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政治文化建设的路径和紧迫任务

党的政治文化建设的路径和紧迫任务

梅荣政

一、关于党的政治文化的正确理解

 任何一种科学理论、学说都是运用一定逻辑规则形成的概念体系。因此，人们研究它一般都要从其最基础、最根本的概念切入，或者说以一个最基本的概念为逻辑起点。对党的政治文化研究也是如此。为了准确地把握研究对象，廓清与其他事物的界限，避免“盲人骑瞎马”，研究缺乏确定性方向性，首先要弄清党的政治文化这一最基本的概念。什么是党的政治文化？学界有多种概括。笔者以为，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把它限定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范围内。它是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遵循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提炼新鲜经验，创造出来的一个新范畴。其形成同任何科学社会主义范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之中”。正是这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以下基本观点，对党的政治文化的界定具有根本指导意义。马克思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恩格斯说，“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概括、理论表现。毛泽东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据此，笔者以为，党的政治文化，在其观念形态上，就是中国共产党全部政治活动总和的文化理论表现（或文化样态）。它以共产主义学说为内核，以人类政治思想（包括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政治思想）积极成果、特别是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政治思想成果为理论资源，以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解放为最高价值诉求，以中国共产党人（含党的各级组织和共产党员）为实践主体。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中，党的政治文化的核心、精髓最集中的理论表达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即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概括的：“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党的政治文化的基本构架由党的理想信念、政治伦理和价值认同等要素构成。其主要内容包括《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所规定的12个方面和《意见》所规定的20个方面，运用政治概念达69个之多，如政治信仰、政治路线、政治立场、政治领导、政治能力、政治属性、政治作用、政治导向等等；发展政治文化的具体要求是坚持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三严三实”等革命的科学的价值观教育和熏陶。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发展、创新性转化，培育党员干部政治气节、政治风骨。发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教育党员干部正确处理公和私、义和利、是和非、正和邪、苦和乐的关系。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信仰和模范践行。坚决抵制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党的政治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是，它与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相辅相成，“是党内政治生活的灵魂，对政治生态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它的建设状况，关乎中国共产党新时代整个管党治党的成效，特别是体系的成熟与定型。同时它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精神标识，贯通于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中，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灵魂和政治脉搏，对其发展起着导航、规范、净化作用。十八大以来的新鲜经验表明，只有大力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才能使我们党牢固“四个自信”，更好地经受住“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二、党的政治文化研究中应避免的误区

 研究党的政治文化建设意义重大，一定要坚持正确的路径，防止可能出现的误区。这里列举三个方面的问题供研究。 第一，要严格区分党的政治文化和党内的政治文化两个概念。党的政治文化是反映中国共产党固有政治本质的文化，其思想资源含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这是主要的基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经过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的精华），国外政治文化资源（国外两千多年来人类政治智慧和政治文化思想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成果，根据中国国情和党的建设的需要，经过批判改造、加工制作已为我所用）。其基本内容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构。其地位和功能如上所说。而党内的政治文化指的是党内曾经有过和现实客观存在的政治文化。其内容除了占主导地位、起支配作用的党的政治文化之外，还包括不同程度存在的非共产党的政治文化，即反动腐朽落后的政治文化。这些文化对我有不利影响，如封建政治文化残余思想的影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治文化思想的侵蚀、国外反共势力政治文化思想的渗透等等。这些政治文化虽然存在过或现实地存在于党内，但其思想资源、理论基础、阶级属性、政治诉求、功能作用都同我们党的政治文化相悖，绝不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所固有的政治文化。因此绝不能把这一类政治文化作为一个层次列入共产党的政治文化构成中。《意见》等文件之所以采用“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的提法，正是包含了上述区分。否则将混淆是非，扰乱阵线，造成党内外思想理论上的混乱。 第二，要坚持用我们党的理论立场研究和解读党的政治文化建设。党的政治文化建设，是我们党根据自身固有的政治本质属性、党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全面从严治党的新鲜经验，针对党内存在的未根本解决的政治问题以及党所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的要求，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经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要义深刻思考和精心提炼，形成的一个崭新的政治概念。这是十八大以来党的创新理论中所包含的一系列创造性新概念、新范畴中的一个科学概念。习近平总书记说：“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党的政治建设延伸、扩展到政治文化层面，形成了党的政治文化新概念，表明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规律、活动规律和建设规律的认识，进入一个更基础、更深厚、更本质的层次，从而能够以新时代全新的科学思维和理论视野，把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性和思想文化建设的基础性、近期的现实针对性和长远的崇高目的性紧密联系起来，将政党、政治、文化高度融合成为一个新概念——党的政治文化概念。因此，如前所说，党的政治文化概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的新概念、新范畴，绝不是简单模仿西方政治学的思维、理念，照抄过来的西方政治学概念。正是这样，研究和解读党的政治文化建设，必须以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为根本遵循，按照党章明确的党的性质和宗旨、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路线和纲领的要求去进行。无论是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与创新性转化工作，使之精神得以传承，还是大力弘扬革命文化，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创新发展，都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表达中国共产党党章的要求，反映中国共产党作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鲜明特征，彰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独特风格、气派、特色和魅力。千万不能因为过去在西方政治学话语体系中，使用政治文化等术语多，在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中少用党的政治文化概念，一讲到党的政治文化就摆脱不了“西方中心论”的羁绊，忘记了中国立场、党性立场，不是到党的创新理论中、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创造性实践活动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去找根据、求解释，而是“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驾轻就熟地到亚里士多德、阿尔蒙德和维巴等西方学者那里去找根据、求解释，甚至秉持西方政治学的政治认知、理论立场、思想观点、话语表达去进行解读，那就完全走入歧途。这当然不能误解为我们党政治文化概念的形成，完全拒绝、排斥了国外政治文化资源，而是说这一概念的提出，主要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践和现实实践的提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政治资源的提炼。对国外政治文化资源有益成分的借鉴，既不是主渠道、立足点，也不是照抄照搬，而是根据中国国情和中国共产党建设需要，经过对原有政治思想资源的批判改造、加工制作、转化创新，舍弃其中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片面性，即资产阶级立场、非社会的和反历史的方法等等的结果。 第三，要紧密联系现实、不要做过分抽象过于宽泛的解读。为了帮助广大党员、干部掌握党的政治文化建设的精神，以便正确践行，理论工作者从理论、逻辑、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从国内和国外的联系上，对其概念提出的时代背景、理论渊源、历史根据、本质特征、逻辑结构、创新特色、功能作用等等进行解读，使其大众化、通俗化，是很有必要的，不可少的。但是所有解读必须紧紧围绕党的政治建设的目的去进行。《意见》明确指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目的是坚定政治信仰，强化政治领导，提高政治能力，净化政治生态，实现全党团结统一、行动一致。”所有的研究和解读必须紧扣这一目的，以推动广大党员和干部的学习、实践日益加快地接近、实现这一目的。如果不是这样，而是脱离这一目的，沿着“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些学者的思维方法和研究路径，“去实践化”，把问题“学院化”“逻辑化”，将主要注意力滞留于语词考证、概念演绎、逻辑关联、结构分析等抽象议论层面上，或有意避开党的政治建设的现实主题、主线，海阔天空，做过于宽泛的解读。甚至走得更远，“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马克思告诫我们：“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列宁也有一句名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只有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起码要求的人才脱离具体历史的现实的环境空谈问题。我们应当记住这些名言。

三、党的政治文化建设的迫切任务

 《意见》非常明确地规定了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的任务，全党都要不折不扣地全面贯彻执行。这里从当下实际出发，贯彻落实这些精神，要抓住四个方面的迫切问题着力加以解决。 第一，要大力推动中央关于政治建设系列文件精神的贯彻落实。中央颁发了一系列关于党的政治建设的文件。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中国共产党纪侓处分条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意见》和2019年3月3日中央颁发经修改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等。这些重要文件规定了党的政治建设的指导思想、目的任务、建设要求和具体部署等等，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这些重要文件制定的党内法规就是党的政治文化最实际的内容，反映了新时代治党管党的规律，发展党内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关键是用这些重要文件制定的党内法规武装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这项工作做好做坏、做深做浅，决定党的政治建设方向和成效的大小。为此，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当下要抓紧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指示的落实。不添油不加醋，原汁原味地解读党的政治建设的文件，帮助党员及其领导干部原原本本地真正掌握中央文件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系列论述，使之内化于党员和领导干部的心，外化于党员和领导干部的行。避免以往出现过的本末倒置的不良现象，即党员及其领导干部只知道文件解读者的理论观点，而不知道中央文件本身的思想内容、不知道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论述。二是要避免学习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作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那一套，表面上搞得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实际上理论学习脱离本单位、本部门、本行业的工作，没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道路的实际，学与做“两张皮”、知与行不搭界。特别是在学习中缺乏自我解剖精神，缺乏自觉检查自己对党是否忠诚，是否真正坚持了“四个意识”“四个自信”、是否做到了旗帜鲜明地讲政治。如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作风，已经成为败坏党的优良学风、毁损党的形象和学习制度，为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所厌恶的沉疴毒瘤。为确保学习教育真正做到学深悟透、融会贯通、真信笃行，必须揭露和批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作风。三是要以满腔的热情，密切关注学习活动的动态发展，及时总结先进典型单位的做法和成效，从中发现带有规律性的经验并加以推广，以促进面上的学习。 第二，要澄清重大的政治理论是非。中央多次强调要澄清理论是非，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理论上的坚定是政治坚定的前提和基础。在党的政治文化建设中，澄清政治上的重大理论是非十分重要。较长时期以来，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对一系列重大政治理论问题产生了不同见识，而这些政治理论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对党的“三个基本”的理解和践行，影响到党的团结统一，所以必须加以澄清。 如，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由于我们曾经出现过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后来在种种错误思潮的干扰下，党内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看法。基本倾向是否定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及其在我国社会一定范围的存在。由此给对内对外的实际工作带来不良影响。党的政治文化建设应当推动全党正确认识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是历史唯物主义不可分割的构成部分，是贯穿马克思主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的基础理论之一。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是国际性的学说。不能以某个国家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特殊性，去解读、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普遍性。 事实上，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虽然很复杂，但在理论和政治原则上，我们党已经有非常明确的结论。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邓小平讲道：“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江泽民同志曾针对一个时期以来，国内意识形态领域否定阶级斗争的错误倾向，明确指出：“我们纠正过去一度发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不等于阶级斗争已不存在了。只要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我们就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这种观点和方法始终是我们观察社会主义同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群众观、阶级观、发展观、矛盾观，真正把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学精悟透用好。”这里讲得非常明确，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是我们必须学精悟透用好的看家本领之一。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又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要求“筑牢党长期执政最可靠的阶级基础和群众根基”。这里也非常明确，如果我们淡忘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就找不到、看不见我们党长期执政最可靠的阶级基础，即使看见了也不会依靠这个最可靠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是现代最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我们如果失去了工人阶级这个最可靠的阶级基础，自然也不可能筑牢党长期执政的群众根基。所以这是一个既关系我们党的根本性质，又关系我们国家政治安全的重大问题。 从实际生活上看，问题也十分明显。在经济领域，一些人竭力反对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力主“私有化”，妄图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社会性质，从事经济犯罪的案例也十分惊人；在政治领域，一些敌对势力直接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否定党的基本路线，攻击党的核心领导人物；在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尖锐复杂，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异常激烈；在社会领域，在美国等反华势力的支持、鼓励下，国内敌对势力大搞民族分裂活动，台独、藏独、港独分子活动猖獗，妄图破坏祖国统一。在如此等等尖锐斗争的鲜活事实面前，岂能说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存在不是客观事实！因此，加强党的政治文化建设，全党需重温马克思主义关于党建的基本原理和我们党中央领导人一系列重大论述，面对现实，从政治的高度明确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重要性，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社会发展现阶段的阶级斗争问题，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再如，在党内团结与党内矛盾、社会和谐与社会矛盾的关系上，曾有人将其绝对对立起来，只讲党内团结，不讲党内斗争；只讲社会和谐，不讲社会矛盾。不懂得以适当的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一味地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以致一些潜规则侵入党内，庸俗的思想作风蔓延。党的政治文化即党性文化。发展党性文化，就要坚定不移地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论述，用党性文化武装全党，批判种种错误观点，使全党保持和培养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在实现伟大梦想、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的过程中，有政治底线、敢于斗争、敢于担当，营造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

第三，要批判帝国主义的政治文化。帝国主义的政治文化是国际垄断资本经济、政治利益的集中表现，或者说是金融寡头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全面统治的文化表现。金融寡头的统治是金融资本的本质特征。它在国内经济统治、政治统治地位的确立，必然要求对外侵略扩张。它通过资本输出、建立跨国公司、货币金融等等手段，特别是以金融工具为武器，永不满足地疯狂占领国外市场、掠夺原料资源和建立势力范围，将各民族国家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之中，以世界霸主地位，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进行剥削和掠夺，实行殖民统治和金融扼杀。帝国主义的政治文化充分反映了金融寡头的贪婪、掠夺、霸权的本性。它集极端的伪善、迷惑性和凶残于一体，是最反动最富有侵略性的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大致可分为“战争文化”与“和平演变文化”。今天，以美国的金融寡头为典型代表的金融资本，均以“西方化”“资本主义化”“美国化”，独霸世界财富和奴役世界各国人民为目的。它在各个不同时期会因势而变，调整对外战略重点，但其本性从不改变。近一个时期以来，美国对中国挑起的贸易战，就是美国帝国主义政治文化的本质暴露，集中反映了它欲消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后快的政治诉求。 第四，要批判侵入党内的腐朽落后的政治文化。党的政治文化是党内政治生活的灵魂。党的政治文化建设要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供积极健康向上的政治文化支撑。为此要坚决抵制侵入党内的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包括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政治生活的侵蚀，狠刹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不正之风，破除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等封建糟粕，坚决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等等。不破不立，只有清除了庸俗腐朽文化，才能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这是一项紧迫任务，又是一项基础性、经常性工作。为“实现正气充盈、政治清明”，必须锲而不舍、久久为功，旗帜鲜明地批判侵入党内的腐朽落后的政治文化。在这方面，各级党校和主流媒体理应发先声，毫不含糊地宣讲和传播党的政治文化，批判侵入党内的腐朽落后的政治文化，绝不给腐朽落后的政治文化留下藏污纳垢之所；党员干部理应当好带头人，站在思想理论斗争的前列，坚定不移地领导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刻苦学习和实践党的政治文化，理直气壮地批判侵入党内的腐朽落后的政治文化，绝不让腐朽落后政治文化的传播者有任何保护伞；党的理论工作者理应当好意识形态领域的前哨战士，善于抓住事物的本质，阐扬彻底的理论，为确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党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热情而真诚地鼓与呼。当下之急，就是要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把党的政治文化学习好、领悟好。以彻底的科学性、坚定的革命性和自觉的实践性相统一的原则，把党的政治文化的博大内涵解读好、维护好、宣传好。同时决不当腐朽落后政治文化的旁观者，而是要主动进攻，勇于亮剑，系统地揭露侵入党内的腐朽落后政治文化的种种表现，透彻地阐明其产生蔓延的思想根源、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联系反腐倡廉斗争中惊心动魄的典型案例，深刻地分析腐朽落后政治文化造成的危害，为党员及其干部提供震撼心灵的政治警示，使其不为腐朽落后的政治文化所迷惑。

作者：梅荣政，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驻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常务理事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