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必然”的理论证明历史证明和现实证明 石镇平 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早已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科学证明了的问题。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国内、国外有不少人纷纷说什么“社会主义不行了”“马克思主义不灵了”。一时间,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社会主义究竟还能不能代替资本主义——这个早已经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科学解决了的问题——似乎真又成了一个新问题。加上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一些消极现象的出现,在相当一部分人中间,怀疑“两个必然”、不相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未来的情绪在不断蔓延。因此,在今天,根据新的情况进一步说明社会主义能否代替资本主义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是为广大群众解疑释惑的需要,而且是保证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沿着科学、正确的方向前进的需要。 一、理论证明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第一章末尾得出了一个结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就是我们经常谈到的著名的“两个必然”。 马克思一生有两个伟大发现:一个是唯物史观,一个是剩余价值学说。一般认为,这两个伟大发现是马克思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但是,在笔者看来,比这两个伟大发现更为重要的是“两个必然”的理论。“两个发现”只是手段,而“两个必然”才是目的。马克思一生对人类社会的最大贡献,就是在“两个发现”的基础上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之前的社会主义先驱们也向往社会主义,甚至为此进行过诸多不懈的努力,但是最终都只能沦为幻想或空想,这是因为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他们没有也不可能科学地说明和解决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问题。而到了马克思这里,社会主义再也不仅仅是善良人们的美好愿望,而已经成为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社会主义已经由空想变为科学,而科学是颠扑不破的。为什么社会主义在先驱们那里是空想,到了马克思这里却变成了科学呢?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对此作了很好的说明,“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在那个时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还很不发展。在英国刚刚兴起的大工业,在法国和德国普鲁士还望尘莫及。当时刚刚作为新阶级的胚胎从那些无财产的群众中分离出来的无产阶级,还完全无力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 马克思之所以科学地揭示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是因为它从根本上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第一,从方法论的角度看,空想社会主义仍然是以唯心史观为基础的,在他们那里,社会主义还只停留在对无产阶级的同情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痛恨,是以理性原则为基础,从道德感情出发,从头脑中主观臆造出来的;而在马克思这里,社会主义却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合乎规律发展的必然结果。第二,从依靠力量来看,空想家寄希望于个别天才人物的出现,因此找不到实现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而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这里,社会主义的实现依靠的是成千上万的无产阶级大众,他们和先进的生产力联系在一起,是最具有革命彻底性和远大前途的阶级。第三,从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来看,空想家们幻想通过阶级合作来实现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找不到实现社会主义的正确途径;而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这里,社会主义的实现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的“两个必然”之所以是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这是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是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决定的。 19世纪三四十年代,资本主义大工业得到迅速发展,这使马克思能够充分认识到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并进而提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不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这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即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 然后马克思运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去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并进而认识到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和冲突的总根源,认识到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绝对规律,提出了剩余价值学说,即马克思的第二个伟大发现。 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逻辑,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原始社会解体以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是私有制社会,这种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是同当时低水平的生产力基本适应的;当然,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这种最初的基本适应也就逐渐变得不适应了,所以,封建社会代替了奴隶社会,是一种新的地主土地私有制形式代替了旧的奴隶主私有制形式。那么,既然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是以一种私有制形式代替另一种私有制形式,为什么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却是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而不是以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呢?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正是生产力的水平和性质。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是低水平的生产力,是小生产;而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生产力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生产力已经由过去的小生产变成了社会化的大生产。蒸汽机的发明和其后电力的广泛应用,航海和铁路的拓展,世界市场的开辟,使社会生产力仿佛用法术一样从地下被呼唤出来。生产力已经变成了社会化的大生产,然而,在生产关系方面,仍然沿袭了过去只有与小生产才基本适应的私有制内容,所不同的只是改变了私有制的形式而已,由资本家的资本私有制代替了过去的地主土地私有制。而这种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有制在起初的一个时期内是与当时的社会化的生产勉强相适应的;尽管其基本矛盾已具备了对抗性,但仍能基本适应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继续发展,就使得社会化的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日益形成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甚至是不相容的内在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本矛盾,又进一步在经济上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经济上表现出来的两对矛盾必然导致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对抗的尖锐性和深刻性,这种对抗性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无法解决的,解决这种对抗性矛盾的唯一出路就是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由于资本积累导致的两极分化,所以在阶级关系上,必然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导致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公有制最终代替私有制之时,就是社会主义最终代替资本主义之日。所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但是又无力驾驭这个生产力。所以,“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因此,“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二、历史证明 “两个必然”的客观规律和历史趋势,不仅是早已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理论上科学地解决了的问题,而且也是早已被资本主义发展300多年的历史实践所反复证明了的问题。 1.历史证明之一: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 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来,已经经历了多次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资本主义早期以及自由竞争时期发生过的经济危机主要有:1788年、1793年、1797年、1803年、1810年、1815年、1819年、1825年、1847年、1857年、1873年等几次大的经济危机。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发生过的经济危机主要有:1882年、1890年、1900年、1907年、1920年—1921年经济危机、1929年—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除了几次规模较大的世界经济危机(如1964年—1969年经济危机)外,各国还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局部性经济危机,如美国有1953年—1954年、1960年—1961年、1969年—1970年等几次经济危机,日本有1954年、1962年、1965年、1970年—1971年等几次经济危机,英国有1951年—1952年、1961年—1962年、1966年等几次经济危机,联邦德国有1952年、1961年、1971年等几次经济危机。之后又有1973年—1974年第一次石油危机、1978年—1980年第二次石油危机、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国家债务危机、1987年世界金融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等。上述列举的只是较大规模的经济危机,至于中小规模的经济危机,其次数之多则更是难以统计。经济危机给资本主义制度屡屡带来沉重打击,它使资本主义经济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严重破坏。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掉了”。 关于经济危机的实质和根源,一些资产阶级学者,由于其阶级立场和思想方法的限制,不能也不愿揭示经济危机的实质和根源,他们把经济危机的原因解释为不当的政策或具体的经济运行机制的偶然失误或外部因素冲击。他们只是看到了经济危机的表面现象,而根本没有看到其实质和根源。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经济危机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其根源正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治之症,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所无法克服的。一旦着手克服经济危机,就必然要求消灭私有制、代之以公有制,消灭资本主义、代之以社会主义。因此,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2.历史证明之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四次调整 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初期,基本上都是单个私人资本所有制,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家私有制。一个资本家,即使资本很少,也会单独建立一个企业。但是,这种单个资本家私有制,由于资金有限,没有可能采纳新的先进技术,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不强,难以抵御激烈的市场冲击,所以每年都会有大量的企业破产倒闭。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单个私人资本家认识到,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避免破产倒闭的命运,只靠单个私人资本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联合起来。于是,出现了几个单个资本联合的形式,即股份制。从单个私人资本到股份制,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第一次调整。股份制,与单个私人资本相比,看上去已经不像私有制,而更像是公有制。难怪今天一些人要把股份制说成公有制,或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股份制与单个私人资本相比,资本力量更加雄厚,易于采用新技术,商品在市场上也有了更强的竞争力。合伙入股的单个私人资本家,较之于过去的单打独斗,也获得了更多的利润。于是,单个私人资本家就会竞相效仿,股份制的这种资本形式也就越来越普遍。原来单个私人资本之间的竞争,现在变成了股份制与股份制之间的竞争。这样一来,资金和技术力量较薄弱的股份制企业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又不可避免地破产倒闭了。现在,股份制形式的资本也于事无补了。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迫使资本家不得不采取措施实行进一步的联合,于是垄断出现了。某个行业的所有资本家企业为了保护本行业的利益进一步联合起来,制定协议,对进入本行业的原材料统一实行垄断低价,对本行业出卖的商品统一实行垄断高价。这样,实行了垄断的行业、地区或部门的资本家企业就获得了垄断利润。从股份制到垄断,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第二次调整。股份制本来就已经不像私有制,现在的垄断,由于更高程度的联合,就更加不像私有制了,离原初意义上的私有制越来越远了。但是,垄断的出现,并没有消除竞争,反而加剧了竞争。最初是单个私人资本之间的竞争,后来是股份制之间的竞争,现在是垄断资本与垄断资本之间的竞争。竞争的结果,是一些垄断行业或部门败给了另一些垄断行业或部门。现在是垄断也不行了。于是,一些垄断组织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得不求助于国家或政府部门,与国家或政府部门采取进一步的联合,或者以政府颁布法令的形式,或者是以政府部门出资的形式,这样就形成了国家垄断。从私人股份垄断到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第三次调整。为了保护本国垄断资本的利益,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开始了联合,这样就形成了资本主义国际垄断组织。从资本主义国家垄断到国际垄断,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第四次调整。这四次资本组织形式的调整,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围内进行的,都是私有(股份)资本在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前提下,而被迫进行的。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一部资本主义发展史,既是一部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断调整的历史,更是一部资产阶级面对迅速发展的生产力不断妥协、退让的历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四次调整,使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越来越不像私有制,越来越像公有制,离原初的私有制越来越远,而离公有制越来越近。这充分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正朝着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所有制即公有制的方向在一步步地靠近。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当社会所有制(即公有制)最终代替私有制之时,就是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之日。所以,社会主义最终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 三、现实证明 1.现实证明之一:金融危机深不见底 正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而弹冠相庆、幸灾乐祸的时候,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了。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其波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破坏性之强、影响之深远,都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次经济危机。这次金融危机目前已使世界大多数国家深陷其中,全球经济严重衰退。这次金融危机自2007年爆发以来,已经是第10个年头,目前仍然看不出任何消退的迹象。 金融危机是经济危机发展的新阶段,是世界科技革命进入信息技术时代的经济危机的新的表现形式。因此,金融危机的实质就是经济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金融危机的根源绝不是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什么金融家的贪婪、银行监管制度的缺失、公众消费信心不足等,而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金融危机是由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激化的必然产物。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只要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金融危机进一步有力地说明《资本论》《帝国主义论》绝没有过时,帝国主义就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仍然是科学的论断。因此,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从根本上最终避免经济危机。全球金融危机再一次证明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2.现实证明之二:《资本论》成为畅销书 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出现了两个出乎人们预料的现象:一个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集体失语,另一个是马克思的《资本论》重新畅销。 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一筹莫展,不得不求助于马克思的《资本论》,从《资本论》中寻找走出金融危机的办法。就连德国的财政部长、法国的总统都似乎成了马克思的“粉丝”。《资本论》在西方甚至成为圣诞节的最佳礼物。据报道,《资本论》在全球许多国家的销量成倍增长。英国媒体甚至开玩笑称:如果马克思还在世的话,《资本论》的巨额版税收入会让他轻松进入福布斯富豪榜。 为什么在马克思去世一个多世纪以后,他的《资本论》突然又成为畅销书了呢?这是因为,早在100多年以前,马克思就已经对资本主义的病理作了至今仍然是最好最深刻的剖析和诊断,提供了避免经济危机、消除各种社会矛盾和弊病的最佳方案。 3.现实证明之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占领运动 2011年9月17日,上千名示威者进入美国纽约金融中心华尔街进行示威游行活动,由此开启了“占领华尔街”的序幕。之后不久,占领运动迅速蔓延至美国主要城市,又从美国蔓延至全球70多个国家。这场运动的共同点是:99%的大众声讨华尔街的贪婪和腐败,抗议1%的少数人对社会的控制。这场运动参与人数之众、占领城市之广、诉求目标之多、持续时间之久,已经演变为美国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60年代反越战以来最大的社会运动,具有广泛民众性、国际波及性、持久对抗性和指向鲜明性。 占领运动的直接原因是金融危机引发的失业率居高不下、普通民众生活水平的大幅度下降和贫富两极分化的加剧。有数据显示,最富有的5%美国人拥有全国72%的财富。但是,占领运动最根本的原因,仍然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贫富两极分化就不可避免,工人运动就不可能停止。占领运动同时也表明,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已经开始政治觉醒。劳动者阶级再也不愿照旧生活下去了,而统治阶级已经很难再这样照旧统治下去了。 4.现实证明之四:俄罗斯开始重新评价斯大林和苏联历史 在苏联解体之前,人们几乎把各种怨愤统统归罪于社会主义,而把资本主义——即所谓的“民主”制度视为天堂,顶礼膜拜。所以,这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打败德国法西斯大规模进攻的强大国家,在社会主义大厦垮塌时几乎无人反抗。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社会却开始了一股新的思潮,人们纷纷开始从肯定的角度重新评价斯大林和苏联历史。近年来,每逢十月革命纪念日、苏联卫国战争纪念日,人们纷纷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寄托对列宁、斯大林和民族英雄的缅怀和哀思。需要注意的是,以往怀念斯大林和苏联历史的人主要集中在老一代人,而现在不仅是老年人,年轻人也开始了“怀旧”情结。《环球时报》2007年7月31日摘要刊载英国《泰晤士报》消息称,“俄罗斯最近出版的新教师(必读)手册中将斯大林称为‘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认为斯大林发动的大清洗运动是为了使国家强大起来。这样的评价,即使在斯大林生前,也从来没有使用过。2003年,伏尔加格勒州政府作出恢复城市原来的名称“斯大林格勒”的决议,并设立“改名委员会”,同时给俄罗斯杜马打报告请求批准,有十几个州政府签名支持伏尔加格勒市政府改名要求。俄罗斯秋明州伊希姆市政府也决定,在原来被推倒的斯大林塑像位置上重新竖立斯大林纪念碑。哲学家、社会学家和作家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这位在青年时代痛恨斯大林、曾想要刺杀斯大林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近年来逐渐改变了态度。他称斯大林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把20世纪称为“列宁和斯大林的世纪”。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的身上。 俄罗斯社会各界重新评价斯大林和苏联历史给我们的启示是:社会主义才是人间正道,资本主义绝非什么人间天堂。社会主义才代表着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复辟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5.现实证明之五:罗马教皇方济各痛骂资本主义的罪恶 2015年9月,罗马教皇方济各首次到美国访问,就受到美国人民万人空巷的盛大欢迎。为什么美国民众如同发疯一样地欢呼教皇方济各?这是因为教皇从踏上美国土地那一刻起,直到最后离开的那一刻为止,一直在批判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是对人民大众的“公开谋杀”。教皇方济各不仅对资本主义批判的言辞与马克思完全相同,甚至与马克思同样地宣布了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他指出:现代资本主义是“一个新的专制”。“资本主义专制”将导致更广泛的社会动荡;由这个体制造成的不平等性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崩溃和死亡。教皇方济各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时,没有歌颂华盛顿、林肯,而是把一位工人女活动家,抬到了与林肯相提并论的高度。 罗马教皇方济各痛骂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和弊端,这就启示我们,只要是任何不带偏见的人,哪怕是唯心主义的有神论者,也不难看到资本主义的反动本质和社会主义作为人类未来的正当性质。 6.现实证明之六:当年苏联还有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时下,人们常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建设没有搞好。其实,在斯大林时期,在短短的两三个五年计划之内,苏联就一跃而成为欧洲第一大工业强国、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怎么能说苏联的经济没有搞好呢?就连曾经是斯大林的合作者和对手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也以这样敬畏的口吻高度评价斯大林,他说:“当他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是一个手扶木犁的国家;而当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了核武器。”而且它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实行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住宅,首次实现在一个国家里消灭了文盲。这里需要说明: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大概还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不借助外国资本而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范例。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已经走过了60多年的历史。在前30年,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成功发射了“两弹一星”,工业、农业、教育、科技、文化、国防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外交上我们同世界上124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后30年,经过改革开放,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连曾经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福山也不得不修正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国模式’的有效性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 当然,社会主义还处在幼年,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社会主义也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有一个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但是,当年苏联和其后的中国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取得的巨大成就,就足以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说明: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更快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 7.世纪之交千年伟人的四次评选 在世纪之交,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故乡,接连爆出了四条震惊世界的新闻:第一次是1999年,由英国剑桥大学文理学院教授们发起的评选“千年第一思想家”活动,结果是马克思位居第一,而似乎早已被习惯公认第一的爱因斯坦却位居第二。第二次是紧随其后,英国广播公司(BBC)又以同一命题,在全球互联网上公开征询,一个月后汇集全球投票结果,仍然是马克思第一,爱因斯坦第二。第三次是2002年,英国路透社又邀请政界、商界、艺术和学术领域的名人评选“千年伟人”,结果是马克思以一分之差略逊于爱因斯坦。但这并不影响马克思作为“千年伟人”的地位。第四次是2005年7月14日,英国广播公司(BBC)广播第四频道以“古今最伟大的哲学家”为题,调查了三万多名听众,结果是:共产主义理论奠基人卡尔·马克思以27.93%的得票率荣登榜首,居于第二位的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得票率仅为12.6%,远远落在其后。西方著名的思想家柏拉图、康德、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更是望尘莫及,黑格尔甚至没进入前二十名。值得一提的是:在第四次评选之前,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还曾专门号召读者把马克思从候选人的名单中拉下来,希望读者选休谟,说马克思已经过时了。但是,英国公众仍然得出了自己的决断。这个结果使主持人很吃惊。 对此,剑桥大学的一位教授作了解释,他说:《共产党宣言》虽然出版于1848年,但我们现在经常谈到的全球化、裁员、跨国公司、世界经济朝这个或者那个方向发展,所有这一切内容,书中都能找到,它有令人惊讶的现实意义,任何其他文献都没有这个力量。 世纪之交千年伟人的四次评选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并未过时,社会主义并未终结,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大趋势并未改变,也不会改变。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这不仅是早已经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科学地解决了的重大理论问题,而且已经被无数的历史和现实实践所反复证明是客观真理。当然,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也将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历史过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社会主义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在这个过程中甚至出现“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英国1640年爆发资产阶级革命,但1660年旧王朝又复辟了,直到1688年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才稳定下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从1789年爆发到1875年第三共和国成立,中间经过了86年。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大体经历了二三百年时间,才逐步成熟起来。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制度的成长和成熟,是用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尚且要经过如此曲折复杂的斗争,无产阶级要建立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制度,更不可能一帆风顺。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