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泽东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几个奠基性贡献

1949年毛泽东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几个奠基性贡献

杨冬权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当我们庆祝新中国经济建设发展成就，总结新中国经济建设发展经验，研究什么是中国发展道路和中国发展模式，探寻新中国发展原因，探究是什么为中国今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之际，不应该忘记1949年开国领袖毛泽东对新中国经济建设所作的几个奠基性贡献。

一、奠定有利于经济发展、统一的国内环境

1949年，在国内外有人高唱和谈、施放“和谈”烟幕弹、提议国共“划江而治”的时候，毛泽东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并指挥了解放全国的大进军，实现了中国大陆的统一。这就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奠定了统一的国内发展环境，中国的各种经济要素得以集中，并在960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得以流通。

（一）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

1949年1月1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撰写的元旦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提出：“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针对这个问题，毛泽东给中国描绘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前景：“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决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向全国人民提出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的问题呢？这是由当时的形势所决定的。到1948年底，由国民党政府发动的企图消灭共产党及人民解放军的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半。国民党正规军队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减少为100多万人，分布在东起台湾、西到新疆的广大地区内漫长的战线上，已经不能组织系统并进行有效防御，更不用说像样的进攻了。发动这场战争的蒋介石，已经丧失人心、众叛亲离。在军事手段失利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开始大谈“和平”，施放“和谈”烟幕弹，企图麻醉人民，为他们赢得喘息的时间；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外国势力也在革命阵线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或以温和的色彩进行，以确保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这些反动派，在这个时候都开始装出了“可怜相”。针对中外反动派的装可怜，毛泽东在新年献词中，向人们讲了一个著名的希腊寓言——农夫和蛇的故事。毛泽东坚定地表示，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毛泽东针对那些劝说中国共产党停战议和的人们说：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毛泽东预言：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参谋总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二）揭穿假和谈，促进真和谈

同样在1949年1月1日，一向主演“武打戏”的国民党政府，却公开上演了一出“和平戏”。亲手发动“剿共”内战的蒋介石在南京总统府官邸举行了新年团拜会，在宣读的《新年文告》中宣布愿与中国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针对蒋介石的“新年文告”，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评战犯求和》《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等一系列评论，以嬉笑怒骂的笔调揭穿国民党反动派上演的和谈假戏，把战犯为什么求和的真实目的剖析得淋漓尽致。毛泽东针对蒋介石说的“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评论说：“和平”必须有助于已被击败但尚未消灭的中国反动派的休养生息，以便在休养好了之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和平”就是为了这个。打了两年半，“走狗不走”，美国人在生气，就是稍为休养一会儿也好。

为了揭穿“假和谈”的阴谋，实现真正的和平，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率先主动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1月21日，蒋介石飞离南京并发表了引退公告，宣布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第二天，李宗仁发表文告，宣称“中共方面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但李宗仁的和谈目的，是想通过和谈，达到“划江而治”，保全“东南半壁”。毛泽东敏锐地对国民党阵营的和平阴谋予以揭露。

为了促成和谈，毛泽东还作了一些军事部署方面的调整：第一，根据李宗仁、白崇禧的要求，决定我军不攻安庆，让驻守安庆的桂系军队向武汉撤退；第二，决定我军推迟一星期渡江，由原定的4月15日推迟到22日；第三，在4月11日到16日期间，命令长江一线各部不要发生任何战斗。4月13日，毛泽东函告周恩来：今日下午双方代表团应举行一次正式会议，宣布进入正式谈判阶段，其时间为13日至17日，共5天。18日以后，不论谈判成败，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当晚9时，在中南海勤政殿，国共双方开始举行正式会谈。4月15日，又进行第二次正式会谈。周恩来把接受南京代表团意见所作的各点修改作了说明，并对不能修改的各点也作了说明。最后，周恩来说：这是中共代表团的最后定案，我们期待你们接受这个协定。张治中表示要把这个最后的稿子带回南京，说服南京当局同意。周恩来正式告诉张治中：请代表团回南京的先生转告李宗仁，到本月20日还不能获得协议签字，那我们就只有渡江，不能再拖延到20日以后了。散会后，南京代表团商定第二天派黄绍竑和屈武带文件回南京，劝李宗仁接受。

（三）和谈协定被拒绝后挥师夺全国

黄绍竑等到南京后，李宗仁召集白崇禧等人商议。白崇禧看完协定，怒气冲冲地对黄绍竑说：亏难你，像这样的条件也带得回来。会议决定由张群带着协定去溪口请示蒋介石。蒋介石看后，拍着桌子说：“文白无能，丧权辱国！”4月20日深夜，李宗仁、何应饮复电张治中并各代表，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

4月21日，毛泽东同朱德向人民解放军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假和谈阴谋又一次作了揭露，指出：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在今年1月1日所提议的和平谈判，不过是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向前推进，以便反动派获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势力。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南京李宗仁政府所谓承认中共八个和平条件为谈判基础是完全虚伪的。按照命令，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于23日占领了南京。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宣告覆灭。国民党反动派所玩弄的“假和谈”阴谋也就此宣告失败。新中国成立时，南京和谈代表团的代表，都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参加者和新中国成立的见证者。这表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对为和平作出贡献的人士是充分尊重和照顾的，希望实现和平是真心诚意的。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后，毛泽东又指挥一野取西北，指挥二野进西南，指挥三野战东南，指挥四野夺中南。在人民解放军渡江后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内，毛泽东挥师实行千里大进军，解放了16个省，取得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和中国大陆的基本统一。中国人民的伟大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全面建设的新时期。

（四）将革命进行到底对中国统一和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杰出贡献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号召下，中国人民终于同心同德地战胜了国民党玩弄“假和谈”的政治阴谋，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终于没有像国内外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搞“划江而治”，而是实现了大陆的统一；毛泽东在1949年新年献词中所描绘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光明前景也终于胜利实现了，特别重要的是，新中国终于可以在统一的政治环境与经济环境中开展经济建设了。

“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一思想的提出和实现，不仅使中国共产党迅速战胜了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人民的政权，而且实现了中国大陆的统一。因此，“将革命进行到底”，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统一所作的一大杰出贡献，是对国内外各种企图让中国“划江而治”、南北分裂的势力的彻底打击。我们必须从促进国家统一的角度和高度来理解“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意义，也只有从促进国家统一的角度和高度，才能真正、全面、深刻地理解“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意义。

“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一思想的提出，不仅实现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实现了中国的统一，更重要的是为新中国的经济繁荣打下了重要的基础、提供了基本的条件。如果国共“划江而治”，那么中国大陆现在的土地就不是960万平方公里，人口就不是13多亿人。土地意味着资源，人口意味着人才、意味着消费市场，没有这么多的人才和资源，没有这么大的消费市场，中国的经济体量怎么会有现在这么大呢？怎么能够在世界各国中“坐二望一”呢？如果国共“划江而治”，那么中国这两个政权互相敌视对抗，谁也不能踏实下来搞经济建设，其人力、财力必然消耗于军备竞赛、军事对抗，谁也不能发展强大起来。同时，外国势力必然加以利用而玩弄其间、进行操纵，中国必然任人摆弄、作人傀儡，不但经济不能获得今天这样的发展，而且政治也不能如今天这样的独立。因此，《将革命进行到底》不但对中国革命、中国统一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对中国的经济建设也作出了巨大贡献。它的作用是奠基性的，长远而又深刻。

二、奠定保障经济发展的政治制度

1949年，毛泽东奠定了一系列的政治制度，包括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些新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一直沿用至今。它们在历史上前所未有，属于首创。这些政治制度，完全不同于历史上的几千年，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又一直沿用了几十年。特别重要的是，它们还被这几十年的历史所证明是适合于中国情况而行之有效的，是能充分保障和大大促进经济发展的，是今天经济建设成就的基因之一、元素之一、起因之一。当我们总结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时，可能还是绕不开这些基本的、适用、有效的政治制度。

（一）提议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政治协商制度

1949年1月8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由他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决议，要求1949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

1949年6月15日下午，毛泽东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等23个单位的134人出席了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开幕致词：“我们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今天开幕了。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全国人民希望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应当这样做。”在这里，毛泽东已经把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经济建设工作的任务提了出来。接着，毛泽东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发起召开新政协得到全国人民响应的过程，介绍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提醒人们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毛泽东代表中国人民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最后，毛泽东豪迈地宣告：“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参加筹备会的134名代表共分为6个小组，分别担负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名额，起草新政协组织法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共同纲领草案和宣言，拟定国旗、国徽和国歌方案等任务。

1949年9月21日19点，毛泽东出席了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这次会议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新中国的开国盛会。毛泽东在致开幕词时说：“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1949年9月30日，政协一届全体会议继续进行各项议程，首先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全体委员，毛泽东等180人组成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大会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宣言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一天，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结束了，但这项新的政治制度——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则在新中国成立后被继续保留了下来。它把社会各方面的人士聚集在一起，把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智慧聚合在一起，为经济建设同时也为其他各项建设提供了政治保障与智力支持，促进了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项建设的发展。可以说，政治协商制度不但促使了新中国的成立，而且保障和促进了新中国的发展。

（二）提出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让人民当家作主

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了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他说：“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过去我们叫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苏维埃就是代表会议，我们又叫‘苏维埃’，又叫‘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成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这是死搬外国名词。现在我们就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名词。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经臭了。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我们提出开人民代表大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

进入1949年，毛泽东多次要求各地建立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或各界代表会议。1949年1月10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就已提出：“各地新区外均应建立人民代表会议制度，首先是区、村人民代表会议，方能防止命令主义与官僚主义。”8月7日，毛泽东在收到华东局关于上海市人民政府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情况报告后，亲自复电：“此种会议有很大用，可以依靠它去联系群众，帮助我们克服困难。”他要求“华东所属各城市均应举行，并应看重此种会议”。9月上旬和中旬，毛泽东在修改、审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草案时，特意改写了这样一段话：“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各级政权机关为各级人民政府。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9月29日，全国政协正式通过的《共同纲领》采用了这段话。

新中国成立后，按照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在全国范围内普选了各级人民代表，并召开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省以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为我们国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证政府接受人民监督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同时也成为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激发广大劳动者建设激情，从而使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得到迸发以至迅速提升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一起，成为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石。奠定这两块基石的，无疑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除了通过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以外，他还把国家的各项职能或各种标识都冠以“人民”二字。比如：国家名叫人民共和国，代表大会称作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叫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政府叫人民政府，军队叫人民解放军，检察院叫人民检察院、法院叫人民法院，邮电叫人民邮电，银行叫人民银行，货币叫人民币等等。这充分体现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天、以人民为大、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信念。这让人民群众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也让人民群众的劳动创造性和生产积极性都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

（三）提出实行少数民族自治的制度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社会，维护各民族的团结对中国至关重要。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选择：新中国是实行民族自决，还是实行民族自治呢？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起草《共同纲领》时，毛泽东提出：要考虑到底是搞联邦制，还是搞统一共和国，实行少数民族自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实行民族自决的联邦制。

经过中共中央同各方面人士的充分协商，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机关。”根据这一规定，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共成立了5个民族自治区，30个民族自治州，120个民族自治县（旗），1170多个民族自治乡，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其总人口的四分之三。55个少数民族不但同人口众多的汉族一样在社会上享有高度的各种普通权利，而且还比汉族享有更多的一些特殊权利。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经济建设，不但同汉族聚居地区一样得到迅速发展，而且在汉族聚居地区的大力支援下和国家对民族地区特殊政策的支持下，得到更快发展，使全国的经济发展更加平衡、更加协调。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下，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的民族平等，在新中国实现了；历史上一些经济一直落后的民族地区得到开发，得到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已经成为中国一项基本制度，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增进民族团结，促进社会稳定、促进幅员辽阔的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进步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历史不断证明：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历史性决策是多么正确，对中国的长治久安和包括经济建设在内的各项建设的发展又是多么重要。

三、提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

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就决定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要求所属各部力避战争对城市的破坏，接收并管理好城市，从而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留下了更多的“本钱”，打下了更好的“底子”，同时还提出“今后重心在于建设”，即要把经济建设作为党的工作重心的思想，并且为恢复和发展经济做了一系列工作，使新中国经济建设有了良好开局。

（一）提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思想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西柏坡向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代表们作报告。他向代表们宣布：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他强调：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他还进一步提出了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思想。他说：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毛泽东深谋远虑，及时向全党提出了工作重心转移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深刻的思想和重大的部署，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不失时机地领导了又一场伟大的历史转折。这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毛泽东关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思想，其实在这之前将近一个月就已经有所表露。1949年2月8日，他在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几个野战军和中央局的电报中，就明确提出：“今后将一反过去二十年先乡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方式。”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时工作重心转移这一战略思想的先声。这表明了毛泽东这位战略家洞察时势、见于未然，先人一步、高人一筹的特质。

（二）力避战争对城市的破坏

以城市为重心，首先就要在战争中力争不破坏或少破坏城市。毛泽东对此非常注意。1949年1月3日，毛泽东专门为中央军委起草一封电报给四野领导人，要他们研究“在攻击天津时，是否有办法使工业区避免破坏或减少破坏的程度”。三天后，他又电示四野领导人：“如果天津其他区域的敌军均已解决，仅剩下工厂区的敌军而又有可能采用劝降方法解决，则应试图采用劝降方法，以便减少破坏”。1月9日，当获知平津守军领导人傅作义的代表提出要让傅方军队调出平、津两城，接受改编的消息时，毛泽东指示四野领导人说：为避免平、津遭受破坏起见，人民解放军方面可照傅方代表的提议实施。后来，天津守军顽抗到底，人民解放军不得不通过战斗解放天津；但北平守军则接受了改编，使北平得以和平解放，没有受到战争破坏。之后，毛泽东又花了很大气力，先后用政治解决的方式，争取了湖南、绥远、新疆、云南、西康、西藏等省的和平解放，避免了战争对这些地方的破坏，这就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保留下了更多的“本钱”，打下了更好的“底子”。

（三）要求接收并管理好城市

以城市为重心，必须学会接收并管理好城市。毛泽东对此也倾注了很多。1948年12月13日，毛泽东在确定了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后仅两天，就下达指示，要聂荣臻等人“时刻准备率领接收人员乘车出发驰赴平、津”。他交代说：“此次接收平、津影响中外，你们务必办到如同沈阳、洛阳那样的接收及管理成绩。”第二天，毛泽东又代中共中央致电各中央局、各分局和各前委，把陈云写的关于接收沈阳经验简报转发他们在接收城市时参考。毛泽东转发的沈阳接收办法是：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

1949年2月8日，毛泽东在给几个野战军和中央局的电报中，对接收和管理城市作了详细指示。他要求准备渡江的军队在战前必须“着重学习政策，准备接收并管理大城市”。5月23日，毛泽东在审阅修改中央给华东局并告华中局、西北局的电报时，特意加写了一段话，说：“据平、津经验，接管时对于企业物资（工厂出品及企业已交政府的仓库存货）不要当作战利品没收分配消耗掉，要当作企业的货品（本来是企业的货品），卖出钱来，归企业使用，否则企业失掉这批资本之后继续开工十分困难，势必又要政府投资给企业才能开工。此事望通令各城市注意。”5月26日，毛泽东特地向华东局、华中局、西北局、南京市委通报了平津接收企业的经验，说：“据平、津经验，我占城市初期，如果接收企业的人员只准备接收，不准备经营，待接收之后再派人经营，则接收人员存五日京兆之心，无心经营，浪费物资，对企业生产损失甚大。因此，接收初期派去接收企业的负责人，即应尽可能选择那些可以付托他们经营的人们，嘱咐他们不但要接好，而且要管好，使生产不受损失。”像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咛嘱咐，像这样从宏观到微观的详细指导，可见毛泽东对我军接收城市、管理城市的重视，可见毛泽东在为我军接收并管理好城市方面所花费的巨大心血以及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城市接管下来后，有一个怎样安置原有人员的问题。开始曾采取裁减一些旧人员并把城市人口疏散出去的做法，如南京、上海、杭州解放后，就曾裁减了两万七千多旧人员。但不久毛泽东就发觉这样不行。1949年9月2日，毛泽东给在上海的华东局负责人发了一份电报，明确指示他们：“不轻议迁移，不轻议裁员。着重整理税收，以增加收入。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吃。多余人员设法安插到需要人的岗位上去。自愿和可能迁移的工厂、学校，必须精密筹划到新地后能够维持下去，并有前途，否则不要迁移。对难民的迁移，亦须如此。着重节约那些本来可以减少的开支，但不要减少那些必不可少的开支。着重反对浪费，从这里可以得到一笔很大的钱。……已裁的二万七千人，是一件大事，已引起很多人不满，应加以处理。其办法是立即加以调查，分别自己有办法生活和自己无法生活的两类，对于后一类人，应予收回，给以饭吃。现在无事做，也应给以饭吃，维持他们，使他们活下去，否则政治上对我们极为不利。”毛泽东算了一下账说：“就全局来说，全国养九百万至一千万人是完全有办法的。”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十分重要，对于稳定当时刚刚接管下来的城市，对于稳定人心，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体现了一个政治家从大处着眼、从大局考虑、不算经济小账而算政治大账的宏韬伟略。如果只算经济小帐而大量裁减人员，在社会上形成很多失业者，那就可能引发社会动乱，从而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城市接管下来后，最重要的是恢复和发展生产。毛泽东把恢复和发展生产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上，认为这是城市工作的重心所在。1949年3月，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报告时，就已经告诫全党：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他还提出在已经解放了的北方，党在这里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5月21日，毛泽东看到了华东局对无锡市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指示，觉得很好，便专门用电报给华中局转去，并请他们“充分注意抓紧对于新占各城市的政策指导”。为了利于恢复生产，6月4日，他指示中央致电有关地方党委：上海、汉口、南京、九江的对外贸易，应力求有准备地迅速地恢复，应即设立对外贸易机构管理其事。

（四）提出“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的思想

毛泽东在1949年考虑的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除了从乡村转到城市以外，还有一个就是要从革命战争转到经济建设。1949年6月1日，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董必武给中国民主同盟的主席张澜发了一份电报，电报中说：“革命战争迅速发展，残敌就歼为期不远。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亟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这里，“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这句话，同前文提到的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讲的“生产建设”是“中心工作”那句话，都同样体现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如果说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有人可能会认为笔者在编故事，是望文生义、牵强附会。其实，毛泽东不但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有过这样的思想，而且早在中央苏区和陕北抗日根据地时期就提出过这样的思想。

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讲话时，也把恢复和发展经济作为今后党和政府的两项工作重点之一。他说：“中国民主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的工作重点将是：（一）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二）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6月30日，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毛泽东写下《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著名文章。在文章最后一部分，他说：党在过去28年仅仅做了一件事，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今后我们的事情还很多。“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他要求全党，“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

为搞好经济建设，1949年4月，毛泽东提出了“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所谓四面，就是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所谓八方，就是公私两方、劳资两方、城乡两方、内外两方。这“四面八方”政策的具体内容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毛泽东要求全党，从四面八方努力，把四面八方照顾到，实现发展生产的目的。

（五）争取民族资产阶级

恢复和发展经济，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和保护民族工商业是一个重要的方面。1949年初，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华北局统管北平、天津两市的接管工作。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在赴北平之前，专门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嘱咐他说：城市接收工作主要是接受官僚资本；对民族工商业要好好保护，接收工作要“原封原样，原封不动”，让他们开工，恢复生产，以后再慢慢来。做好城市工作要依靠工人阶级，还要团结好民族资产阶级，跟他们保持长期的统一战线。这就提出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保护民族工商业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思想。1949年2月初，毛泽东在同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谈话时就谈了中国共产党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毛泽东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很软弱的，我们对这部分人采取联合、利用、改造的方针，使其为祖国建设服务。我们利用了他们的积极性，也给了他们施展才能的机会、参与国事的权利和应有的社会地位。为发展生产建设，应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总之，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必须发挥和利用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1949年4月7日，毛泽东起草了给邓小平等人的电报，告诉他们：接收及管理上海如果没有自由资产阶级的帮助，可能发生很大的困难，很难对付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及国民党的强大的联合势力，很难使这些敌对势力处于孤立。这件事，你们现在就应开始注意。因此，请你们考虑，是否有必要在没有占领上海以前即吸收他们参加某些工作。而在占领上海以后，则吸引更多的这类人物参加工作。“不但上海如此，整个京、沪、杭区域都应该注意此点。”5月6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负责江、浙一带作战的指挥员的电报，特意指示他们：“在占领绍兴、宁波等处时，要注意保护宁波帮大中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以利我们拉住这些资本家在上海和我们合作。”8月21日，毛泽东在得悉上海的产业界提出国内可生产的工业品，请东北尽量在国内采购，不要再由苏联输入；由苏联换来的大量花标布在平津销售，把中纺的生活都断绝了等意见后，专门为中央起草了一份电报给东北局，把上述情况告诉他们，请他们“加以注意，使上海民族资本家有出路”。

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是新中国经济建设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六）实现南北“三通”

为充分发挥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恢复中的作用，在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尽管当时诸事纷繁，毛泽东还是十分关心长江南北的通航、通商、通邮等问题。1949年2月10日，当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到北平与中国共产党商谈国是时，毛泽东电示接谈的共产党代表叶剑英说：你们应对代表们表示，对于天津、上海恢复通船、通邮及商业联系感兴趣，如果他们在此点上能起某些作用，我们是欢迎的。2月14日，在“上海和平代表团”一行四人即将到达北平之时，毛泽东又电示北平接谈的有关领导人说：“对南北通船、通航、通邮、通电四事，你们应表示关切。” 2月15日，毛泽东又专门起草了一封发给各中央局、各前委的普发电报，指示全党：“为了（一）恢复南北商业联系，发展生产；（二）使南方各大城市资产阶级了解我党政策措施，便利我们在占领南方各大城市时孤立国民党，顺利地接收、管理和发展各大城市的生产；（三）使轮船、飞机、邮政、电报从国民党手中转入我们手中等项目的，我们对于不论何种轮船业、民航公司（中航、央航），都应当允许其先在平、津、秦皇岛恢复通航。北平电讯局未停，天津电讯局亦应准备恢复通电。平、津与南方邮务交通亦应恢复。银行、钱庄、邮局及商家的汇兑，亦应恢复。”毛泽东还进一步指示说：“在通船、通航、通邮、通电、通汇之后，我们的检查，不可过严。”毛泽东特意嘱咐大家：“你们对于南北通船、通航、通邮、通电、通汇诸事，应当看作一件大事去做，而不应当采取消极态度。”2月22日，毛泽东还在西柏坡直接同上海和平代表团一行四人谈了南北通航、通邮等问题。

由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南北通航问题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和措施，1949年2月23日，上海航业界驶到华北解放区的“大上海”号等轮船，载回了开滦煤炭4800吨，完成了国民党统治区与解放区的首次商务通航。第二天，美国总统轮船公司“菲尔摩”号轮船也由天津返航回到上海。这样，不但中商船只，而且外商船只也在南北之间实现了通航。

（七）部署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经济建设的恢复和发展，一个基本的条件是农村的土地改革。这一问题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949年12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实行土地制度改革，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继军事斗争以后的第二场决战。

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同朱德一道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布告，宣布“约法八章”，其中的第七条是：有准备有步骤地废除农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对南方新解放地区的土地改革，毛泽东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方针。8月1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复华中局并告各中央局、各分局、各野战军的电报，同意河南省委提出的以“中间不动两头平”的政策，作为解决河南土地问题的基点，对中农土地完全不动。电报还向各地提出：除河南等若干地方外，最广大的新区，今年及明年的全年都不是实行分配土地的时期，而是准备分配土地的时期。另外，毛泽东还指示，在南方及其他新区实行改革土地制度时，必须在某些政策上（例如不要使地富扫地出门等）及工作方法上（例如要开区乡农民代表会议等）改正过去在北方土改中做得不好的地方。绝不许再有过去那样无政府无纪律的状况出现。

在访苏前夕，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的两个重要议题之一，就是南方土改。他说，江南土改时，要慎重对待富农问题，要把对地主和对富农分为两个阶段进行。访苏回来后，毛泽东一面充分听取党内各方面的意见，一面广泛征求各阶层代表人物的意见，领导制订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其中规定：“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1950年6月30日，毛泽东发布命令，公布了《土改法》。广大农村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当一些民主人士对土改抱有疑虑时，毛泽东号召让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到各地去实地调查，了解实情。毛泽东幽默地说：状元三年一考，土改千载难逢。因此，我们应该欢迎民主人士到农民中去看看他们的欢喜和愁苦。毛泽东自豪地说：土改一项，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孙中山都没彻底地做过，中国共产党人做了，这是天大的好事，不怕人看。对于那些工商业家、宗教家、校长、教员、开明绅士和爱国分子，我们都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团结和教育他们，决不能置之不理。

因为实行了保护富农的政策，又让有疑问的人到农村实地了解情况，所以尽管土改在农村是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但却逐步稳健而顺利地在全国开展起来。到1953年春，全国除若干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外，都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得到了七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中国人民终于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伟大理想。这是毛泽东一生和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建立的伟大历史功绩之一。土地制度的改革，使占中国人口半数以上的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这个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使得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作者：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中央档案馆原馆长、国家档案局原局长，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