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国际定位

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国际定位

李志永

内容摘要：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百年民族复兴的新时代，如何重新定位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进而采取何种外交战略，将是中国引领全球治理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本文在对国际定位进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当前国际定位进行了初步探讨，为中国外交战略定位提供了理论指导。当前中国引领全球治理首先要明确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并重视负责任大国、新兴市场国家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身份。基于“发展中社会主义强国”的复合身份定位，中国引领全球治理既有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目的，也有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世界目的。鉴于中国“发展中社会主义强国”的复合身份现实，中国长期坚持的“韬光养晦”战略绝不能轻言放弃，既要在全球治理中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尽力而为，同时又必须谦虚谨慎、量力而行。

　　关键词：国际定位；全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民族复兴；韬光养晦

   2015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球治理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指出，“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2016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球治理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指出，“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时强调，“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努力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显然，伴随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经历参与全球治理70年艰辛历程之后，已经从被动参与进入了主动引领的新阶段。要做好新阶段的外交工作，中国必须正确认识当今国际格局和国内大势。放眼世界，中国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综观国内，中国正在经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百年民族复兴。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百年民族复兴的新时代，如何重新定位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进而采取何种外交战略，将是中国外交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更是中国引领全球治理必须首先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国际定位及其内涵

　　国际定位，一般是指对一国在特定时期所处国际位置的基本认识和评价，即对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角色、地位、作用的确认。尽管国际定位并不是一个通用的国际学术概念，但作为一个中国学术话语却能够为中国学术界所理解和接受，并在中国学界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话题。正如邓小平所言，“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发生错误判断的人，起码不会有正确的国际战略。”可见，对中国国际定位的认知决定了中国在特定关键时期应该采取的重大外交战略。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不仅仅是全球治理的参与者，更是引领者。此时再次对中国国际定位进行研究显得极为必要和重要。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国际定位并不是一国所能单方决定的，也不是单纯基于物质性实力所能评估的，而是国家施动者和系统反复互动、主观认知与客观现实不断磨合的综合结果。

　　那么，中国应该如何评估特定时期的国际定位并以此确定自己的战略取向呢？蔡拓认为，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是国际社会中理性而负责任的成员；是高举改革开放大旗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注重并拥有软实力的文明古国。卢静认为，中国国际定位经历了从封闭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的转变，从国际体系的被动接受者到国际体系的积极建设者再到负责任大国的转变。王缉思认为，可以从实力、地缘战略、政体属性和国际角色四个方面对中国进行国际定位，并认为中国“虽强犹弱”的国际定位决定了中国仍然必须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思想。事实上，国内近年来围绕“韬光养晦”战略存废的激烈争论本质上反应的也是国际定位不同的争论。综合既有研究，本文认为国际定位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狭义的国际定位主要是指国际身份定位，就是一国对自己在国际体系中所处国际身份位置的客观评估和主观认知。既有国际关系的三大主流理论分别强调了国际体系的权力面向、制度面向和观念面向。国际体系作为复杂丰富的国际现实，权力、制度和观念各个侧面其实是同时存在而不是独立存在的。对一国在国际体系中所处国际位置的全面评估必然需要同时包括权力、制度和观念三个维度。国际位置的权力维度就是指该国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实力位置，即该国实力被国际社会认可的程度，主要可以通过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等客观指标加以评估。国际位置的制度维度就是指该国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角色位置，即该国相对于国际体系的融入程度，主要可以通过加入、创设国际组织的数量与质量来考察。国际位置的观念维度就是指该国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价值位置，即该国价值观、文化在国际体系中被认同或排斥的程度，主要可以通过意识形态、传统文化、政体属性等方面加以评估。可见，国际身份位置既包括该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位置，也包括该国相对于国际体系的角色位置，还包括该国相对于国际体系的价值位置。为此，国际身份定位就是对一国相对于国际体系的实力定位、角色定位和价值定位的综合评估和认知。

　　按照建构主义基本观点，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在认同政治日渐复苏的21世纪，身份理论更显理论解释力。国际身份定位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弄清楚一国相对于国际体系的身份是该国采取重大外交战略的基本前提，这对于身份定位迥异于西方国家的中国而言更是如此。因此，对国际定位的研究除了国际身份定位之外，还必须包括国际行为定位研究，这就涉及广义的国际定位。广义的国际定位，是一国对自己在国际体系中所处国际身份位置以及应该采取何种战略行为的客观评估和主观认知，包括国际身份定位和国际行为定位两个方面。尽管国际身份定位优先于国际行为定位，但由于国家行为体的身份在国际社会中主要是通过其行为呈现的，并最终体现为相应的国际行为，国际行为定位就成了国际定位研究的最终目的和终极关怀。人类的行为总是目的导向的行为，并通过相应的战略和策略去实现。为此，国际行为定位就涉及行为目的定位和行为战略定位两个方面。行为目的定位就是国家基于特殊的身份定位而具有的行为目的追求。行为战略定位就是国家基于特定的行为目的而设定的行为战略与策略。为此，国际定位包括国际身份定位和国际行为定位两个方面，并具体由实力定位、角色定位、价值定位、目的定位和战略定位五个维度构成。就此而言，国内的国际定位研究或者侧重国际身份定位研究，或者侧重国际行为定位，尤其是战略定位研究，而少有研究将二者视为国际定位前后紧密相关的两个侧面给予整体分析。将国际定位分为国际身份定位和国际行为定位两个前后相关的环节，并对此进行整体研究，正是本文的理论价值所在。

　　本文除了在接下来的第二部分一般性探讨中国国际身份定位之外，还将在第三、四部分探讨与身份定位紧密相关的行为目的和行为战略定位问题，以进一步澄清中国参与、引领全球治理的目标追求和战略手段的匹配问题。

　　二、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身份定位

　　中国要引领、重塑全球治理，首先必须理清中国目前的身份定位。“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大国”在较长一段时间里被确立为中国的国家身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尤其当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国的国际身份问题日益成为国内外关注的话题。“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是此后一个时期中国对自己国家身份的界定。说话的主体是通过叙述来为国家建构身份的，理查德·勒博（Richard N．Lebow）指出，叙述的意义在于告诉人们，他们是谁，他们应该致力于成为什么样子，以及他们同其他人联系在一起的方式。为此，本文将通过分析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2013—2018年间涉及全球治理的所有讲话来明确当前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身份定位、行为目的与行为取向。

        2.1 实力定位：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

　　鉴于中国复杂的国情，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位置具有两面性，既是仍需要大力发展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又是实力不断增强的新兴市场国家。习近平主席的相关讲话同样同时突出了中国实力定位的两面性。

　　（1）发展中国家

　　邓小平就多次指出“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为看重的主导性国际身份之一。2010年以来，尽管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身份定位仍然没有改变。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接受拉美四国媒体联合采访时明确指出，中国要“更加积极有为地参与国际事务，致力于推动完善国际治理体系，积极推动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这一立场在随后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时得到重申。随后9月，习近平主席在与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会谈时再次指出，“双方要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战略沟通和协作，共同致力于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同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更是要求，中国“要切实推进多边外交，推动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改革，增加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掷地有声地宣布，“中国将继续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坚定支持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在联合国的一票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事实上，在阐述全球治理的54次讲话中，“发展中国家”前后31次被习近平提及，词频高居前列。可见，无论是在双边场合还是多边舞台，“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定位始终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首要身份，这一定位决定了中国引领全球治理必然是有限度的。

　　（2）新兴市场国家

　　由于中国崛起主要表现为经济崛起，全球经济治理就成为中国参与引领全球治理最主要领域，新兴市场国家就成为中国引领全球经济治理的具体身份定位。作为区别于传统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中国接受“新兴市场国家”或“新兴经济体”身份定位或许起源于参与八国集团下的南北对话会。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始于2003年6月。当时在法国的邀请下，中国、巴西、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印度、马来西亚6个经济新兴国家的领导人与埃及、塞内加尔、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南非5个“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参加国的领导人，参加了在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前举行的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尽管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参加会议，尽管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历次主旨讲话仍以“发展中国家”自称，但中国、巴西、印度等国之所以被邀请，显然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被当成“新兴经济体”的缘故。但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伴随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相对衰落和新兴经济体经济实力的相对上升，中国逐渐接受了“新兴市场国家”的身份定位。2008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华盛顿参加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他特别强调，金融体系改革要体现新兴市场国家利益。2009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参加了首次“金砖四国”首脑峰会，并明确指出，“我们四国都是对全球事务具有影响力的新兴国家，都是维护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在会后发表的《“金砖四国”领导人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会晤联合声明》中，四国呼吁建立一个更加多元化的货币体系，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

        2010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还参加了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以“亚太新兴市场国家”为主题展开讨论，并在演讲中强调了亚太新兴市场国家为世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再次肯定了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身份定位。2010年12月1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中国“要准确把握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的特点，努力培育我国发展新优势；准确把握世界经济治理机制进入变革期的特点，努力增强我国参与引导能力；准确把握创新和产业转型处于孕育期的特点，努力抢占未来发展战略制高点；准确把握新兴市场国家力量步入上升期的特点，努力发展壮大自己”。这表明，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身份已经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

　　通过词频统计，“新兴市场国家”在习近平54次关于全球治理的直接论述中出现了17次，超过了提及“发展中国家”次数（31次）的一半，这充分表明中国对这一身份定位已经相当认同。鉴于新兴市场国家主要指金砖国家，下面将集中分析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以此观察中国对“新兴市场国家”身份的接受过程。有趣的是，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的主旨讲话中不仅未提及“新兴市场国家”，也没有提及“发展中国家”。而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的主旨讲话中则只提到“发展中国家”。但自此之后，习近平主席从2015-2018年的四次主旨讲话全文中共40次提及“新兴市场国家”，尽管这一论述总是同时与“发展中国家”同时出现，但“新兴市场国家”的身份定位不仅总是排在“发展中国家”前面，而且其内涵也更加偏向于“新兴市场国家”身份定位。例如，2015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主旨讲话中强调，“我们要共同致力于提高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推动国际经济秩序顺应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力量上升的历史趋势。”显然，鉴于发展中国家主体范围明显大于新兴市场国家，又鉴于发展中国家分化发展的事实，国际经济秩序重构当然主要顺应的是“数量有限的新兴市场国家”而不是“数百个发展中国家”力量上升的趋势。与之相应的是，在时隔三个月的中共中央首次就全球治理进行的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进一步深化了关于国际格局变化的论述，同样突出了“新兴市场国家”的定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可见，“新兴市场国家”是伴随中国崛起而被中国自身日益看重、也被国际社会日益认同的新身份，中国实力地位不仅大幅提升，而且得到了广泛认可。

        2.2 角色定位：负责任大国

　　新中国相对于现代国际体系的角色经历了革命、孤立、融入和引领的转变。伴随中国实力地位的不断提升，“负责任大国”的身份定位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外交重要的身份追求。

　　中国要做“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追求，既来自自身的主动政策调整，也来自外部对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负责任行为的肯定。1997年的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报告明确宣布，中国要积极参加多边外交活动，充分发挥中国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的作用，并明确要做负责任大国。1998年12月4日，李岚清副总理会见了泰国总理川·立派（Chuan Leekphai）。川·立派总理说：“始于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已波及全球。中国采取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是负责任的和正确的，表现了一个泱泱大国的风度。”1998年，《人民日报》在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周年的特稿中，正式提出“20年来，中国坚持了独立自主、不结盟、不称霸等外交政策思路，将坚定的原则性与务实的外交艺术完美结合起来，在国际舞台上，树立起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使不少国家对中国由过去的‘畏而远之’转变为‘敬而近之’”。“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负责任的大国风度赢得举世称道。”自此，“负责任大国”成为中国更为看重的主导性国际角色身份。

　　党的十八大强调指出，中国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2014年7月14日，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议时接受拉美四国媒体联合采访，在回答记者提出“中国希望在全球扮演何种角色”问题时，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发展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中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和定位没有改变，发展仍然是我们的第一要务”。但另一方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综合国力居于前列的东方大国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对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负有重要责任。“随着中国发展，中国将更好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我们将更加积极有为地参与国际事务，致力于推动完善国际治理体系，积极推动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我们将更多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2018年6月21日，习近平主席集体会见“全球首席执行官委员会”特别圆桌峰会外方代表时指出，“我们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为改革和优化全球治理注入中国力量。”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时，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我们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共同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而奋斗。”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正式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习近平把负责任大国身份具体化的“三者”论述还分别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和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时反复强调，已经成为负责任大国身份的最新话语论述和具体表现。可见，负责任大国已经成为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核心身份，中国已经成为现代国际体系的一部分。

        2.3 价值定位：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人民通过艰辛探索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信仰，并通过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自此，社会主义就成为中国所追求的独特价值。尽管在建国的前三十年，中国对社会主义价值的实践有超越生产力阶段的过度追求，在外交领域奉行过输出革命的“革命外交”路线，但却以高尚的无产阶级革命主义、国际主义塑造了革命中国的正义外交形象。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外交政策意识形态色彩日益让位于民族主义利益的理性追求，但社会主义的价值内核始终不变，并试图赋予社会主义以现代化的新价值，以走出一条大国和平崛起的新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在各种外交外事场合中，一方面反复强调了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核与追求，另一方面又向世界反复宣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13年3月19日，习近平主席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明确强调，“中国的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2013年3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首次向世界宣示了中国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此后，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议的主旨讲话、在接受拉美三国媒体联合书面采访、在接受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媒体联合采访、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在接受拉美四国媒体联合采访等外交场合中，反复向国际社会宣示了中国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传播了中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价值诉求。

　　除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之外，习近平主席还反复强调了社会主义的包容普惠、合作共赢的价值追求，以打造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形象。包容普惠是社会主义价值的应有之义，不仅是实现国内共同富裕的不二选择，也是实现国际共同发展的最佳路径。例如，2013年，习近平主席同也门总统哈迪（Abdu Rabbih Mansour Hady）会谈时明确指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外宾时再次强调，“我们要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多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到2050年，我们要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作为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国际共同发展也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价值所在，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当代的体现。事实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对共同发展的持续追求。例如，2013年4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主旨演讲中强调，“中国将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努力使自身发展惠及周边国家”。2013年10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2014年11月9日，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中国将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也要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亚太和世界”。国家主席习近平更是分别在2016年和2018年两次会见蒙古领导人时表示，中方欢迎蒙方搭乘“中国快车”。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已经将“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作为三大历史任务之一予以贯彻。可见，共同发展不仅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道路选择，也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价值追求。

　　区别于依靠武力和殖民扩张的传统强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还必须倡导合作共赢的外交价值并努力实践。2012年12月5日，习近平在当选为总书记后的首次会见外国专家的外事活动中就明确指出,“我们的事业是同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事业”。2012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第67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耶雷米奇（Vuk Jeremic＇）时，强调“中国将一如既往加强同联合国合作，致力于同各国一道，推动实现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公平正义”。2018年，习近平主席在会见美国国防部长时更是明确指出，“中国人民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会走扩张主义和殖民主义道路，更不会给世界造成混乱。”可见，面对国际形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现实，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中国必须与各国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方能跳出国强必霸的传统大国崛起的老路。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经过中国人民反复试验、检验后的历史选择，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全球化如何发展，无论中国国力如何，中国相对于既有国际社会的社会主义身份不会改变。当然，社会主义价值也是与时俱进的，当代社会主义中国要在国际社会长期立足并顺利崛起，必须实现现代化。这要求在国内实现包容普惠的价值，在国际实现共同发展和合作共赢的价值，以真正把中国打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而走出一条依靠自身发展、共同发展的包容性大国崛起的新路，这正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身份追求的价值所在。

   三、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行为目的定位

　　当中国刚刚“站起来”确定社会主义制度并坚定地实行“一边倒”外交的时候，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坚定不移的方针“是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事业而努力”，甚至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埋葬美帝、苏修和他们的走狗。显然，在单一的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身份定位下，中国外交的终极目的就是解放全人类。改革开放重新确立了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并给中国赋予了新兴市场国家、负责任大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身份。中国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中独特的多重身份决定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重构的多重行为目的与复杂的行为取向。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引领全球治理促进国内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最根本目的。与此同时，作为新兴市场国家、负责任大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绝不能仅仅服务于民族复兴的中国目的，还必须服务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目的，方具有国际合法性和道义感召力。二者一体两面，共同构成了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双重目的。

        3.1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起参观《复兴之路》展览，他指出，“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在于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管民族复兴的国内目标不宜在国际场合大肆渲染，但习近平总书记前后3次在国内有关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中都强调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标在于服务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首次全球治理集体学习时更是明确强调，“我们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第二次全球治理集体学习和在2018年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再度对此予以强调。尽管全球化时代，非国家行为体作用越来越突出和重要，但仍然没有改变国家的关键地位。因此，正如托马斯·维斯（Thomas G．Weiss）等人指出，“我们最好把这个行使不同权力的复杂世界称为‘全球治理’，但要坚持熟悉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解方式。”对中国而言，尽管倡导全球治理、倡导对非国家行为体的尊重，但中国必须谨记，国家利益仍然是全球治理时代最佳外交行为的根本准绳。也正是因为如此，服务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一带一路”倡议多次被习近平主席重点强调，并常常成为各种多边或双边场合中外必谈的合作议题。当然，中国也绝不能被浮云遮眼，看不到世界发展的长远趋势，看不到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也已变得空前紧密，我国对世界的依靠、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在不断加深，世界对我国的依靠、对我国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在这内外联动时代，任何民族的复兴和国家利益的实现绝不可能是通过牺牲他国利益的零和方式实现的，而必然是在与他国友好相处、良性互动中共同实现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目的自然就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另一根本追求。

        3.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外交曾一度过于强调意识形态而付出沉痛代价。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拨乱反正，重新确立起以国家利益决定外交言行的准绳。当然，作为社会主义中国，尤其作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中国外交绝不可能回到那种只追求自身利益、甚至以邻为壑的极端民族主义路线上。中国应该学会在“融入国际社会与保持国家自主性”这一外交核心问题上保持微妙的平衡。我们在看到国家利益作为外交准绳的根本指导作用的同时，也必须正视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的统一性。为此，中国在追求自身民族复兴和国家利益的同时，必须兼顾其他国家的合理利益以及人类的整体利益和共同利益。对此，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为此，“我国对外工作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牢牢把握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条主线，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宣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世界目的，表明中国外交不仅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己任，也将为人类社会共同进步展现更大担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走出了一条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中国的和平发展为世界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以往大国崛起的发展新路。这条新路就是在自己和平发展的同时还始终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致力于民族复兴的同时还致力于推动人类进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庄严承诺，彰显了中国参与、重塑全球治理的世界目的与中国贡献。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将“命运共同体”写入党代会报告中。2012年12月5日，在会见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的首次外事活动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事业是同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事业。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的发言则着重从人类价值角度指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他强调，“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几年来，习近平主席已在不同场合100多次直接提及并论述“命运共同体”，并经常直接将全球治理与“共同体”的构建一起论述。例如，2017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明确向世界宣示，“坚持多边主义，谋求共商共建共享，建立紧密伙伴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形势下全球经济治理的必然趋势”。根据习近平主席对命运共同体的反复阐述和中国构建共同体的外交实践，中国外交中的命运共同体是多元多样的。从覆盖范围看，存在依次递进的三个层次，即双边命运共同体（如中国—老挝、中国—巴西、中国—土库曼斯坦、中国—柬埔寨、中国—巴基斯坦等）、多边命运共同体（如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中阿命运共同体、中欧命运共同体、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内容性质看，也存在依次递进的三个层次，即立足于利益增进的利益共同体、立足于责任共担的责任共同体和立足于人类进步的命运共同体。可见，“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当今全球化世界的客观现实，而且也是人类实现共同价值的必然选择，因而自然应该成为中国参与、重塑全球治理的必然追求与世界目的。

　　四、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行为战略定位

　　近年来，国内外围绕中国是否应该放弃“韬光养晦”战略或是否已经实施“奋发有为”战略的广泛争论表明，中国外交战略定位不仅是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尚没有共识的争论性问题。尽管围绕“韬光养晦”和“奋发有为”的战略定位争论不会轻易结束，但如果能够基于中国国际身份定位来讨论“韬光养晦”战略存废的话，或许得到的答案会更加清晰和可靠。因为，外交战略之毛显然依存于国家身份之皮。中国多重复杂的国际身份定位决定了中国外交战略不可能是单一或单纯的，而必然是复合或多元的。“发展中国家”是由中国后发展历史与复杂国情决定的历史与现实身份定位，“新兴市场国家”是由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决定的现实身份定位，“负责任大国”则是由中国持续崛起并不断参与全球治理的现实决定的现实与未来的身份定位。“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则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复兴的历史选择。“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负责任大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身份叠加而成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强国”的复合身份，决定了当中国引领全球治理时，一方面要明白，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并属于发展中国家阵营，必须为发展中国家说话，必须谦虚谨慎、量力而行；另一方面也要明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应该在变动的全球治理格局中奋发有为，争取与实力地位相称的代表性与发言权，承担与实力相称的责任与义务，做一个有声有色的“负责任的社会主义强国”。

        4.1 为发展中国家说话是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根本政治立场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外交最高规格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特别强调，中国要“坚持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特别是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说话”。这一掷地有声的讲话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划定了必须坚持的政治立场。此后，习近平又在不同场合对此政治立场进行了反复强调。例如，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始终“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支持补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南方短板，支持汇聚南南合作的力量，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和利益。”2018年7月16日，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更是强调，“不管是创新、贸易投资、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还是网络、外空、极地等新疆域，在制定新规则时都要充分听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意见，反映他们的利益和诉求，确保他们的发展空间。”事实上，根据本文的统计，在有关全球治理的54次直接论述中，习近平不仅31次提及“发展中国家”，而且还合计28次提及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与“发言权”问题。

　　在中国综合实力已经处于世界第二且美国处于相对衰落之时，习近平主席为何还要强调中国外交要特别为发展中国家说话呢？显然，为发展中国家说话既是确立中国外交之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与中国气派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在全球治理变革中制衡西方霸权并占据道义制高点的现实需要。也正是如此，习近平主席除了在全球治理各个场合反复强调为发展中国家说话的政治立场之外，还反复强调要增加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并特别强调要把增强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的要求落实到具体的全球治理行动之中，以切实获得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和拥护。

        4.2 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是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根本行为原则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提出“负责任大国”身份定位以来，中国对全球问题的治理不仅在话语上表现出越来越积极的态度，并做出了日益重大的实际贡献。例如，面对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公开宣布人民币不贬值，并积极呼吁完善地区经济合作机制，赢得了周边国家以及世界舆论的广泛赞誉。尽管“负责任大国”身份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内涵，但积极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力量与中国智慧始终不变，而这在习近平总书记执政时期体现得更为明显。2013年，习近平主席正式向世界提出共享发展机遇的“一带一路”倡议，并同时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促进互联互通和帮助发展中国家。奋发有为正在成为中国外交的新常态。

　　在全球治理变革中尽力而为是奋发有为的中国外交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具体体现。近年来，中国积极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中国理念，积极谋求提升自身在全球治理体系的话语权，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机制性变革，必将承担更多的全球治理责任，体现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与贡献。但中国就此将告别“韬光养晦”战略吗？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源于国际力量对比变化，革故鼎新归根到底要靠实力。中国兼具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双重身份，在全球治理问题上，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如何合理地负责任，都需经过理性评估和慎重抉择。尽管中国已经是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并已经成长为一个潜在的全球性大国，但其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和东方国家的身份定位不会轻易改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早已明确指出，“我们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主动承担国际责任，但也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具体而言，在全球治理变革的关键期，中国必须着力增强规则制定能力、机制创新能力、议程设置能力、舆论宣传能力、统筹协调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勇做全球治理变革的弄潮儿和引领者。与此同时，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仍然要坚持韬光养晦的总基调，谨防战略透支，绝不能承担超出自身实力的责任，仍然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国内发展为重心，在发展中不断增强自身在国际上说话办事的经济实力与制度自信。可见，“奋发有为”与“韬光养晦”二者并不矛盾，“韬光养晦”强调的是谦虚谨慎的态度，量力而行的原则，绝非无所作为，“奋发有为”突出的是尽力而为的积极心态，绝非战略冒进、大包大揽，二者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中国外交战略的两个侧面，并统一于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这一行为原则之中。

　　五、结论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百年复兴的新时代，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外交战略。中国国际定位再度成为中国外交急需关注、探讨的重要理论和实践课题。国际定位是一国对自己在国际体系中所处国际身份位置以及应该采取何种战略行为的客观评估和主观认知，包括国际身份定位和国际行为定位两个方面，并具体由实力定位、角色定位、价值定位、目的定位和战略定位五个维度构成。一国身份定位决定了其行为目的和行为战略定位。本文对国际定位的一般性研究和对中国国际定位的初步探讨为思考中国外交的战略选择提供了理论指导。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负责任大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多重身份叠加而成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强国”的复合身份决定了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同时，具有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目的与服务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目的。与此同时，“发展中社会主义强国”的复合身份决定了中国长期坚持的“韬光养晦”战略绝不能轻言放弃，既要在全球治理中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尽力而为，同时又必须谦虚谨慎、量力而行。当然，本文关于中国国际定位的讨论主要基于最高领导人的讲话，而国际定位显然还受到当时国际国内环境以及其他因素的制约。如何把国际定位的主观维度和客观维度相结合以更准确地评估中国国际定位将是未来研究值得开拓的。（注释略）

   作者简介：李志永，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基金项目：本文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7年惠园杰出青年学者培育计划、“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顶层设计’与‘微观落实’：公私合作制的视角”项目（2017JＱ05）以及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全球安全治理的中国方案”（17BKS04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来源：《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