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划时代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划时代意义

梅荣政

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长期斗争，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在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国历史新纪元的开启。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任务基本得到解决，中华民族蒙受的百年屈辱为之一洗，开始以从未有过的磅礴气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拥有五千年文明史、近现代以来又受尽压迫和欺凌的中国人民，砸碎了旧世界的锁链，站起来做了新国家的主人。以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为政治前提和重要制度基础，推动社会主义改造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神州大地确立。国家得到基本统一，民族大团结得以实现，政治昌明、社会稳定，人民生活水平节节上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建设逐步大规模展开。在世界东方，一个繁荣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中国，正以巨大的生命力感召和影响着全世界。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本文来集中探讨一下新中国成立对中国70年历史发展的划时代意义。

一、验证了中国人民所确认的若干真理

1．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是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及其激化的必然结果

恩格斯说过：“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是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1](P566)的结果。列宁也说过：“革命是不能‘制造’出来的，革命是从客观上（即不以政党和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已经成熟了的危机和历史转折中发展起来的。”[2](P487)近代以来，中国几乎受到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掠夺和欺凌。由于社会制度腐败和经济技术落后，近代中国所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的战争，都以中国失败、接受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结束。中国日益加深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在形式上虽然还维持着独立国的地位，但事实上已经没有完整的主权，政治上、经济上完全独立的地位均已丧失。另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在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资本主义因素发生的同时，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及其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依然构成中国农村生产关系的主要基础，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军阀官僚依然控制着国家政权。他们同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在中国建立起联合统治，共同吸吮着中国人民的血脂血膏，使中华民族不能生存、社会不能前进、群众没有生活出路。“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中国人民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近现代中国的革命正是在这种社会矛盾尖锐、激化的情况下发生的。近代中国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人民富裕和国家富强，也正是在这种社会矛盾基础上提出来的。新中国成立是近代中国第一大任务实现的鲜明标志，并为完成第二个伟大历史任务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

2．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中国人民戮力同心、共同坚持长期斗争的胜利成果

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赢得人民解放战争，有两点特别鲜明和突出：一是革命斗争的长期性。从1840年开始，中国人民就展开了反对外国侵略的民族革命，从太平天国起义到义和团运动，再到辛亥革命，斗争此起彼伏，前赴后继，波澜壮阔，时间长达百多年，直至革命胜利，这为世界历史所罕见。它充分彰显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和不屈不挠的伟大民族精神。二是事业和斗争的共同性。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建立的联合统治，使中华民族倍受欺凌和屈辱，使中国人民倍受奴役和压迫，因而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事业和共同的斗争。一部中国近代史记载着，在创建新中国的伟大革命中，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各少数民族等等，作为革命的动力，都为救亡图存、中华民族的崛起奋力呐喊、求索、抗争、斗争过。其中，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是革命主力。民族资产阶级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各少数民族、爱国知识分子、华侨等作为革命力量之一，各自在斗争中做出了贡献。特别是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之后，中国共产党以集中领导工人运动为基础，积极推进与国民党合作，掀起第一次大革命高潮。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人从地上爬起来，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志的尸体，独立地举起革命大旗，领导中国人民以武装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创建革命根据地、武装夺取政权，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经过22年浴血奋战（土地革命战争十年，全国抗日战争十四年、全国解放战争四年），终于从根本上推翻了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迎来了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新中国，这是中华民族齐心合力、团结奋斗的胜利象征，彰显了中国人民伟大的团结精神。

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中国近代以来作为革命的国都，早在共产党成立以前，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就在中国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展开，但是包括辛亥革命那样伟大的革命都失败了，中华民族仍处于沉沉的黑暗之中，悲惨境地未得到丝毫改变。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才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把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推进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崭新阶段。在新的革命阶段上，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实际，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为指导，深入分析和创造性地回答了一系列重大问题：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革命的领导力量、依靠力量和团结力量、革命的独特道路和主要方式等，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科学指针；中国共产党人又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始终如一地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彻底群众路线。并且以自己最坚决、最勇敢、最热忱的实际行动和最富有牺牲的伟大人格魅力，发挥着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因而赢得了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理所当然，中国共产党也就历史地成为中国人民的坚强领导核心和革命斗争的主心骨。

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证明了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在中国行不通

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救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曾渴望学习西方、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走向独立和富强。特别是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总是反复提出这种主张。辛亥革命，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做出的最大努力，其结果流产。辛亥革命的失败，宣告了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幻想的破灭。但是此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并没有放弃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个时期内，一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物和若干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又迷信“第三条道路”（实质上还是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结果又以帝国主义不容许，蒋介石法西斯式政治统治的残暴，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而流产。历史表明，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领导人民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其一，他们不能提出彻底的反帝纲领，凝聚起中华民族的磅礴力量；其二，他们不能提出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动员不了中国最广泛的群众——农民；其三，由前两条所决定，没有能力组织和掌握军队，不可能进行革命的武装斗争。他们幻想国民党统治集团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得到的回报是，其组织遭到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取缔，代表人物遭到监视、逮捕以至杀害。最后，不得不抛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发表宣言，检讨“中立态度”“中间道路”背离了中国现实环境，转而站到人民革命立场上来。如毛泽东所概括：“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起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3](P1471)这说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是历史的结论。今天依然迷恋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人，是置历史规律与历史经验于不顾，失败是不容质疑的。

二、确保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

列宁说过：“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个问题，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4](P19)因为政权在谁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政权决定革命的进程和结局。人民共和国这一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解决了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三大问题：

1．粉碎了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颠覆革命胜利果实的阴谋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面临着几大威胁。一是美国发动的侵朝战争，直逼我国的鸭绿江边。美国的第七舰队侵入我国的台湾海峡，为盘踞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助威，妄想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美国还在我国周边建立了多个军事基地，威胁我国政治安全。二是国民党在大陆埋伏的特务、地主阶级的残余武装、土匪团伙，他们四处破坏土改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三是在经济上，不法资本家断言共产党不懂经济，无能力管理中国，并进行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违法犯罪活动。面对这些严重威胁，我们党和人民凭借人民政权强大的动员力、组织力和武装力量，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土地改革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斗争，粉碎了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颠覆新生红色政权的阴谋，确保中国能够在全国规模上选择社会主义道路。

2．确保社会主义基本因素产生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

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关键是要建立起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以，在20世纪 50年代，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任务和最重要的事件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人民掌握国家政权，当家做主，卓有成效地履行国家职能，确保了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因素的产生和导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的作用的发挥，“总之，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5](P260)然而，从导入社会主义的基本因素到正式形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一过程不可能自动进行，它只能由社会主义国家为它开辟道路。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正是确保这一过程正向发展，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确立，并促进社会生产力在这种新的生产关系下快速发展的强大政治杠杆。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先夺取政权，再利用革命政权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进而发展生产力这一伟大实践，既是对马克思、列宁思想的遵循，又是结合中国实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都讲过要利用无产阶级争得的民主，即国家政权改造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尽快发展生产力。特别是马克思1881年在答复查苏利奇关于革命公社未来命运问题时所指出的，由于俄国的农村公社是与资本主义同时、并非与此脱离而孤立存在着的，所以，若其他条件具备，它就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马克思这个重大而具有独创性的历史见解中，所谓“其他条件具备”，最重要、最根本的就是人民掌握国家政权。因为国家作为一种集中起来的系统力量，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是巨大的（至于国家对经济发展反作用的性质及其大小则依国家政权的性质而定）。列宁1923年写的《论俄国革命》一文，在驳斥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修正主义分子和俄国孟什维克等机会主义派别的谬论时曾指出：“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6](P778)这是对历史辩证法的活的运用。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看来，国家是社会的正式代表，是上层建筑当中最主要的东西。它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也可以阻碍经济的发展，还可以改变经济发展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人民当家做主，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具有根本的决定性的意义。毛泽东更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发现这不是历史发展中的个别事例，而是一条辩证规律。他说：“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7](P130-132) “都是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7](P130-132)毛泽东留给中华民族的这条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闪烁着历史辩证法的灿烂光辉。新中国70年的大发展，生动证明了它的真理性。

三、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提供了政治制度基础

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夜，毛泽东就向世人宣告：“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一样，以自己的辉煌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3](P1467)伟大领袖的伟大预言，在伟大国家的伟大人民的伟大创造中，成为光辉的现实。中国共产党人清楚知道，要巩固近代以来中国第一大历史任务实现的成果，并实现第二大历史任务，变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为先进的工业国，当时面临世界上的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一条是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而对于中国来说，却只有一种选择，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对中国来说有十分的必要，但是否有这种可能呢？毛泽东的回答是肯定的。其最大的根据和底气就是“中国的命运”已经 “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即人民掌握了国家政权，能在全国规模上，按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去治理国家，从而加快社会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用老百姓的话说：这叫“有权的幸福，无权的痛苦”。前进的道路从来不是平坦的。在新中国建立后的70年奋进中，党和人民披荆斩棘，进行了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首要的斗争是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其次是同贫穷做斗争，再次是与国外敌对势力的威胁做斗争。正是这些斗争坚定了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新中国70年光辉的奋斗史充分验证了这一真谛。从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4.8%。社会主义改造成了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动力。尤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为中国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乃至尔后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从1957年到1978年的22年间，我们基本上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在赢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之后又赢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上，工农业总产值，1953—1978年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11.4%，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2.7%。从1957年到1978年，除了少数农副产品产量外，谷物和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在世界上所占的位次都明显提前了。[8](P248-275)同时这期间，我们还从成功和失误两方面为以后的科学发展取得了经验。正是这样，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40余年，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得到大幅跃升，以震古烁今的伟大创造，不断向世界展现出中国精彩。

客观历史事实正是这样。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创造伟力，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召开，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高铁、公路、桥梁、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至201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13158亿斤，比1949年增长4.8倍，年均增长2.6%。[9] 2018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9.58%，比1949年末提高48.94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71个百分点。[10]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改善，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升，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等等。现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以更加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有力地支撑起 “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实施。

四，为确保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提供了国家权力支撑

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的最高领导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的制度优势，是当代中国取得一切发展进步的根本政治前提和保证，是中国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核心力量。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实现对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是由以下条件决定的：“首先，是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第二，是按照这种具体目标在全国行动起来的，无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应该提起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11](P262-263)而这些条件集中起来，自然是由它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属性所决定，它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都是为实现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具有牢固的阶级基础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但是它作为执政党在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的斗争当中，能够实现其领导，也基于有自己领导下的强大的国家政权力量的支撑。毛泽东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12](P1074)军队是国家政权的重要基石。如果没有以强大的人民军队为主要力量的国家机器、强大的国防为后盾，我们就既不能抵御国外侵略势力的进攻，也不能镇压国内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反抗。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就无法坚持。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日常的理论的宣传中，往往正确地强调了党对国家政权的核心领导这一面，这是完全必要的，今后还得进一步加以强调，其根据在本节的开头已作了概括。党的领导若没有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支撑，就不能称之为执政党，党的领导就不能实现和坚持。所以必须强调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作用，并且按照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要求，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建设和职能作用发挥的依法监督，以便更好地体现党的根本宗旨，有力地贯彻党的主张。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