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粹主义是对现有国家体制的政治反对

西方民粹主义是对现有国家体制的政治反对

张剑荆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一些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民粹主义逐渐占据了政治议题的中心位置。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政治素人”特朗普战胜老资格政治家希拉里入主白宫，很多学者认为，他在竞选期间的一系列言论具有典型的民粹主义倾向。

在民粹主义冲击下，欧美传统政治版图面临着重新划分的压力。传统的左翼在重组，传统的右翼在重组，传统的中间派也在重组。比如，在法国2017年总统选举中，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轮流执政的两大传统政党双双落败，执政的社会党在第一轮选举中仅仅得到6%的选票。从该党中脱离出来的马克龙借助一个成立还不到一年的前进运动党赢得了大选。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也显示了传统政治组织动员能力的下降，特朗普在共和党内缺少足够的支持，在几乎所有的传统媒体都反对他的情况下，仍然赢得了大选。

民粹主义的兴起引起了西方思想界的高度重视。著名政治学家约翰·基恩（John Keane）警告说，那些感到失落、愤怒、无力、不受关注的人，正在运用民主政治中的各项权利，集结起来进行反击。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发表在《纽约时报》的文章指出，大西洋两岸的右翼民粹主义正在试图组建一个包括传统左派和传统右派的新联盟。英国《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拉赫曼指出，威权主义浪潮重新抵达西方。

当前西方民粹主义的表现及特征

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有关民粹主义的定义。由于民粹主义诉求过于模糊、多变，它可以与政治光谱中的不同波段结合，形成包括左翼民粹主义、右翼民粹主义等各种不同形态的民粹主义。在不同的背景下，民粹主义既可能是推动变革的力量，也可能是极端保守、抵制变革的力量，有时是进步主义的同盟军，有时则是主张倒退者的庇护所。

当前西方发达国家民粹主义运动的主要诉求，几乎都含有抵制移民、重建并严守民族国家边界、反对全球化、反对跨国精英等内容。以“人民”的名义，大肆批评现有国家体制和体制内精英，是民粹主义运动或政党中唯一确定的主题。

民粹主义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如文化民粹主义、经济民粹主义、传媒民粹主义等。当前西方主流民意最为关心的，并不是从事文化批评的民粹主义或经济民粹主义，而是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的民粹主义，这种民粹主义以“运动”“政党”作为自己的组织基础，借助体制化的各项合法权利反对代议制国家，谋求执政地位。西方主流民意之所以对民粹主义充满警惕，原因正在于此。

信息社会转型对西方民粹主义的推动

信息技术的不断突破，互联网传播工具的普及，为人们行使各项权利提供了条件。在工业时代，西方公民的表达权虽然在宪法和法律中都有规定，但表达渠道有限，公民接近媒介面临着很多制度性障碍，权利无法转变为权力。但是，信息时代的技术革命，使权利表达的成本大大降低。所有的电子工具都具有信息发送和接收的功能。互联网技术将所有的设备都转变成信息机器。任何人，只要接触和使用互联网，就能够获取信息和发布信息。普通人不再只是精英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和“受众”，他们也是信息的生产者。

信息技术革命具有显著的政治赋权功能。各种各样的流，观念流、信息流、资本流、物流、移民流、影像流、全球游客，等等，打破了西方在工业化时代形成并建制化了的权力体系，导致权力在各个层面上被信息流组成的舆论场渗透、切割和重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信息技术革命对下层的赋权作用正不断扩大和深化。传统政党、利益集团、精英人士曾经独占的建构社会事实的权力受到极大制约，以至于与传统权力集团耦合的社会事实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出现了“后真相”问题。所谓“后真相”指的是，事实不再是唯一的和确定的，而更多地要依靠是否能够唤起情感共鸣甚至是愤怒情绪得到界定。人们借由互联网建立起来的“弱连接”彼此沟通，组成虚拟社区和社群。信息时代的社群以小型的、流动的、灵活的团体为主，通过紧密的情感和身份纽带联结起来，易变，多变，很难稳定。稳定、持久的传统邻里关系衰落，“电子”社区兴起。

这是一个风险和不确定同步增加的过程。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不断深化，西方传统的政治建制以及政治沟通工具趋于衰落，代议制民主作为有效过滤民粹主义诉求的社会机制日益僵化，这导致西方一些政治人物和富豪直接诉诸民意，动员民众参与，特朗普、马克龙等人之所以在得不到建制性力量支持的情况下逆袭成功，就得益于对互联网新沟通技术的熟练使用。

分析西方民粹主义的四个维度

1.西方国家社会建制的衰落。

经过数个世纪的斗争，西方国家体制已经实现了社会内部各种权力组合的协调。然而，在信息技术的影响下，这种合作体制正经历着重大转型。全球信息流作为一种机制嵌入到西方国家权力体系中，使“全球在场”和“全球围观”成为一种新现实。西方国家政府的信息控制能力面临挑战。

西方国家内部，如社区、阶级、教会、生产方式等，都受到全球流动的影响。主要由象征的或文化的产品——从影像、货币、观念、沟通到随着移民旅行的“旅行文化”——组成的流，在侵蚀甚至瓦解着上述社会建制的同时，还有能力逃避本土政治产生的建制化权力的控制。

流动的权力与西方国家内部的权力组合成各种不同的政治主体，从而重构了西方国家内部的政治。在传统的西方国家之上，出现了超组织的、流动的全球权力。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都形成了一个全球化的精英阶层。这个阶层漫游于全球空间，其对于民族国家内部政治的感知能力和忠诚度下降，与本地社区成员协商共享意义的意愿降低，共同体存续所需要的妥协艺术被忘却。传统上经由本地政治过程生产出的权力总是显得不够有力。 发达国家内部一再爆发的民粹主义运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根由。

2.知识生产领域的权威基础趋于瓦解。

知识生产方式由制造业时代的精英主导，转向信息时代的多人协同。大量的非专业人员甚至底层人士成为知识生产者，进入到此前由专家把持的知识生产领域。知识生产领域长期存在的不对称关系正在改变。

近代以来，作为科学知识基础的事实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首先是“经典事实时期”，达尔文等科学家面对的就是这类事实，知识生产者需要通过巨大努力才能获得这类事实；第二个时期是“基于数据的事实时期”，研究者们通过统计、记录汇集大量的数据，用以建构和证明科学假设；第三个时期是“网络化的事实时期”，事实存在于一个相互连接的网络内。而事实之所以变成了网络事实，正如《知识的边界》一书的作者温伯格所说，是因为信息社会的基础设施正是一个“超链接的出版系统”。

知识以及作为其基础的事实，是一个社会及其权威的基石。这种知识生产方式，同时也是一种有效过滤民粹主义的机制。然而，新的知识生产方式正在破坏甚至瓦解西方国家的政治权威体制这一基础。权威不再只是用来称呼那些拥有专业资质和声望的特殊人物，也不再只是指具有某种资质认证的专业机构。一旦知识生产和知识权威的外壳被打破，人们对传统政治权威的态度就改变了。

3.民众公共性诉求不断膨胀。

民众公共性诉求的不断高涨是一个全球性现象。种种陈情呼吁通过互联网、大众媒介、智库、公益机构以及游说组织洪水般涌向民族国家的公共机构。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上世纪90年代开始爆发的不满，随着全球化影响的深入而更趋强烈，对国内传统的建制性权力机构更加不信任，社会情绪呈现出越来越焦虑、越来越激愤、越来越极端的特点。早在20世纪60年代，汉娜·阿伦特就注意到美国等发达国家面临着“权力无力”的问题。她指出，60年代发达国家的公共机构及提供的公共物品，包括公用事业，如学校、警察、交通部门、环境部门以及政党，普遍面临着力不从心的衰落景象。美国可以登月，但却无法终结在越南的战争。公共机构的衰落，使美国在丧失了做可能事情的能力的情况下，拥有了做不可能的事情的能力。世界上除一些小国家外，所有发达国家的权力冲突都变得公开化，冲突范围都在扩展。这是一种抗拒中心化的趋势，而西方国家则试图用强化中心的办法加以应对。

西方传统的代议制国家体制，面对战后兴起的权力革命和新的政治运动，表现得力不从心、无所适从。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向公共行政的转向，出现了重建公共性的浪潮。

进入信息时代以后，权利意识、权利话语、个人体验和心理效应与信息技术革命联结起来，形成了西方新的公共性生产机制。建立在工业化秩序基础上的“政治人”、政治分野正如“工业锈带”一样走向衰落。起源于工业革命时代的西方国家党派结构趋于瓦解，战后长期轮流执政的“中—左”和“中—右”政党及联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反映到选举上，往往呈现50∶50的局面。今天的西方国家选民已经不符合旧的分类，建立在旧分类基础上的组织政治活动的方式不再有效了。在一个选民身上，可能会形成看起来十分矛盾的政治光谱的组合。他们在经济上或许属于保守派，在社会政策上却有可能是自由派，支持同性恋等。社会基础的分裂和重组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很难形成一个稳定的政治联盟，也很难有效遏制民粹主义诉求，相反，民粹主义的修辞被普遍接受，在公共层面，至少在政治演讲中，听起来大家都是民粹主义者。

4.信息时代民众意见流正逐渐冲破决策系统精心设置的隔离外壳。

民众意见日渐嵌入到权力及决策系统内部，使决策过程中越来越多地渗入了民粹主义成分。决策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每个议题，都受到公共舆论过程中多种意见流的对抗和争辩的影响。一个决定做出后，有可能很快就被相反的决策替代。

在一些西方国家，民众意见在权力和决策系统中的结构化，造成权力运行和决策系统不确定性的增加。世界范围内都出现了政治风险加大的趋势。在“后真相”时代的信息政治环境下，行为、环境和观念的客观性失去了依托，被容易被情绪所左右。沟通和循环总是能够把要求对话的力量带入现场。这意味着权力随时要面对“闯入者”和诸多不确定的意外事件，随时要做出回应。同时，也刺激着更多的人采取类似的行动。

结语

在当前西方国家民粹主义兴起的背后，是深刻、剧烈和持久的社会转型。信息社会拓展了民粹主义的范围，为民粹主义运动提供了动员手段，放大了民粹主义的不满，削弱了抵挡民粹主义的社会机制。

信息技术革命以及沟通的便利为民众抗议和民众参与提供了条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突破，所有的物体都将变成“信息机器”。一方面，人们被抛入信息洪流中；另一方面，自身也在不停地生产着信息。社区、社群和沟通的信息性质导致传统上具有过滤民粹功能的组织化社区、媒体和代议制机构等传统建制出现功能性衰竭。基于此，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的常态化将是伴随信息社会转型而出现的新的政治现实。

（作者：中国文史出版社编审、副总编辑）

来源：《红旗文稿》201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