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力意识形态

论张力意识形态

张志丹

　　内容摘要：重视意识形态建设、构建张力意识形态，以此托举治国理政，是维护思想统治之必需。从哲学上来看，张力意识形态的出场学逻辑主要关涉三大层面：“为何建构张力意识形态”、“张力意识形态是什么”、“如何构建张力意识形态”。“张力意识形态”，不是泛指所有意识形态，而是指那种能够妥善处理基本意识形态与操作性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以及排斥与包容、刚性与柔性之间的关系，保持结构与功能、思想与现实、历史与当代、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互动，因而也是最能体现以发展的方式来坚持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林林总总，真正典型意义上的张力意识形态是指具有解释力穿透力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张力意识形态的“保鲜术”，是需要不断守正出新、固本培元，坚持从理论创新维度、价值创新维度和形式创新维度来推进意识形态创新。毫无疑问，在新时代，实现从意识形态的内在张力上升到张力意识形态，保持我国张力意识形态的生命力，是推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丰富、完善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之必需，同时也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之必需。

　　关 键 词：张力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创新

　　作者简介：张志丹，男，上海师范大学必威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上海师范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和经济伦理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思想的总体性研究”（项目编号：17AKS019）

　　古人云，“苟日新，日日新”。就连尼采也曾经说道，“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当今世界发展迅猛，“创新”毫无疑问成为当今时代大化流行的热频词。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环顾当今全球范围的理论图景，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诸神竞争”乱视听。其中，作为立党立国之本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萨特语），之所以在与诸多意识形态的竞争中日益焕发出蓬勃生机与活力，究其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能够成为真正的“张力意识形态”。“张力意识形态”的发生学密码就在于坚守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保持自身对生活的温润、对现实的贴近、对实践的守护，永不故步自封，始终化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紧张”为“张力”，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基础上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双向趋近。在新时代，无论是不断推进民族复兴大业，还是不断推进治党治国治军，都离不开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吸引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离不开新时代张力意识形态的牵引。本文试从“为何需要张力意识形态”、“何谓张力意识形态”、“如何构建张力意识形态”等三个层面来阐发张力意识形态的出场学逻辑。

　　一、张力意识形态出场的必要性

　　需要追问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中,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或者名词并不少见，为什么还需要倡议提出构建“张力意识形态”概念呢？在笔者看来，张力意识形态出场“何以必要”的逻辑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话语创新逻辑：构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学术话语体系之需。恩格斯说过，精神是物质的最高精华。而且，意识形态具有移山填海的巨大魔力，从近代以来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往往是意识形态革命这一点就不难窥见。究其原因，现实环境条件的改变，必定带来意识形态的变化，变化了的意识形态又反过来使现实发生变化，能动地改变世界。换言之，从本体论上说，意识形态不是自我圆融的精神现象，是以观念形式存在的社会存在，但是，“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由此可见，从辩证法的视域来看意识形态不仅是社会发展的结果，而且也是作为影响社会发展的必要前提和精神动力。如果某种意识形态顺应时代潮流，它就必然能够成为促进社会历史发展最主要的精神力量。质言之，这种意识形态，不是一般的意识形态，而是具有与时俱进、海纳百川品格的意识形态，对于它，名之曰什么意识形态呢？我们试翻一下国内外意识形态研究领域的“百宝箱”，相比较而言，国外学者颇有建树，提出许多原创性的概念或者理论。比如，“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文化霸权”、“意识形态是一种物质存在”、“软实力”、“包容性意识形态”和“排他性意识形态”、“基本意识形态”和“操作性意识形态”，其中不乏很有学术影响力和现实解释力的概念。一番比较，似乎找不到合适的“概念机器”用以表达上述“意识形态”。经过反复揣度，笔者认为以“张力意识形态” 来表达上述“意识形态”概念，恐怕是甚为合适的。因为“张力意识形态”超越了学术史上的“包容性意识形态”和“排他性意识形态”、“基本意识形态”和“操作性意识形态”等相关概念，兼具两对意识形态概念之优势，其解释力、穿透力不言而喻。梳理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发展史，一味包容抑或一味排他的意识形态，必然被历史巨轮碾为齑粉，唯有以“创新”方式来重构张力意识形态，以此保持意识形态内部的张力以及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张力才能行稳致远、基业长青。

　　伴随着国家富强的脚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确为时代之需、人心所盼。构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及其相关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反观国内，提出我们独特的具有影响力、解释力的原创性中国学术话语，可谓寥若晨星。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研究领域亦复如此。究其原因，或许是学界囿于意识形态论域具有强烈政治性的原因，或许是认为搞出新概念也不见得是什么创新的偏见，或许是“唯内容主义”的价值偏好，或许是眼高手低之故，等等。对于一个在伟大理论指导下取得了不朽成就的伟大时代来说，这种状况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说实话，如果我们不打算故意辜负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那么，面向时代，结合现实，直面实践，提出具有原创性抑或不乏解释力的意识形态理论，确为当代中国学人面临紧迫的任务和应有的使命担当。为此，倡议构建“张力意识形态”概念算是对时代潮流的一种积极回应，以不愧对时代厚望。

　　其二，研究创新逻辑：总结意识形态发展规律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规律之需。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而如何研究意识形态发展史，总结意识形态发展规律是一项重要课题。原有的研究有思想，可缺乏必要的概念提炼和研究视角创新。马克思主义可以分为学术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政治）的马克思主义，教材的马克思主义等。可是，说到底马克思主义不能也不可能“去意识形态化”、“去政治化”，否则，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本色就会失去了。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意识形态，是政治。因此，如何总结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如果撷取一个比较恰切的词语来概括的话，恐怕非“张力意识形态”莫属。张力意识形态是衡量意识形态能否适应时代，与实践同呼吸的重要尺度。同样，如果总结近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也需要一个适切的学术性概念来表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科学命题，是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报告中提出的。毛泽东说：“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2]2017年7月26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党是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的党，强调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3]不难看出，无论是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还是所谓“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提法，实质是政治话语，学界接续这一话语进行研究，就是“政治话语的学术化”，这就给真正的学术话语来总结提炼预留了可能性空间。总结提炼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经验，实际上就是指主流意识形态要不断自我革命、守正创新，建构“张力意识形态”。没有理论自信与理论创新，张力意识形态的建构就无从谈起，没有张力意识形态，理论自信就如同镜花水月。可以说，党领导人民不断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也是党必须审时度势，聚焦中心工作，适时进行主流意识形态创新、构建张力意识形态以强本固基、筑牢全党全国人民共同思想基础的历史。

　　其三，回应实践逻辑：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实践问题之需。任何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意识形态创新亦然。作为经济基础之“副现象”（汤普森语）的意识形态，在历史发展长河中没有脱离社会历史的“完全独立的历史”，它必然会伴随着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及其政治上层建筑的变化而不断发生着演绎创变。因为它说到底不是“自我圆融的”、“自组织的”，而是观念性的社会存在，以观念形式折射出来的社会问题。无论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还是对于改革、发展、稳定等诸多重大社会问题，需要主流意识形态以自我创变与重构的方式作为必要的理论解答。为此，我们必须扭住“时代之问”不放，横下一条心来不断做出回答。习近平在5.17讲话中指出：“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4]这些矛盾和问题给主流意识形态带来了发展性挑战，导致意识形态的时代适应性不足，从而“倒逼”意识形态创新，实现张力意识形态的重构。然而，社会超级复杂，实践中的“问题”更加复杂，而且它们又不是自我澄明的，其中的真问题和伪问题往往夹杂在一起，鱼目混珠、真假莫辨，去伪存真尤为必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一段发人深思的论述：“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它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一种没有从它的能动关系上、它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还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5]因此，张力意识形态需要“问题导向性创新”，为此首先必须号准时代脉搏，分清“真问题”和“伪问题”，实现精准发力，力求做到“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改革开放时代，曾经铺天盖地、影响巨大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僵化极左意识形态，在改革之风的洗礼之下，渐渐地影响力趋于式微，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跃成为优先性、主导性的张力意识形态，极大地促进了国家的繁荣和发展。正如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所发现的一个非同寻常的事实：“正当19世纪的意识形态和思想争论已经走向穷途末路的时候，正在崛起的亚非国家却正在形成着一些新的意识形态以满足本国人民的不同需要。这些意识形态就是工业化、现代化、泛阿拉伯主义、有色人种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旧意识形态的驱动力是为了达到社会平等和最广泛意义上的自由，新意识形态的驱动力则是为了发展经济和民族强盛。”[6]诚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下，这种意识形态的经济化创新或者硬实力化的创新，凸显工具理性的创新不无道理，构建了张力意识形态，但是，随着历史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诸如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都需要意识形态的创新，全方位重构张力意识形态。可以说，聚焦重大关切、回应时代问题，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张力意识形态的主要问题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了解决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维护党的执政合法性、应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不断回答“时代之问”、“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传媒之问”，保持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必要张力，需要构建张力意识形态，永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命力。

　　二、张力意识形态的概念与特征

　　对意识形态进行界定或者分类，有多种不同维度，有的从所属阶级属性，有的从主要价值取向，有的从政策取向。如果从意识形态与现实、实践之间的关系的维度，意识形态可以分为“张力意识形态”和“僵化意识形态”，或“极端意识形态”和“空想意识形态”。所谓“张力意识形态”，一言以蔽之，不是泛指所有意识形态，而是指那种能够妥善处理基本意识形态与操作性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以及排斥与包容、刚性与柔性之间的关系，保持结构与功能、思想与现实、历史与当代、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互动，因而也是最能体现以发展的方式来坚持的意识形态。由此可见，张力意识形态不是纯粹的基本意识形态或者操作性的意识形态，不是“自我封闭”、“僵化保守”的排斥性意识形态，更不是无条件“兼收并蓄”的包容性意识形态。由此可见，张力意识形态当中充满着辩证法，既能反映时代需要又保持批判的距离；既能反映现实也能批判回应；既有时代的因子在其中，但不是完全依附于现实，而是保持与现实的必要张力。所以，它不是现实的“应声虫”、“发声筒”、“复制品”，而是源于现实高于现实之物。换言之，张力意识形态是反对屈从现实的“辩护主义”、“务实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也反对抽离现实基础的无根基的“理想主义”；反对故步自封的保守主义和只照办本本的教条主义，也反对只重视局部经验的经验主义。从外延上看，张力意识形态并非局限于某种“所指”，而是所有符合张力特质的“能指”。

　　为了弄清“张力意识形态”概念，这里我们尝试一下词语考古。当然，我们反对考古中一种偏颇的误读，认为“一个词语的意思过去如此这般，今天也必定如此这般”的所谓“发生学谬误”。“张力”一词原本是一个物理学用词，在物理中常指某物体受到拉力后物体内部产生的一种牵引力，在文学中被引申为作者对文章的情节内容驾驭熟练，可收可放，使文章节奏恰当，而不拖沓，如弓之开合，不平淡不夸张，恰到好处。在特拉西那里，“意识形态”概念自打一出现就具有哲学含义，也具有政治学含义。后来这一概念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学和社会学含义。在马克思经典文本中，“意识形态”至少有三重含义：革命意识，统治思想和虚假意识。无论如何，意识形态作为观念型的政治权力，作为系统化理论化的阶级意识，则是其本质含义。基于此，以“张力”来修饰“意识形态”，是指一种意识形态能够回应或者破解时代之问、实践之问，不断克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紧张，从而保持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必要张力。需要指出，“张力意识形态”不是指“张力”自身的意识形态，也不是“张力”的意识形态，而是指维持意识形态内部以及意识形态与现实实践之间的“张力性”意识形态。

　　可以说，梳理古今中外意识形态理论宝库，踏破铁鞋都难以觅见“张力意识形态”一词的踪影，据此可以说它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正如黑格尔说道：“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7]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张力意识形态”并非一个横空出世、神秘莫测的名词，它是对现实实践加以合理抽象而得出来的一个概念。这是因为，无论是对意识形态自身发展，还是对实现思想统治、完成治国理政来看都需要张力意识形态。只有从意识形态的张力“上升到”（而非“到”）张力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才算真正合格，进而才能与现实、与时代同频共振。否则，意识形态就是抽象的，不可能成为张力意识形态，只有具体的，才能成为张力意识形态。实际上，无论是从无张力的意识形态到充满张力的意识形态，还是从意识形态的张力到张力意识形态，中间都存在着大量的中间地带，构成了一个程度不同、无限丰富的“广谱”，这一“广谱”折射出了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张力的程度。由此可以说，一般而言，绝对没有张力的意识形态，如同“理想型”意义上的张力意识形态都是凤毛麟角，世所罕见。

　　事实上最具科学性的张力意识形态非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本质为马克思主义）莫属。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就是张力意识形态，实质上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战略性与策略性相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话语感性与内容理性相统一的不断“守正出新”的意识形态。从意识形态的张力到张力意识形态，需要某种意识形态反映时代精神、回答时代课题、引领时代潮流，张力意识形态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关键在于它具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不断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它总能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而创新发展。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因此，马克思主义能够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不断探索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课题、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新挑战。”[8]从这个意义上，永葆马克思主义的生机与活力，建构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实质是保持意识形态的必要张力，建构真正具有张力性的意识形态。

　　不难看出，张力意识形态具有自己独特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时代性。辩证性是张力意识形态的应有之义。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张力意识形态之所以具有张力，就在于其对“时代之问”的回应或者回答，对于现实矛盾的内在反映，辩证矛盾的内在统一，呈现出内核与外围统一起来的张力特征。为此，保持时代性，就需要与时俱进，坚持发展，守正出新，包容创新，这就意味着坚持意识形态内核，进行操作性意识形态或者意识形态外围创新，所谓“喜新不厌旧”与“喜旧不厌新”结合，从而体现出其辩证性特征。

　　二是实践性。张力意识形态不是“坐而论道”纯而又纯“自组织”、“自循环”的抽象观念体系，而是直面现实问题，回应和解决实践问题的“客观性思想”。习近平指出：“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3]尊重实际，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张力意识形态存在的根据。如果脱离现实必定不着边际，那就变成了主观主义抑或教条主义、“原教旨主义”，好比草木失去了大地的滋养，是绝对没有生命力的。

　　三是人民性。张力意识形态之所以具有“张力”，是因为它不教条不保守不守旧，紧跟时代，不断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变化，因而具有创新性的特征。近代以来的革命往往都是意识形态革命，同时也是真正的人民大革命，张力意识形态创新不仅体现了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践性，更体现了“为民利民靠民”的人民性，是两者的有机统一。因此，这种创新是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不单纯地是领袖、学者和专家的纯粹个人创造，因为创新是依托伟大实践进行的理论加工和理论创新，实践敷设了创新的基础。邓小平说过：“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9]

　　四是包容性。张力意识形态充满活力和生机，就在于植根于人类思想文化的沃土之中，因而不是纯粹排他性的意识形态，而是不断根据实践的需要，吸收时代和其他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营养，从而体现出强烈的包容性。但是，这种包容的前提是“不包容”，就是说这种包容是有原则、有底线的，是以我为主、包容创新，不是随人作计、自我迷失。换言之，是以体系的自我完善为目的，化“敌”为“友”、化“它”为“我”。

　　三、张力意识形态出场的学理根据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作为社会意识的意识形态，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绝对精神”，也不是康德意义上的“物自体”，更不是施蒂纳意义上的“唯一者”。换言之，它不是本体，而是“副现象”；不是根据、主词，而是“被决定”、宾词。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有一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写道：“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10]不难看出，这里道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抑或“意识形态发生学”的基本原理，即具体历史的社会存在决定相应的意识形态，具体历史的意识形态反映相应的社会存在，意识形态是“观念版”的社会存在，是以“观念形式”存在的社会存在。真理是具体的，也是有条件性的。尽管意识形态并非天然“虚假”，可是，一旦某种意识形态不能及时充分地反映社会的需要、实践的要求，就会僵化保守、落伍于时代的“虚假”特征。正是在此意义上，意识形态唯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真正成为社会实践的脉动，社会变局的“晴雨表”，社会症候的“感应器”。实际上，保持张力意识形态、推进意识形态创新必须始终紧紧围绕实践问题和社会矛盾展开，否则，创新就会偏离正轨，迷失方向，不是陷入“话语的狂欢”、“语言的喧嚣”，就是陷入“为创新而创新”、“自说自话”的形式主义泥潭。

　　乍一看，似乎这一概念有离经叛道之嫌，实际上，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相关的文本根据和学理根据十分丰富，虽然不能说达到了“俯拾即是”的地步，却也能够“时有发现”。其中，马克思意识形态思想、文化思想和观念思想当中多有与“张力意识形态”相关的思想。一个前提性说明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在经典作品中以多重含义的方式来使用“意识形态”一词，诚然，基于批判的需要，他主要从否定性意义上来使用该词，但不能说否定性概念是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全部，作为中性的或者肯定性的意识形态概念也是存在的。学界有不少相关研究成果对此加以研究。张力意识形态为“一般”，其体现为“特殊”，即它不仅体现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发展历程中，而且也可以体现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发展历程中。换言之，张力意识形态尽管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典型，但不是其“专利”。

　　通过研读经典文本，不难发现，“张力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多有关涉，它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史有着或明或暗的思想脉动和理论呼应。依托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张力意识形态出场的学理根据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根据一：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决定论思想。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标志着哲学史上划时代的革命，突出的表现在历史唯物主义以其走进历史纵深处的解释力、穿透力。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里，正是由于意识形态不是自我决定的，保持张力的根据是社会存在、经济基础的根源性。如果脱离经济基础，意识形态可以扶摇九天，任意飞翔了。借用康德的名言就是，“给思想的翅膀挂上重物，使它不能任意飞翔”。正是由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卓越解释，意识形态在“卑污的犹太人活动中”、在“尘世中”、在“社会存在中”，而不是哲学家的“抽象思辨中”、在“天国中”、在“社会意识中”的奥秘和发生学密码方得以昭然天下。马克思依托自己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着眼于社会结构，从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中揭示出意识形态的起源、本质和社会功能。诚然，马克思提出这些思想，与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是统一的过程，即马克思不仅从本体论意义理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且从此意义上理解经济基础决定了作为思想上层建筑核心部分的——意识形态是如何产生的、本质是什么，而又有何社会功能等问题。与针对意识形态理论提出了诸多创新性见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他们多有撇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维度，一味强调意识形态的反作用，或者张扬所谓的“多元决定论”，矫枉过正地跌入唯心主义的泥潭。显然，如果放任关于“精神决定论”、“多元决定论”、“非决定论”等论调泛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势必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根据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意识的能动性思想。历史唯物主义的能动性思想，包括能动的辩证的反映论思想和反作用以及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思想。进言之，意识形态对于社会现实的反映是一种创造性的反映，不是线性的机械的“镜像式”的反映。它源于现实高于现实，因而不是现实的附庸、“屈从现实”，也不会依附于现实，一味地为现实辩护。所以，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是张力意识形态出场的必要性条件。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关系的解读，有“机械决定论”、“意识形态决定论”以及“相互决定论”等观点。面对“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这样的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马克思曾经以颇具反讽的口吻说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面对这些错误解读，恩格斯深刻地指出：“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他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这是由于通常把原因和结果非辩证地看做僵硬对立的两极，完全忘记了相互作用”[11]。可以看出，经济与政治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不是“单维度”的，“从根本上说，经济发展决定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但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也会反过来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产生决定性作用”[12]。无独有偶，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卢卡奇同样说道：“谁要是把各种意识形态看作形成它们的基础的经济过程的机械和消极的产物，那么他就丝毫没有懂得它们的本质和发展。”[13]实际上，如果我们只是聚焦马克思的决定论思想，而且认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观点，那么，就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所做的简约主义的“非法解读”。实际上，马克思是“辩证的能动的相互作用”观点的倡导者。唯有如此解读，才能将历史唯物主义的能动性思想置放于合适的位置上。

　　根据三：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意识相关作用的思想。张力意识形态的发生学逻辑内在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方面需要保持与社会意识的张力，一方面需要保持与现实、实践的张力。关于张力意识形态的发生学逻辑，马克思在论述一般社会意识（观念）或者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展现出来了。马克思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所以，社会存在是社会意识的根据，后者不是一个自组织的精神现象。马克思认为，社会结构诸因素（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特别是社会意识之间不是相互割裂绝缘的，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作为社会结构和社会现实一部分的意识形态也是如此。梳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我们可以看出，从“结构与功能”关联的视角看，与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关联相比，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社会意识之间，以及意识形态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同样也存在‘结构与功能’的关联，往往表现得更直接、更迅捷，有时变幻激荡。社会意识与意识形态之间“结构与功能”的关联发生，实际上需要凭借意识形态生产的介入。从理论上说，某种张力意识形态之所以称其为张力意识形态，是由于它是具有自身特色的“特殊”，其中也包含了其他意识形态的“一般”。正如恩格斯所言：“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14]事实上，世界上的各种意识形态，各国的意识形态，乃至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都是各种意识形态整合的结果。比如，古巴采取了把历史上民族英雄和本国领导人的思想并提的做法，1997年的五大上又把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具体表述是“古巴共产党是以马列主义、何塞·马蒂思想及菲德尔思想为指导的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实际相结合，本身也是普遍真理，也是基本原理。本土化的意识形态各不相同，理一分殊。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共的指导思想新提法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15]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指导思想的又一次重大发展。诚然，尽管意识形态生产存在自我演绎的巨大空间，但是这种空间是有前提、有底线、有限度的，所以它不是在“象牙塔中”孤立进行的纯粹精神生产。这是因为，物质生产决定意识形态生产，前者是后者发展变化的动力。易言之，意识形态生产与复杂多样、变动不居的社会实践过程紧密相连，好比一个风筝，无论飞得多高，飞得多远，社会实践好比那一根被牢牢拽在手中的“线”。正如《共产党宣言》中写道，思想的历史“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10]

　　根据四：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理论与现实相互需要与互动的思想。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并非总是在一个跑道上，同频共振，同向同行。理论如果不世界化，就成为了封闭的无张力的理论，世界如果不哲学化，就变为了低于理论的落后于时代需求的“过时现实”。这种理论与现实之间经常存在的多维紧张，要求我们必须始终追求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之间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是张力意识形态发生学逻辑和必然的归宿。实践中两者之间经常存在着紧张，为了保持两者间的合理张力，维护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双向需要与互动就具有必要性。一方面，理论需要反映实践的诉求，根据实践来检验、筛选和发展理论，因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0]；另一方面，运用理论去指导实践、改进实践，创立新的实践形式，把理论变为现实，因为“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10]。所以，不能只看到实践对理论及其理论创新的最终决定作用的一面，也要看到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引领和改进实践的一面。因此，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张力意识形态需要始终保持与现实、实践之间的必要张力，从充满内在紧张的意识形态不断调试到张力意识形态。正是由于张力意识形态出场的学理根据的存在，所以张力意识形态就不是一种或然性，而是具有必然性；就不是主观臆造，也是客观的真理。

　　四、创新：张力意识形态的“保鲜”密码

　　张力意识形态的保鲜术并不神奇，然而，熟知非真知。实际上，虽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乃至学术研究中“意识形态创新”几成为一个自明性的概念，但意识形态创新的确切含义究竟何在，却并非人人清楚明白。张力意识形态的“保鲜”密码，就是“意识形态创新”。创新是变化，但是变化不一定是创新，趋于保守的“向左”的变化，趋于“向右”的突破底线的变化，都不是创新。所谓“意识形态创新”，是指围绕一定历史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意识形态在坚守基本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内核）的基础上，对操作性意识形态（即意识形态的外围）进行与时俱进的创造性重构、现代化变革和时代化转型，以此适应时代、回应现实、引领实践，进而达到凝心聚力、达成共识的目的[16]。

　　实际上，无论是具有科学性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并非完全科学的思想价值信仰体系，要成为张力意识形态，都需要与时俱进，与世偕行而不替，不断进行创新。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比之非科学的意识形态，具有根子上的科学性，实现了坚定的革命性、自觉的实践性、鲜明的阶级性、彻底的科学性的有机统一。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否定其他意识形态的历史价值与社会价值，对于社会发展与人的幸福生活的改善，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而，对于当代中国主流的张力意识形态创新，并非是要推翻或者丢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是要缓解或者破解意识形态理论与现实、思想与实践之间的疏离与紧张，通过变革理论的方式来保持理论与现实、思想与实践之间的必要张力。可以说，张力意识形态创新并非随心所欲的“修辞学革命”、“话语狂欢”、“词语的喧嚣”，而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由社会发展和主体认知所构成的“可能性空间”中进行的“历史写真”，“带着镣铐跳舞”。

　　实现张力意识形态的彻底性，就需要意识形态创新。张力意识形态的力量来自于其思想对客观世界的解释力、对改造世界的引领力以及征服人心的说服力。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拥有强大的生命力，正在于不断创新的方式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彻底性”，从而真正“说服人”，这也是“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的特有魅力。实践永无止境，思考永无止境。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也非与当年可以同日而语，而马克思主义更不能作为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只能成为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真理体系。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些人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的话。”[17]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观点是具有历史性、时代性、局限性的，因而是会“过时”、“失效”的，但是不能由此否定马克思主义及其基本原理的真理性。真理是具体的，有条件的，主流意识形态尽管是科学、“真理”、“理性”， 但是其中的操作性意识形态并非完美无缺。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8]质言之，意识形态对于实践问题的阶段性思考并非至上的，而对于实践问题的永恒思考则是至上的，如何克服理论与社会实践之间的紧张，实现操作性意识形态最大程度地与现实相适应，止于至善，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在诉求，否则，我们总是感觉主流意识形态有些底气不足，“英雄气短”。这种创新就是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现实与自我批判相结合的基本精神，盘点不足缺陷，补齐短板弱项，实现理论自身的圆融融通和逻辑自洽。列宁说过，“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毫无疑问，当代中国，张力意识形态创新的价值旨归是“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19]。

　　张力意识形态创新之源在于社会实践，脱离了现实实践，创新究竟向何处去，张力意识形态来自何方，变为堕入五里雾中的神秘主义。但是，不能由此认为，张力意识形态的创新就可以平地起高楼，不需要思想营养和文化滋养。实际上，这些东西归根到底也是来自于实践之中的。

　　正如马克思说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8]不难看出，这里的条件包括物质条件，也包括精神条件，这些都是“客观的条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据称是更彻底的发展。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20]显然，为了保持意识形态的张力，需要创新，但是，这种创新不同于异质性意识形态（诸如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代替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除旧布新”、“新陈代谢”。质言之，具有张力的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创新，决非意识形态内核的创新，决非把基本意识形态推倒重来、另起炉灶式的“毁灭性创新”（熊彼特语），而是为了强本固基、固本培元基本意识形态而进行的操作性意识形态创新。正因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是源于现实而又高于现实的思想体系，因而这种创新并非只是与实践亦步亦趋的“适应性”、“解释性”、“服务性”创新，而是高于现实、敷设道路底线、擘画愿景目标的“战略性”创新，所以它对于引领社会实践具有积极的战略功能，由此预设了意识形态创新的层次性、多维性、系统性。换言之，张力意识形态创新应该主要不是细枝末节，不是“修修补补”、“零敲碎打”的改良，而是操作性意识形态自身整体谋划式的自我创变。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创新，需要围绕“新时代”重大课题来破题突围。

　　实际上，当代中国张力意识形态的创新，从实践来看，鉴于改革前和改革后，以及改革开放的不同节点，中国意识形态面对的时代背景、国内外挑战的异质性或者差异性，意识形态外围创变必定面临诸多理论内部的紧张，甚至存在偏离意识形态内核的总体性规约的可能性。正如马克思写道：“哲学体系为实现自己的愿望所鼓舞，同其余方面就进入了紧张的关系。它的内在的自我满足及关门主义被打破了。那本来是内在之光的东西，就变成为转向外部的吞噬性的火焰。于是就得出这样的结果：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哲学在其外部所反对的东西就是它自己内在的缺陷，正是在斗争中它本身陷入了它所反对的错误，而且只有当它陷入这些错误时，它才消除掉这些错误。”[21]处于单一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国家、民族、集体利益优先的集体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自然易于成为主流价值观和价值共识，而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多元利益主体和多元价值诉求并存，坚守集体主义的同时需要包容市场伦理、形式伦理、程序正义等各种新生的价值观，否则，主流意识形态难以适应实践的要求，整合利益、整合文化和价值，实现现代转型就成为一句空话。改革开放时期，国内外风云变幻，世情国情党情社情变动不居，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必然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无论是邓小平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主题，江泽民提出的“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主题，还是胡锦涛提出的“进行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发展”的主题，以及习近平提出的“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毫无二致地抓住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段性特征基础上实践提出的迫切需要解决的“真问题”，不是从过去，而是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使主流意识形态实现从内在紧张走向内在张力的时代性创变。可以说，在当代中国，随时而变的动态性的基本国情和重大实践问题，是随势而变的张力意识形态创新的基本实践语境和现实根据。

　　张力意识形态创新，包括内容创新、价值创新和形式创新等三个层面。下面对此逐一加以阐述。

　　内容创新。即针对重大实践课题的意识形态创新。即围绕改革发展稳定，聚焦治国理政，提出具有可行性的目标、愿景、方法和举措等，以此作为推进民族伟大复兴大业的行动指南的创新。理论创新重在基础性、现实性、体系性和针对性。意识形态认识功能是其他功能的基础，所以理论创新是意识形态其他创新的前提，它也是认清发展形势，号准时代脉搏，统揽治国理政全局的前提。中国在历史拐点提出的“四个全面”“中国梦”等创新性思想就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重大理论创新。理论变革的前提是，实践需要的凸显而同时被理论准确把握，理论之中的内在紧张由此产生。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2]因此，“内在紧张”是理论面向社会实践、把握实践需要，并与实践互动和渗透的反映。当然，“内在紧张”也是理论与外部世界之间、被实践拷问的理论思考与被理论指导的实践活动之间相互激荡、质疑、促进的过程。如果不重视这种“内在紧张”，主流意识形态难以发挥出应有的功能，保持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必要张力”。事实上，实践证明，“理论和实践分离的结果，是把实践变成一种无原则的经验论，把理论变成一种纯粹的、固定不变的知识”[23]。没有理论创新的“大前提”，可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唯有理论创新，意识形态创新才能“不畏浮云遮望眼”。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创新，实际上是一个坚持和发展、继承和创新相统一的历史过程。因此，我们应该坚持上述创新的三条原则：“一是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和立党立国之本来作为创新的前提；二是以研究和解决中国重大现实问题为中心来作为创新的主题；三是在反对各种错误思想和总结实践经验中来作为创新的保障。舍弃三条当中的任何一条，都将会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创新引向邪路，甚至给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24]

　　价值创新。即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诸种价值观的创新。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就是价值体系，无论这种理解作何评价，都可说明意识形态与价值关系密切。实际上，意识形态的价值功能是打通意识形态的内在结构与外在结构的环节，意识形态的价值功能可以成为人的行为规范、国家的价值基石以及社会的价值牵引，因此，价值具有鲜明实践指向性。当下，除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创新之外，还需要引领社会经济发展的其他价值观的创新，从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铸就社会发展的价值牵引源、精神动力源。价值创新是意识形态创新的灵魂，可以为“天地立心”。灵魂一丢，如同行尸走肉，势必误入歧途；有了价值创新，意识形态创新才能“乱云飞渡仍从容”。 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风雨历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推进并正在推进五大形态的意识形态创新中，不仅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创新表现为从革命意识形态到建设意识形态的历史性转型；而且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创新的重心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话语变迁，即从改革初期“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走向新时期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五大发展理念”、“人民为中心”等。后者不仅反映了当下意识形态创新中价值理性优先的鲜明特点，也反映了价值创新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创新的灵魂和核心。

　　形式创新。意识形态内容、实质、价值的创新很重要，如果不根据意识形态纸质化载体或者纸质化传播媒体转变为符号化、景观化、网络化、全媒体化、自媒体化载体的时势进行创变，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功能发挥必然大打折扣。形式创新包括意识形态的载体依托、传播形式、话语形式，是意识形态创新的载体或者中介。没有“接地气”的载体和新鲜活泼的话语形式，创新性意识形态难以发挥自身功能；有了适切的传播载体、话语形式，意识形态创新才能别开生面。比如话语创新，在如今中国不少对外宣传的主流话语、概念、范畴、表述不是从西式话语的炉子中炼出来的，就是被有意无意地打上了西式话语的胎记，而中国外宣话语的西方认同度和接受度低的境况下，讨论如何走出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较大“外宣话语逆差”，最终实现“外宣话语顺差”问题，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和现实紧迫性。习近平指出，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要用中国理论解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更加鲜明地展示中国思想，更加响亮地提出中国主张。因此，需要转换话语方式，从政治性、文件性的语言向日常性的大众语言转换，化腐朽呆板为生动神奇，化抽象空洞为具体形象，化书斋语言、刻板性语言为大众话语、亲和性语言。诸如，“顶层设计”、“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梦”、“金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压舱石”与“助推器”、“钙”与“软骨病”、“打铁还需自身硬”、“健康中国”、“亲清政商关系”等。意识形态的话语创新需要坚持“不变中的变”与“变中的不变”的有机统一，以此来发挥意识形态对于提升国家软实力和重塑当代中国形象的文化功能。“意识形态话语创新有其理论前提：一是话语和精神实质之间存在差别；二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可以分为核心话语和外围话语两个部分；三是可以通过普适性、大众性、中性的话语来表述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25]一般来说，意识形态话语分为核心话语和外围话语两个层面，外围话语对于当下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发挥以及其影响力和感召力都是尤为重要的，但其地位不应该高于内核话语。

　　总之，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没有科学的理论，就没有科学的实践。实践是理论的目的和归宿，发挥科学理论的作用，关键看实践及其效果。以颇具创新性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引领和规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以及亿万人民的生动实践和探索，推动实践的层级、水平、范围不断提升与拓展。意识形态创新需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在指导实践中批判自身、反思自身并发展自身。所以，对于意识形态创新而言，实践创新是前提、基础，更是目的、归宿。只有在不断推进实践创新的同时，不断推进意识形态创新，张力意识形态才能“直挂云帆济沧海”，充分彰显其对于治党治国治世的“保驾护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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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宁夏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