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唯物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运用

抓社会主要矛盾带动全面工作

辩证唯物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运用

杨玉成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不断前进的。社会主要矛盾在社会矛盾运动中居于主导地位，它的存在和发展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抓社会主要矛盾带动全面工作，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彰显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哲学智慧。

坚持从我国社会实际出发，在诸多社会矛盾和矛盾全局中敏锐地抓住社会主要矛盾，是我们党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分析解决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具体问题的一条成功经验。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一文中指出，“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他还强调，“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创新发展，为我们党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成功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思想武器。正是运用这一思想武器，我们党正确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矛盾全局，制定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1956年，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党的八大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判断符合实际。它表明，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背后起根本性作用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生产力，即社会生产不能满足社会需要。解决这一矛盾，需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方法论层面来看，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实际上是对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抓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坚持和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科学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对党的八大的提法作了进一步提炼。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从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视角来看，可以将这一重要论断的基本思路理解为，在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基本矛盾中，尽管生产关系在体制机制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不断改革和完善，但其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具有优越性，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必须长期坚持。因此，矛盾的主要方面依然在于生产力，在于落后的社会生产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相适应。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就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党正是根据这一主要矛盾制定和坚持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历史证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就要根据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并在这个基础上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战略策略。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我国长期存在的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状况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在需要的领域和重心上已经超出原先物质文化的层次和范畴。这些发展变化表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在需要和供给两个方面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在人民需要方面，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社会供给方面，已经从“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化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政治论断，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现阶段具体实际相结合，体现了继承坚持和发展创新的统一：既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没有变，我们的根本任务仍然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深刻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矛盾运动，从变化了的实际出发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的理论概括。这体现了我们党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及矛盾双方发展变化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是对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创造性运用，必将对我国改革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作者为北京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副会长）

《 人民日报 》（ 2019年08月12日 0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