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构建及研究重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构建及研究重点

洪银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方面，建立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关键是增强其理论指导力和现实解释力。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在系统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础上，着力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讲好中国故事，把成功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思想和观点学理化、系统化；二是从研究对象、研究层面、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创新，准确反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特征；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得到国内学术界的认同，还要走向世界，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同。

    为什么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在一些西方经济学者看来，世界上只有一种经济学即西方经济学，中国没有自己的经济学。他们以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来看待中国的经济思想，认为不符合西方经济学的要求，因此便认为中国没有经济学；他们认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只需要把中国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案例就可以了，不需要再有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经济学。

　　然而，中国的发展有着自己特殊的国情，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已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都难以正确说明人口众多、地区发展不平衡、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是如何实现快速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的，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并成功指导了改革开放的实践，我们向前迈进的每一步、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是有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作为指导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改革开放每一次的重大进展都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重大突破推进的，改革开放的实践又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取得新的突破，突出表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明确了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所处的发展阶段，进而明确了改革所要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突破，推动了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并且明确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所有制结构和产权制度理论的突破，推动了基本经济制度和国有企业的改革；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理论突破，推动了基本分配制度的改革，激发了创造财富的各种源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创立开始，就有着所处时代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道路的理论概括，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具有了新时代的特征：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进一步凸显出发展的特色，不仅要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还要指引中国进入强起来的时代。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引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和发展，都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突破，例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反映了经济运行理论的重大突破；“一带一路”倡议反映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大突破；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污染防治和精准扶贫三大攻坚战，凸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反映出发展方式理论的创新。

    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有自己的经济学，但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如何构建，这涉及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学理化和系统化这一核心内容，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主要涉及以下重点内容：

　　首先是目标和问题导向。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相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标就是增进社会财富、谋求全体人民的幸福，建立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就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目标导向。坚持问题导向，意味着研究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不能从先验的规定出发，必须从现实问题出发。明确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就是问题导向的具体体现，当前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有三个方面的规定：一是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三是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些阶段性特征引申出改革和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针对这些重大问题进行理论分析，便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

　　其次是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当今时代的经济学主要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范式。中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这一范式有如下基本规定：第一，基本立场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其当代特征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学；第二，研究对象是在一定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其当代特征是更为关注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第三，基本任务是阐述经济规律，尤其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其当代特征是更为关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规律研究；第四，研究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基于这些规定，其他的经济学理论和研究范式不能摇身一变就成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近年来，一些学者基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采用通用的数学模型加上中国的数据，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自称是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或经济学的中国学派。实际上，这些研究只是用西方经济学来研究中国案例，本质上还是西方经济学，即使在西方经济学界，也不承认其为中国学派的经济学。

　　再次是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把握好三个方面的资源：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这三个方面同样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资源。笔者在这里特别强调两个话语资源。

　　一是《资本论》的话语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的话语资源。有人认为，《资本论》中反映资本主义的范畴不能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明显的例子是过去对资本和劳动力市场两个概念讳莫如深，现在，我们不仅使用国有资本的概念，国家对国资的管理也转向以管资本为主，劳动力市场的作用也早已得到了确认。很显然，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使用的范畴和原理都不愿意使用，何来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呢。用好《资本论》的话语体系的关键，是使用《资本论》中相关概念时要赋予其生产关系方面的规定。

　　二是西方经济学的话语资源。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不属于同一个范式，但对西方经济学的某些话语和范畴不能全盘否定，面对共同的研究背景、共同的经济问题，西方经济学中解释当代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新现象而产生的话语和范畴，排除其阶级属性外不乏作为人类共同财富的科学成分。我们可以有选择地批判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的某些概念和理论，这主要涉及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领域。例如：微观经济运行领域中的资源配置理论，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宏观经济领域中的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理论，逆周期调节理论；经济发展领域中的创新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通过批判地借鉴和吸收，这些概念也可以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

　　对某个经济体进行经济分析，通常涉及三个层面：一是生产关系即经济制度层面的分析，二是经济运行层面的分析，也就是资源配置层面的分析，三是经济发展层面的分析，比如对发展中国家如何迈向现代化的分析。

　　长期以来，经济学科似乎有一种分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侧重在生产关系层面的分析上，经济运行层面的研究交给西方经济学，经济发展层面的研究交给发展经济学。如此一来，政治经济学就只剩下几个关于生产关系的原则性规定和教条，具体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问题似乎由西方经济学理论作指导。实践证明，这种学科分工是不准确、不科学的。马克思当年的全部政治经济学写作计划包括6册：资本、地产、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资本论》只是其6册计划的一部分，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因此，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这也提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研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关系，阐述服从于发展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的运行规律，同时还要提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如何运行的理论，以及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目标的经济发展的理论。简单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标是：经济制度的优化，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经济增长和经济体的发展。

　　就经济运行来说，制度分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运行分析的起点，其任务是揭示经济规律的作用方式和机制，寻求经济制度的具体形式，如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市场经济的运行和调节机制。服从于资源最优配置的目标，经济运行的微观分析关注效率，宏观分析则关注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的稳定。基于经济运行效率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要建立的经济运行机制要做到：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

　　就经济发展来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问题就是现代化问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进入生产力领域，指导中国的现代化，否则就难以科学指导中国的经济发展。当然，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发展问题不只是生产力问题，离不开对生产关系的分析，两者结合在一起分析产生的理论才能准确指导中国的经济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研究生产关系又研究生产力，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优势所在。

　　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拘泥于对生产关系、对经济制度层面的研究，对经济运行和发展层面的基本问题一定要有话语权，实际上就是对中国自己的经济运行和发展要有话语权。具体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是已经有定论而且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制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毫无疑问要把这些改革成果学理化、系统化，但不能停留于此，需要在此基础上再回到更为现实的层面，进一步加强对这些制度的实现形式的研究，比如：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产权制度和产权结构的安排，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实现形式，等等。

　　（作者：洪银兴，系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资深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2019年08月20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