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共同体视野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机理分析

政治共同体视野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机理分析

许忠明

　　内容提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关联。这种关联可以从政治共同体的角度来进行认识。政党与国家都可以视为不同层级、有生命力的政治共同体，而介于政党与国家之间的政党制度自然也具备政治共同体的性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不是一项进口制度，也不是一项主观任意捏造的制度，而是扎根于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之内，立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之中，着眼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远目标之上，具有本土性、科学性和开放性的政治共同体。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蕴含党建国家机理、使命驱动机理、动态发展机理。作为一种政治民主机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为任务。作为一种政治领导机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包含领导党、执政党和参政党的有机统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设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形成层层包围的圆形结构，内蓄无处不在的引力，运用以小搏大的杠杆原理，拥有强大的驱动系统，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铭刻优良的学习品质，发挥强大的吸纳功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共同体，与国家共同体内外相通、正向互动，在新中国70年的历史进程中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推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断迈进。随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共同体将继续深入国家共同体内，不断彰显国家有效治理功能，日益成为建设“世界之中国”和“未来之中国”的制度文明力量。

　　关键词：新型政党制度/政治共同体/政党共同体/制度机理/国家治理/制度文明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政治协商民主的内生机理研究”(13BZZ009)。

　　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内在本质，需要从制度学的本意上进行阐释。制度在政治学中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它可以是一套规则的集合体：可以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系统[1]；可以是一种稳定的、有价值的、重复的行为模式[2]；可以是“人这个物理实体的扩展部分”，表现为一种文化和习俗的惯例，实质是群体的一种勾连方式[3]；可以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政治共同体”[4]。共同体是政治学中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概念，是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解释工具和分析框架。政治共同体是一种能够适应外部环境，有自我调节能力和有生命活力的政治事物。马克思对“政治共同体”十分重视，多次在释放人类本性的语境中使用这一概念来探讨政治解放、人类解放、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等一系列问题。政治共同体是在反对宗教权威和专制统治基础上的一种自由联合形态，旨在“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5]。自由人联合体就是一种政治共同体。以往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一般都不同程度地涉及规则、系统、行为、文化等层面，但从共同体的角度进行研究却付之阙如。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视为一种政治共同体，实际上就是以政治共同体视角观察和追踪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内部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体现了中国政党的集体智慧，又体现了特殊国情的自然滋养；既是主观符合客观的一个伟大创造，又是一个极有发展潜力的政治共同体。

　　一、党建国家机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本土性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规范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保证中国政治力量大团结和大联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内在生命力的政治共同体。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母体，先有政党合作，后有国家建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党制度内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中，成为国家运行的重要制度和依托。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背景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中国国情之中，内含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民主政治基因。强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民主基因，有利于从根本上认清我国政党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前进方向。马克思主义认为，支持民主革命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连续进步阶梯。“社会主义和民主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力量的胜利，是现代确定不移的历史规律。”[5]第二版说明，x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离开了民主，也就说不清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本源。

　　世界上政党的发展与民主的发展大体同步，政党源于对民主的追求。政党是越过了君主、贵族、民族之后的一个新生事物。这个新事物的结合点不是血缘、地域、身份、文化，而是对自身阶级地位的一种认知和行动。在中国，正是存在民主基础和民主诉求，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才能走到一起，共同创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角色转变为执政党、领导党角色。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执政时期，都是在追求民主的历史方位中展开自身活动。不论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还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目标，都体现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的不懈追求。对民主党派而言，其“民主”属性和“党派”属性，共同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民主本质属性。团结与民主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追求。民主是促成团结的必要手段，把中国各政党紧紧团结在一起；团结是发扬民主的重要成果，把中国各政党统一到共同的奋斗方向上。

　　然而，如果仅从民主机理层面去认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则不免片面。事实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在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大背景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近代，中国一些政治力量试图通过采取西方政党制度、议会制度等来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目标。清末民初，两党制曾经是朝野各界一直努力的目标，但是这种强行植入的政党制度没有能够存活下来。不仅如此，政党在民初国会难以为继的时候，很快便危及民国政体的生死存亡。这种多党竞争制度加剧了政府的内斗，使得政府很快处于瘫痪状态，军阀势力于是乘虚而入。多党制最终昙花一现，无疾而终。事实说明，对于一个急需统一强大的中国来说，多党制的内在结构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需求。

　　新中国建立后，民主党派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重要问题，这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适应力和生命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中国共产党先是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后补充提出“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共事的十六字方针完整确立起来。从理论上讲，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运行的基本原理，体现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运行的特殊机理，展现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向具有生命活力的政治共同体发展的趋向。如果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从政治上来考虑中国政党之间的互相作用，从而找到多方共存的基础和切合点的话，那么“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则是从感情上来描述中国各政党之间的诤友和挚友关系，彰显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政治共同体关系。多党合作十六字方针渗透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因子，揭示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民族特色和文化特色。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时代任务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一个现代化的政治领导机制。马克斯·韦伯曾经把官僚制视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担心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会被理性化的官僚体制引入歧途。“官僚系统应该只是技术性的工具，而绝对不是制定政策与在政治上能负担责任的机构。”[6]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马克斯·韦伯倡导民主、引入领袖，企图实现官僚体制与政治责任的平衡。后来，阿尔蒙德和鲍威尔同样对现代化国家中的官僚机构作出判断：“现代复杂的和互相依赖的社会离开了官僚机构无法维持，但实际上要同它们相处得很好似乎也是不可能的……政策很可能会在官僚机构激烈的勾心斗角中的荆棘中夭折，或是因官僚机构的误解或反对而被歪曲得不成样子。”[7]在鲍威尔和阿尔蒙德看来，建立和保持官僚机构的活力是现代社会面临的重要难题。

　　回到中国现实来看，中国存在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这一独特的政治力量，存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这一种独特的政治存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突出的政治社会化功能，能够给中国政治体系不断注入活力。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引导广大党员提高政治本领、践行群众路线，保持自身政治定力、政治能力和自我革命能力。各民主党派恪守多党合作的初心使命，以党为师，加强思想、组织、制度特别是领导班子建设，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解决自身问题能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注入使命基因，使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免于沦为官僚集团。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是处于领导执政地位的使命型政党，各民主党派是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广泛的社会革命，集革命党、领导党、执政党三重身份于一身。作为革命党的中国共产党，在今天承担着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双重任务。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具有强大的自主性，拥有巨大的力量。作为领导党的中国共产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的领导水平”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双重要求，两者是相互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是执政的政治前提，而中国共产党执政是领导核心作用的具体实践。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既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区别于西方政党制度的重要方面，也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所在。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致力国家有效治理。在制度定位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重要构成，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治理，负责国家的长远发展，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国家治理，体现了人民民主的要求，助力国家的科学发展。民主党派的基本职能是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国家政权，参与重要方针政策、重要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科学规范政党关系，保持政党团结，凝聚和团结中华民族的整体力量。这是西方国家政党制度所无法企及的。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作用方式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稳定的行为模式。它以多党合作的行为模式对比西方政党制度的多党竞争运作模式。西方政党制度是一种“跷跷板游戏”，你上我下、我上你下，看似热闹非凡，实际上是一种“零和博弈”。经过数百年的运作，西方政党制度不仅已经沦为政客追逐权势的“名利场”，而且沦为选民周期性发泄的“运动场”。西方政党制度的长期实践暴露出严重的缺陷和弊端，选票成为各个政党的争夺焦点，各个政党不同程度地受到选票的绑架。为了争取所在政党的利益最大化，各个政党无不竞相扩大事端、漫天许诺、造谣中伤、各走极端。有评论指出：“华盛顿是一架有着巨大历史惯性的机器，金钱便是这架机器得以运转的润滑剂”[8]，“美国民主制度无力扭转不断加剧恶化的政治生态极化”[8]395。西方政党制度类似物理学上的磁场两极，是一种“极化”机制，不断撕裂和冲击着西方社会。

　　与西方政党制度不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着力点不是斗争而是团结。它不仅注重内在和谐，而且注重外部功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注重和谐，注重凝聚力量，把自身定位为撬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根杠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杠杆结构”不同于西方政党制度的“跷跷板结构”，缘于不同的国情、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时代等多种因素。在“跷跷板结构”中，政党位于杠杆的两端，围绕着不同的政治议题展开争夺。而在“杠杆结构”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都位于杠杆的一端，另一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都是为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而存在和工作。“杠杆结构”的支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通过政治协商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

　　具有“跷跷板结构”的西方政党制度，最大的特点是让不同利益者“竞争起来”。这种竞争虽然具有化解矛盾的作用，但也有激化矛盾的一面。它作为一种“减压阀”，在化解反对情绪的同时，必然付出高昂的时间成本。与此相对比，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最大的特点是把不同利益者“组织起来”“团结起来”“联合起来”。这种内聚力源于共同的目标——“把中国撬动起来”和“把中国发展起来”。这种政党制度安排不仅能够凝聚力量，而且能够提高效率，进而造就“中国速度”。

　　进一步比较“跷跷板结构”和“杠杆结构”可以发现，西方政党制度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任务取向不同。西方政党制度形成比较封闭的政治循环，不同政治势力进行常态化的政治角逐，重在进行以执政权力为核心的利益配置。西方政党制度对于维护西方社会的政治稳定具有一定效果，但对于促进发展尤其是保持政策目标的稳定性效果一般。事实上，西方社会的快速发展不是西方政党制度的功劳，而是王权向人权过渡解放出来的动能。西方政党制度的历史作用主要是形成了比较稳定的资本主义政治框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更多的是一种建构机制和发展机制。它尽管承担着一定的利益分配职责，但其任务重点在于形成各个政党的协商合作。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一种任务型的政党制度，强调以完成某种历史任务为目标而把各个政党团结起来合作共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强调维护政治稳定，但把维持政治稳定的目的指向国家更好的发展。

    二、使命驱动机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科学性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长期受到外国学者的关注，但是他们往往不能准确理解这一制度的特殊性，更往往无法理解这一制度的生命力和适应力。无论是奥斯特罗果尔斯基的“打倒政党、扶植联盟”观点、米歇尔斯的寡头统治铁律、爱泼斯坦的政党衰弱论，还是迪韦尔热的内生型政党和外生型政党理论，抑或萨托利的极化多党制观点、帕尼比昂科的“选举-专业型政党”观点，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都不具备解释能力。他们有的会提出激烈批评，有的会小心绕过，有的会坦承“共产党代表了一种非常重要的例外情况”[9]。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共同体，深植进化发展的使命因、目标因和责任因。这一政治共同体的独特圆形结构决定着它的特殊功能，复杂的驱动系统提供源源不断的前进力量。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目标追求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一种使命型政党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中国共产党是承载使命的新型执政党。经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也是一个使命型政党制度。西方政党制度的要害在于选举和轮替，政党的兴奋点和着力点在于如何获得选票而上台执政。西方国家政党所提出的选举纲领和许诺是从属于选举的治标策略，对上台后执政没有太大的约束力，更谈不上使命感。诚如安东尼·唐斯所言：“政党形成政策是为了赢得选举，而非赢得选举是为了形成政策。”[11]西方政党制度越来越多地蜕化为一种“猎官机制”。而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民主党派处于参政地位，排除了政党竞争性选举诱发的周期性动荡，有利于国家政治的集中统一，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一种目标驱动型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共事，发生于特定的政治共同体之中。亚里士多德曾指出：“所有的共同体都有其目的，其中政治共同体的目的最为崇高。”[4]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由致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承载，致力打造追求特定目标的政治共同体。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服务“四个现代化”的具体目标。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共产党提出“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由此获得了切实有效的目标激励，朝着正确的目标方向不断前进。后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并在党的十九大上对它作出进一步完善。回应党和国家奋斗目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获得了强大动力。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一种责任型的政党制度。其内部包含着追求先进性的执政党和追求进步性的参政党。这种先进性和进步性说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负有对群众的领导责任和联系责任。如果说西方政党制度往往通过轰轰烈烈的大选“真人秀”来动员选民投票，那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则是通过深入群众的“强磁场”来团结人民。与西方政党制度片面讨好选民不同，集先进性和进步性于一体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高瞻远瞩，深刻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引领群众前进，又能通过群众路线回应群众诉求，吸纳群众意见，从而把引导群众、倾听群众、服从规律有机统一起来。美国知名汉学家罗斯·特里尔说：“选举式政党单纯回应或迎合民众诉求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是一种‘尾巴主义’”，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跟在群众的屁股后面跑，而不是带领群众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12]。西方国家政党为了争取选民，必然把领导责任置于迎合群众之后，甚至不负责任地盲从群众、欺骗群众而完全不顾后果。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坚持先进性、进步性和群众性的统一，既不脱离群众而冒险单干蛮干，也不跟在群众后面亦步亦趋，而是置身于群众之中，把党对群众的领导和为群众服务有机结合在一起，展现出全新的责任型政党制度的鲜明特色。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内部结构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科学性还可以从其独特的内部结构进行观察。美国学者伊斯顿提出：“政治结构就像一道隐形的力量，它在政治系统的幕后运行。”[13]中国政党制度的独特结构内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体系之中，在70年来的国家治理中不断发挥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维护稳定的独特功能。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层层包围的圆形结构，而不是西方政党制度的平等并列结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包含着党的领导、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都是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产生和发展出来的政治事物，具有鲜明的时代指向。党的领导、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互动和循环机制，构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系统化结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内含着领导党、执政党、参政党的安排。中国共产党既是领导党又是执政党，将领导党与执政党合二为一，但并不意味着领导党与执政党彼此等同。我国政治架构中的党委领导政府、政府管理社会的职能分工，本身就蕴含着现代化的党内分工原理，包含着党对权力运行的科学安排。我国的社会治理体制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在这种模式里，中国共产党和参政党各居其位，发挥着协同作用。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十分独特。若从政党主体视角观察，它内含中国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九个政党主体。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享有宪法赋予的权利义务范围内的组织上独立、法律上平等、政治上自由的各项权利。它们拥有与执政党合作共事的组织化平台和制度化交流机制。从党的领导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来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把党的领导嵌入统一战线，凝聚最广泛的政治社会力量。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嵌入国家政治架构之中，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特别是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彰显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新特质和新因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

　　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内部结构，还需抓住政治协商这个关键节点。政治协商是百年以来中国一代代精英谋求的救国之道。早在19世纪末，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就一直寻求对清政府的政治解决方案，这种政治解决是针对暴力解决而提出的。20世纪20年代，北洋政府面对军阀混战再次提出政治会议的解决之道，但历史没有给北洋政府这一机会。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拒绝给予中共政治会议的应有地位，但最终同意以“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分歧。在国民党的语境中，这个会议仅为“协商”而不“决定”14]。由于国民党缺少诚意，政治协商会议达成的协议字迹未干就被其撕毁。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协商会议争取了民心，孤立了国民党顽固派。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推进，中国共产党顺应民心，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这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由来。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我们如果仅仅看到党的领导和多党合作是远远不够的，政治协商才是党的领导和多党合作能够顺利进行的奥秘所在。

　　“我国政党制度是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的有机组合，是一个完整的制度，必须建立在对这一术语的正确理解上。”[15]党的领导和多党合作都是在政治协商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政治协商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不断向政治共同体方向发展的“密码基因”。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三位一体”的运行机理中，政治协商处于枢纽位置和关键节点。在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进行政治协商，已经成为中国政治体系运转的重要工作原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吸引着各个党派和界别，形成了互相尊重、民主平等、理性交流、同心同行的政治场。政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是多党合作的基本形式和基本功能，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存方式和目标追求，是进行集体性激励、选择性激励和认同性激励、团结性激励的重要方法，是中国政党共同体的生长动力。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驱动系统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动力是多元化的驱动系统，既有政党使命、目标和任务的驱动，也有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的驱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还有内部结构的驱动，旨在持续回应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在优化自身结构中维持自身平衡。一致性与多样性的统一是统一战线的存在基础、运行方式、发展动力和工作原则[16]，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同样贯彻一致性与多样性统一的方针。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对立统一，构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断发展的动力。从内部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活力来源于多样性；从外部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力量来源于一致性。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植根于多样化的社会存在之中，以多样化的政治成分作为自己的基本构成，反映不同界别和社会阶层的利益、呼声和要求。

　　政治共同体是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体。没有一致性，政治共同体只能形成脆弱的、短暂的集体，随时可能解体；没有多样性，政治共同体也就没有存在的基础和必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规范政党间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关系，促进构建稳定的政治共同体。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民主机制整合各种利益和需求，创造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力量。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扬民主，包容多样性，进而激发多样性的生动活力；注重团结，追求一致性，进而汇聚一致性的巨大力量。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巨大动力受到世界关注。《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曾经在《世界又热又平又挤》一书中记录了他与通用公司首席执行官伊梅尔特有关美国总统政策取向的一次对话。他认为，造成“中国二年等于欧美国家二十年”的“中国速度”的主要动力来自中国政治体制，尤其是来自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巨大力量。他提出：“中美之间差异背后的核心是两国政党制度的不同”，“我们能不能做一天中国，在那一天把这些理想中的法律和政策都搞定，一些在西方国家需要花费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推动的改革，在中国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就推行开来”，“在中国，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个体制有很强的行动能力，而美国的两党制在福山所说的‘否决政体’中行动迟缓，有时甚至动弹不得”[12]169-170。作为新中国70年历史性变革重要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充分发挥了政治为经济服务的功能，成为中国高速发展的“密码锁钥”。

    三、动态发展机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开放性

　　作为一种政治共同体，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命力来源于其开放性。只有开放的政治共同体才能广泛吸收全世界和全人类的经验、智慧和营养，从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源源不断的巨大能量。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开放性体现在国际视野、学习能力和吸纳能力等方面。这三个方面能够有效防控制度封闭僵化。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际视野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从一开始就不是封闭性的，不是民族性的，也不是国家性的，而是建立于世界经济一体化基础之上，超越地区、民族、文化、国家等各种限制的、世界性的一种政治制度。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历史背景值得注意：一个是国内背景，一个是国际背景。从国内背景看，中国共产党建立之时，辛亥革命的重要产物——多党制议会道路正在走向穷途末路，从西方移植的民主制度被证明无力对中国独立作出贡献，相反却成为国家内乱的重要诱因。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政党为中国打开一条新路，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世界背景看，1920年建立的共产国际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重要外部因素。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发展为“全世界无产者和受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受压迫民族”首次进入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视野之中。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就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颗新星，成为世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重要力量。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坐标系不单局限于国内，也在世界坐标系内。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确立之时，正值二战结束后东西方两大阵营激烈交锋时期，直接面对着西方政党制度。这一点决定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仅仅是中国的，而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种政党制度。

　　几个世纪以来，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西方政党制度成为不少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样板。然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推行西方政党制度的过程中，往往出现水土不服，造成政局的巨大动荡，人民为之付出巨大代价。而作为西方政党制度原产地的西方国家，也同样面临治理困境。西方国家政党恶斗，选举贿赂、群众大范围的政治冷漠、各种极端主义等层出不穷。在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刺激下，裹挟全社会的民粹主义迅速兴起。西方政党制度对此无能为力，并且日益暴露出自由主义的深层缺陷。在一定意义上，自由主义思想指导的西方政党制度刺激了民粹主义的兴起，民粹主义的兴起也显示了以西方政党制度为核心机制的西方民主的衰败。

　　相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不同于西方政党制度的创新性政党制度，向全世界展示了政党制度多样性的一面。如果说民主是一座花园，那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就是其中一棵挺拔的大树[12]10。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开放的、发展的、与时俱进的理论。这种指导理论和思想理念决定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内在品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是闭门造车的产物，而是面向历史、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一个政治创造。它充分吸收和借鉴了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逐渐成长为世界政党制度大家庭中具有独特优势和旺盛生命力的一员，向人类社会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和中国方案。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学习能力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学习能力立基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广阔视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中，“魂”在马克思主义之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过程中，很早就意识到这个世界的深刻变化。国际思维深深扎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之中。在当时自由贸易向全球扩展的时代背景中，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中工人阶级的解放都不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事情，而是国际的事业。马克思和恩格斯用阶级思维和国际思维冲破了民族思维和国家思维的传统框架，把无产阶级的解放提升到全世界的广度和全人类的高度，从而使工人阶级政党获得了任何资产阶级政党所不能比拟的广阔天地和宏大视野。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勇于革新、善于学习、敢于纠错的鲜明风格。在二战结束后的70多年中，“政党的衰弱”和“政党的完结”一直是世界上有关政党政治的一个重要话题。1984年，科耐利乌斯·科特等人就注意到：“在至少20年里，政治学者和政治新闻工作者一直都在引导着美国政党的一场死亡观察。”[17]“死亡观察”一词生动地揭示了西方国家政党的尴尬处境，成为西方国家不少人的共识。弗兰泽奇认为：“技术对于政党来说就呈现出一种富有竞争性的挑战。”[17]410世界上很多政党未能有效应对这个时代的挑战，而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弱甚至消失。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的政党恰恰相反，他们在新技术革命中不断学习新的理论、新的技术和新的方法，向学习型、服务型和创新型方向不断发展。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学习、善于创新的政党。它首先向俄国共产党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从此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在奔向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各民主党派选择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携手一道创建了新中国。依靠持续学习，中国共产党一直牢牢把握着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迈进的舵轮，各民主党派也不断提高参与国家建设的本领。西方国家政党制度的利弊得失，苏东共产党的历史教训，都成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完善自我的镜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贯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进行自我提升，持续产生意识形态认同，不断向具有旺盛生命力、强大内聚力和时代适应力的政治共同体方向前进。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吸纳能力

　　政治发展与政治衰败是一对矛盾，历史上的政治共同体有盛有衰。然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自己强大的吸纳能力进行着自我更新，为自我革命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亨廷顿认为：“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制度还必须具有将现代化造就的社会势力吸收进该体制中来的能力。”[18]僵硬而不灵活的制度既不能够吸收新生社会力量，也不能集中权力、分散权力和制造权力，必然会引发颠覆性的革命。福山进一步提出，“制度僵化”和“家族制复辟”是造成一项制度异化而走向政治衰败的两个病因。福山直指这两种病因“在今日之美国是呼之欲出的”，甚至断言“美国的整个体制已经腐败”，可行的治疗方案“尚在美国经验之外”[19]。帕尼比昂科则认为，美国的政党制度不是一种强制度，它日益演变为选举-专业型政党的弱制度模式，“造成的问题比它解决的问题还要多”[9]308。

　　相比较而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走过70年的历程，不断彰显“新型”的魅力。其重要机理在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一种开放的政党制度，具有自组织化的凝聚能力，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以多党合作为参政方式，因而具有极强的、广泛的、深厚的吸纳能力。正是这种能力阻止了制度僵化，减少了制度被利益集团俘获的可能性。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发扬民主、促进团结、广泛协商的过程中吸纳着广泛的社会力量。

　　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采取理论创新和组织吸纳等方式，不断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各民主党派联系相应界别的群众，广泛和制度化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治国理政的民主方式，创造和实施了最高国务会议。最高国务会议容纳了包括民主党派负责人在内的社会各方面政治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协商议政的一种重要形式，是统一战线的一种高级组织形式。随着国家政治发展，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不断规范化，形成政党协商和人民政协政治协商两种政治协商形式。政治协商是对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进行协商和就决策执行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随着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纳入中国共产党群众基础和统一战线工作范围，实现了对新的社会政治力量的整合。可以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拥有创造性的政治技术，在国家治理和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着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深化和发展。

　　从新中国的历程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统一战线、人民政协关联紧密，它们共同构成我国政治系统不可或缺的要素。人民政协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在我国政治架构中位置突出，隐含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载体逻辑。2018年3月新修改的政协章程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李维汉曾把统一战线方方面面的问题归结为“国家政治生活”[20]。依托人民政协平台，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社会各界等就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方面进行广泛协商。

　　西方一些人士坚持西方中心主义立场，曲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批评中国没有全面的选举制度。实际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很强的自我更新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按时换届。任期制、选举制、任命制、推荐制、选拔制等多种选拔方式并存，吐故纳新，不断更新着政党内部的成分。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每年定期向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通报情况，制度化开展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协商，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交流渠道顺畅。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吸纳能力进一步增强，这一特殊的政治共同体有了新的生命基因。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和优化富有活力的政党共同体，致力打造政治共同体。这既是百年中国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也是未来中国发展的巨大力量。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自己时代、自己人民的产物，中国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政党共同体内。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轫于独特的内部结构，依靠科学的运行机理，指向具有无限可能性的未来世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正以构建崭新的政治共同体为未来中国开辟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指出：“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21]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仅贯穿着历史思维和国际思维，而且体现着当代世界的文明思维。它不是一项封闭的制度，而是具有开放心态、勇于自我革新、不断向前发展的一种政治建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嵌入国家共同体内，不断彰显国家有效治理功能，日益成为建设“世界之中国”和“未来之中国”的制度文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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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许忠明，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政党研究中心教授，山东省统战理论研究会副会长，山东大学政党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山东济南 250353

    来源：《统一战线学研究》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