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中关于共产主义经济形态的思想阐释

《资本论》中关于共产主义经济形态的思想阐释

程恩富 段学慧

        引言

　　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这个“幽灵”自一百多年前诞生之日起，就成为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最高纲领。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从十月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欧亚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从积弱积贫的半封建半殖民国家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实践，历史的轨迹已经表明，共产主义已不再是“幽灵”，而是高高飘扬的旗帜。

　　如果说《共产党宣言》宣告了科学共产主义的诞生，那么《资本论》则标志着科学共产主义的成熟;如果说《共产党宣言》第一次系统阐述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那么《资本论》则以无懈可击、无可辩驳的经济事实和剩余价值理论论证了共产主义原理的科学性。自从有了《资本论》，共产主义就不再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简单结论，更不是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攻击的历史进步主义的简单推论，而是把唯物史观运用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中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而《资本论》正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完美结合与运用，“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从此开始，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1]

　　《资本论》是马克思一生的巅峰巨著，在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它作为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既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具体运用，又是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著作。马克思坚决拒绝像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从公平、正义等理性原则出发来批判资本主义，并在此基础上构想未来的理性王国。《资本论》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石，以剩余价值论为核心，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把对未来社会的研究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严格解剖和分析批判基础上，发现和构建了共产主义新世界。它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了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种种物质因素，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运动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必然性，赋予了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并最终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和思想武器。《资本论》不仅在对资本主义的剖析中把共产主义奠定在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而且预示了未来社会的一系列特征。然而，在《资本论》刚刚问世时，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孔德的信徒叶·瓦·德罗贝尔蒂指责马克思“只限批判地分析既成事实，而没有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2]果真如此?本文的任务就在于系统梳理《资本论》给未来社会开出了怎样的“调味单”。

　　对于从《资本论》中发掘共产主义的经济形态，一些学者从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以及共产主义的所有制、收入分配、再生产、经济管理和经济核算、人的发展、教育等方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梳理和阐述，富于启发。[3][4][5][6]但从系统性看，还没有把《资本论》中关于共产主义经济形态的完整内容展示出来。本文以《资本论》第一、二、三、四卷为蓝本，系统梳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经济形态的研究，以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运动有所启示。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词一般是作为同义词使用的，但是为了把自己的理论与当时流行的各种空想的、改良的社会主义相区别，马克思更多地用“共产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用“自由人联合体”和“共产主义”来表达他对未来社会的设想。虽然这时还没有像《哥达纲领批判》里那样明确地把未来社会分为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但《资本论》中已有关于未来社会阶段划分的思想。如，在第一卷第一章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分配制度时写道：“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7]这里所说的“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以及“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本身就包含着共产主义因发展程度不同而产生的阶段区分。

　　《资本论》把共产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来论述，指出共产主义是优于资本主义的更高一级的新的社会制度，是按照历史发展规律必然实现的先进的社会制度。当然，《资本论》中的共产主义还不是现存的社会主义，而是作为原理的共产主义。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商品、货币等范畴已不存在，这与当前我国生产力水平不高，还需要利用商品、货币等经济杠杆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有所不同。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经济形态所作的预示及其原理和方法，不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关系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命运，是极其宝贵的理论财富。

　　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转化为共产主义生产关系

　　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理解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资本主义也是这个自然历史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它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8]也不是永恒的历史阶段，它只是从小私有制向共产主义公有制的过渡阶段，这是以“铁的必然性”发挥作用的必然趋势。

　　(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对抗性质必然导致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

　　《资本论》自始至终贯穿着资本的逻辑。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经济细胞——商品开始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货币“是资本的最初表现形式”。[9]然而，“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10]也就是说，当资本家购买到劳动力商品时，货币才能转化为资本，资本才能产生。于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准确地说是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关系，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中的核心关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11]当资本进入生产过程后，资本表现为物，这些物作为资本增殖的手段进入资本家的生产消费。在生产消费过程中，资本由于消费劳动力而使自身增殖，从而获得剩余价值。所以，资本表面上是物，但实质是一种生产关系，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是资本家对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关系，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是从一开始就生产着这种对抗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

　　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运动是无休止的。作为资本人格化代表的资本家，要不断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通过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实现资本的不断增殖。资本积累“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12]“社会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13]可见，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充分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同样是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因此，“只有把资本看做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表现，才能谈资本的生产性。但是如果这样来看资本，那么这种关系的历史暂时性质就会立刻显露出来。对这种关系的一般认识是同它的继续不断的存在不相容的，这种关系本身为自己的灭亡创造了手段。”[14]

　　(二)资本主义矛盾包含着资本主义关系的解体及向社会共同占有生产条件的转化

　　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蕴藏着其必然的走向。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就在于它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但这种文明作用既始于社会关系的变革，也会终于社会关系的革命性变革，从而为未来新社会的产生创造出各种有利的因素。[15]随着剩余劳动不断转化为资本，剩余劳动的积累就越成为资本家手中的权力。资本家则以资本来量化权力，以公司或国家的形式，共同支配整个社会、控制社会生产。随着资本权力的增长，社会生产条件与实际生产者之间的分离越是增长，资本越是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来控制整个社会生产秩序、统治整个社会。这种权力作为物，作为资本家通过这种物取得的权力，与社会相对立。资本主义积累的对抗性质，使资本主义生产从一开始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巩固，发展成为创造和积累它自身矛盾的手段。“由资本形成的一般的社会权利和资本家个人对这些社会生产条件拥有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发展得越来越尖锐，并且包含着这种关系的解体，因为它同时包含着生产条件向一般的、共同的、社会的生产条件的转化。这种转化是由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发展和实现这种发展的方式所决定的。”[16]当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得不相适应时，共产主义新社会的“一些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必然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胎胞里孕育、成熟，并成为“炸毁这个社会的地雷”。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这种由榨取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堆砌而成的资本的社会权力，并将这种社会权力由劳动者共同拥有和支配。生产条件不再由部分私人所有，而是全社会共同所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不再为私人资本积累，而是作为社会的公共积累，作为历史关系的资产阶级对抗性生产关系将必然导致没有阶级对抗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

　　(三)代替自由竞争的垄断为整个社会剥夺资本家做好了准备

　　资本主义内在竞争规律使生产越来越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这种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引起的垄断，最初是“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进而将为整个社会剥夺资本家做好准备。马克思在1860年代就看到了这种曙光。“在英国，在这个构成整个化学工业的基础的部门，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并且已经最令人鼓舞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17]“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运用于技术方面，土地被日益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有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18]“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9]事实正是如此，从19世纪20年代自由竞争的英国首次爆发经济危机、5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首次爆发世界性经济危机，一直到90年代末基本形成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激化，导致苏联和欧亚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并表明资本主义的外壳已被炸毁、私有制丧钟已经敲响、剥夺者已被剥夺。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最终目标都是要在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重建部分消费品的个人所有制。至于苏东欧国家剧变，那只是社会主义波浪式发展的一种曲折性。

　　(四)资本主义是直接处于实行自觉改造的共产主义社会以前的历史时期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一开始就与劳动条件相异化;从生产的结果看，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随着劳动对资本从形式上的隶属转变为实际隶属，工人越来越成为局部工人，“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20]“在这个直接处于人类社会实行自觉改造以前的历史时期，实际上只是用最大限度地浪费个人发展的办法，来保证和实现人类本身的发展。”[21]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反复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劳动作为劳动的“极端的异化形式”，必然会过渡到自己反面的自主性“联合活动”。随着劳动异化的不断强化，它自身不断地创造和积累解决自身矛盾的条件和力量，这也就意味着，只有到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阶段，“解放”一词才具有了实际的社会意义，人类解放才具有直接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建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才能最终消灭异化，才能实现“人是人的最高本质”[22]的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后资本主义与前共产主义之间的一个历史时期，是逐步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理想和目标的过渡社会形态。

　　(五)资本主义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化是一个长期而困难的过程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3]“以个人自己劳动力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公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24]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25]

　　当今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是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竞争和私人垄断的资本主义过渡到国家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以来，通过一定程度的经济“计划化”和国有化，采取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这些措施的实施，一方面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有能够容纳生产力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表明国家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正在为共产主义准备经济基础。2007年发生于美国并席卷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再次说明，“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26]资本主义不是近现代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竭力维护的那个永恒的美好社会。由公入私易、由私入公难，其根源在于剥削阶级的反抗和人性的自私性。但随着科技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无产阶级的有效斗争和人性的利他性，必然促使资本主义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化在曲折和反复中最终成功。

　　二、共产主义是由资本主义过渡而来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

　　(一)关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会出现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大社会形态，其中，每个国家和地区不一定都会经历完整和充分发展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但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则是整个人类社会时间最长的必经社会，剥削社会只是短暂的历史制度，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与特殊相统一的客观规律。根据这一规律，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只是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演变的一个过渡形态。因而马克思指出，“自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被认为是历史的以来，那种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看做生产的自然规律的谬论就宣告破产了，并且开辟了新社会的远景，开辟了新的经济形态的远景。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只构成向这个形态的过渡。”[27]

　　那么，是不是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必须依次经过五种形态呢?马克思曾设想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而事实却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首先进入社会主义，而是俄国等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率先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出现错误?当然不是。其一，唯物史观讲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总趋势，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并不排除不同国家、民族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以及某个发展阶段和发展程度上的跳跃性。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的1881年，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就预言，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由于土地公社所有制的存在，“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28]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其二，俄国农村公社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29]在“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背景下，直接进入社会主义。

　　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过渡的思想，第一，不管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什么样的道路，但最终走向共产主义是全人类共同的目标和归宿。第二，每个国家和民族都可以通过扬弃同时代别的国家或民族制度的优缺点，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甚至走跨越式发展道路。也就是说，像中国这样跨越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的，相反，它们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扬弃的结果。鸦片战争以后的旧中国，长期属于半殖民地与半宗主国、半封建与半资本主义并存的社会，在饱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发展了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新中国在与全球资本主义共处一个时代的同时，可以通过改革开放，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并抛弃资本主义的弊端，如生产的盲目性、两极化、经济危机等等，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为逐步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和生产关系。因此，那种认为中国没有经历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而需要补资本主义的课，并借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机，企图走私有化或民营化道路的想法和做法，都不符合唯物史观和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客观规律。

　　(二)资本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有利于共产主义新形态各种要素的创造

　　从近现代私人资本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看，它不顾劳动力的生理界限和社会道德底线，无疑是残酷的、野蛮的、不人道的。然而，“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30]

　　1.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的变化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空间。“资本一方面会导致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现象将会消灭;另一方面，这个阶段又会为这样一些关系创造出物质手段和萌芽，这些关系在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内，使这种剩余劳动能够同物质劳动一般所占用的时间的更大的节制结合在一起。”[31]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凭借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靠牺牲工人的休息、娱乐、学习和发展的时间，而使自己成为不劳动的阶级。“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32]“使他们能够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有较多的衣服、家具等消费基金，并且积蓄一小笔货币准备金。但是，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33]同样“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34]但是，资本主义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在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的情况下，以榨取绝对剩余价值为主要方式，绝对延长工作日从而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的剥削方式会遭到工人的反对。于是，通过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获得相对剩余价值成为剥削的主要途径。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作日不断缩短，工人用于自由发展的时间增多，工作日之外的自我发展不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劳动者可以利用工作日之外的时间发展多种技能，从而逐步摆脱“局部工人”对资本的依附关系。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剥削方式的变化，孕育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因素，同时为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不断扩大和有组织的社会化大生产创造了条件。当社会财富扩大到一定程度，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自由王国”就到来了。

　　2.资本主义社会的合作工厂和股份公司是由资本主义转化为共产主义的过渡形式。机器大工业这种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必须以工厂(企业)的方式进行。资本主义企业最初主要采取个人出资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形式。19世纪中叶第一次科技革命的完成，大大提高了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生产社会化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也进一步深化。于是，在工厂制度的基础上，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合作工厂和股份制企业产生了。

　　合作工厂是工人为了摆脱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失业和被雇佣地位，由劳动者出资、自愿结合劳动而形成的一种企业形式。资本主义的合作工厂，“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自己的劳动增殖”。[35]但是，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它把资本的联合与劳动的联合结合起来，节约了监督劳动的费用，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监督劳动的对立性质消失了，因为经理由工人支付报酬，他不再代表资本而同工人相对立这种形式。”“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36]因此，马克思把合作工厂称为“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和“积极扬弃”，并且从来没有怀疑过它是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形式和中间环节。“合作工厂同资本无关，就象这个形式本身一旦把资本主义的外壳炸毁，就同资本完全无关一样。”[37]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合作企业有着较广泛的发展，但不可能成为主体生产方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合作制依然是适应现阶段生产力的企业组织形式。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充分利用供销合作联合社、联社加工厂、手工业合作社等合作工厂以及农业合作社形式发展生产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利用集体积累和银行贷款等途径发展了一批合作工厂，后来在企业改革中，把原来的一部分小型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改造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提高了企业活力。在当前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贵州塘约合作模式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合作经营模式，也应大有作为。

　　“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做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38]股份制的出现带来了企业组织形式和资本组织形式的新变化。股份制使单个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单个私有者的企业转变成社会的企业，私人资本取得了社会资本(即社会集资)的形式，并与私人资本相对立，使资本增殖的职能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劳动也已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在更大规模上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股份制企业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它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对资本主义私人产业的消极扬弃。然而，股份制客观上为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准备着条件。“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要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相互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一方面，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39]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条件下，可以利用股份制形式，增强公私资本的积极性和流动性，提高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但绝不可以妄断股份制就是公有制。股份制企业的性质是由控股权决定的。在当前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时，要坚持公有主体型的产权原则，确保公有资本的控制权，这样才能扩大和巩固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40]

　　3.信用和银行制度是向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有力杠杆。“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信用制度，合作工厂也不可能发展起来。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同样，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国家规模逐渐扩大合作企业的手段。”[41]资本的社会性质只是在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有了充分发展时，才会表现出来并完全实现。首先，“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把社会上一切可用的、甚至可能的、尚未积极发挥作用的资本交给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支配，以致这个资本的贷放者和使用者，都不是这个资本的所有者和生产者。”[42]其次，银行制度(信用制度)缩短了从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的过程，加速了消费，调节了生产资本的分配，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再次，“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向联合起来劳动的生产方式过渡时，信用制度会作为有力的杠杆发生作用。”[43]信用加速了资本的集中和资本的联合，不仅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崭新的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而且为社会主义生产准备了合作工厂和股份公司这种社会化生产的组织形式。“银行制度造成了社会范围的公共簿记和生产资料的公共的分配形式。”[44]合作工厂、股份公司以及银行制度所造成的公共分配的形式，尽管它们只是形式而已(实质上是私人的)，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会被赋予社会主义的意义”。

　　在马克思看来，商品货币关系和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信用制度的基础。“只要当生产资料不再转化为资本，信用本身就不会再有什么意义。”[45]也就是说，在共产主义社会，信用制度会消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发达的商品经济形式，虽然建立在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基础上，但私有制经济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商品货币关系还存在，因而信用还大有作为。但必须注意到，信用是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愈来愈减少;另一方面又是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46]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一方面要通过发展信用制度，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加大金融监管力度，坚持信用工具适度创新的原则，限制信用在虚拟经济中的作用，预防脱实向虚、信用欺诈和金融危机等。

　　三、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

　　(一)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是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社会生产力

　　根据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决定性因素，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充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与较低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共产主义公有制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相适应。因此，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是共产主义建立的物质基础和根本条件。只有把共产主义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才能为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提供可靠保证。那时，无论是人们的物质生活，还是人们的精神生活，都能得到充分满足;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才能最大限度地得到提高，自然资源才能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人与自然才能和谐相处，人类才能成为真正的自然界的主人。

　　(二)以发展生产力为己任的资本不自觉地为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物质条件

　　“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从空中，又不是从自己产生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下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47]同样，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是在资本主义的胎胞里孕育发展起来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它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48]其根本动力来自于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自觉不自觉地为一个更高级的生产形式创造物质条件。”[49]“他(指资本家——作者注)狂热地追求价值的增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50]从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的发明到电力的广泛利用，从电子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到绿色工业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经历的四次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一旦提高到资本主义的外壳所不能包容的程度，就必须通过生产、占有和交换方式同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来解决。哪里有资本主义生产，哪里就有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就有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客观要求。当今世界，美国的生产力发展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需要公有制，否则就要通过美元霸权和贸易战等不良政策来维持生产力的缓慢发展;欧盟便是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而在资本主义框架内的区域紧密合作。

　　(三)劳动者重新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要在资本创造的物质基础上通过革命来实现

　　虽然以发展生产力为己任的资本主义为共产主义的到来准备了物质前提，已经具备了实现公有制的基础，但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实现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当然，一般说来以资本主义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能够发生革命的必要高度为前提)。

　　马克思不仅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而且指出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创社会主义新纪元的伟大历史使命，只能由无产阶级来担当。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仅“不自觉地为一个更高级的生产形式创造物质条件”，而且为自身的灭亡准备好了掘墓人——无产阶级。正如英国著名哲学家特里·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中所说，资本主义的最大贡献之一便是为了自身利益培养了无产阶级，然而无产阶级却反过来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哪里有资本主义生产，哪里就有产业工人，就有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观力量。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成长起来的最进步、最有远见和最具有发展前途的阶级，肩负着解放全人类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革命，暴力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劳动和所有权(后者应理解为对于生产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破裂和对立就成为必要的了，这种破裂的最极端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下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同时会得到最有利的发展)就是资本的形式。原有的统一的恢复，只有在资本创造的物质基础上，并且只有通过工人阶级和整个社会在这个创造过程中经历的革命，才有可能实现。”[51]空想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社会主义等，主张资本主义自动进入社会主义的自发性和平稳过渡，纯属幻想。纵观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都是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胜利。这一革命形式或手段包括直接暴力或以暴力为后盾的议会斗争和街头政治等一切灵活有效行为。当今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经济条件早已成熟，关键在于是否具有高水平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这一主观条件。

　　四、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所有制及生产目的

　　(一)共产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归共同所有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52]《资本论》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原理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从多个角度论证了共产主义社会实行公有制的必然性。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表现为两种形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和个别企业生产的有计划性、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其根源是资本主义私有制。首先，资产阶级主要通过暴力手段掠夺小生产者，建立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小生产者成为一无所有的劳动力商品，成为资本的雇佣者。资本家通过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和资本积累，使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命运在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改变。要改变无产阶级的命运，就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其次，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有计划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无计划性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尽管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后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指导功能，表现为大规模地将邮政、电报和铁路等部分收归国家，但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制没有动摇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主体地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各种危机依然不可避免，贫富对立依然存在甚至激化。因此，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从根本上消灭工人阶级受压迫、受剥削的根源。

　　虽然国家所有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但却表明了解决这一矛盾的线索：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并在此基础上实行有计划的生产将是生产力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产物。如果说“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那么“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53]这个在否定的否定基础上建立的公有制，是通过剥夺剥夺者来实现的。

　　通过对剥夺者的合理剥夺，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建立起未来“自由人联合体”的经济基础。既然生产资料成为联合起来的劳动者的共同财产，那么他们的产品自然也成为共同的产品。“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在那里，鲁滨逊的劳动的一切规定又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鲁滨逊的一切产品只是他个人的产品，因而直接是他的使用物品，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54]只有在自由人联合体中，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神秘性才能消失，人与人之间和人与物之间关系的物化性质、资本对人的统治才能变成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劳动条件和实际日常生活条件，在人们面前才直接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以物质生产和它所包含的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生活，才表现为自由结合、自觉活动且控制自己的社会运动的人们的产物，人才能彻底得到解放。

　　(二)共产主义社会作为生产条件所有者的工人，使社会化的生产从属于自己

　　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和生产资料一样都是资本家的生产条件。不仅如此，工人作为主观的生产条件，与生产资料这个客观条件相对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极力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辩护，为资本雇佣劳动辩护。在他们看来，“如果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不具有成为资本的属性，如果构成劳动条件的劳动产品不消费劳动本身，如果过去劳动不消费活劳动，如果这些物属于工人而不属于自己本身或受委托的资本家，那么，这些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就不会作为生产的客观条件起作用。”[55]

　　首先，在资本主义社会，机器代替手工工具是革命性进步，但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却强化了工场手工业的旧式分工，使雇佣工人成为机器的附属物，使雇佣工人对资本的隶属从形式上转化为实际上的隶属。所以，机器的使用从资本家主观角度来看，它只是榨取剩余价值的手段和条件。而在共产主义社会，机器作为劳动者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是增加物质财富的生产、节省社会劳动、减轻工人劳动强度、缩短劳动时间、增加休闲、提高工人精神文化生活的手段。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当机器的价值小于所替代的劳动力的价值时，资本家才会使用机器。“只有在工人必须为他们的雇主增加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的情况下才能被工人所使用。是这些生产资料使用他们工人”，而不是“工人作为主体使用生产资料这个客体。”而“在共产主义社会，机器的作用范围将和在资产阶级社会完全不同。”[56]“工人是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就是说生产条件属于社会化的工人，工人作为社会化的工人进行生产，并把他们自己的生产作为社会化的生产从属于自己。”[57]如果生产过程可能会对工人的身体造成危害或劳动强度太大，即使采用机器比使用人更贵，也要采用机器，即消除了采用机器的资本主义限制。

　　其次，劳动力同样作为资本家生产的条件，被资本家占有和使用，从而使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取得了与普通商品不同的特点。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不仅是价值的源泉，而且是剩余价值的源泉。他们的劳动不属于自己，属于资本家。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工人不再是被雇佣，不再作为资本家的客体，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而且是自己的主人，“工人作为主体使用生产资料这个客体来为自己生产财富”，“能够为自己而生产，他们就会很快地，并且不费很大力量地把资本提到(用庸俗经济学家的话来说)他们自己的需要的水平。”[58]只有当劳动者成为生产的主体来使用生产资料，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工人劳动的积极性，劳动才能成为第一需要。这时，资本家强加的纪律在工人为自己的利益而劳动的社会状态(共产主义社会)中就成为多余的了。

　　最后，在资本主义社会旧的分工条件下，劳动者与生产条件相异化，劳动与劳动成果相异化，劳动者与自己相异化，产生人对物的依赖，人们奴隶般地服从于旧的分工，劳动只是谋生的手段。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消灭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固定且强迫的分工”——旧的分工，才能建立起“自愿而全面发展的分工”——新的分工。马克思要消灭的分工不是分工本身，而是分工的私有制属性和阶级对抗性;消灭的并不是生产力维度的“分工”，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维度的“分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认为，如果劳动条件不属于资本家，如果劳动条件作为客观条件不消费劳动者，分工就会消失。显然，这是把生产力维度的分工与生产关系维度的分工混为一谈，目的是为私有制及其剥削辩护。

　　五、共产主义社会的产品生产和交换

　　(一)没有商品生产的共产主义物质生产过程是直接明了的

　　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就其占支配地位的劳动交换方式而言，依次经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种形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生产者个人、家庭或生产单位的需要，劳动在一个封闭系统中进行，不具有社会化特征，因而不存在劳动的交换。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都是社会化劳动，都是给社会生产使用价值或财富。不同之处是：商品经济需要通过市场交换私人劳动，才能转化为社会劳动，劳动交换是通过商品交换或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的;而产品经济条件下劳动直接成为社会劳动，产品不需要采取商品形式，劳动的交换不需要通过商品交换，而是通过计划调节来实现的。劳动交换方式的更替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自然经济与低下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产品经济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相适应，商品经济处于由自然经济到产品经济的中间阶段，是生产力既有一定发展、又没有达到高度发达的阶段，是为未来社会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准备条件的阶段。

　　商品经济的神秘性以各种形式的拜物教表现出来，就是因为商品经济条件下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存在矛盾。《资本论》第一篇对商品和商品经济的一般分析表明，生产商品的劳动首先表现为私人劳动，私人劳动生产“社会使用价值”，而不是为自己生产使用价值。私人生产者之间必须通过商品交换，才能把具体劳动转化为抽象劳动，把使用价值转化为价值，私人劳动才能转化为社会劳动。也就是说，商品交换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商品交换表面上是交换商品，其实质是商品生产者之间劳动的交换，体现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生产关系。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却被物的关系所掩盖，表现为商品拜物教。当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货币成为价值形式的完成形态，成为价值的代表，成为社会劳动的直接化身，成为“物的神经”和财富的“绝对社会形式”，于是出现了货币拜物教。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自行增殖”的魔力产生了资本拜物教，并衍生出利息拜物教、地租拜物教。各种形式的拜物教，都是以物的外在形式掩盖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其根源于劳动产品采取商品形式和商品生产的私人性质，具有客观属性和主观表现的双重性质，体现的生产关系复杂且会颠倒地表现出来。

　　要消灭社会物质关系的神秘性或拜物教性质，消灭物对人的控制，就必须消灭商品本身以及由此派生的货币、资本关系，消灭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代之以共产主义的产品经济，从而使生产关系简单明了。“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59]“在那里，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60]产品经济条件下，劳动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不存在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劳动的交换不需要通过市场，不需要采取商品、货币形式，“人们在其社会生产中的关系就不表现为‘物’的‘价值’”，[61]“货币资本所引起的交易上的伪装也会消失”。那时，各种拜物教及观念将成为历史，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将随之消除。可以看出，马克思立足对资本这一核心范畴的分析，通过“资本内在否定性”这个手术刀，科学地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解剖，正确阐释和体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正在发生的向其对立面的转化——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成过程，从而为那个尚未充分实现的、以潜在形成存在于旧世界之中的新世界“助产”。[62]

　　资本主义经济作为发达的社会化商品经济，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或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虽然生产社会使用价值，但其目的是生产剩余价值，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而共产主义消耗劳动的生产目的不是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而是生产使用价值，生产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因此，“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生产由联合体代替以后，产品的价值还依旧不变，却是错误的。”[63]当然，在共产主义社会，随着劳动产品商品性质的消失，价值概念也就消失了。于是，“在社会公有的生产中，货币资本不再存在了。社会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生产者也许会得到纸的凭证，以此从社会的消费品储备中，取走一个与他们的劳动时间相当的量。这些凭证不是货币。它们是不流通的。”[64]货币消失后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代之以“劳动券”这种纸的凭证，作为衡量劳动量多少的依据，作为劳动者与他人进行劳动交换、获取消费资料的依据，即成为按劳取酬的表现形式和途径，这比市场化按资分配和按生产要素产权分配要简单明了得多。

　　(二)共产主义通过有计划地控制生产过剩，来满足社会再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物质资料

　　当货币成为交换的媒介以后，买卖在时间和空间上相分离。卖了不立即买或买了不立即卖，就会造成买卖的不平衡或供求失衡。这种不平衡在小商品经济条件下，不会给经济带来经济危机似的剧烈震荡，而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或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商品经济，货币的“独特作用”潜藏着给经济带来剧烈震荡的可能性。货币使年产品的正常交易变成一种单方面的交易，即“一方面是大量的单纯的买，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单纯的卖”，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要求“单方面的买的价值额要和单方面的卖的价值额互相抵消”，[65]但资本主义市场调节的自发作用，却往往使买和卖不能抵消。“就象简单的商品流通不是单纯的产品交换一样，年商品产品的交换也不能分解为它的不同组成部分的单纯的、直接的互相交换。货币在其中起一种独特的作用，这种作用尤其在固定资产价值再生产的方式上表现出来。(假如生产是公有的生产，不具有商品生产的形式，情况又会有哪些不同，这是以后研究的问题。)”[66]寿命已经完结因而要用实物补偿的那一部分固定资本的数量大小，是逐年不同的。如果在某一年数量很大，那在下一年就一定很小，因此，生产资料的生产总额在一个场合则必然减少。社会再生产中固定资本补偿中的不平衡性，需要用不断的相对的生产过剩来补救，即一方面要生产出超过直接需要的一定固定资本;另一方面，特别是原料等等的储备也要超过每年的直接需要(这一点特别适用于生活资料)。社会再生产中固定资产补偿所需要的生产过剩的调节方式，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下是不同的。在共产主义社会，“这种生产过剩等于社会对它本身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物质资料的控制。”[67] “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这种生产过剩却是无政府状态的一个要素。”[68]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优越性，加强国家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多种调控，通过建立再生产的风险调节基金，解决固定资产补偿中可能出现的社会再生产的不平衡问题。[69]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出现过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不过，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以后，应防止西方国家危机的影响和转嫁，预防各种风险和危机。

　　六、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计划和比例

　　(一)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共产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

　　按比例发展规律的经典表述是马克思在1868年给库格曼的信中明确提出来的：“要想得到与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70]其实，《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专门阐述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始终贯穿着按比例发展规律的描述。[71]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和消费的有计划性与全社会生产与消费的盲目性，在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下，以经济波动并最终以危机的方式实现生产与消费的平衡。资本主义无法自觉地遵从按比例发展规律，“全部生产的联系是作为盲目的规律强加于生产当事人。”[72]这种盲目地受价值规律的强制作用实现的经济活动的比例关系，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只有在生产受到社会实际的预定的控制的地方，社会才会在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时间的数量，和要由这种物品来满足社会需要的规模之间，建立起联系。”[73]自由人联合体的生产和消费“是作为由他们的集体的理性所把握，从而受他们支配的规律来使生产过程服从于他们的共同的控制”，[74]这种生产规模和社会需要的规模之间的比例关系，是通过“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75]

　　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被奉为“一只看不见万能的手”，并被庸俗经济学奉为原教旨。马克思在批判马尔萨斯和萨伊为“万能的手”的辩护时说，他们假定“(1)是资本主义生产，其中每一个别行业的生产以及这种生产的增加，都不是直接由社会需要调节，由社会需要控制，而是由各个资本家离开社会需要而支配的生产力调节;(2)尽管如此，生产却是这样按比例地进行，好像资本直接由社会根据其需要使用于各个不同的行业。”恰恰是“假定资本主义生产完全是社会主义的生产，那么，实际上就不会发生生产过剩。”[76]这实际上证明了社会主义生产直接由社会需要调节和控制并按比例进行，从而不会发生全社会生产过剩的优越性。

　　资本主义生产也有人为的控制，这种控制是资本家集团为了利润的需要而进行的局部、短期控制。如，当原料价格昂贵而直接影响资本家利润率时，产业资本家就联合起来，组成协会来调节生产。资本家的这些刺激目的一旦达到，他们就会重新让“价格”去调节供给。这种控制其实是资本家集团之间的“短期价格协定”，目的是使资本家的利润不受损，不可能圆满地实现社会生产与需要之间的平衡。“一切企图对原料生产进行共同的、果断的和有预见的控制——这种控制整个说来是和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根本不相容的，因而始终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或者只是在面临巨大危险和走投无路时例外采取的一种共同步骤——的想法，都要让位给供求将会互相调节的信仰。”[77]

　　马克思的分析表明，按比例规律是一切社会共有的经济规律，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主体的社会化商品经济依靠市场的盲目调节，无法自觉实现按比例发展;只有建立公有制，实行计划调节，才能自觉地实现按比例发展。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国家调节规律或计划调节规律与市场调节规律相结合，才能形成功能上良性互补、效应上协同的有机整体，来实现按比例发展。[78]当今，萨缪尔森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继续为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粉饰，并断言市场制度并不是一个混乱和无政府的制度，而是具有一定的秩序。在他们看来，市场经济天然地是一架精巧的机构，能够通过一系列的价格和市场，无意识地协调着人们的经济活动。显然，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无限夸大了市场的作用，其目的在于消减计划和政府的调控作用。

　　(二)生产的计划调节和簿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开辟了广阔道路

　　不管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还是未来的产品经济，劳动生产率的衡量标准是一样的，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以单位商品加入的劳动量较少为标志。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但社会生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价值决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分配。”[79]共产主义社会，价值作为历史范畴已经消失，但是作为价值实体的劳动量，依然作为计划调节的内容，也就是说价值依然在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意义上存在。未来社会有计划地分配劳动时间，克服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对社会劳动的浪费，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开辟了广阔道路。与生产的计划性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适应，“簿记，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重要。”[80]簿记作为计划执行的手段和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及观念总结，对公有生产比资本主义的私人生产更为必要。“过程越是按社会的规模进行，越是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作为对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的簿记就越是必要;因此，簿记对资本主义生产，比对手工业和农民的分散生产更为必要，对公有生产，比对资本主义生产更为必要。但是，簿记的费用随着生产的积聚而减少，簿记越是转化为社会的簿记，这种费用也就越少。”[81]

　　(三)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调节经济发展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资本论》研究的对象是人与人的生产关系，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贯穿始终的。因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82]是“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83]正是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发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一旦发展起来，就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巨大的反作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贪婪导致资本对自然的无节制的开发和利用，引起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生态环境危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实就是资本同自然的关系，背后是人与人的关系。资本主义生态环境危机实质上是由于资本对自然的疯狂占有和掠夺所引起的资本同自然之间关系的恶化。因此，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较快地使人和自然的关系得到健康和谐的发展。“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84]那时，不仅解决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而且也解决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异化。二百多年的工业文明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取得巨大社会进步的同时，全球范围内的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生态退化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日趋恶化。第四次工业革命——绿色工业革命已经到来，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资本全球化，能够较快实现全球的绿色革命吗?无疑，在这一进程中，需要各国和国际社会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人与自然才能达到最大的统一。我国自实行市场经济以来，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严重，马克思的分析给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指导原则：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加大国家调节或计划调节的力度。

《资本论》关于共产主义经济形态的思想，贯穿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和批判之中，因而贯穿于《资本论》的始终。《资本论》中关于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生产资料所有制、产品生产和交换方式、经济计划和按比例发展等思想已在《< 资本论>中关于共产主义经济形态的思想阐释（上）》[参见《经济纵横》2017年第4期。]一文中做了详细阐述。本文作为上文的续篇，继续研究共产主义的再生产、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共产主义的各种基金、分配制度、农业和土地制度、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教育和人的发展等内容。通过上篇和下篇的系统梳理，以反映《资本论》中的共产主义经济思想，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有所启发。

七、共产主义社会的再生产

（一）共产主义社会的总产品仍然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将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社会总产品的实物形态分为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其价值构成为c、v、m，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社会总资本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一般条件。马克思对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进行的一般考察或理论抽象所揭示的社会再生产规律，目的是为了说明：第一，任何社会的生产都要按比例进行。第二，社会再生产要顺利进行，不仅两大部类之间即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费资料的生产需要保持平衡，而且各部类内部各产业之间、各产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生产也要保持平衡，即供给与需求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第三，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受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目的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无秩序状态，无法实现社会生产的按比例进行。要实现社会生产的按比例进行，必须首先消灭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私有制根源，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然后对生产进行有计划的调节。

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总产品仍然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类。“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1]马克思在这里指出了未来社会总产品是属于社会的，属于联合体全体成员的。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再生产不再是盲目的，人们可以计算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假定国民跟全体资本家有所不同，国民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把价值同价值这样相比：国民可以计算用于补偿消费了的不变资本部分和加入个人消费的产品部分的全部劳动时间，以及花在创造用来扩大再生产规模的余额上的劳动时间。”[2]不表现为商品价值的劳动时间的直接计算，保证了社会劳动在可控的条件下按比例地分配到再生产的各个环节，这在日益先进的计算机和大数据时代，更容易较精确地实现。

（二）社会公共生产的第Ⅰ部类某些产品需要在本部类内交换

马克思在分析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时曾不止一次指出，当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一旦废除，在社会公有的生产基础上，他所阐明的再生产理论仍将适用，共产主义社会产品的实现也存在社会总产品在两大部类内部和外部进行交换的需要和运动。马克思在分析第Ⅰ部类的不变资本时指出：“如果生产是社会公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那么很明显，为了进行再生产，第Ⅰ部类的这些产品同样会不断地再作为生产资料在这个部类的各个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分配，一部分直接留在这些产品的生产部门，另一部分则转入其他生产场所，因此，在这个部类的不同生产场所之间发生一种不断往返的运动。”[3]同样，第Ⅱ部类生产的生活资料也需要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分配，一部分供这些生活资料的生产部门的劳动者消费，另一部分则转给其他生产部门的消费者消费。

（三）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一旦废除，固定资本更新和物质储备要由相对过剩来补偿

共产主义社会再生产也必须有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用于补偿消耗掉的劳动条件。工人“他自己也必须用总产品的一部分补偿这些劳动条件，以便按原有的规模继续再生产或者扩大再生产（而后者由于人口的自然增长也是必需的）”。[4]因为共产主义社会依然存在固定资本更新和物质储备的需要，必须有剩余产品对其进行补偿准备，也就是要有必要的生产过剩。“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一旦废除，问题就归结如下：寿命已经完结因而要用实物补偿的那部分固定资本（这里是指在消费资料生产中执行职能的固定资本）的数量大小，是逐年不同的。如果在某一年数量很大（像人一样，超过平均死亡率），那在下一年就一定会很小。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消费资料年生产所需的原料、半成品和辅助材料的数量不会因此减少；因此，生产资料的生产总额在一个场合必须增加，在另一个场合必须减少。这种情况，只有用不断的相对的生产过剩来补救；一方面要生产出超过直接需要的一定量固定资本；另一方面，特别是原料等等的储备也要超过每年的直接需要（这一点特别适用于生活资料）。这种生产过剩等于社会对它本身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物质资料的控制。”[5]保持整个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首先，必须保证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优先增长的剩余部分，一方面用于补偿固定资本更新，另一方面用于物质储备以预防各种意外和风险。其次，生活资料的生产也要有相对过剩，以满足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的再生产以及各种风险的预防。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过剩与资本主义不同，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是由私有制的生产无政府状态造成的，是相对于劳动人民购买力的普遍过剩。而共产主义的生产过剩是根据社会客观需要而有计划、有控制的后备性过剩或剩余。

（四）在公有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也要注意生产周期不同的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

社会生产由于“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不同、生产周期不同，“有些事业在较长时间内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在这个时间内不提供任何有效用的产品；而另一些生产部门不仅在一年间不断地或者多次地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且也提供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在社会公有的生产的基础上，必须确定前者按什么规模进行，才不致有损于后者。在社会公有的生产中，和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中一样。在劳动期间较短的生产部门，工人将照旧只在较短时间内取走产品而不提供产品；在劳动期间长的生产部门，则在提供产品之前，在较长时间内不断取走产品。因此，这种情况是由各该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造成的，而不是由这个过程的社会形式造成的。”[6]也就是说，不仅共产主义生产，而是所有社会生产，都要注意生产规模大的长期投资与生产规模小的短期投资之间的比例关系。对那些生产周期长的部门，“如铁路建设，在一年或一年以上的较长时间内不提供任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提供任何有用效果，但会从全年总生产中取走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7]“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可能并且必然会不断发生巨大的紊乱。”[8]在共产主义社会，“社会必须预先计算好，能把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在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而不致受任何损害。”[9]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依然要遵循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尤其是共产主义再生产的思想，保持经济总量平衡和经济结构平衡，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和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关系。对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和长远性的大投资项目，政府要在财力、物力许可的条件下有计划地实施，确保经济建设过程中的战略重点，为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八、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

（一）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是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为了说明剩余价值的来源，把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相应地，工作时间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两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是资本主义的特殊范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七篇“各种收入及其源泉”中对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是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马克思分析指出：“当然，如果我们把工资归结为它的一般基础，也就是说，归结为工人本人劳动产品中加入工人个人消费的部分；如果我们把这个部分从资本主义的限制下解放出来，把它扩大到一方面为社会现有的生产力（也就是工人的劳动作为现实的社会劳动所具有的社会生产力）所许可，另一方面为个性的充分发展所必要的消费的范围；如果我们再把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缩小到社会现有生产条件下一方面为了形成保险基金和准备金，另一方面为了按社会需要所决定的程度来不断扩大再生产所必要的限度；最后如果我们把那些有劳动能力的人必须为社会上还不能劳动或已经不能劳动的成员而不断进行的劳动，包括到1.必要劳动和2.剩余劳动中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工资和剩余价值，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去掉，那么，剩下的就不再是这几种形式，而只是它们的为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10]“在任何社会生产（例如，自然形成的印度公社，或秘鲁人的较多是人为发展的共产主义）中，总是能够区分出劳动的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的产品直接由生产者及其家属用于个人的消费，另一个部分即始终是剩余劳动的那个部分的产品，总是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而不问这种剩余产品怎样分配，也不问谁执行这种社会需要的代表的职能；在这里我们撇开用于生产消费的部分不说。”[11]

（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了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之间的对抗性矛盾

虽然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是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但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所采取的不同的社会形式，则反映着不同的生产关系。剩余劳动归劳动条件的所有者占有。在阶级社会，广大劳动阶级投身于物质生产活动，以他们的剩余劳动使社会上少数人从必要劳动中解脱出来。这部分少数人，不仅不从事必要劳动，而且占有劳动阶级的剩余劳动。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同奴隶主、封建地主一样，都是占有剩余劳动的剥削者。不同之处在于，资本家通过占有剩余价值表现出来的财富来占有剩余劳动。资本家将雇佣工人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一起混合在工作日中，因而对剩余劳动的剥削与以往的剥削相比，不是赤裸裸的，而是具有隐蔽性和无限性。可见，资本主义社会作为最后一个阶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二者是对立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分析，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条件归劳动者共同所有，剩余劳动自然归劳动者共同占有，进而消除了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一切为养活不劳动的人而从事的劳动都会消失。”[12]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只有为资本家生产或带来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相反，在共产主义社会，只有创造和占有剩余劳动的工人的劳动才是真正意义的生产劳动。[ 马克思指出：“假定不存在任何资本，而工人自己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即他创造的价值超过他消费的价值的余额。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说，这种工人的劳动是真正生产的，也就是，它创造新价值。”（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43页）]共产主义社会剩余劳动存在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剩余劳动是为社会创造新财富的劳动，另一方面还需要“为那些由于年龄关系还不能参加生产或者已不能参加生产的人而从事的剩余劳动”。那时，必要劳动时间被缩减到最低限度。但“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13]

在共产主义社会，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划分的内涵与资本主义不同。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消灭，所有劳动都直接成为社会劳动，剩余劳动的阶级属性消失；另一方面，“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将会列入必要劳动”的范围，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的界限逐渐消失，从而把工作时间限制在必要劳动上。于是，必要劳动的范围扩大了，它不仅要生产劳动者自己不断扩大的生活需求，而且要为那些由于年龄关系还不能参加生产或已不能参加生产的人从事剩余劳动，即为社会生产准备金和积累基金[ 马克思指出：“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形式，才允许把工作日限制在必要劳动上。但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必要劳动将会扩大自己的范围。一方面，是因为工人的生活条件日益丰富，他们的生活需求日益增长。另一方面，是因为现在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将会列入必要劳动，即形成社会准备基金和社会积累基金所必要的劳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78页）]。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的活劳动依然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的存在，要求我们必须厘清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性质与归属。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的剩余价值归国家所有，即国有资本获取“国有剩余价值”；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剩余价值归集体所有，即集体资本获取“集体剩余价值”；而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剩余价值归私人资本所有，即私人资本获取“私人剩余价值”，带有明显的剥削性质。这就要求我们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提高公有制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对非公有制经济严格坚持“鼓励、支持和引导”的方针。尤其要在“引导”上下功夫，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合法合理”地获取剩余价值，限制其一切为追求剩余价值而无视劳动者利益和损害社会利益的行为。

与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相对应，社会主义阶段劳动者活劳动的产品也分为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其中，必要产品用于劳动者及其家属的生活需要，剩余产品用于扩大再生产和储备，以及国家党政管理、国防等某些非生产部门劳动者及其家属的生活需要和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需要等。这就要求我们要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过高的积累率在短期会促进生产增长，但从长期看，却牺牲了生产增长的后劲即消费。

不劳动的剥削阶级占有劳动阶级的剩余劳动，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是生产力不够发达的结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意味着剥削在一定范围还存在，也意味着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任务。而实现这一长期任务的根本途径，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不断扩大公有制的活力、竞争力、控制力和影响力。

九、共产主义社会的各种基金

（一）共产主义社会需要有剩余劳动来生产和提供各种基金

“一般剩余劳动，作为超过一定的需要量的劳动，必须始终存在。”[14]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共产主义社会，都必须有剩余劳动，必须有积累以及为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等必须进行的社会总产品扣除。不同的是，资本家以占有私人剩余劳动为目的，而且对剩余劳动的追求超越了社会道德界限和劳动者的生理界限；共产主义剩余劳动的存在，目的是为了生产积累基金、保险基金和准备金等各种基金，此时剩余劳动将“缩小到社会现有生产条件下一方面为了形成保险基金和准备金，另一方面为了按社会需求所决定的程度来不断扩大再生产所必要的限度”。[15]可见，共产主义社会的剩余劳动已不同于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为资本家进行的剩余劳动，而是劳动者直接为社会劳动，同时也是为自己劳动。从这个意义和性质上说，剩余劳动也是必要劳动。[ 马克思指出：“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现在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将会列入必要劳动，即形成社会准备基金和社会积累基金所必要的劳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78页）]

（二）共产主义社会的几类基金

积累基金是共产主义社会扩大再生产、使物质财富极大富有的手段。共产主义社会的积累基金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是加大剥削工人的条件，而共产主义的积累基金是劳动者为自己积累，是保证社会生产顺利进行的基本前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论证，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被推翻以后，为了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社会也必须有固定资本的实物更新所需要的物质储备和人口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储备，即“为了对偶然事故提供保险，为了保证必要的、同需要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长相适应的累进的扩大再生产（从资本主义观点来说叫作积累），就需要一定量的剩余劳动。”[16]

防止意外如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疾病、残障等所需要的社会保障基金是社会的安全网，任何社会都应当有社会保障基金以应对各种风险。“即使不谈资本主义的生产，生产者在这方面也会有一定的支出，就是说，他们必须支出自己的一部分劳动或者说一部分劳动产品，以防自己的产品、财富或财富的要素遇到意外等等。”[17]然而，资本主义的积累一方面是通过对剩余劳动的占有而形成的财富积累，另一方面是劳动者失业、贫困的积累。“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18]资本主义只是在阶级矛盾尖锐化时，为缓和阶级矛盾、维护资本主义统治和社会稳定、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不得不采取社会保障措施以救济贫民、抚恤伤残等。况且，资本主义社会或高或低的各种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实质都是剩余价值或工资的一种扣除，但表面上似乎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高保障相似，因而带有“人民资本主义”“真正社会主义”等理论迷惑性。共产主义的社会保障基金“也是在剩余价值、剩余产品、从而剩余劳动中，除了用来积累，即用来扩大再生产过程的部分以外，甚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之后，也必须继续存在的唯一部分。当然，这要有一个前提，就是通常由直接生产者消费的部分，不再限于它目前的最低水平。”[19]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保障基金来源于劳动人民剩余劳动的积累，它是通过社会总产品的分配和再分配形成的。共产主义社会把各种保障基金通过计划分配纳入正常的社会运行体系，以保证每个人平等的发展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市场经济，社会风险超出了马克思的预想，因此，必须处理好消费与积累、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做好社会保障，降低社会风险，才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用于教育、保健、社会福利等的发展基金是保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本手段。“这部分利润归结为剩余劳动时间，即使没有资本存在，社会也必须不断地完成这个剩余劳动时间，以便能支配一个所谓发展基金——仅仅人口的增长，就已使这个发展基金成为必要的了。”[20]教育、保健、社会福利等发展基金是劳动者体力和智力的基本保障，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内容，是每个人自由发展的前提。我国现阶段教育、医疗保健、社会福利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还很大，必须按照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挥公共财政的积极作用，实现发展基金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公平分配。

十、共产主义社会的农业和土地

（一）合理的农业需要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

相比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土地所有权，资本主义土地制度把人从超经济统治关系和从属关系中解放出来，并使所有权与使用权完全分离，一方面把小农经济改造成为资本主义大农业，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的社会化程度；另一方面，形成了大土地所有者、农业资本家和农业雇佣工人三者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而这种物质利益关系的集中体现就是地租。地租反映了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经济关系，是农业雇佣工人创造的、农业资本家缴纳给土地所有者的超过平均利润的那部分剩余价值（超额利润）。租种土地的农业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利润，总是尽其所能地榨取土地的自然生产率和农业工人的剩余劳动，“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21]因此，“在现代农业中，……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的。此外，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22]资本主义对土地的掠夺式经营和对农业工人身体与精神的摧残，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土地所有权本来就包含土地所有者剥削土地，剥削地下资源，剥削空气，从而剥削生命的维持和发展的权利。”[23]这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同合理的农业相矛盾，或者说，合理的农业同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促进农业技术的发展），合理的农业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小农的手，要么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24]然而，小农经济与落后的生产力相适应，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和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在小规模园艺式的农业中，例如在伦巴第，在中国南部，在日本，也有过这种巨大的节约。不过总的说来，这种制度下的农业生产率，以人类劳动力的巨大浪费为代价，而这种劳动力则是从其他生产部门剥夺来的。”[25]因此，与马克思分析的“私地悲剧”不同，合理的农业必须是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控制。“如果土地所有权归人民所有，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基础，使劳动条件变成一种独立于工人之外并同工人相对立的力量的基础，就不再存在了。”[26]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把农业建立在土地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才能有计划、合理地开发利用土地，并保障农业劳动者的自由全面发展。

由于投入土地的资本以获得平均利润为前提，因而在农业中，农产品的市场价值由条件最差土地产品的个别生产价格决定，它的市场价值含量要比它所包含的劳动时间高得多，所以在它的市场价值中出现了一个虚假的社会价值。[ 马克思指出：“如果我们设想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已被推翻，社会已被组成一个自觉的、有计划的联合体，10夸特就会只代表一定量的独立的劳动时间，而和240先令内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相等。因此，社会就不会按产品内所包含的实际劳动时间的二倍半来购买这种土地产品；这样，土地所有者阶级存在的基础就会消失。”（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745页）]农产品虚假的社会价值是由资本在所有领域都要获得平均利润，以及肥力有差别的土地的私人垄断经营造成的。它意味着级差地租中包含着由农业以外的其他部门支付的剩余价值，从而降低了非农生产部门获取的平均利润，最终会损害社会再生产的平衡。所以，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不仅不能实现农业的合理经营，还会给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造成影响。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建立自觉的有计划的联合体，农产品才能按照实际包含的劳动时间与其他部门进行交换。

（二）共产主义社会只是土地的占有者与合理利用者

“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27]在共产主义社会土地公有的条件下，绝对地租、级差地租都将不复存在，人们投入到土地上的劳动量不会因为利润的驱使而有所不同。那时投入到土地上的总劳动量会减少，投入到不同土地上的劳动量却相等，[ 马克思指出：“保持不变的只是这种情况（指级差地租与资本主义生产一起消失后——编者注）：社会劳动耕种肥力不同的土地，而且，尽管使用的劳动量不同，这种社会劳动在各种土地上的生产率都会提高。但是较坏土地产品所耗费的较大的劳动量，决不会产生资产阶级制度下的那种后果，也就是对较好土地的产品也必须以较大的劳动量来支付。相反，在Ⅳ上节省下来的劳动，会用来改良Ⅲ，在Ⅲ上节省下来的劳动，会用来改良Ⅱ，在Ⅱ上节省下来的劳动，会用来改良Ⅰ；因此，现在由土地所有者吞食的全部资本，那时将被用来使不同土地上的劳动相等，并使农业上花费的总劳动量减少。”（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11页）]这样不管土地等级的优劣，土地都能得到合理的改良和利用。

（三）公有生产要安排好用于林业生产的土地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周转时间时，不仅分析了农业部门生产时间与其他部门生产时间的不同，而且分析了农业中林业部门生产时间与其他农业生产时间的不同。林业生产的周转时间漫长，资本周转速度慢，为购买造林用地而投下的资本，只有经过长时期以后，才会获得有益的成果，因此不适合私人经营，也不适合资本主义经营。“在公社生产的情况下，不需要这种资本；问题只是在于公社从耕地和牧场能抽出多少土地用于林业生产。”[28]因为在社会共同占有的土地制度下，不是以利润为生产目的，不因林木的周转期长而不生产，只需根据社会的需要合理地计划和安排用于林业生产的土地。

马克思关于农业和土地制度的理论，对我国当前农村经济改革具有重要启示。第一，改革开放初期实行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与农户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两权分离”基础上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当时农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目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释放的生产力相对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的需要具有一定局限性，必须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第二，必须真正落实农业双层经营制度中的集体层生产经营，而不宜长期维持“一分了之”个体家庭层生产经营，进而在不断壮大村或联村集体层生产经营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第二次飞跃”[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5页）]。邓小平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农业改革和发展的“第二次飞跃”，就是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或集体化。河南省的南街村、河北省的周家庄乡等均为“第二次飞跃”的先例。第三，应在土地“三权分置”的基础上实现农村合作经济。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提出以“三权分置”为内容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其内容就是在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的基础上放活土地经营权，坚守土地公有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和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应在“三权分置”基础上积极组织村或联村的合作经济，学习借鉴目前贵州等多省市广泛推行的“塘约合作经济模式”。防止盲目以扩大私人家庭农场为改革最终目标的土地变相私有化和“私地悲剧”，防止私人资本下乡对农业的破坏和对农民利益的侵犯。简言之，应在家庭经营的同时，大力组织村或若干联村的集体层经营、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高度重视贯彻邓小平多次强调的社会主义农业改革和发展的“第二次飞跃”。这无疑有利于现代农业的发展和现代农民的培育，对缓解“三农”困境、推动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将起到深远影响。

十一、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

（一）分配制度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

分配是由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决定的，是所有制的“背面”和收益实现形式。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分配关系时指出：“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互相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这些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表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29]“分配关系本质上和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30]资本家之所以占有工人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工资之所以是劳动力的价值而不是劳动的报酬，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因为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代表而获得了索取剩余为私有的经济权力。然而，“只要工人和资本家的社会关系发生改变，只要支配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发生革命，这种情况（指较多工人为资本家生产消费品，较少工人为自己生产消费品——编者注）就会立即发生变化。收入，用李嘉图的话来说，就会‘实现在不同的商品上’。”[31]显然，要消灭资本主义不平等的分配关系，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

（二）劳动时间将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

马克思设想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联合体成员用共同所有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产品在成员之间共同分配。那里没有私有制，没有商品生产，作为价值表现形式的交换价值和货币都将消失，但是作为价值决定的物质内容的劳动时间，仍在生产和分配中起着计量尺度的作用。“仅仅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32]马克思在这里阐述的是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的分配依据和分配方式：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劳动时间是衡量个人在共同劳动中贡献大小的尺度，依据劳动贡献的大小确定分配给个人的消费品份额，即按劳分配。

（三）社会公有的生产将通过不流通的“纸的凭证”来实现按劳动时间分配

在马克思设想的全社会公有制和无商品货币关系的计划社会主义自由人联合体中，随着劳动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分配不再通过价值形式，而是通过“纸的凭证”来进行。“在社会公有的生产中，货币资本不再存在了。社会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生产者也许会得到纸的凭证，以此从社会的消费品储备中，取走一个与他们的劳动时间相当的量。这些凭证不是货币。它们是不流通的。”[33]这个“纸的凭证”，就是每个人提供的劳动时间多少的证明。

诚然，我国现阶段实行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即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社会主义，因而不仅按劳分配需要采取货币和市场的形式，而且在坚持按劳分配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其他多种分配方式也是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马克思和我国目前设定或划分社会主义的标准不同，因而不存在二选一的对错问题，而应分别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基本分配制度。[34]

（四）未来社会的分配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指出，自由人联合体“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35]首先，未来社会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刚刚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力还不是高度发展，劳动还是谋生的手段，不可能使物质极大富有，所以只能实行按劳分配；只有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生产力水平极大发展，物质财富充分涌流，才具备实行按需分配的物质基础。其次，未来社会的生产关系也在不断完善之中。在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阶段，所有制形式不可能实行全社会所有，还会存在较低级的公有制形式，如合作制、集体所有制；旧的分工还存在，所以只能实行按劳分配。只有当公有制发展成熟为全社会占有和完全计划经济时，才能实行按需分配。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公有制的形式还不成熟，且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与此相适应，收入分配制度实行按劳分配与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马克思设想的“完全社会所有制+完全社会按劳分配+完全计划经济”还有很大差距。[36]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只有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才能逐步实现共富共享。针对当前收入分配差距仍较大的现状，应从所有制状况寻找根源，才能从根本上缩小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

十二、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

（一）工作日缩短是在必然王国基础上建立的自由王国繁荣起来的根本条件

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自由王国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一种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自由时间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自由王国存在于真正的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但并不是说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就是自由王国，只有当人类把自己能力的发展作为目的本身时，才有真正的自由王国。在那里，劳动不是为了谋生，而是超越生存和个人物质需求的自觉进行的劳动。物质生产活动的“此岸”与“彼岸”的对立，实质上是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对立。自由王国的实现是劳动  时间与自由时间对立的扬弃，其直接表现是工作日的缩短和劳动的普遍化。

所以马克思指出，“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37]

（二）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时间是财富的创造实体和生产费用的尺度，自由时间则是财富本身

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创造实体和生产财富的费用尺度，依然存在。[ 马克思指出：“即使交换价值消灭了，劳动时间也始终是财富的创造实体和生产财富所需的费用的尺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82页）]不过，它与资本主义社会创造财富的劳动性质完全不同。资本主义劳动的特点是“劳动从属于资本”，资本主义条件下所谓“自由”劳动，具有极大的对抗性、强迫性和剥削性：资产阶级享有的自由时间，是以工人的全部生活时间都转化为劳动时间为条件的。即使在正常工作日确立以后，资本还会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以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工人的劳动时间依然受资本支配。只有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劳动，才能使劳动从资本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在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内，使这种剩余劳动能够同一般物质劳动所占用的时间的较显著的缩短结合在一起。因为，按照劳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情况，剩余劳动可以在一个小的总工作日中显得大，也可以在一个大的总工作日中相对地显得小。”[38]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时间支配上的体现是：工作日缩短，劳动时间较显著地缩短，自由时间显著增加。“不言而喻，随着雇主和工人之间的社会对立的消灭等等，劳动时间本身——由于限制在正常长度之内，其次，由于不再用于别人而是用于我自己——将作为真正的社会劳动，最后，作为自由时间的基础，而取得完全不同的、更自由的性质，这种同时作为拥有自由时间的人的劳动时间，必将比役畜的劳动时间具有高得多的质量。”[39]人真正成为自己、社会和自然的主人。一方面，“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本身”。[40]因为“一部分用于消费产品，一部分用于从事自由活动，这种自由活动不像劳动那样是在必须实现的外在目的的压力下决定的，而这种外在目的的实现是自然的必然性，或者说社会义务——怎么说都行。”[41]另一方面，财富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因为一个国家“只有在劳动6小时而不是劳动12小时的时候，才是真正富裕的。财富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如此而已”。[42]

（三）共产主义社会劳动的普遍化是工作日缩短从而自由时间增加的社会基础

共产主义社会公有制的实行，消灭了剥削，“一切为养活不劳动的人而从事的劳动都会消失。”劳动的特征之一是“劳动的普遍化”，除了老病残幼等特殊情况外，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必须从事劳动。

劳动普遍化的前提是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果所有的人都必须劳动，如果过度劳动者和有闲者之间的对立消失了，——而这一点无论如何只能是资本不再存在，产品不再提供占有别人剩余劳动的权力的结果。”[43]“如果资本不再存在，那么工人将只劳动6小时，有闲者也必须劳动同样多的时间。这样，所有的人的物质财富都将降到工人的水平。但是所有的人都将有自由时间，都将有可供自己发展的时间。”[44]资本主义消灭后，大多数“非生产”工人都会因劳动状况变化而转化为“生产”工人，“如果明天把劳动普遍限制在合理的程度，并且把工人阶级的各个阶级再按年龄和性别进行适当安排，那么，要依照现有的规模继续进行国民生产，目前的工人人口是绝对不够的。目前‘非生产’工人的大多数都不得不转化为‘生产’工人。”[45]

只有劳动实现了普遍化，工作日的缩短才能成为可能。“在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力已定的情况下，劳动在一切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之间分配得越平均，一个社会阶层把劳动的自然必然性从自身上解脱下来并转嫁给另一个社会阶层的可能性越小，社会工作日中必须用于物质生产的部分就越小，从而个人从事自由活动，脑力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时间部分就越大。从这一方面来说，工作日的缩短的绝对界限就是劳动的普遍化。”[46]只有所有人都劳动，才能使所有人都有更多的用于发展才能等的自由支配时间。

（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缩短工作日、实现劳动普遍化的技术条件

“如果把资本创造的生产力的发展也考虑在内，那么，社会在6小时内将生产出必要的丰富产品，这6小时生产的将比现在12小时生产的还多，同时所有的人都会有6小时‘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有真正的财富，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时间是发展才能等等的广阔天地。”[ 这是马克思分析当时一个小册子《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时的论述。][47]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作为自然必然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劳动时间不断缩短，为共产主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奠定了基础，也为自由时间的扩大创造了条件。但是，纵观近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劳动力参与率普遍比社会主义国家低，而且法定工作日制度也难以真正实行，变相延长工作日的情况属于常态。因此，要真正消除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对立，实质性地主动缩短劳动时间，必须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限制，在公有制和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积极提升全体劳动者的自由时间。

十三、共产主义社会的教育、人的发展和家庭

（一）机器大工业在对劳动力摧残达到一定程度时，必然转变为人类教育发展的源泉

“现代工厂和手工工场雇用的大部分儿童从最年幼的时期起就被束缚在最简单的操作上，多年遭受着剥削，却没有学会任何一种哪怕以后只是在同一手工工场或工厂中能用得上的手艺。”[48]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把童工和妇女卷入劳动之中，儿童由于学不到知识和技能而“无知、粗野、体力衰退和精神堕落”，“骇人听闻的最疯狂的资本主义剥削在那里为所欲为。”[49]这种“过火现象”被社会进步阶级所反对，从而使儿童、妇女被纳入工厂法的保护范围。“由各种年龄的男女组成的结合工人这一事实，尽管在其自发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中，也就是在工人为生产过程而存在，不是生产过程为工人而存在的那种形式中，是造成毁灭和奴役的祸根，但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变成人类发展的源泉。”[50]机器大工业在大量使用妇女儿童的过程中，客观上需要重视妇女儿童的教育，以便把这些劳动力也纳入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轨道，目的在于资本和利润，而被迫重视雇佣劳动者的教育培训，势必会促进人类的发展。

（二）教育是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劳动生产率、“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马克思认为，教育是提高劳动者和劳动生产率、“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是“直接把劳动能力本身生产、训练、发展、维持、再生产出来的劳动”，[51]“要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52]“比社会平均劳动较高级较复杂的劳动，是这样一种劳动力的表现，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既然这种劳动力的价值较高，它也就表现为较高级的劳动，也就在同样长的时间内物化为较多的价值。”[53]

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工厂制度，一方面批判了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出现，使工人的子女为了生存被迫离开学校进入工厂，成为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廉价工具，他们不仅智力被荒废，而且道德堕落。而成年工人也成为机器的附属品，成为局部工人，智力得不到提高。这种忽视工人阶级及其子女的教育的不平等，根源于旧的社会分工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工厂制度分析的基础上，预示了未来社会的教育状况。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为了提高利润，满足赚钱的欲望，资本家也会培训工人、发展教育。尽管这种教育是服务于资产阶级剥削剩余价值的需要，但从中出现了现代教育的萌芽。马克思指出，“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54]

（三）共产主义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资本主义大工业以前时期，教育主要以家庭的父传子和行会师傅带学工的方式进行，教育内容取决于他们的特殊生产知识和劳动技能。随着机器生产逐步代替手工劳动，要求劳动力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从而促进了生产劳动与教育的互相结合。“如果说，工厂法作为从资本那里争取来的最初的微小让步，只是把初等教育同工厂劳动结合起来，那么毫无疑问，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将使理论的和实践的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中占据应有的位置。”[55]当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教育与劳动的结合是劳动者谋生的需要，是资本家为利润所驱使。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趋势。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业的变动和工人的流动性，而职业变换和劳动力流动的频繁，要求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以适应现代生产的客观要求。因此，建立在大工业基础上的现代教育预示着未来教育的萌芽。“‘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56]共产主义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的教育，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功利性教育和教育上的重要阶级差别。

（四）大工业使用女工和童工，为共产主义家庭和两性关系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

资本主义的机器大工业把妇女儿童卷入劳动者队伍，必然伴随野蛮的剥削和掠夺，以及对人本性的摧残和蹂瞒。然而，资本主义的工厂制度瓦解了旧的家庭关系。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为了维持家庭生计，丈夫不得不让妻子、父母不得不让子女进工厂劳动，于是妻子、子女走出家庭，到社会上来；另一方面，工厂制度催生的未来教育的萌芽以及对儿童教育和妇女职业教育的重视，提高了妇女儿童在家庭和社会的地位，从而“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57]社会主义社会还将存在工厂制度，这种新的工厂制度当然同资本主义工厂制度有着本质区别。只要废除资本主义这个“造成毁灭和奴役的祸根”，公有工厂制度必然会反过来成为社会主义新型两性关系和家庭关系发展的源泉。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确立的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教育思想完全一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应遵循马克思的教育理论。首先，加大教育投入，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真正转移到依靠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上来。其次，保证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着力解决由于收入差距拉大及区域经济发展和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不同地区、不同群体受教育权利和教育资源占有的不平衡问题。再次，走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创新教育管理体制和教育模式，尊重和激发个性潜能，克服过度突出应试教育的弊端，处理好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多方面发展人才。最后，特别重视女性和儿童的教育，提高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并从小培养少年儿童热爱各类劳动的良好习惯。

结语

《资本论》中共产主义经济形态的思想是丰富和科学的，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设计具体模式。在他们看来，这是要靠共产主义建设者们去解决的问题。“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58]“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59]“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60]

共产主义既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又是一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61]可见，共产主义并不是在未来才实现的东西，不应只停留在“理想”层面，而是体现为现实的运动。在这一运动中，“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将为全社会掌握，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社会关系的革命性变革成为可能，最终为未来新社会的产生创造各种有利因素。[62]确切地说，共产主义经济目标和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信念是紧密相连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实现公有制主体基础上的共同富裕实践，就是批判和改变资本主义现存状况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现实运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距离马克思论证的共产主义还有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从马克思的生产方式二重性理论可以看出，社会生产方式的结构本质上具有二重性，所以对于生产方式诸因素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需要联系一定的历史条件做全面考察，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存在着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由此，也更需要科学地分析我国现阶段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63]实际上，现阶段所有制和生产关系的二元化，导致调节手段的二元化（市场与计划两种手段）、经济规律的二元化（市场调节规律与国家调节规律、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同时发挥作用并互相影响）等等。要处理好当前国民经济中的二元化矛盾，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和多种分配方式共同发展的主要经济制度。[64]既要考虑发展生产力的主要任务，也不能搞唯生产力论和唯生产力标准论，而是要把发展生产力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统一起来。在全面深化改革之际，面临来自国际国内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不仅要坚决抵制与《资本论》原理相悖的新自由主义影响，而且要学好用好《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思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在西方金融危机十周年之际，危机和巨大风险依然存在，这再次验证了《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预见性和科学性。[ 而英国女王2008年11月访问皇家科学院时质询“毁灭性的市场危机扑面而来，经济学家为何无法觉察并预警？”，更是宣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破产。（参见孙涤：《经济学家为何未能预测金融危机？》，http://book.sohu.com/20091110/n268088608.shtml）]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写道：“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得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65]一百多年前，危机“会把辩证法灌进新的神圣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暴发户们的头脑里去”。[66]如今，危机又一次把辩证法和共产主义思想灌进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头脑里，[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资本论》骤然热销。德国柏林专门出版学术著作的卡尔-迪茨出版社销售业绩显示，仅2008年前10个月《资本论》就卖出1500套，是2007年全年销量的3倍，更是1990年销量的100倍。法国时任总统萨科奇拍摄和传播阅读《资本论》的照片；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斯给予马克思正面评价：“长久以前，马克思就窥探到了资本主义的运转之道。”；罗马教皇赞扬马克思有“绝佳的分析技巧”；银行家和经理们也开始读《资本论》，试图从中探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见中新网转发香港《文汇报》2008年11月10日的文章《谁盗窃了财富?欧美重新认识马克思》，http://www.chinanews.com/hb/news/2008/11-10/1443488.shtml）]更加坚定了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和共产主义的科学信仰。

     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兼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段学慧，淮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来源：《经济纵横》2017年第4期、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