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理论自觉、话语创新与问题应对

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理论自觉、话语创新与问题应对

张志洲

尽管“话语权”概念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随着中国学者对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思想的引介而进入中国，但“国际话语权”却是近十多年来才兴起的一个新词，而它的流行也与中国对国际话语权的重视有关。事实上，中国正是国际话语权概念的发源地。目前可以查找到的公开资料显示，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于2006年11月14日在中国文联第八届全国委员会、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首次使用了“国际话语权”一词。他讲道：“要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要加强与国际文学艺术组织的联系，争取国际话语权，维护国家利益。”此后，不仅国际话语权迅速成为一个热词，而且从话语权角度来理解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行为和权力关系，在中国已成为一种常见的思维方式。如今，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已经成为中国对外政策尤其是外宣政策和行为的一大重要诉求。那么，在中国仍然面临“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权总体格局下，如何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呢？从根本上说，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需要理论自觉、话语创新以及在具体问题上积极有效的话语应对能力建设。这三者是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应努力的基本方向。

一、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需要理论自觉

我们所生活的世界首先是一个由物质构成的客观世界，但如何理解世界，却依赖于人的观念和认知，而观念与认知的系统化与逻辑化就会形成理论。在古代，由于认知的局限，人们普遍从宗教和神话的角度理解世界。近现代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不断揭开了人们观念和认知中的神秘面纱，这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言的理性对于世界的“祛魅”作用。如果一种主导性的理论跟政治统治、宗教信仰、世俗权力结构和利益分配挂钩，那么动摇这种理论就会导致原有的社会统治权力、宗教信仰、阶级结构和利益关系等发生改变甚至垮塌。就像欧洲历史上著名的“地心说”被“日心说”取代所揭示的那样，理论的话语权之争，就意味着合法性之争和评判标准之争。经过几个世纪科学革命的演化，如今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理论范式构建与成果评判方面，已经基本形成了比较一致的认知规则，然而，在对于人类社会的认知，特别是涉及政治制度与政策合法性、国际规则的评判标准、国际权力结构和利益分配、意识形态与价值信仰等涉及国家根本的方面，不同的理论解释往往大相径庭。因此，国际体系中每一个重要的国家都希望把理论的主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然而，即使是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解释，由于构成理论的概念、逻辑、范式以及作为外在要素的社会基础及其生产国的国际地位等存在差异，理论之间也会有强势与弱势之分，由此也会有理论强势国家和理论弱势国家之别。从话语权比较的视角来说，理论强势国家通常就是拥有强势国际话语权的国家，理论弱势国家则处于国际话语权相对弱势的地位。由于近代以来的先发优势，西方国家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而且在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与构建方面，都走在世界前列。其中一些理论经过广泛传播，基本上实现了“普世化”，成为世界学术界、理论界的“共有知识”。现如今，西方的理论生产之所以能源源不断，主要推动力来源于西方的现代大学制度、科学研究制度、论文发表制度和智库参与制度等。从学科的角度来说，近现代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的学科体系及其知识理论，很大一部分起源于西方。西方在这些学科的知识和理论生产，由于其先发优势以及国家强势地位的加持，往往成为发展中国家学习的对象。西方知识与理论的传播和扩散过程，也是其强势国际话语权形成的过程。

作为现代西方文明的代表性国家，美国的知识和理论生产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意识形态生产最为发达，总体而言其也拥有最强势的国际话语权。美国霸权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相融合的复合体，既是经济、军事等物质力量上的霸权，也是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上的霸权，但从根本上来说是知识和理论生产上的霸权。换一个角度说，中国要想获得与自己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或者改变在国际话语权总体格局中“西强我弱”“美强中弱”的状况，必须在知识和理论生产上追赶西方甚至超越美国。

在自然科学领域，知识和理论的科学性质不会因人而异、因国家而异；但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许多学科的理论往往带有文明、民族和国家特性。起源于西方的理论往往是从西方特定地方经验、社会发展特殊历程中总结出来以回答其所遇到的问题的，也往往体现着理论创造者的个人意识形态偏向与价值观认同、观察与看待问题的哲学方法、前期知识储备以及利益关系。这些基于西方地方性经验和理论家个人性经验的理论，自近现代以来被当做“普世性”的“共有知识”传播，形成普遍性的“先入之见”，无形中给非西方的学术思想与知识限定了框架，必然造成对非西方经验的忽视和理论生产的抑制。非西方国家很难掌握自主的理论生产和解释权，大多只能依赖西方的强势理论和优势话语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各种问题，包括自身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外交政策与国际行为的正当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合理性以及利益的正当性等。在涉及政治制度、外交政策、价值观念、国家利益等方面的规则与评判标准时，如果只以西方理论为理论或者只以西方理论来解释自身的政策行为与社会问题，就等于放弃了理论解释上的自主性，其结果可能是造成合法性的流失、合理性的歪曲与正当性的颠倒，也容易将国家带到邪路上去，甚至造成非西方国家成为某些带有严重偏见的、片面性理论的拥趸。这就是某些西方理论带来的“话语陷阱”。

如果只以西方理论为理论，只以西方标准为标准，那么中国千百年来的知识和文明传统、思想和理论成就、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经验和制度，都会成为缺乏所谓正当性、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另类”。诸如“中国没有科学”“中国没有哲学”“中国没有人权思想”“中国没有民主观念”“儒家伦理缺乏资本主义精神”等错误观点都源于西方，这些观点引发了中国许多学者的制度自卑心理、文化自卑心理和“知识焦虑”。百余年前，中国知识群体中甚至出现了“废除汉字”的声音，一些知识分子把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怪罪于中国使用方块字，试图把中国文字改为与西方一样的表音文字。冷战时期就已经形成的“民主和平论”“霸权稳定论”等，以及冷战结束后一些对中国具有较大冲击力的西方理论，如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约翰·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悲剧论”、格雷厄姆·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论”等，都是以学术的面目出现的话语陷阱。它们虽然不像媒体口中的“中国威胁论”那样简单粗暴，却无不将中国的文明与文化传统、政治制度和外交政策当做“另类”来审视和批判，用其所谓的理论诋毁中国的社会稳定性、制度合法性、政策合理性和利益正当性。近年来，西方以己度人提出的所谓“国强必霸论”、针对“一带一路”倡议打造的“新马歇尔计划论”“债务陷阱论”“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论”，以及针对孔子学院提出的“文化渗透论”等，都具有强大的话语杀伤力。概言之，如果任由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那么中国就会被解释得面目全非。

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引用了此语，并进一步指出：“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也同样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拥有与自身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要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我们首先需要的就是理论自觉。理论自觉也是理论自信的前提。那么，何为理论自觉？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理论自觉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准确把握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意义，认识到中国5000多年文明的独特性，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善于从中汲取理论养料，并能促进传统的现代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与世界各文明交流中不亢不卑，在理论研究与构建中能够体现“中国性”。

其二，能够比较明确地认识到当今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以及中国在世界中的身份和目标诉求。从历史比较纵轴与国际比较横轴相结合的视角定位当今的中国，在理论研究与构建中体现“中国身份”。

其三，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超大型国家的现实，全面把握“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结构、中国人的国民特性、近现代的历史际遇、改革开放后的伟大实践以及广袤复杂地理生态带来的影响。清楚地分辨主流与枝节，使理论不脱离中国现实，清醒地认识外来理论的适用性，不生搬硬套他国理论，不照搬西方的“地方性经验”且不以之作为衡量中国的标准。

其四，既善于辨识不同理论的质量与价值，勇于学习和汲取世界各国理论家和学者的优秀理论成果，也敏锐探查西方那些涉及中国、针对中国的理论背后的意识形态倾向、价值内核与深层意图。注重理论原创性和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的中国贡献，对解释中国持有自主意识，对于歪曲抹黑中国的理论学说能够作出基于学理的回应和批驳，做到传播中国的理论思想与争取世道人心两不误。

其五，辩证地看待政治与学术、政策研究与学术研究。争取使中国的理论研究能够在世界学术理论谱系和知识谱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自我封闭，不自说自话，既不因政治偏废理论的学术逻辑，也不回避学术中涉及的政治问题，在理论研究中树立国际话语权竞争意识，警惕“话语陷阱”，破除西方中心主义，深刻认识到在当今所处的时代，中国的理论家和学者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应担负起的理论研究、构建和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责任。

总而言之，正如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所指明的：“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构建和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正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二、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需要话语创新

从话语本身的角度来说，增强国际话语权，说到底是话语的生产与传播两个方面的问题。若没有有效的传播，再好的话语也难以被人接触到进而被认同，只有获得认同才能使话语转化为权力。传播的是什么样的话语，是人们是否愿意认同的关键，因此话语的生产是一个更具有根本性的问题，这就提出了对“话语质量”的要求。要提升话语质量，必须在话语创新上下功夫。如果缺乏创新、生动和吸引人的话语，如果表达陈旧，落入俗套，言之无物，那么即使在对外宣传和交流传播上费尽力气，也难以获得广泛认同，最终导致“传开却没人信”。事实上，中共中央对于话语生产的质量创新和扩大宣传是同时强调的。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其实，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话语创新方面有丰厚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也有一些“词不达意”的话语案例可以吸取教训。总体来看，新中国涉及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话语一直在演变，演变虽然不等同于创新，但从中可以找到不断创新的主线索。例如，对外关系领域就存在很典型的外交话语创新发展历程，从“一边倒”到“改革开放”，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三个世界”的划分，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到“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从“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到“中国在联合国的一票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从“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到“新型大国关系”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对美外交从“重中之重”到“宽广的地球完全容得下中美各自发展、共同繁荣”；对周边国家外交从“求同存异”到“亲诚惠容”；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这些话语都通俗易懂，清楚地表达了不同时期中国外交的立场、原则、方针、政策，为中国赢得了影响力、认同度和话语权。当然，也有一些外交话语的提出，或未能回应外来关切，或表达时机尚不成熟，或时过境迁，体现为“词不达意”的结果，以致认同度较低，难以增强话语权。从修辞学角度来说，话语表达的方式不同，传递的内容信息及其反映出的看问题的逻辑和思维方式是不同的。创新的话语能更好地获得认同，话语本身不仅是政策以语言形式的表达，它也会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带动政策的演变。通过对过去各方面话语演变的梳理，可以总结话语创新的经验和教训，找出话语与国际环境压力、政策阐释与理念表达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规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尽管当今“西强我弱”“美强中弱”的国际话语权总体格局的形成有多种原因，而且西方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往往难以令人认同，但是不得不承认，在作为话语构成第一要素的词语方面，西方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换句话说，西方国家首先有巨大的造词能力，加上善于使用对比的方式来强化其“普世化”的意识形态，如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抽象人性论和现实主义利益观等，从而能够形成巨大的影响力。例如，当中国以美国人发明的“软实力”概念为认知基础，推进海外汉语教育机构孔子学院的运行时，西方却专门炮制了“锐实力”一词来抹黑中国的软实力建设。此外，诸如把“中国梦”污蔑为“中国噩梦”，把中国的网络信息污蔑为“虚假信息”，以及在新冠疫情暴发后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或“武汉病毒”等污名化手段，都非常简单粗暴且攻击性很大，给中国带来了较为负面的影响。从斗争性和制造杀伤力的角度看，这一类造词往往非常狠毒地实行“定点精准打击”。但换个角度来说，它们也为中国的话语创新提供了一点启示，即要加强造词能力。话语权其实可以分为话语性话语权和非话语性话语权。非话语性话语权指的是并非直接使用话语，而是由于话语环境、权力结构、身份地位、对问题的既有认知等因素获得的话语权。在很多情况下，某些国家或个人获得话语权并非因为其话语质量高，而是由于话语性要素之外的权力、地位以及社会普遍认知环境等原因。话语性话语权则是直接通过话语表达获得的话语权。话语性话语权所依赖的话语创新，大致相当于打造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进一步细分，除了造词之外，还涉及叙事方式。西方国家强大的话语性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其造词能力与叙事方式的结合。

那么西方的叙事方式有什么特点呢？一般而言，西方媒体的叙事方式包括：以小见大，注重个人叙事，以论述个人的方式解构宏大叙事；鲜明的对比，将内心中要抹黑贬斥的一方置于一个极其不利的位置，将其认同的一方置于凸显的位置，在给人以强烈的视角冲击后诱导人们做出选择；叙事尽量标榜客观性和证据充足，但其背后往往隐藏着很深的意识形态偏见；在涉及政治事件的叙事中，以直接评论或讲故事的方式讲述其不喜欢的国家和制度如何“违背”自由、民主、正义、法治、国际规则之类的“普世价值”，引导“价值辨别”和进行“洗脑”；等等。与西方媒体通常的叙事方式不同，西方学术话语的叙事方式，有很强的“理性”色彩，自陈其话语基于“历史的经验”“科学的方法”“充分的数据”和“证伪的思维”。但是，叙事方式本身改变不了其事实上的意识形态偏见和话语陷阱的性质。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所需要的话语创新，当然不是要照搬西方话语内嵌的意识形态偏见和设置话语陷阱的叙事方式，只是必须认识到，修辞与逻辑本身就像一套工具，西方理论家和学者可以采用，中国理论家和学者同样可以借鉴与采用。

理性思维是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思维特色，“理性”“逻各斯”“修辞”“诡辩术”这些概念本来就起源于西方，所以西方理论家和学者在叙事中带有这些特色不足为奇。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不会使用叙事的情感模式。恰恰相反，西方理论家和学者也非常善于动用情感。情感模式的常用叙事，就是激起人类的共情心理，例如通过渲染弱势者的权利受到侵害、正当利益得不到保障、正义被强权压制等叙事方式，使人产生同情心和怜悯心，或者通过叙述“违背常理”的事件传达价值观念上的偏好或厌恶，达到“人性化”的情感共鸣，甚至以戏剧化的方式赚取读者和观众的眼泪，并由此赢得话语权。这种叙事的情感模式，较多地表现在对他国政府的人权政策的批评上，以及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认同上，有时也故意对国家之间客观存在的实力差距作出“恃强凌弱”的曲解。美国对中国与菲律宾之间的“南海仲裁案”，就是进行了这样的情感诱导性解读。

为了阻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西方主流媒体以及某些学术著述，通过特殊的叙述方式，包括标榜“客观理性”和争取情感认同，将所要传达的观点和意识形态偏见包装起来，生产出一系列的话语。这给我们在话语创新上的启示是：要运用好人性化的叙事模式，除了以理服人，还要以情动人。其实，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也是中国传统叙述方式，如今为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要重新思考如何在政治性叙事中结合运用理性模式和情感模式。以前在关于国际话语权竞争的研究中，学者们论述的重点是“说理”，需要强调的是，也不能忽视话语创新中的情感传递问题。

要想实现源源不断的话语创新，就要有取之不尽的思想与文化资源。对于中国来说，先秦诸子百家学说，及其后儒释道“三位一体”的中华文明之中蕴含着超越时代的、丰富的人类精神财富：如“天下大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兼爱非攻”的和平主义，“推己及人”的理解原则，“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改革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文化自信，“治国平天下”的道义担当，“绥天下”的共享精神，等等。文化自信会给话语创新带来动力，经典著作和民间文化也会提供可使用的多类型话语生产资源，历经5000多年风雨的中华文明在总体上超越了西方的“理性自私”哲学，在道义上也占有优势。有了这样的文化精神实质，中国的话语创新就会更上一层楼。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在理论、思想和话语上，也在思维方法上，为我们认知21世纪的世界问题、定位中国的国际身份和发展方向提供了指引和借鉴。特别是到了新时代，“中西马”的融通赋予了话语创新以新的动力和话语资源。当然，许多传统的话语需要经过现代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应用于中西方的话语博弈，成为增强中国话语权的有效资源。

三、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需要做好具体问题的话语应对

如今中国国际话语权不足的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国家整体层面，二是具体问题层面，有时候二者又相互交织。从根本上说，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是要解决国际话语权格局上的“西强我弱”，特别是“美强中弱”的问题。“西强我弱”是一个总体状况，但是仅仅认识到这一点是不够的，还必须对此加以进一步解析，才能更明确地看到一系列具体的问题。“西强我弱”有很多表现。从理论角度看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结构性的，即在舆论影响力和话语生产能力方面的结构性差异；二是本质性的，即关于国家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与价值观、文化传统等构成国家本质的要素，所获得的认同度以及塑造其“普世性”上有落差；三是互动性的，即政策行为和话语博弈的互动。从问题领域的角度来说，“西强我弱”则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中国的“挨骂”，即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用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论”对中国进行攻击、抹黑与诋毁，中国形象很大程度上被“他塑”，难以用“自塑”来主导；二是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对中国正当的外交政策进行有意无意的歪曲性解释，中国学界与理论界面临“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困境；三是中国面临“合法性自证”的不合理要求，即中国正当的利益和符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对外政策行为，却常被西方要求按它们的标准论证其所谓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四是存在严重的“话语逆差”，在国际交往中话语输入的多输出的少，有些学科领域和话语场所甚至成了西方理论的“跑马场”和“殖民地”；五是在国际规则的制定和掌握上，通常是西方掌握了制定规则的话语权，而中国在国际制度中的话语权份额和国际规则制定上的能力与影响力有限；等等。

上述问题都是中国在增强国际话语权的过程中所需要解决的，其中的许多问题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是难啃的硬骨头，短期内难以解决，换句话说，某些问题将长期存在。不过，只要把问题分析清楚了，解决起来就有了方向。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加快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让全世界都能听到并听清中国的声音”，既要“讲故事”，又要“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上，“优化战略布局，集中优势资源，着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外宣旗舰媒体”。这是应对国际话语权“西强我弱”这一大问题，特别是对于解决“挨骂”问题的方向性指示。此外，要提升中国在国际组织或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着手培养大批熟悉国际法、国际组织运作和国际规则制定的高级别人才。

尽管西方对于国际话语权的学理认知晚于中国，但是在实践层面西方国家却是舆论战的老手，从国际话语权竞争的视角观察，可以看到西方国家的舆论战政策与行为中是存在国际话语博弈意识的。话语博弈其实就是话语权竞争的表现形式。虽然西方在国际话语权上长期居于优势地位，但是随着国际硬实力对比出现“东升西降”的态势，许多西方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从世界性大国逐渐向区域性大国滑落；自我定位为中等国家的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也在“东升西降”态势下感到焦虑。正因如此，以西式自由民主和人权价值观为共同基底，且仍然拥有媒体舆论生产传播优势、学术理论生产优势和造词能力优势的西方国家，会更加注重结成互助式的话语盟友。它们在针对中国的话语博弈中经常表现出话语联动性和互助性，其他西方国家则呈现出在舆论和话语上附和与追随霸权国家美国的特点。这在南海问题的话语博弈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在所谓的“南海仲裁案”中，形成了以中国独自为一方、以美国这一非本地区国家及其追随者为另一方的“一对多”局面。

国际格局“东升西降”是21世纪国际政治的一大基本态势。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将“霸权护持”作为对外政策的核心，妥协的余地小。为了保持自身在国际政治结构中的霸权和领导地位并制衡中国，美国一方面不断强化联盟战略，另一方面越来越多地依赖其国际话语权优势，以弥补自身或盟友在某些领域实力的相对衰落。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美国对华政策在话语上表现得越来越具有战略性和与其他西方国家越来越具有联动性的重要原因。显然，从权力变迁的敏感性来说，由西方不甘心衰落引起的国际话语权竞争，靠中国单方面妥协是解决不了的，中国只有在实力上将这些西方国家甩得更远，在目标指向上让世界适应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国际话语权上中国才可能与西方国家处于一个更加均衡的地位。当前，在国家整体层面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用话语手段频频对中国的内政和外交发起攻击，其中一些问题涉及中国的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这种整体层面上的话语攻击表明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的总体认知态度和政策立场，反映了政策背后的意识形态对抗性。例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本质的特征，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是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也不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它是中国人民历经数十年探索出来的最适合中国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快速发展与当今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的发展政策就是最好的证明。然而，西方舆论在提到中国时通常使用“Communist China”的表述，即“共产主义中国”或“共产党中国”，这不是一般性的指称，而是包含着意识形态陷阱。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就不以意识形态划线，这是对西方意识形态标签化称谓的最好回应。再如，对民主、自由的理解绝不会只有西方一种。跟西方大张旗鼓的宣扬比起来，中国在追求民主、自由等价值并提供制度保障方面，更多的是注重实质性的民主和自由，而且发展出了协商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等新的形式。偌大一个世界，80多亿人口，各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情况都不一样，难道民主、自由就只有西方一种模式吗？难道西式民主可以“一张药方包治百病”吗？加强在理论上对民主、自由、人权这些政治核心概念的学理研究和本质揭示，会为应对这些问题找到无可辩驳的答案。在话语权竞争中，我们需要告诉西方的，首先是国家和社会治理没有单一的模式。

在具体问题层面上，中国并非在每一个问题上都处于话语权弱势地位。一个国家在国际政治中整体上的话语权不足，并不意味着其在每一个具体领域、具体问题上的话语权都不足。“西强我弱”是冷战后总体性的国际话语权格局，这一局势尚未发生根本性扭转，但在这一总体性格局之下的许多具体问题领域中，中国事实上是拥有较强国际话语权的，因此也掌握了很大的政策主动性。例如，在全球气候治理问题上，中国已经是国际话语权最强的少数国家之一；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重要的国际制度安排方面，中国也具有较强的话语权。只不过，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在很多具体问题上，从内政到外交，从人权到经贸，从现实社会到虚拟空间，中国现有的国际话语权与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际地位还不相匹配。更具体来说，这些问题包括：西方舆论对“一带一路”倡议给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债务陷阱”的污蔑，并把中国帮助非洲发展的投资诋毁为搞“新殖民主义”；海外中文教学机构孔子学院被一些美国政客造谣为搞“文化渗透”；中国以网络主权理念对互联网进行治理却被构陷为压制网络自由；中国在南海行使正当管辖权利却被美国歪曲为妨害“航行自由”；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美国一些政客不遗余力地抹黑中国；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施压中国“谴责”俄罗斯，而不是寻求理解中国“政治对话”的倡议与“普遍安全”的主张；等等。

针对具体的话语攻击问题作出积极有效的应对，中国可以从以下这些方面着手：一是加强问题研究，梳理清楚每一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对症下药；二是加强中国物质性力量增长后的话语权转化，把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权增长的优势；三是按照问题类型及其与不同国家利益的相关性分类，根据利益相关性，寻找话语盟友，尽量避免单打独斗；四是梳理出自身有一定话语权优势的问题领域，总结话语权增长的经验和规律，逐渐扩大优势领域；五是熟悉国际规则和国际法，运用好国际平台，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寻找道义制高点；六是点面结合，整体性思维和重点突破思维相结合，既要将具体问题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下考察，又要善于用整体性发展优势的溢出效应寻找具体问题的应对方案。概言之，办法总比困难多。

四、结语

近年来，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取得了重要成就，特别是通过主导构建国际合作制度，积极参与和主动引领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强调“平视外交”等，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得到大幅度提升。当然，我们同时也要认识到，西方的国际话语权强势地位是过去数个世纪世界历史发展的结果，“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权总体格局目前还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在过去几个世纪主导国际政治经济的西方霸权国家对于权力变迁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国家实力的相对衰落也会引起西方国家在话语博弈中的心态变化，使其对国际话语权愈加倚重。

对中国而言，“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权总体格局，特别是“美强中弱”的国际话语权结构，就像横亘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的关卡，必须翻越，困难虽然是巨大的，但是办法总是有的。我们必须跳出把话语权竞争仅仅看做“舆论战”的想法，要构建起由党和政府牵头、媒体强化宣传、智库强化重点问题研究、理论家和学者构建基础理论的总体话语权战略布局；要从小处着手，从加强造词能力开始，融合多种叙事方式，推进话语创新；也要充分认识到，虽然“东升西降”是历史的基本态势，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已经衰败了，恰恰相反，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带来实力提升的机会，基于理论生产和知识生产优势之上的西方国际话语权优势，仍将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得以保持。中国需要找到自己的话语优势并加以发扬，特别是要加强在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和现代化模式以及国际社会重点关注的具体问题上的话语构建。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了关键阶段，需要强大的国际话语权保驾护航。让世界熟悉并认同中国的话语表达，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里构建和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需要坚持的目标与方向。从长远来说，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发展繁荣，打造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和话语体系，是推进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的基础工程。正如2015年12月11日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指出的：“支撑话语体系的基础是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没有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就没有话语权。”话语体系构建与话语权的获得相辅相成。构建自主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是一个艰巨的系统性工程，而理论自觉、话语创新与问题导向及应对，恰恰是其三大支柱。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