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改造中国与世界”思想及其对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启示

毛泽东“改造中国与世界”思想及其对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启示

金民卿

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者，他不仅实现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制度变革，而且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创建、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停止过改造社会的实践和理论探索。这种不停步的探索同他思想形成时期所提出的“改造中国与世界”思想是分不开的。事物发展的萌芽状态形成了事物未来发展的基因，极大地影响甚至决定着事物成熟状态的发展方向和本质规定。基于此，我们拟从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时就已经确立的“改造中国与世界”思想入手，分析毛泽东同改革开放的密切关系，以及这个思想对于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启迪。

一、毛泽东确立“改造中国与世界”思想的心路历程

“改造中国与世界”，是毛泽东在思想上已经转向马克思主义，在同蔡和森、萧子升等人讨论改造新民学会的过程中提出并系统阐述的一个响亮口号。1920年12月1日，在给蔡和森、萧子升等人的信件中，毛泽东讲道：“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这句话是毛泽东长期以来思考和探索的概括。

第一，青少年时期，毛泽东确立了初步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救国救民的志向。

1907年到1909年辍学在家务农期间，毛泽东读到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以及日本人中岛端撰写的《支那瓜分之命运》等书，对中国近代以来的衰落有了初步认识，开始萌生爱国主义的情感和拯救民族危亡的志向。毛泽东曾回忆说：“我读了一个谈到瓜分中国的小册子，我甚至现在还能记得这小册子的开头第一句：‘呜呼，中国将亡矣!’他讲到日本的占领高丽与台湾，中国的失去安南、缅甸等。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我为我祖国的将来担心，起始认识大家都有救国的责任。”之后，在进一步的知识学习和思想进步之后，他逐步确立了救亡图存、改造中国的志向。

第二，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毛泽东的政治意识日益明确，确立了改造中国的社会理想，开始探寻救国救民的“大本大源”。

1913年到1918年夏，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的5年半时间，正是国内外社会政治激烈动荡不定时期。在国内，政治制度更迭未定，袁世凯、张勋的帝制复辟活动接踵而至，军阀争斗连绵不断；在国外，帝国主义掀起重新瓜分世界的高潮，第一次世界大战烽火连天，各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加紧侵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局面日益严重。在此背景下，国内思想文化激烈冲突，新旧思想交织纷争，新文化运动猛然崛起，在控制下抗争、在彷徨中寻路、在沉闷中呐喊，构成了当时思想界的基本格局。受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思想文化的影响，毛泽东的爱国主义情感不断加深，救国救民的志向更加坚定，探寻改造中国道路的愿望更加强烈。

一方面，他积极参加反对复辟帝制、反对军阀统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活动，不断深化民主主义思想和爱国主义情感。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逼迫中国答应“二十一条”要求。5月9日，袁政府基本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条件。为揭露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罪行，湖南一师的教师和学生编印了有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几篇文章和资料，题为《明耻篇》。毛泽东在这个材料的封面上写下了“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的题志，表达了自己雪耻救亡、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和坚定意志。

另一方面，他更加猛烈地学习吸收各种文化知识和思想理论，以求从中获得救国救民的“大本大源”即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身处国家民族的危亡之秋，毛泽东的个人情感和志向也随着时代的脉动而发生重大变化，从追求个人功成名就、谋求个人职业生涯的个人化理想，逐步上升到救国救民、改造中国的社会政治理想。在知识学习和思想吸收方面，他不再仅凭人爱好去广泛涉猎，而是从推动社会发展和谋求改造中国的角度，深化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型学习，系统学习西方思想理论和文化知识，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并猛烈吸收新思潮、新文化。他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指出，当时天下纷纷，变革和改造中国势所必然，许多人提出了多种救国方案，但是因为没有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大本大源”，而只是抓住枝节而不及根本，缺乏改造中国的真实本领，因此无法完成救国救民、改造中国的大任。为此，他提出要探寻“大本大源”，把握“宇宙之真理”，以开启民智、动天下之心，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达到改造中国、救国救民的目的。在1917年9月22日同蔡和森、张昆弟的谈话中，他明确提出要做像托尔斯泰、谭嗣同、陈独秀那样的大哲学家、革命家，“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彻底打破当时中国的现状，“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他的这个思想更加明确，更加深刻。在他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政治制度，是压抑人性、限制个人解放的“恶魔”，“罪莫大焉”，必须彻底推翻，打破旧中国、建立新中国。他说，对于中国，不必要害怕其打破，打破意味着新生，因此一定要“再造之”。

第三，五四运动前后，曲折丰富的社会实践和根本改造的社会思潮，直接推动毛泽东确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理想。

1918年6月，毛泽东经历了艰辛曲折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广泛吸收当时各种新思想新文化，同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思想界名流进行交流，认真阅读刚翻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深入学习和总结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积极组织和领导赴法勤工俭学活动、湖南长沙的五四运动、湖南驱逐军阀张敬尧的“驱张运动”、湖南人民自治运动等。这些理论活动，特别是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对于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

五四运动后的中国思想界兴起了一股“根本改造”的思潮。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散发的《北京市民宣言》即提出要实现“根本之改造”。李大钊在同胡适就“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提出了“根本解决”的问题。此后，谋求社会根本改造的呼声越来越高。1920年2月，刚出狱的陈独秀到武汉讲学，演讲的题目就是《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提出了三种改造社会的方法：“（一）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人人不要有虚荣心；（二）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不使无产业的苦，有产业的安享；（三）打破遗产制度，不使天地归私人传留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不种田地的人，不应该享有田地权利。”可以说，对中国社会以及整个世界进行根本改造，已成为当时中国先进分子的思想共识。

在这场关于根本改造的讨论中，毛泽东并没有置身其外。他在继续自身思考的基础上，对改造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920年2月，在给陶毅的信中，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作了多方面分析。讲到当时正在热议的改造问题，他指出：“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哪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也就是说，毛泽东不仅认识到改造的必要性，而且深入思考改造的现实步骤：改造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而不能仅做空泛的议论，更不能只是在思想、理论上作个人的“冥想”，而必须要明确改造的最终目标、具体道路和方法步骤，否则是无论如何行不通的。

第四，在改造新民学会的过程中，毛泽东形成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系统思想。

新民学会成立不久，毛泽东和蔡和森就开始突破最初的宗旨，谋求新民学会新的发展方向。1918年7月26日，毛泽东就新民学会的发展方向、组织活动等问题，写了一封长信给蔡和森。蔡和森回信表示：“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像列宁那样改造中国和世界。通信表明，毛泽东和蔡和森已经不满足于像杨昌济那样潜心学术和教育的道路，也不以清流自许而去回避政治了。他们开始谋求新民学会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新民学会的纲领，同时也在探索新的救国救民道路。

随着社会实践的深入，特别是社会改良运动的陆续受挫，毛泽东日益认识到必须要把新民学会从一个学术组织改造成一个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政治组织。1920年2月给陶毅的信中，他就提出要把新民学会转变成为一个“联军”。

此后不久，蔡和森、萧子升等人也着手改造新民学会。1920年7月5日至10日，留法的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尼召开会议讨论学会发展问题，会上提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口号。围绕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选择问题，以蔡和森为代表的“激烈派”同以萧子升为代表的“温和派”展开了激烈争论，会议在难以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决定蔡、萧二人将两种意见写信给国内的毛泽东，李维汉也致信毛泽东讨论这个问题。

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给蔡、萧等人回信，表示完全赞同“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纲领，并对这个纲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921年元旦，毛泽东召集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大会，再次明确提出赞同“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针，确立并公开了个人以及新民学会的社会政治理想和远大奋斗目标。当然，正如在法的新民学会会员在思想上分化一样，国内的新民学会会员也出现了思想分化，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选择上，毛泽东、何叔衡等大部分会员选择马克思主义，决定走十月革命道路，而另外少数人则选择温和的改良主义或自由主义道路。

二、毛泽东“改造中国与世界”思想的丰富内涵

“改造中国与世界”不只是一个口号，而是一个把新民学会统一起来并改造成为一个先进政治组织的目标纲领，涉及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向目标、理论指导、制度选择、方法路径、具体步骤，以及中国革命的历史方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一个内涵丰富的整体性思想建构。

第一，“改造中国与世界”是一个社会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的纲领，强调要通过社会革命解放中国和世界人民。

在毛泽东看来，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就是要通过革命和改造，把人民从腐败的中国和不平等的世界中解放出来，让所有人都过上好的生活，实现全人类的幸福，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实现这一理想不仅要在一个地方、一个国家进行革命，而且要推动和帮助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也就是要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把社会主义同国际主义有机结合起来。

毛泽东指出：新民学会应该站在全世界、全人类的高度来看待问题，而不能为了某一部分、某一国家的私利，“忘却人类全体的幸福的事”，更不能“隶属于无意义之某一国家，某一家庭，或某一宗教，而为其奴隶”。他特别强调，一定要高举国际主义的旗帜，“国际色彩一点，现在确有将他郑重标揭出来的必要”。这种国际主义（世界主义）同社会主义是相统一的，“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在这里，毛泽东已深刻领会并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即《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思想。

第二，“改造中国与世界”是一个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统一的纲领，强调要把中国革命纳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格局中来看待。

在1920年12月1日的信中，毛泽东就强调，要把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大力倡导国际主义，并对不考虑世界其他地方劳苦大众的狭隘的“爱国”提出批评，强调“不能只爱这一块地方而不爱别的地方”。在1921年初的新民学会会员大会上，针对彭璜、陈启民等认为改造世界太宽泛、欧洲的事情中国人不能代庖、用“改造东亚”作为学会纲领的主张，毛泽东不仅再次申明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口号最合适，而且明确提出要把中国革命纳入到世界革命的范围中来看待：“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

十月革命爆发后，世界革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已经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革命的发展不仅需要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而且能够和必须为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作出贡献。中国人不能仅考虑自己一个国家的事情，更不能单纯为了自己民族和国家的革命而妨碍世界，而应该着眼于并贡献于世界革命的整体发展。把中国革命纳入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范围中，把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统一起来，说明毛泽东已经确立了世界革命的开阔视野，开始把中国革命同世界革命有机结合起来，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有机结合起来，这个思想完全符合列宁的思想。在日后的革命实践和思想发展中，毛泽东进一步完善这个思想，形成了系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第三，“改造中国与世界”是一个长期目标与近期目标相统一的纲领，强调要把远大理想同立足实际有机结合起来。

对传统文化有着丰厚积淀而又接受并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的毛泽东，既反对空泛地谈论改造而不找下手处，又反对只关注眼前、中国的事情而忽略了长远目标和世界大局。为此，他特别强调要把长远目标同近期目标、把改造世界同改造中国结合起来。

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讲求把形而上的至善追求同形而下的务实追求结合起来，既追求“明德”“新民”“至善”的理想境界，也提出必须脚踏实地、循序渐进地做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既要追求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时强调必须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后经过长期奋斗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仅停留具体步骤和近期目标而忽略长期目标，就会陷于目光短浅的事务主义和改良主义，只是抓住长远目标高喊口号而不脚踏实地地进行实际斗争，就会陷于不切实际的抽象主义和空想主义。

1920年12月1日的信中，毛泽东一方面强调要从近期、眼前、中国的实际事情入手做起，“为做事便利起见，又因为中国比较世界各地为更幼稚更腐败应先从此着手改造起见，当然应在中国这一块地方做事”。另一方面，又不局限于眼下的中国，同时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帮助和推动世界其他地方的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如帮助俄国完成它的社会革命；帮助朝鲜独立；帮助南洋独立”等。1921年新年大会上，他再次明确了着眼世界同立足脚下、远大理想同从实际出发的关系，“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这样，通过对“改造中国与世界”口号的分析和论述，毛泽东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初步对中国革命的未来方向和根本目标做出了回答，这就是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解放中国和世界人民，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实现全人类的幸福，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把社会主义同国际主义、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长远目标同近期目标、远大理想同实际工作有机结合起来。

第四，“改造中国与世界”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的社会革命和改造运动。

树立了远大目标，确立了指导思想，选择了前进道路，都是基础性、前提性的工作，要真正开始从事革命性的社会改造，就必须抓住最紧迫的工作，确立具体展开的步骤。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毛泽东在领导五四运动、驱张运动、自治运动的实践中，已经切实体会到了政治组织在革命活动中的重要性。在给陶毅的信中，他明确提出要把新民学会建设成为“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这样的团体是一种“联军”“同盟军”式的组织，可以减少和避免“用力多而成功少”、“最不经济”、“各自为战”的“浪战”，而通过成员间“共同的研究，共同的准备，共同的破坏，和共同的建设”，最终形成合力，达到胜利，“操战胜攻取的左券”。这样的组织显然不再是新民学会1918年成立之时所追求的个人道德和知识进步的学术性团体，而是一个政治性的政党组织。1920年11月，毛泽东在编辑新民学会通信集时提出，从事社会改造必须做好充分准备，而其中最重要的准备之一就是建立共产党组织，“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思考，他在12月1日的复信中，对蔡和森所提出的建立共产党的意见，深表赞同。

实际上，此时的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有了这样的思考，而且已经接受陈独秀的委托，在长沙做着建立共产党组织、建立青年团组织的实际工作。当接到蔡和森1920年9月16日详细讨论建党问题的信件后，他不仅明确表示完全赞同蔡关于建党的主张，“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而且告诉蔡和森，陈独秀正在组织中国共产党，“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毛泽东于1921年1月21日给蔡和森的回信虽然篇幅短小，但是明确提出了自己关于建立共产党的重要主张：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二是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三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几个月后，毛泽东就作为代表之一，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在日后的长期实践中，毛泽东创立了极其丰富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领导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坚强核心。

第五，“改造中国与世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革命运动。

1920年11月25日给罗章龙的信中，毛泽东突出地强调了“主义”的重要性：从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社会革命活动，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团体来领导进行，而这样的政治组织必须是在统一的思想指导下，同一个主义带领下的同志的凝聚，而不仅是感情的结合和人的聚集。他说：“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道趋赴。”这样，他就明确打出了主义的旗帜，要大家在共同旗帜的引领下发展。这个主义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随后，在1920年12月1日的信中，毛泽东进一步明确了主义的内涵，旗子的所指。他表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不是各色各样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马克斯的方法”，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在1921年新年大会上，他在列举和比较了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几种思潮之后，明确指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是最有效果的，对于改造中国与世界“最宜采用”，并在公开表决的时候，同何叔衡等12人一起，坚定地选择“布尔什维克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公开打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

毛泽东在当时就提出，对于马克思主义要深入研究，并在同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的比较鉴别中，深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他在涉及主义同各门具体学术的关系时认为，主义存在于各门科学之中而不在其外，“所谓研究主义是研究哲学上文学上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各种学术的主义”，这个主义对于具体领域的问题具有指导意义。在1921年1月21日给蔡和森的信中，他坚定不移地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象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旗帜鲜明地反对唯心主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在1921年1月28日给彭璜的信中，他表明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决心，明确提出主义的争论是根本的，在主义的问题上决不动摇，决不让步，“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在这里，毛泽东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是把它作为一般性的学术思想，而是作为根本指针来接受的。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进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深入分析中国的社会矛盾，制订中国革命的战略策略，有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完成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实现了伟大的社会变革。

三、“改造中国与世界”思想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断从理论走向现实

在1920年12月1日的信中，关于用什么方法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毛泽东旗帜鲜明地表示赞同马克思主义的、十月革命的方法，反对改良主义的方法。也就是说，要彻底改造中国与世界，解放全人类，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首先必须通过革命斗争，推翻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在此基础上逐步达到共产主义。从那时起，毛泽东就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道路，并在日后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俄国革命道路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探索了一条既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又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把“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思想不断引入现实。

第一，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完成“站起来”的历史任务，确立了进一步进行改造中国的根本前提。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基本原理，抓住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核心问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顶着党内错误路线和敌人疯狂进攻的双重压力，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武装斗争实践，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抗日战争时期，他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全面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制定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科学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中国革命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改变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把中国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和基础，而社会主义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和目的。

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这是改造中国的一个重大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势力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中国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真正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新中国的成立为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为中国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从而为进一步改造中国社会奠定了根本前提。

第二，明确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制定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和发展战略，开始有目标、有方向、有步骤地把改造中国的实践进一步推向深入。

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后，毛泽东就矢志不渝地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进行不屈不挠的奋斗。1949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新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制度取向：“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再次强调中国的制度选择和发展方向，就是要“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新中国成立后，他领导党和国家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及时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领导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制度变革。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就开始谋划社会主义中国的奋斗目标。20世纪50年代，他多次宣告，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确定了中国发展前进的目标。1954年9月，他代表党和国家向全世界宣告：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将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目标一定要达到，一定能够达到。1956年8月，在党的八大召开之际，他再次宣告：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从那时起，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就一直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目标追求。

为了把这个伟大目标具体化，毛泽东科学谋划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提出了“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的规划；20世纪50年代早期，他提出了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战略；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他提出了要过好民主主义关、过渡时期关和社会主义关的“过三关”思想。经过反复的理论思考和调查研究，1957年2月，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初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9年底，他进一步深化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完整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自此以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就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牢牢坚持的奋斗目标，并在为实现这个目标的不懈奋斗中，有步骤有计划地深入改造中国社会。

第三，领导探索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展全面深刻的社会改造实践，为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奠定了坚实基础，积累了宝贵经验。

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决不能教条主义地硬搬别国的经验和模式。薄一波回忆道：“毛主席在1955年底就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到那时，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同时，也陆续发现苏联的某些经验并不适合我国国情。因此，同社会主义改造一样，能否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能否顺利进行、少走弯路的一个大问题。”1956年3、4月间，毛泽东多次提出一定要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再次结合，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不要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论十大关系》一开始就提出：必须以苏联为鉴戒，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避免或少走弯路。党的八大召开前夕，他又讲道：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不可能照着千篇一律的格式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然带有自己的特点，“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

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中，毛泽东领导党和国家制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方针政策，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开展全面深刻的社会改造实践。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是一场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运动，极大地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命运。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为新时期改革开放奠定了物质基础，提供了理论准备，积累了丰富经验。但是，探索实践不可能一帆风顺，由于历史的、认识的、个人的原因，以及当时国内外环境的复杂变化，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也出现了重大失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被严重教条化，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被严重误判，发展实践遭遇了重大挫折，这也给新时期改革开放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四、“改造中国与世界”思想对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启示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基础上展开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扬了毛泽东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理想信念和思想精髓，既继承了毛泽东领导革命和建设的丰富成果和成功经验，又汲取了探索过程中的深刻教训，进行了富有鲜明特色的改革开放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中国人民的“四个自信”不断增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当代中国处于新的历史方位之中。尽管历史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毛泽东的“改造中国与世界”思想对于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启迪。

第一，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是有主义的改革，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又要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的问题上，既要反对修正主义又要反对教条主义。一方面，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彻底的人民立场，坚持生产实践的观点、群众的观点、阶级的观点，坚持矛盾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方法、经济分析方法、利益分析方法等，决不能以任何借口动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此，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育，对那些动摇和冲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思潮和行动，都要坚决抵制和反对。另一方面，决不能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要追随实践发展的步伐，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要求，与时俱进地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不断在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上升到新境界，提出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观点，创造一系列标识性概念，形成具有深度解释力的理论。当前，我们要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教育，在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功夫，切实把新思想贯彻落实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当中。

第二，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是有领导的改革，必须牢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改革开放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也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全面从严治党推向纵深发展，实现改革开放伟大社会革命同党的自我革命的有机统一。一方面，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正确处理党同国家权力机构的关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确保党始终是改革开放的坚强领导核心；坚决反对多党制、不加前提的党政分开等一切否定党的领导的思想和做法，坚决反对和打击危害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行为。另一方面，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大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党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统筹推进党的各项建设，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始终成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坚强领导核心。

第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是有底线的改革，必须坚守制度底线、政治底线和国家利益底线。习近平多次强调必须要有底线思维，底线就是不可超越的红线。中国的改革尽管是全面深刻的，但决不是没有底线的。一是要坚守经济制度底线，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就是公有制占主体和共同富裕，改革过程中可以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经验，采取各种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式方法，但决不能离开公有制主体地位搞私有化、走资本主义道路，决不能离开共同富裕搞两极分化、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二是要坚守政治底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毫不动摇。当前，有些人总是打着各种各样的旗号，释放这样那样的杂音噪音，有的人甚至把四项基本原则看作阻碍改革开放的“绊脚石”，想尽一切办法来加以否定，力图把中国改革引向改旗易帜的邪路，对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认识，决不能被表面的假象所迷惑而随声附和，甚至犯颠覆性的错误。三是要坚持国家利益底线，决不以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为代价。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改革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而不是其他什么人，是中国自己而不是其他国家；改革不是做给其他国家的，不看别人的脸色，别人也不能指手画脚；改革开放必须牢牢立足基本国情，不空想、不超越阶段，决不照搬模式，决不走依附发展之路，而是要坚定不移地走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四，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是有胸怀的改革，必须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当今世界政治局势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世界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世界主题，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与此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世界格局中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科学把握当代世界的时代特征和世界格局的变化趋势，根据自身需要和实际，充分吸收和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面向世界的国际主义精神，为其他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承担发展中国家的义务，实现整个世界的发展进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和解决当代世界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概括而言，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在探索救国救民的大本大源中，形成了内涵丰富的“改造中国与世界”思想，这个思想把社会主义与国际主义、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长期目标与近期目标结合起来，主张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宏大而深刻的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造。这个思想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日益走向实践，为新时期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基础。从这个角度讲，改革开放同毛泽东“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思想和实践有着内在的历史和逻辑联系，决不能犯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把毛泽东置于改革开放的对立面。如今，虽然历史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改造中国与世界”思想对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依然有许多重要启示，我们必须要坚持有主义、有领导、有底线、有胸怀的改革。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副书记、副所长金民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