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主要矛盾学说及其在国情分析中的运用和发展

毛泽东的主要矛盾学说及其在国情分析中的运用和发展

金民卿

在一定程度上说，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以矛盾论哲学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体系，在矛盾论哲学的体系结构中，矛盾特殊性理论是主体内容;而在矛盾特殊性哲学的理论框架中，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学说，是最具有独创性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毛泽东的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学说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哲学思想建构，包含着丰富的方法论内涵，是中国共产党人分析基本国情、把握社会发展阶段的重要理论基础。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成功运用这个学说把握不同时期的主要矛盾、基本国情和历史方位，形成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断取得实践上的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运用主要矛盾学说，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论断，为全面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一、主要矛盾学说形成的思想资源和实践基础

任何理论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毛泽东的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学说，既是在继承前人成果基础上的理论创造，更是对实践经验教训的理论提升，并随着理论运用和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深化。

首先，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和发展新世界观的过程中，曾经提到并运用过关于矛盾不同方面地位和关系的思想。在谈到无产阶级和富有的关系时，马克思讲道:无产阶级和富有是两个对立面。它们本身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二者都是由私有制世界产生的。问题在于这两个方面中的每一个方面在对立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确定的地位。只宣布它们是统一整体的两个方面是不够的。在研究商品问题时，马克思对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及其地位做了详细的论述。列宁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曾经提到并运用过与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相关论述和思想观点，用过“主要环节”、“重要环节”等概念。他在谈到如何把握政治事变的复杂过程及其内在规律时讲道:“政治事态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子。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关于事物发展的过程和环节，他提出要“善于从发展路线或链条中找出最重要的环节”。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过程中，经典作家曾经有过关于主要矛盾的思想，并把这个思想运用于分析具体事物的发展过程。但是，他们都没有把这些思想观点进行高度的哲学抽象，并没有提出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哲学概念，更没有形成系统的主要矛盾学说。

其次，借鉴和深化了同时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对同时代哲学研究成果的学习和借鉴。他在创立矛盾论思想的过程中，阅读了大量哲学著作，留下了丰富的读书笔记。其中，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爱森堡主编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是他详细阅读和批注的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在论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实践与理论等关系问题时，提出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导方面的思想:在确定了过程之内的矛盾，过程之对立的诸方面之不可分的联结以后，必须去发现这个矛盾之主导的方面。但是这个思想并没有在哲学上进行提升和展开，基本上是停留在对具体问题或具体理论的论述上。毛泽东在阅读这本书时做了详细摘录和评论，有关主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的评语有几千字之多。中国哲学家艾思奇在这个问题上也有自己的论述，他在《大众哲学》中明确提出要在复杂的矛盾体系中把握主要矛盾，毛泽东在阅读此书时也做了批注和摘录。这些批注和评语构成了《矛盾论》论述主要矛盾学说的基础。

再次，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代和西方近代的哲学智慧。“矛盾”本来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概念，毛泽东对这个概念进行提升，使之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中国古代的哲学、政治、军事思想中，历来有抓主要矛盾的智慧，并对事物发展中矛盾的不同地位和发展变化做了较多思辨。在传统思维和生活智慧中也有与主要矛盾学说相关的内容，例如“擒贼先擒王，射人先射马”，“挟天子以令诸侯”等。但是，这些智慧一般都只停留在具体领域、具体实践和日常经验的层面，没有上升到哲学抽象的层面，缺乏深层次理论提升。毛泽东把这些传统文化中的智慧加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提升和转化，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除中国古代哲学，毛泽东对西方哲学家的思想也进行了多方面的研读和借鉴。早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毛泽东就对康德哲学有过接触，对其辩证法思想有过涉猎。在阅读列宁《哲学笔记》期间，他又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特别是黑格尔哲学中质的规定性、根本法则的思想等特别关注，这些思想中已经包含着主要矛盾同事物本质内在关联的思想萌芽。毛泽东在批注中特别提出，要认识事物的根本特性，事物的发展法则就包含于根本特性之矛盾发展中。这些思考的进一步展开，成为主要矛盾学说的重要内容。

最后，深入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并使之成为哲学建构的基础。毛泽东一生信奉物质到精神、精神到物质的哲学逻辑，而这个逻辑的中心环节就是实践。毛泽东哲学思想探索始终以实践为中心而不是以理论为中心，不是为了单纯的哲学创造，不是为了学术探讨，而是为了破除错误思想，解决实际问题，推动实践发展。青年时期，他就为探索改造中国和世界的“大本大源”研究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学说也是如此，同总结实践经验教训紧密联系在一起，立足于实践进行一点一滴的经验积累并不断形成理论认识。在大革命时期，他抓住了农民问题这个核心问题，论述了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他综合分析影响井冈山斗争的各方面要素，提出了中国红色政权存在的可能性及其发展方向;在创建中央苏区时期，他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在反“围剿”战争中，根据敌我双方在战争、战役中的地位变化，提出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游击战术，等等。这些论断中都包含着主要矛盾学说的萌芽和积累，他就是在这些积累的基础上进行系统整理，形成了完整的哲学思想建构。

二、主要矛盾学说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的完整建构

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集中代表，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学说充分体现了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点，这就是现象性与本质性的统一，具体性与抽象性的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它从日常生活思维提升到哲学抽象思维，从现象层面提升到本质规律层面，从具体事实层面提升到理论抽象层面，从理论层面又上升到实践层面。

一方面，主要矛盾学说通过对主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的内涵、地位、相互关系、它们与事物性质及其变化关系的论述，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哲学思想建构。

关于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的内涵和地位。毛泽东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就是说，任何事物都是由多重矛盾构成的复合体，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矛盾复合体展开的过程，在这个复杂的矛盾系统中，有一种矛盾是主要矛盾，它在事物发展中起着领导和决定作用，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而其他矛盾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

关于矛盾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的内涵和地位。毛泽东指出:“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任何矛盾都是由矛盾着的两方面构成的，这两个方面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又是不同的。其中，一个方面是主要的方面，起着主导和决定作用，这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另一方面则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

关于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的相互转化。毛泽东指出，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的地位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相互转化。这种相互转化是由矛盾双方斗争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例如，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矛盾中，生产力一般是决定性的方面即矛盾的主要方面;但是，当不变更生产关系就不能很好地发展生产力时，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就是这样。

关于主要矛盾与主要方面同事物性质及其变化的关系。毛泽东指出，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主要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前，事物的性质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而当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变化之时，事物的性质也就随之而发生变化。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过程，也就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改变的过程。当然，这个变化本身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个量变到质变，即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部分质变到根本质变的过程。

另一方面，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学说包含着深刻的方法论内涵。

哲学并不是栖息在个体性思维中的孤独的理论抽象，而是来自于实践并返回到实践的人类思维成果;哲学家也不是仅仅在黄昏时刻才展翅起飞的“密纳法的猫头鹰”，他必须在火热的实践中才能使深邃的智慧和理性得以对象化;甘于寂寞和享受孤独固然是哲学家的高尚品质和特殊素质，但在人类的主体性实践中获得对象化存在，则是哲学思想的归宿和使命。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变世界。

毛泽东历来高度重视方法论问题。他把方法看作是完成任务、实现目标的“渡船”或“桥梁”:“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

毛泽东在阐述主要矛盾学说时特别强调它的方法论价值。他明确提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列宁和斯大林研究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基本方法。那些教条主义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主要矛盾学说运用于自身的实践当中，“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

自从毛泽东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学说提出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就把这个理论作为自己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南，把先验性的理论同经验性的实践结合起来，实现先在性的科学理论同此在性的现实实践的有机统一，在分析社会主要矛盾、把握中国基本国情、分析社会发展阶段方面，做出了正确的结论，并以此为基础制定行动纲领和政策决策。

三、运用主要矛盾学说分析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基本国情

实践性是毛泽东哲学、理论探讨的最突出特征。他在探索和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中遭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如何正确看待中国国情，以中国的现实而不是以外来的经验、指示和理论为判据来制定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这就是说，科学认识和把握基本国情，是正确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和出发点。创立和发展主要矛盾学说一开始就同分析和把握基本国情、同把握社会阶段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这个理论创立之后，他又将其用于对中国具体国情、社会发展阶段的分析，形成更加精准的把握，作出更加合理有效的政策决策。这是毛泽东创立和发展主要矛盾学说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

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把这个学说用于分析中国具体国情，牢牢抓住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即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中国人民同封建主义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阶段。这样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决定了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革命道路是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作出这种理论探索的基础上，制定了科学合理的革命纲领和政策，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及时把握中国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对基本国情作出了比较准确的分析，作出了我国处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初步判断，提出了“富起来”的奋斗目标，为科学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根本变革。

在社会主要矛盾方面，作出了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判断。毛泽东指出，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决定了必须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思想是新时期党科学把握主要矛盾的前瞻性判断，是明确提出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哲学根据，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理论基础。之后，毛泽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主要矛盾学说，作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政治生活首要任务的论断，形成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哲学基础。

社会主要矛盾的展开就是国情现状，毛泽东在这个方面做了认真分析。1955年，他提出了“大国穷国”的初步概括:“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1957年，他再次指出:“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1960年，他提出了“一穷二白”的著名论断:帝国主义列强“实际上统治了中国一百多年，使中国变得很贫穷，变成一穷二白。穷就是贫困，白就是文盲多”。“我们的基本情况就是一穷二白。所谓穷就是生活水平低。……所谓‘白’，就是文盲还没有完全消灭，不但是识字的问题，还有提高科学水平的问题。有很多科学项目，我们还没有着手进行。因此，我们说我们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1962年1月，他又用“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凝练地概括了中国基本国情:“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社会发展阶段，毛泽东作出了我国处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初步判断。20世纪50年代后期，因为急于把中国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和当时大多数中央领导都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忽视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片面追求“大跃进”，造成了重大损失。经过曲折后，毛泽东在1959年底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做出了客观冷静、实事求是的判断:“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才算是建成了社会主义，由此阶段经过更长时间的发展，才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鉴于苏联经验教训和中国实际情况，他继续指出:“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这实际上就是做出了中国尚处于并将长期处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判断。这个判断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情依据和出发点，构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思想起点。

基于对主要矛盾、基本国情和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性和长期性有了初步认识。他提出，建设社会主义不能设想得太快、太容易，根本改变中国经济落后的状况不能太急，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鉴于曾经出现过的急躁盲动失误，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反复强调:中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赶上西方发达国家，至少要一百多年的时间，“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这个判断为改革开放后党中央判断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作出了前期准备，奠定了理论基础。

当然，由于错综复杂的因素，这些正确判断后来在理论上被加以修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遇了重大曲折。这就告诉我们，必须要全面准确对运用主要矛盾学说，对社会主要矛盾、基本国情和社会发展阶段作出正确判断，在此基础上作出正确的政策决策和发展战略，否则就会在实践上栽跟头。

四、运用主要矛盾学说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

在领导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邓小平在实践上深化对主要矛盾学说的理解和运用，对我国的主要矛盾、基本国情和社会发展阶段作出了正确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明确了我国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1979年，在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提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1981年，他领导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了科学规范的表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作出明确判断: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从那时开始，我们始终坚持这个基本判断。主要矛盾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生产落后，抓住并解决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成为一切政策决策的着重点，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根本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以主要矛盾为依据，科学分析我国的基本国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具体体现为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邓小平提出，在当代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必须把握中国的具体特点，走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中国具体国情的基本特点就是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抓住了这个基本国情，也找到了发展的着力点。为此，我们就要着力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是要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一以贯之，毫不动摇。

在抓住主要矛盾和分析国情基础上，科学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1979年9月底，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国现在还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经济和文化还不发达”，“同已经有了三四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制度相比，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的论断，明确“物质文明还不发达”是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已经成为共识。1987年8月，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之后，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做出了明确界定和系统分析。党的十五大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这个理论，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抓住主要矛盾、认识基本国情、把握发展阶段的目的，就是要制定符合具体实际的基本路线，提出总的发展战略和发展纲领，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生活。1987年7月，邓小平对党的基本路线做了简明概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党的十三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做了完整科学的表述:“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之后，我们党对这个基本路线做了丰富和完善。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政治保证。在党的基本路线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党和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党和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党和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它们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完整准确地把握基本路线，必须克服各种干扰，始终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的动摇。以任何形式提出“多中心论”都是坚决不行的。完整准确地把握基本路线，还必须把两个基本点有机统一起来，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推进改革开放，在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强化和发展四项基本原则，任何以一个基本点否认另一个基本点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决不能以坚持基本原则的名义过度夸大改革开放带来的问题和矛盾，把改革开放看作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根源，进而否定改革开放;同时要反对各种背离四项基本原则，力图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方向的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潮。

五、运用主要矛盾学说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

根据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作出了相应的国情判断和政策调整，取得了不断的发展进步。当代中国已经走过了近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此情况下，如何准确把握中国的主要矛盾，科学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阶段，提出相应的行动纲领和发展方略，又一次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成为考量党执政能力和水平的重要尺度。对此重大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负众望，作出了科学回答。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一个重大的政治判断:“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是一个一般的现象性的判断，而是一个本质性的判断，是用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论分析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结论。

如上所述，1981年，我们党做出了我国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判断。这个判断距今已有37年。这37年正是改革开放坚定、持续、有序推进的时代。经过40来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从人民需要来看，过去人们主要是对较低层次的、最基本的物质文化消费品的需求，而当今人们对基本消费品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已经得到满足。21世纪初已经总体上实现了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对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生活的追求日益广泛和强烈，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要日益增长，也就是说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成为人民需要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从社会生产方面来看，80年代初期，我国社会生产比较落后，不能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生产发展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极大增强，我们在很多领域，已经是产能过剩，我国的生产相对落后的提法显然已经不符合当前实际;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有短板，这就凸显了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正是基于这种现实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作出了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内在依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这就是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这些新要求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基本内涵和重要任务，这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在把握社会主义矛盾深刻转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问题上，我们需要正确处理主要矛盾变化、历史方位转换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发展中国家地位之间“变与不变”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进程发展到了新的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发生了重大变化，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提出了新的任务和工作要求，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总体量变过程中，发生了重大的阶段性质变。但是，主要矛盾和历史方位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基本国情发生了根本改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主要矛盾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我们对基本国情的判断，我们依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没有改变。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质变，我们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体量变进程中。所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还是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来制定我们的政策，不能犯空想主义、主观主义、超越阶段的错误。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变与不变的辩证法，也推动着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变与不变。一方面，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必须牢牢坚持，丝毫不能动摇。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推动了党的基本路线的丰富和发展。十九大报告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做了重要的丰富和补充，提出了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这里，增加“美丽”一词，意味着我们不仅要经济上富强，政治上民主，文化上文明，社会上和谐，还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进一步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历史方位的新变化，国情实际的新变化，给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党的十九大报告基于这些新矛盾、新要求、新任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制定了全面推进新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队国防、和平统一祖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新部署、新举措。这些重大战略部署必将有力地激发全党全国人民，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以高昂的精神状态建设伟大工程、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在新时代全面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开拓前进。

作者：金民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来源：《毛泽东研究》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