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据真理和道义制高点的马克思主义

占据真理和道义制高点的马克思主义

陈先达

      ●真正的智慧不会因时间久远而失去智慧之光，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并不会因为古老而丧失真理的力量。时间的长短不是真理的尺度，而是真理和谬误的过滤器。

　　●有些人对共产主义理想抱怀疑态度，有些共产党员信仰发生动摇，因为他们不是从人类发展历史规律角度考察共产主义，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角度考察共产主义，而是把共产主义理解为我要什么就有什么的社会，是满足个人无限需要的社会，是天上掉馅饼的社会。

　　●有了主义就如同举起了一面旗帜。一支军队有军旗，一个国家有国旗，军旗代表军队，国旗代表国家。没有旗帜的军队不是正规军，没有国旗的国家不是一个国家。在战斗中被缴军旗就是战败或投降，被降下国旗就是被占领，就是亡国。对共产党而言，马克思主义就是旗帜。不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共产党，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高屋建瓴、视野宏大、思想深刻、内容丰富的重要讲话，阐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马克思诞生已经200年，马克思主义创立已经170多年，马克思的名字依然在世界各地受到人们的尊敬，马克思的思想依然闪烁着耀眼的真理光芒，为什么？因为它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真理和道义结合并同处于当代制高点的论断，既是对马克思伟大光辉一生和伟大人格的精练概括，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的本质特征及其当代价值的最好诠释。

　　真理制高点：科学与实践智慧的凝结

　　马克思主义创立已经170年，按照有些人的说法，170年前的思想早已过时了。这种看法根本不懂思想发展的规律，不懂真理的本性。黑格尔说过：“伟大的灵魂——哲学史上的英雄们的身体，他们在时间里的生活，诚然是一去不复返了，但他们的著作（思想、原则）却并不随着他们而俱逝。”思想家的个体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他们的思想可以通过对象化的经典著作，为后人吸收、借鉴和继承。

　　真正的智慧不会因时间久远而失去智慧之光，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并不会因为古老而丧失真理的力量。时间的长短不是真理的尺度，而是真理和谬误的过滤器。没有长期存在的谎言，它总会被揭穿；但可以有古老的智慧和真理。中国的孔、孟、老、庄、荀、墨、韩非，以及程朱陆王，少则数百年，多则千年或两千年以上，但他们思想中的精华仍然是构成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然在为我们修齐治平、育德树人提供智慧。西方的文化也是如此。人们至今仍然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等的著作中吸取思想智慧。

　　在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依然处于真理的制高点，因为它科学地回答了资本主义向何处去、人类社会向何处去这个历史之问、世纪之问、当代之问。

　　历史之问。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已经存在三百多年。它们反对剥削，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积累了许多丰富的社会主义思想。但是它们没有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剥削制度存在的社会原因，更没有从社会自身发现承担社会主义理想的现实力量和实现途径。它们的历史观主要是抽象人性论和抽象人道主义，同情穷人，同情被剥削者，它们控诉不公平的社会，但寄希望于上层统治者和富人的善心。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还建立共产主义实验区，试图用示范的方式来推行自己的理想。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的社会主义思潮对社会主义思想的积累有贡献，尤其是空想社会主义，达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空前高度，但它们的积极作用与历史成反比。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中说：“《莱茵报》甚至在理论上都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现实性，因此，更不会期望在实际上去实现它，甚至都不认为这种实现是可能的事情。”他还说：“我们坚信，构成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试验，而是它的理论阐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贡献正在于对共产主义的科学论证，从而回答了历经数百年的历史之问。

　　世纪之问。成熟的理论与成熟的社会关系不可分。19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在英国和法国以及稍后的德国的莱茵地区都得到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开始激化。法国里昂工人发动两次武装起义，英国发生工人的宪章运动，德国发生西里西亚的织工起义。19世纪上半叶提出的现实问题，是如何使处于自发阶段的工人运动，变为由科学理论指导的自觉运动。正是19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矛盾开始激化，凸显了对科学理论的迫切需求。马克思主义是对世纪之问的回答。恩格斯1845年1月20日在致马克思的信中明确提出创立新理论的问题。他对马克思说：“目前首先需要我们做的，就是写出几本较大的著作，以便给许许多多非常愿意干但自己又干不好的一知半解的人以一个必要的支点。你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还是尽快把它写完吧，即使你自己还感到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这也没有关系，人们的情绪已经成熟了，就要趁热打铁。”正是世纪之问推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探索，他们终其一生撰写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著作。尤其是马克思40年殚精竭虑数易其稿从事《资本论》写作。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事实为依据，以规律为对象，以实践为真理标准创立了具有科学性、系统性的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人类对美好社会的向往第一次置于现实的基础上。

　　当代之问。在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制度。20世纪下半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在前进中遭到前所未有的挫折，马克思主义的威信也因而受到损害。资本主义社会向何处去，人类历史发展是不是终结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十月革命开辟的航道是否永远冰封，马克思主义是否过时成为当代之问。西方一些政治家弹冠相庆，资本主义理论辩护士们卖力推销“普世价值”论和资本主义道路是世界唯一的文明大道论，大力宣扬十月革命创立的社会主义制度20世纪20年代没有被扼杀于摇篮中而死于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半途。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转入低潮，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甚嚣尘上。

　　马克思主义创立时是回答世纪之问。它源于那个时代又超越那个时代。真理的本性是超越时间限制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变化着的社会，社会矛盾的表现形态在变、经济全球化水平和世界交往的深度在变、科学技术发展创新水平在变、工人阶级的生活处境和工作条件、蓝领工人与白领工人的比例在变，但资本主义的本性并没有变，就其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性质来说，与马克思曾经揭示的矛盾本质是一样的：资本主义制度是雇佣劳动制度，是贫富两极对立的制度。资本主义宣扬的抽象的自由、平等、人权并不能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平和非正义，不能掩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资本和财团对社会、对劳动者的统治，甚至对世界的支配和霸权。只要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只要世界仍然是资本主义占主导统治地位的世界，只要雇佣劳动制度和剩余价值仍然是资本主义剥削方式，只要贫富对立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分配的现实，马克思主义的重大价值只会越发彰显。

　　资本主义始终无法摆脱危机和冲突。无论从当代国际金融危机、从美国“反华尔街运动”开始蔓延到美国各大城市，并引起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少大城市举行反对金融财团、反对贫富对立的抗议，都说明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能力是有限的。1%的人占有99%财富的社会，是不可能持续存在和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并不像人们设想的那样充满活力和无限生机。沉迷于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和修复能力而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毫无根据。西方有的评论家把马克思主义称之为“当代资本主义的解码器”，这个评论是对的。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占据真理的制高点，因为它是发展着的真理。马克思当年就明确宣布：“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我们不是以空论家的姿态，手中拿了一套现成的新原理向世界喝道：真理在这里，向它跪拜吧！”马克思主义主要是由马克思创立的，但马克思是奠基者，并非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最终完成者和科学真理的结束者。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永远不会终结，它在后继者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不断得到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造性发展的范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有些理论家鼓吹中国改革的胜利，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胜利、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胜利。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曲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本质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它与历史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一脉相承的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否则它就不属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时代特色、民族特色、中国特色，是时代特征和民族特征的理论凝结，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

　　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本性，它的创造性、实践性和开放性是马克思主义永远占据真理制高点的内在机制。这种机制保证它不会因为缔造者的离世后继无人而变为思想史上的过客，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信仰者和实践者遍及全世界；也不会由于故步自封、思想僵化而被历史淘汰，被淘汰的只能是一些号称马克思主义实为教条主义或修正主义的“跳蚤”，而不是科学马克思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的内生机制保证它不会成为思想史上的绝唱，而是越来越显示它的真理性。

　　道义制高点：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类利益的理论代表

　　马克思主义占据道义的制高点，因为马克思主义没有特殊利益，不谋私利，不是某个集团或阶级利益的代表，而是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而斗争的学说，代表人类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历史进步方向。思想史证明，凡是只代表统治者狭隘私利的学说总是不会长久的，因为特定阶级的统治不会长久；凡是反映人民利益的学说和智慧能够留传，因为人民是永存的。任何社会可以没有特定统治者，但不可能没有人民。马克思主义占据道义制高点，就是因为它代表全世界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根本利益，比任何时代的进步学说都具有最广大的人民性。

　　马克思主义缔造者马克思的光辉一生，他的全部生活和理论研究就是占据道义制高点的典范。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是以各种方式参与推翻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以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情和以世界为己任的宽大胸怀，关心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斗争，关心妇女的社会地位和解放，他说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他关心被压迫民族和弱小民族的命运和革命斗争，他支持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支持中国反对英法帝国主义以贸易为借口的侵略战争，谴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无耻掠夺，对中国人民充满同情并对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兴起寄予期待。

　　马克思的全部科学研究活动，不是为了成为一个学者，而是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研究锻造理论武器。无论是被反动政府驱逐被迫流亡，无论是遭遇子女夭亡之疼，无论是贫困和疾病的困扰，都不能动摇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决心。为了揭示资本的秘密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而从事《资本论》写作的马克思，由于肝病而“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但没有因此而停止研究。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马克思嘲笑那些所谓“实际的”人和他们的聪明：“如果一个人愿意变成一头牛，那他当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只顾自己的皮。但是，如果我没有全部完成我的这部书（至少是写成草稿）就死去的话，我的确会认为自己是不实际的。”马克思的确像是为人间盗火而宁愿遭受宙斯惩罚的普罗米修斯，他认识到自己对无产阶级和人类所负的责任而牺牲自己的一切。这种力量是真理的力量，同时也是一种道义力量和道义的高度自觉。

　　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同样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中国共产党把民族的复兴和人民的解放作为自己的革命目标，为了人民的利益，无数中国共产党人流血牺牲、英勇就义，是革命道德的楷模。毛泽东同志把“为人民服务”定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旨。他在《为人民服务》中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对“以人民为中心”作了深刻论述，强调“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把党内的腐败分子驱逐出去，就是保证中国共产党队伍的纯洁性，保证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党，从而始终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

　　共产主义：真理和道义结合的最高追求

　　共产主义对共产党人来说，既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又是理想和信仰。共产党人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信仰是站在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上，因为它是建立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基础上，又最符合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马克思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坚信，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有些人对共产主义理想抱怀疑态度，有些共产党员信仰发生动摇，因为他们不是从人类发展历史规律角度考察共产主义，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角度考察共产主义，而是把共产主义理解为我要什么就有什么的社会，是满足个人无限需要的社会，是天上掉馅饼的社会。这种“共产主义”当然渺茫，当然是“乌托邦”。共产主义是改变现存社会的活动和逐步建立的一种社会形态，而不是源源不断供给无限需要的现成魔盒。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曾经批判过这种“乌托邦”理论。他说：“从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很容易把这样的社会制度说成是‘纯粹乌托邦’，并冷嘲热讽地说社会主义者许诺每个人都有权利向社会领取任何数量的巧克力糖、汽车、钢琴等等”。列宁明确指出：“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想到过要‘许诺’共产主义高级发展阶段的到来，而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在预见这个阶段将会到来时所设想的前提，既不是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是现在的庸人。这种庸人正如波米亚洛夫斯基作品中的神学校学生一样，很会‘无缘无故地’糟蹋社会财富的储存和提出不能实现的要求”。

　　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形态的共产主义社会，不是无限满足消费的高消费社会，也不是人人可以不劳动就能恣意享受一切的懒人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即雇佣劳动制度，消灭阶级和两极对立、消灭剥削的社会。当然，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不是废除个人对消费资料的占有。我们的住宅、我们的衣服、我们的大衣、我们种种日用品无论多么高级，它并不是用来剥削他人的资本，而是生活用品。共产主义废除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即废除以生产资料作为资本的雇佣劳动制度。共产主义社会是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因为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对立，因而也废除了把人终身束缚在旧的分工中，尤其是被束缚在自己并不乐意但仅为谋生而不得不从事的职业中。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时间可以大大缩短，自由时间大大延长。每个人都可以在最容易发挥自己的爱好、天赋和才能的领域中工作，而不必担心失业，人的潜能可以得到最有效的发挥。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实现，需要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需要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极大丰富，需要人的道德水平的极大提高。不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高度来理解共产主义，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规律的角度来理解共产主义，就会把共产主义歪曲为无限满足个人需要，道德水平低下的庸人社会。

　　共产主义社会不仅是一种社会形态，而且是一种具有连续性的运动过程，是一个共产主义因素不断增长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实际上，这就是共产主义因素的积累，从总体目标说是在逐步朝着共产主义目标方向前进，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人类美好前景正在不断地在中国大地上生动展现。当然，中国现在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不能不实行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策，从而具有初级阶段的社会特征。这是过程，而不是终点。不能把共产主义理想、目标和现行政策对立起来。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不能因为自己的生命短暂看不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而发生理想和信仰动摇。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达到发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所需要的历史长度远比个人的生命长。如果我们的眼界受制于个体生命的长度，而非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的厚度和深度，往往是短见的、近视的。我们要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统一起来，坚守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像马克思那样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真理和道义的结合

　　一个在13亿人口大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一个拥有近9000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一个在改革开放中获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中国共产党，如此隆重地纪念马克思诞辰，就是向全世界宣示，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的旗帜，是道义的旗帜。

　　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不仅马克思是伟大革命家和伟大思想家，而且马克思的思想精髓已经成为一种主义，即成为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就是说成为一面与旧的世界和旧的传统决裂和战斗的旗帜。在这面旗帜下，世界上集结了亿万信仰者、实践者大军，并且由他们组成政党。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思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社会主义革命实践者结为一体的学说，可以说是五合一，而不仅仅是停留在经典、停留在文本里的理论或学说。马克思主义和历史上所有思想家的不同正在于此。我们只听说过世界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思想，康德、黑格尔思想，至多说康德主义或黑格尔主义。这只是在纯思想意义上说的康德主义或黑格尔主义，它与思想是同义语，因为世界上从来不存在改变世界的康德主义党或黑格尔主义党。他们是思想家、哲学家，而不是革命家，他们的思想是学说，而不是改变世界的指南。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真正实现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的誓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蕴含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典著作中的思想理论精髓构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创立具有系统性和科学性的马克思主义特别重要。有了主义就如同举起了一面旗帜。一支军队有军旗，一个国家有国旗，军旗代表军队，国旗代表国家。没有旗帜的军队不是正规军，没有国旗的国家不是一个国家。在战斗中被缴军旗就是战败或投降，被降下国旗就是被占领，就是亡国。对共产党而言，马克思主义就是旗帜。不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共产党，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若是共产党取消马克思主义指导，就是倒旗，倒旗就是倒党、亡党。对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倒旗，同时意味着复辟，意味着和平演变。苏联社会主义失败就是前车之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马克思主义作为旗帜的重要性是恩格斯提出来的。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0年的序言中满怀豪情地说：“欧美无产阶级正在检阅自己的战斗力量，它们第一次在一个旗帜下动员成为一个军队，以求达到一个最近的目的。”

　　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树立起来就如同吹响了集结号。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世界格局开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十月革命破开坚冰打通航道，世界开始出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世界创立了一百多个共产党，它们虽然力量还不够强大，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代表人类社会发展未来的是工人阶级政党，而不是资产阶级政党，是共产主义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

　　中国共产党人更有理由和必要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才开天辟地出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先进的革命知识分子才从黑夜的摸索中找到了走出民族存亡困境和踏上民族复兴道路的理论指南，改写了中国近现代发展历史的进程，改变了20世纪中国的命运。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的讲话中，满怀激情地感谢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95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使我们党得以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以唯物辩证的科学精神、无私无畏的博大胸怀领导和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从未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表达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感谢之情：“可以告慰马克思的是，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成功走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康庄大道，中国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坚定实践者，正在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执着努力！”中国政府赠送给特里尔市马克思的高大雕像，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马克思思想给中国带来的巨变表达的感谢之情。

　　马克思最伟大的思想遗产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政治遗产是世界许多国家成立的共产党；最具有号召力和吸引力的伟大理想是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建立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变革是社会主义开始由理想变成现实。我们要坚决反对不加分析地把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观点，以颂扬马克思的名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学说。我们要反对把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割裂开来，企图用民主社会主义、用新自由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我们要坚决反对把共产主义伟大目标与共产党割裂开来，宣扬“共产主义渺茫论”。我们要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对立起来，把中国近百年的伟大社会变革，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中断，并把所谓“中断”归罪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归罪于中国革命的观点。

　　中国的近百年历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变革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如果延续儒学道统不可能走出民族衰败甚至灭亡的困境。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只有在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社会大变革条件下，才能真正得到科学尊重和合理继承；也只有在社会主义中国，孔子才能从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偶像化和工具化的地位，真正回归作为中国伟大思想家和教育家的崇高地位。儒学由政治化儒学到学术儒学，由制度化儒学到文化儒学的转变，是儒学真正复兴的开始而不是中断。这个过程，是在近百年中国社会变革中逐步实现的。我们要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深刻理解中国近百年伟大社会变革的实质和它的指导思想转换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和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关系，正确评价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近百年变革中的作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们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和道义的旗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结语

　　《共产党宣言》的开篇文笔犀利、大气磅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在一定意义上，这段话也可以理解为马克思自己遭受当时反动政府联合驱逐，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公之于世的自我写照。马克思只享寿65岁，却为人类留下了无数代人都取之不尽的宝贵精神财富。

　　马克思逝世后被安葬在英国伦敦北郊海格特公墓的僻静角落，20世纪50年代由共产党人迁葬并立了个半身像。虽然没有豪华的坟墓和高大墓碑，但任何王公贵族、巨商富贾的陵墓都无法与其相比。马克思的名字以自己对无产阶级、对人类世界的伟大贡献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世界各地到马克思墓地瞻仰和献花致敬者不少。“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会洒下热泪。”马克思青年时代的预言已成为现实。

　　（作者：陈先达，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一级教授，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阶段性成果）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