“不合比例的、跳跃式的、寒热病似的发展”模式，新古典主义等经济学理论体系没有提出深刻洞见，反而对这些伴随发展而来的一系列问题起到理论粉饰作用。其提出了一系列基于原子式思维的概念、理论，试图将人们的视野引入单纯的数字游戏中。理论上的缺陷进一步引发实践领域资本发展的无序，人类社会仍然面临许多复杂发展难题。

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在资本积极作用主导时期发展状况较好。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从全球层面来看，资本的消极作用越来越明显，导致全球经济出现重大发展困境。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性地思考高质量发展问题，作出了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提出了“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是基于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作出的创新。我们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势，创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通过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发挥资本积极作用并控制资本消极作用，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如果不推进资本治理，在资本消极作用发挥时期，资本不流向创新领域，就无法实现创新发展；如果不推进资本治理，不同领域资本野蛮生长的程度不同，就无法实现协调发展；如果不推进资本治理，资本的野蛮性使得其不思考外部性问题，就无法实现绿色发展；如果不推进资本治理，资本收割财富的空间越来越小，出现逆全球化潮流，就无法实现开放发展；如果不推进资本治理，资本的虚拟性和垄断性会使得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就无法实现共享发展。中国通过加强新时代条件下的资本理论研究，推动资本治理理论创新，解答了资本循环问题，很好地推动了国内大循环。在国际领域，我们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发展倡议，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实现对全球层面资本循环的良性带动。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机遇期，我们通过资本治理这一手段，加快释放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共同搭建起了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发展之路。

（三）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逻辑的价值

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既对中国高质量发展具有科学价值，也对全球其他国家思考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方法论启示价值。

一方面，从中国自身发展需求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深刻回答了中国当前阶段将以何种理念、何种格局、何种动能建设现代化等问题，为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指引了方向。其一，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逻辑的基本判断。习近平指出：“新发展阶段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阶段。”新发展阶段，是在百年变局中，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历史阶段。其二，新发展理念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思路的集中反映。发展理念的正确与否直接关乎发展成效，甚至会决定发展成败。对此，习近平强调：“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其三，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只有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才能夯实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增强发展的安全性稳定性，进而“胜利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其四，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当前阶段向前推进的目标要求和不竭动力。中国式现代化主张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依靠创新驱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另一方面，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性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物质成就，但最终未能避免陷入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发展困境。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则预示着人类社会找到了一条摆脱当前发展困境的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全球发展繁荣。正如习近平所言：“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我们追求的不是中国独善其身的现代化，而是期待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一道，共同实现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不仅对一国发展以及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性意义，而且对各领域具体发展以及系统分析处理各领域之间的联动关系、谋划整体布局等问题也具有深远的指导性意义。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注重整体性和系统性的思维方法，在处理各领域之间的关系时，从整体上把握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强调统筹兼顾、协调推进，注重各领域之间的有机联系和协调发展，形成整体合力。

总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构成了其最本质和最基础的逻辑结构体系。这一体系通过在政治领域的思维具体形成政治逻辑，通过在发展领域的思维具体形成发展逻辑。这五大逻辑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每一个逻辑都可以进行精细化的研究和建设。通过对这五大逻辑的系统研究，可以更自觉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也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扎根自身实际推动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互动，进而实现现代化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作者单位：北京理工大学）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