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治变迁的根本动力与作用机制

世界政治变迁的根本动力与作用机制

宋伟

  内容摘要：世界政治理论旨在解释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基本性质和基本制度的变迁。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追求承认的斗争是推动世界政治变迁的根本动力，共同产生、加强和削弱各种政治思想，导致不同群体间力量格局的变化。政治思潮兴衰是世界政治变迁的直接动力，同时塑造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的基本性质与基本制度。国际政治斗争和国内政治斗争是塑造政治思潮兴衰及将政治思想转变为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基本制度的作用机制，包括实力压制、学习内化和政治妥协三种互动模式。

  关键词：世界政治；政治思潮；根本动力；作用机制

　　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开始，到18世纪的工业革命，技术的进步和西方世界的兴起造就了一个全球性的国际体系。在此之前，自然地理条件的分割造就了一些地区性的帝国体系，这些帝国体系之间虽然有着贸易往来，但是总体上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强国由于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在制造业、交通和军事技术等方面拥有了对于非西方世界的巨大优势。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一个全球性的、各国相互影响的国际体系的出现，是“世界政治”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学术概念的现实基础。

　　在一个自由贸易的体系下，通过进入对方国家的市场以及增强对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影响力，西方国家打造了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之间存在密切互动的一种新的世界政治现实。这种现实，意味着存在某种“世界性的政治”，而不是简单的“国家间政治”。一些政治理念成为世界政治思潮，不仅影响到民族国家的成长与变革，也影响到国际秩序的发展和变迁。杨光斌指出：“真正把世界联系起来并形成‘世界政治’，是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某种政治思潮——由意识形态（包括宗教）理念驱动而形成的一种趋势性的政治现象。”虽然不存在一个全球性的公共权力——世界政府，但是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的发展变迁已经不再是能截然分开的两个领域。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学者们的任务就是要将“世界政治”的理念变成一个具有操作性的概念和分析框架。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被认为是两个不同的领域，而国际关系理论和政治学理论在面对各自的解释对象时也能够证明自己的解释力。那么，世界政治理论的解释对象和解释意义又是什么？我们能够找到世界政治变迁背后某种统一的动力和作用机制吗？这些就是本文要初步系统回答的问题。

   一、世界政治理论：现有研究及其局限

　　诸如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这样的新现实主义理论大师基本上将“世界政治”概念等同于国际关系。吉尔平的《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一书虽然标题使用了“世界政治”,但实际上正文中很少提到这一术语，即便提到这一术语，它也基本上是等同于国际政治的含义。吉尔平写道：“世界政治仍然是以政治实体的争斗为特征，它们在全球无政府状态下为权力、声望和财富而争斗。核武器并未改变不恰当的诉诸武力；经济相互依赖还不能保证合作将取代冲突；全球共同体的共同价值观和世界观尚未取代国际无政府状态。”这种“世界政治”的概念并不具有独特的内涵，因此它仍然是一种国际关系的研究路径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政治研究路径。

　　相比现实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更愿意使用“世界政治”的提法，因为国际政治或者国际关系的说法强调的是国家的中心地位，而“世界政治”的提法则不包含这样的含义。诸如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这样的学者就经常使用“世界政治”的概念，以表达全球化时代的跨国政治经济联系已经不再是以政治安全问题和国家行为体为中心的了。在《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一书中，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了一个“复合相互依赖”（Complex Interdependence）的模式，以概括世界政治相对于传统的国际政治的性质变化：“我们可以设想出一个这样的世界：非国家行为体直接参与世界政治，各问题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等级区分，而武力并非有效的政策工具。”在这样一种复合相互依赖的过程中，世界政治的行为主体和议题设置都与过去有了很大的区别。国际组织、跨政府联系等成为日益重要的沟通渠道，经贸联系、环境保护、打击跨国犯罪等“低级政治”等问题不再处于边缘性的地位。王缉思在200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当代“世界政治”的特点做了类似的界定。他指出：“当前世界政治的第一个特点，是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非传统安全问题与发展不平衡现象日益突出。当前世界政治的第二个特点，是全球范围的宗教势力和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正在复苏。当前世界政治的第三个特点，是权力中心、财富中心和发展驱动力正在发生转移。在上述三个特点和趋势的基础上，我们能够很自然地观察到当前世界政治的第四个特点，也即核心的特点——国际规则和秩序正在经历重大变革。”

　　基欧汉、王缉思等对当代世界政治新特点的描述是非常生动和有说服力的，属于世界政治研究的第一种路径。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个人、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政府间国际组织等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讨论的议题日益多样。就算是吉尔平这样的现实主义者也承认财富的分配是世界政治的一个主要论题。不过，这样一种对于世界政治的特点描述也只能停留在一个描述的阶段，因为涉及的变量太多，不太可能说清楚世界政治的研究对象、核心概念和因果机制到底是什么。因此，在构建新自由制度主义时，基欧汉又回到了国家中心主义，将研究的对象界定为国家间关系，而将核心概念界定为国际机制，从而建立起国际机制与国际体系稳定性之间的因果关系。对世界政治现实的简化使得基欧汉的理论发展最终回到了国际关系理论，而不是发展出一种新的世界政治理论。

　　现有的各种“世界政治”研究中，第二种路径把“世界政治”界定为世界各国的政治发展趋势，依据这些发展趋势总结出当代世界政治的一些基本特点。但是，他们所说的“世界政治”，主要涉及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内部政治。“过去30年的世界政治发展轨迹可以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半期，政治自由化和经济市场化是世界政治变化的基本趋势，以至于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称历史已经‘终结’；而在后半期，自由化和市场化受到新的考验和质疑。”类似地，福山认为：“世界政治的女性化已在过去10年里逐渐发生，并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在所有发达国家，以及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妇女已赢得投票和参与政治的权利，并日益活跃地行使了这种权利。”正如王缉思和唐士其所强调的，虽然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发展之间存在明显的关联，但他们并不认为双方存在确定的因果关系，所以这种对世界政治发展趋势的总结总体上还是一种对各国政治发展趋势的归纳性描述，而不是一种解释性的研究路径。

　　有关“世界政治”的第三种研究路径的核心是考察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全球化促进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相互渗透增强，改变了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分离的状态。美国学者曾经举例说：“国际经济关系对于国内经济因素如税收、通货膨胀和金融政策等越来越敏感，反之亦然。美国与欧洲盟国的关系、美元在世界货币市场上的坚挺、美国的经济地位及其在武器、技术和食品贸易上的政策，这一切都与美国国内有关赤字和预算平衡的政策有关。”的确，有许多学者研究了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互动，但是并没有发展出能够同时解释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的某种统一的理论。如果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之间不存在一种普遍性的因果关系，那么就无法依据这一路径发展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学科理论。

　　双层博弈的分析框架或许是一种有效的研究路径。罗伯特·普特曼（Robert D.Putman）的“双层博弈”框架试图将国内结构、国际结构提供的机遇和制约、对外经济政策这三个方面的因素系统整合起来。在国际谈判中，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能够让其他国家相信，他在国内的支持者只能接受有限的结果，那么，这个国家讨价还价的能力就会增强。反过来，国际层面的博弈也可以影响到国内政治的互动。在经济相互依赖的时代，各种与外部世界联系密切的利益集团利用内外联合的方式影响中央政府的决策行为，从而使外部力量渗透到国内政治决策过程中。双层博弈理论在解释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时可能比较适用，但是，它仍然只是分析框架，而不是具有核心概念和明确因果机制的理论。而且，在面向主要由国内政治博弈决定的国内交通、卫生、教育、民政等领域时，双层博弈的框架就意义不大了。到目前为止，结合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两个层次的努力，主要还是针对国家的外交政策，所发展出来的是外交政策理论而不是世界政治理论。

　　需要指出，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或政治学理论并不能充分回答世界政治的基本性质与基本制度的变迁问题。例如，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论包含两个中心命题：其一，世界政治中的秩序是由一个主导国家创立的；其二，国际秩序的维持需要霸权国家的存在。但是，不同的霸权国可能会建立不同类型的国际制度与秩序。如果不理解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生产方式的变革、国家实力竞争和财富分配方式的变化，那么就不能理解为什么英国会致力于建设一种世界性的市场经济而不是统治更大范围的领土。技术的变革、人性渴望自由和平等所带来的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对于自由国际秩序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类似地，虽然政治学理论可以告诉我们不同的国家制度设计可以从根本上决定国内的政治结果和国家兴衰，但是它并不告诉我们不同国家的基本制度是从何而来的。要解答这些问题，必须考察科学技术进步以及生产力变革的推动作用，以及渴望自由与平等的人性诉求。仅仅有国际政治斗争或者国内政治斗争的理论是不充分的，我们需要理解不同社会群体为什么会支持不同的政治思想和制度设计。因此，世界政治理论的解释对象是世界政治的基本运作方式，它包括根本动力、直接动力和作用机制三个方面，而不是解释具体的国际政治结果和国内政治结果。

   二、世界政治理论：新的研究路径

　　世界政治的研究正在出现一种新的路径，不过国际国内学术界对此还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这一新的研究路径不是简单地将各种问题领域联系在一起，或者探究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如何互动，而是考察哪些因素能够同时影响到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的发展，从而将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从理论上真正统一起来。正如杨光斌所指出的，从全球史或新世界史的视野看，只有某种力量（行动单元）把地球意义上的“世界”联系起来、整合起来并形成一个关系密切的结构，自然地理的世界才能成为政治意义上的世界，或者说才有“世界政治”之说。如果我们能够发现这样一种力量以及它的作用机制的话，我们就能够真正构建起一种世界政治理论。

　　王缉思曾经提出过类似的问题：“在这些现象和主题的背后，能否在不同时代、不同政治实体中发现共同的原始驱动力，在推动世界政治的发展？换言之，在政治研究中，能否找到所有国家、所有社会、所有文明载体都追求的、跨越时空的主题，即我所称的‘终极政治目标’？”他说：“几年来，我通过阅读、国外考察、访谈和思考，发现安全、财富、自由、公正、信仰，是世界政治的五个永恒主题，也是五个终极目标。”当然，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疑问：为何所有的国家、所有的社会、所有的文明载体都会追求这五个方面的目标？王缉思指出：“全球化趋势加强了各国政治的同一性和相互渗透，而信息化趋势下的认同政治则突出了它们之间的区别和多样性。各国政治都追求上述五大目标，但推进的重点、实现的方式和步骤会有很大不同。”这些论述对于本文的理论构建是具有启发性的。

　　杨光斌对于世界政治理论研究的开创性贡献在于，他提出了一个具有关键意义“联系”变量即政治思潮，由此建立了一个政治思潮如何影响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的因果链条。他指出：“三百年来的全球政治史说明，政治思潮不但影响着世界政治变迁，也是研究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不可或缺的变量。那么政治思潮发挥作用的内在机制到底是什么呢？……第一步，国内需要催生的政治思想……第二步，中心国家或者国际组织的政治传播。产生了辩护性理论的国家往往是世界政治中的中心国家，在实现自身全球性利益的同时也在传播自己的思想，这是国内经济再生产需要所产生的文化产品的国际化……第三步，成为国际性政治思潮。中心国家往往是那个时代最发达的国家，后来者或者学习者也容易向中心国家看齐……第四步，诱发国内秩序的变迁，改变世界秩序，塑造新的国际关系。政治思潮所诱发的国内秩序变迁，促使变迁国家或转型国家按照观念去站队，从而形成新的世界秩序。”

　　杨光斌的研究思路对于本文所试图阐述的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他将政治思潮作为理解世界政治变迁的一个“联系变量”是非常合理的，因为政治思潮的兴衰可以与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的基本性质及基本制度的变迁之间建立直接的因果关系。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政治思潮”这一概念意味着不同时期国际关系或者国内政治中主导性的思想，而正是这些主导性的思想塑造了世界政治的基本运作方式（即基本性质和基本制度）。世界政治思潮的兴衰与政治力量格局的变化可以被视为是一体两面的。某种政治思潮的兴起，意味着接受这种思潮的群体的壮大，也就意味着政治力量格局的变化，从而最终会引发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的基本性质与基本制度的变迁。因此，政治思潮的兴衰和世界政治变迁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采用世界政治思潮而不是政治力量格局的概念作为关键性的联系变量，能够与世界政治的系统性、制度性变迁之间建立更加直接和全面的因果关系，因为仅有力量格局并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最终会建立某种类型的国际制度或国内制度。以“政治思潮”的兴衰作为一个核心的切入点，我们的确可以比较好地理解推动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变革的直接动力。这种动力可能不是根本性的，因为政治思想的兴衰取决于技术的变革和人性的诉求，而其能否成为主导性的政治思潮则取决于国际政治斗争和国内政治斗争。

　　依据这样一种新的研究路径来建构世界政治理论，并不是仅仅出于创造新理论、创造宏大理论的使命感或者热情，而是的确需要这样一种理论。世界政治理论并不排斥或者取代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政治学理论，而是试图超越现有的这些理论，解释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变迁的根本动力、直接动力和作用机制。也就是说，世界政治理论的解释对象并不是国际关系或者国内政治的一些具体结果，它瞄准的是世界政治基本性质、基本制度的变迁。

   三、世界政治变迁的根本动力

　　世界政治变迁的根本动力是什么？符合什么样的标准能够成为“根本动力”？我们可以借助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世界历史变迁的解释而得到进一步的启发。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世界历史变迁的解释指向的是生产力。“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如果一种力量能够成为世界历史变迁的根本动力，它应该能够直接地影响到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组织形式和基本的运作方式。这种动力应该是一种基础性的、根源性的力量，属于最根本的动力。

　　不过，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经济因素绝对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马克思、恩格斯从不否认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等因素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极大的重要性：“历史方面的意识形态家”在“在每一科学领域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在讨论世界历史斗争的进程时，马克思、恩格斯甚至用了“决定”这样的词语来描述法律、理论和宗教的作用：“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这些法律、哲学、理论，本质上都属于“政治思想”，而不同政治思想的兴衰就成为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政治思潮”，不仅影响到历史斗争的结果，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决定了”斗争的形式。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强调了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作用，但并不否认“世界政治思潮”这一直接动力对于世界历史变迁的重大作用。

　　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由于世界政治理论将世界政治思潮作为一个关键的中间变量，我们仍然希望更进一步，即除了生产力、经济基础对于不同政治思想的支撑以外，政治思想的出现和世界政治思潮的兴衰是否还存在更深层次的根本动力？我们认为，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变化的确会对政治思潮的兴衰以及不同群体的实力对比产生根本性的塑造作用，但是，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会从根本上影响到不同政治思想的出现及其兴衰？而且，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基本的命题，但是什么因素推动了生产力的革命性的进步，使得人类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从封建主的社会进入资本家的社会？

　　本文借鉴了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对“世界国家”（World State）的研究。在他的研究中，无政府状态、暴力技术的发展和追求承认的斗争是推动国家间关系走向世界国家的根本动力。在温特的研究中，暴力技术的发展，将逐步使强国和弱国进行协调，改变原有的不平等承认的体系，最终迈向集体安全和世界国家，“如果大国坚持保留不对等承认，个人或小国就会继续争取承认的斗争。由于毁灭性越来越强大的武器的扩散，个人和小国使用暴力的能力也会增长，因此也就会越来越威胁到大国的安全。中小国家也有着联合的动机，合力‘制衡’大国”。温特的理论只是针对国际关系，而不包括国内政治，因此他强调无政府状态、暴力技术的因素。当我们试图建构一种同时解释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基本运作方式的世界政治理论时，无政府状态的因素就不合适了，因为国内政治是有政府的状态，而决定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基本性质和基本制度的也不仅仅是暴力技术的发展，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技术革命。

　　塑造世界政治基本运作方式的第一种根本动力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大规模的技术革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技术的革命导致生产力的飞跃，从而决定性改变了世界历史和世界政治的面貌。“人类物质文化的变化在过去的20年中比在此前500年中发生的变化都还要巨大。”随着18世纪工业革命在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发生和普及，机械化大生产逐步取代了原有的低效率的手工制造业。随着生产力的大幅提升，各国需要更多的商品市场和原料来源地，而使用蒸汽动力的火车和轮船等新式交通工具极大缩短了全球商业、人员流通的时间和空间距离。于是，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都开始出现了。技术革命导致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和国家的实力对比和利益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而塑造了直接影响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的国际结构与国内结构。福山对于技术革命的根本动力作用也有过形象的描述：“机械化生产促使人们从乡村来到了城市，并将做丈夫的跟他们的家人分离开来；而信息技术又使他们回到了乡村，同时也把妇女推到了劳动力队伍中。核心家庭随着农业的创立而消失，随着工业化的到来而重现，又随着向后工业的过渡而开始崩溃。”

　　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重塑世界政治的力量格局和利益格局，还催生和支撑了不同的政治思想，从而影响了世界政治思潮的兴衰。罗伯特·吉尔平指出：“观念总是会不断地冒出来，但是如果背后没有某种权力做支撑，观念就会逐渐消亡。康斯坦丁 (Constantine）认为基督教能够为他的利益服务，因而他才信仰基督教。如果不是因为康斯坦丁，其他的某种宗教或者另一种形式的基督教就可能获胜。”一方面，不同的技术变革造就不同的国际力量格局和国内力量格局，从而使得占有力量优势的群体能够把对自己有利的政治思想传播开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潮，并进而塑造相应的国际制度和国内制度。正如英国当代著名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指出的：西方世界“这个文明，也深信欧洲是天下中心，是科学、艺术、政治、工业、一切革命的诞生地。它的经济渗透力深广，它的军事武力征服各地；世界的绝大部分，都屈服在它的脚下”。另一方面，不同的技术变革本身也可能增强或者削弱某种政治思想的合法性和吸引力。在互联网的时代，个人、非政府组织可以通过网络渠道发出自己的声音，技术的进步也大大削弱了男性基于体力所具有的优势，从而导致个人主义、女性主义等思潮的兴起，并进一步推动了世界政治的变革。

　　塑造世界政治基本运作方式的第二种根本动力是追求承认的人性诉求。追求承认的人性不仅在不同的物质条件下催生了不同的政治思想，而且也推动了技术的革命和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世界政治需要关注人性的诉求，因为人是有思想、有欲望的动物。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讲演录》中指出：“我们对历史的最初的一瞥，便使我们深信人类的行动都发生于他们的需要、他们的热情、他们的兴趣、他们的个性和才能，当然，这类的需要、热情和兴趣，便是一切行动的唯一的源泉。”那么在人性的各种诉求中，什么可能成为世界政治变迁的一个基础性、根源性的动力呢？杨光斌指出：“世界政治说到底是人的政治，人具有物质和精神两大诉求，精神层面的诉求有时甚至大于物质层面，因此以精神为本体论或研究单元的社会科学就是抓住了事物的本质。”

　　在国内政治层面，福山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满足了人性中的“欲望”部分，而渴望承认则是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另一个根本动力。对承认的追求导致不平等的体系和制度，也可能导致平等的体系和制度。不论在国际关系还是国内政治中，对承认的追求都意味着不同群体之间的权力斗争。但是，由于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和国家都渴望被承认，因此这种追求承认的斗争最终会导向自由、平等等为基本特点的政治思潮和社会形式。福山认为，“普遍承认人的尊严……的政治秩序……才能产生和平的国内和国际秩序。”在国际政治层面，温特的研究强调了追求承认的斗争对于国际关系发展所具有的基础性、根本性的意义。温特从安全和人性两个方面来探讨追求认同为什么是一种根本动力，而且相比无政府状态和暴力技术，人性诉求的作用是更具有本源性的，“在不对等承认结构中，那些没有受到完全承认的行为体会继续奋斗。所以，基于不对等承认的社会秩序，从长远来看，必然是不稳定的秩序”。基于承认的斗争最终导向的是日益平等的国际体系。

　　追求承认的人性诉求，在世界政治变迁的历史过程中，表现为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政治思潮不断强大，甚至走向极端。尽管还存在政治上的不同等级地位，但是法律意义上的一律平等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的基本制度原则。基于自由主义的世界性市场经济带来了全球化，深刻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包括重新塑造了许多国家的法律和意识形态，“强烈的个人主义的文化在市场和实验室里会带来创新和经济增长，社会规范领域里已充斥了此种个人主义的文化，它实际上已侵蚀了形形色色的权威，削弱了维系家庭、街坊和民族的纽带”。但是，一旦走向极端的平等主义和多元主义，那么世界政治又会面临高度的不稳定，因为不存在领导性的国家来提供国际公共物品、不存在主体性的群体来维持社会的稳定，从而导致世界政治的碎片化。正如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所言，美国的自由主义者“为妇女、非洲裔美国人和男女同性恋者做了很多好事……但是有一个问题：他们不爱国……他们否定国家认同、否定民族自豪感”。这一点，在当前美国的“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潮流中得到了非常典型的佐证。

　　综上所述，科技进步和人性诉求构成了推动世界政治发展的两大根本动力，这两大动力最核心和最集中的表现就是技术的革命和追求承认的斗争。科技进步会从根本上改变世界政治体系中的力量格局和利益格局，产生、加强或者削弱特定的人性诉求和政治思想；而根植于人性的追求承认的斗争，也会不断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产生、加强或者削弱特定的技术革命和政治思想。本文并不试图对科技进步和人性诉求两者何者更为重要做出判断，也不试图进一步倒推科学技术的革命和追求承认的渴望究竟来源于什么，而侧重说明它们构成了推动政治思潮兴衰和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的根本动力。

   四、世界政治变迁的作用机制

　　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追求承认的斗争产生、加强和削弱不同的政治思潮，同时也塑造了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中的力量格局，但是，不同政治思潮的兴衰，以及政治思潮如何转化为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中的基本制度，对它们的完整解释，还有待于提出相应的作用机制。在现实中，不同国家、不同区域某种政治思潮的兴衰，其决定因素也可能有很大的差异，但是这并不妨碍提出一些主要的因果关系和作用机制。

　　基于上面的研究，世界政治理论中的因果链条大体上可以归纳如下：科技进步和人性诉求作为根本动力和主要自变量，世界政治思潮的兴衰作为直接动力和中间变量（联系变量），世界政治基本性质和基本制度的变迁作为因变量。因此，本文论述的逻辑在于：科技进步和人性诉求的根本动力，通过国际政治斗争和国内政治斗争的作用机制，塑造了政治思潮的兴衰，最终塑造了世界政治的基本运作方式。也就是说，国际政治斗争和国内政治斗争构成了贯穿世界政治思潮兴衰与世界政治变迁的两个基本的机制。在政治斗争中获胜的群体，最终能够将自己的政治思想转化为国际制度和国内制度，从而建立起一套更有利于本群体的秩序规范。以自由贸易秩序的建立为例，吉尔平指出，工业革命以后，虽然大多数国家都肯定能从世界性市场经济的运作中获益，然而效率较高和技术上较先进的经济发达国家却能比其他国家获益更多，它们享受着更高的利润率和更有利的贸易条件。“由于这一原因，现代占统治地位的经济（以及军事）强国（19世纪的大不列颠和20世纪的美国）承担了组织和捍卫世界性市场经济的责任。它们倡导自由贸易，提供投资资本，提供国际货币。实际上，它们提供了发挥世界市场效率所必需的公共利益，因为它们这样做是有利可图的。”那么问题是，影响世界政治思潮兴衰以及将这种兴衰传递为世界政治变迁的国际政治斗争和国内政治斗争是什么样的作用机制？

　　在讨论世界历史的变迁时，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所谓“合力理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合力理论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动力、因素相互作用的一种生动描述。我们希望更进一步，这些平行四边形大概存在哪些基本的规律？世界政治思潮的兴衰与政治力量格局的变化可以被视为是一体两面的。在结构性因素已经基本确定的情况下，我们关注的就是互动的过程。杨光斌的研究提到了一些作用机制，例如主导国家的倡导、传播。在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中，也有一些关于国际政治互动机制的总结。基于以上这些研究，本文将国际政治斗争和国内政治斗争的过程概括为三种作用机制：实力压制、学习内化以及政治妥协。不同政治思潮的兴衰及其如何转化为世界政治的基本性质和基本制度，大体上是围绕着这三个作用机制而展开的。

　　首先是实力压制的机制，即主导群体依靠自身的实力优势压制其他群体，推广某种思潮和相应制度安排。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塑造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力量格局和利益格局。基于自身的利益，它们会倾向于支持某种类型的政治思潮，例如工业资本家希望能够有自由贸易、打破各种市场壁垒。主导群体由于具有财富、人数等方面的优势，在国内可以通过广泛的宣传、选举、法律规定乃至暴力冲突等具体的方式，将本群体所支持的政治思想转变为主导思想，正如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总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里所说的主导群体，并不仅仅限于国内群体，全球性或者区域性的外部力量同样有可能深入国内政治之中，从而推广自己的思想、甚至建立傀儡政权和相应的制度安排。在国际关系中，主导国家同样可以通过军事干涉、威胁使用武力、提供援助或进行制裁、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等方式，对持有不同政治思想和国际制度理念的国家进行打压，从而实现所谓的“霸权稳定”和霸权秩序。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elberger）说：“国际经济和货币体系需要有领导，起领导作用的将是这样的国家，它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准备按照国内所认可的一套系统的规则，为其他国家确立行为准则，力求其他国家遵循的那些准则，为该体系承担超过应有份额的负担，特别是，在该体系处于逆境的时候，通过接受该体系的过剩商品，维持投资资本的流量和将它的商业票据贴现等措施，来支持该体系。”

　　其次是学习内化的机制。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是一个自助体系。自助体系意味着“落后就要挨打”。因此，为了避免在竞争中落后，国家总是尽可能向体系中最强大的领先者学习，包括其技术思想和社会制度。这一过程就是社会化的过程。“由于具有先进武器的国家在战争中占据优势，其他国家就会效仿，结果将保证基本安全所需要的军事技术水准不断推向新的高度。”美国际关系学者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和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A.Kupchan）把国家的社会化定义为其他国家领导人内化霸权国倡导的规范和价值观的过程，这使得由其他国家接受霸权国的领导地位。不仅在国际关系层面，在国内政治层面，学习内化也是一种十分普遍的作用机制，使得一些政治思想传播开来，并塑造了不同的行为方式和制度安排。虽然没有无政府状态的安全压力，但是国内的社会群体仍然面临着生存压力和生活压力。正如肯尼思·华尔兹（Keneth Waltz）所指出的：“没有人告诉某一学校或城镇里的青年在穿着上要彼此相似，但事实上却往往如此，尽管他们的父母通常都会告诉他们不要这么做……英雄和领袖出现并被广为效仿……社会化使团体的成员遵从团体的规范。”社会化的过程就是规范传播和内化的过程。规范的内化强调一种主体的自觉意识，也就是说行动中的自觉或事后的忏悔或内疚。不同的个人、社会群体和国家都会参与学习内化的作用机制之中，从而导致不同的政治思潮的兴衰和世界政治基本运作方式的变迁。

　　最后是政治妥协的机制。在大多数情况下，主导群体并不能完全压制持不同政治思想的其他群体，而其他群体也未必愿意完全的社会化，从而导致自身独特身份的丧失。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社会群体和国家群体之间的妥协就是非常常见的事情。不管是在国内政治层面，还是国际关系层面，我们都能看到大量的具有妥协性的制度、规范。虽然市场经济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发达国家不得不在福利国家和自由市场经济中维持一个艰难的平衡，“社会福利国家的目标之一是缩小市场上赢家和输家的差距，但它今天在追求这一目标时却必须能够证明，这将提高或不影响民族经济的生产率”。类似地，尽管美国和其他西方强国在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安理会等关键性的国际组织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制度体系显然是一种大国和中小国家妥协的结果。虽然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具有否决权，从而使得它们的影响力超过其他非常任理事国，但是在联合国大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大多数国际制度中，所采用的是一国一票或者协商决策的方式，从而大大限制了大国主导这些国际制度的能力。正如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所指出的：“国际组织往往是适合弱国的组织结构。联合国体系的一国一票制有利于弱小国家结盟。国际组织的秘书处也往往迎合第三世界的需求。而且，国际组织的实质性规范大多是过去多年间形成的，它们强调社会公平、经济公平和国家平等。”因此，在国际制度和国内制度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大量的政治妥协的案例。

   五、小结

　　如果想要发展出一种世界政治理论，那么世界政治体系必须被视为一个整体。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各国之间日益相互依赖和紧密联系，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之间的互动也日益增强。所有这些都为世界政治理论的建构提供了日益坚实的现实基础。世界政治的行为体纷繁复杂，包括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但是，仅有这些对世界政治现实的描述是不够的，仅仅总结出各国政治发展的相似性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政治”。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政治学理论能够解释两个子领域内部的具体政治结果，因此并不需要抛弃这两种理论，但是，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政治学理论的确都无法解释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的基本性质、基本制度的变迁。尽管国际关系是无政府状态，国内政治是有政府状态，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的许多基本方面都呈现相似的发展趋势和制度变迁。提出一种合理的世界政治的研究路径，我们需要观察到能够同时影响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运作、使之日益交融的那些根本力量和作用机制，而不是停留在简单的综合分析的层次。双层博弈分析并不是一种理论，不包含理论所需要的核心概念和因果机制。

世界政治思潮的兴衰，是理解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政治的合适切入点。原因在于，世界政治思潮的兴衰和政治力量格局的变化是一体两面的，一种兴盛的政治思潮能够得到更多群体的支持，从而逐步塑造世界政治的基本性质与基本制度。政治思潮的影响并不限于国内层次或国际层次，诸如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这样的一些世界政治思潮，都同时改变了许多地区的国家间关系和国内政治。不同的政治思潮代表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安排，与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的系统性、制度性变化之间可以建立起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世界政治思潮是一种将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连接起来的共同力量、联系变量，是推动世界政治变迁的直接动力。但是，是什么因素催生和塑造了不同政治思潮的兴衰？不同的政治思潮是如何转化为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的基本性质和基本制度？我们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追求承认的人性诉求是世界政治变迁的根本动力，它们催生新的政治思想，塑造新的力量格局和利益格局，并推动不同的群体通过政治斗争最终建构不同的政治体系。世界政治变迁的作用机制是国际政治斗争和国内政治斗争，具体表现为实力压制、学习内化和政治妥协这三种互动的模式。归纳起来，本文所提出的世界政治理论中，科技进步和人性诉求是自变量、根本动力，政治思潮的兴衰是中间变量、关键性的联结点，而世界政治的基本运作方式（基本性质和基本制度）是被解释的因变量。

本文所阐述的世界政治理论只是一个初步的系统架构，还有许多需要深入去厘清和实证的地方，例如追求承认的人性诉求为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导致不同的政治思想，实力压制、学习内化和政治妥协三种机制在现实中是否以及如何同时发挥作用，以及如何评估业已成型的主导政治思潮和世界政治制度对于技术变革和承认追求的抵抗作用。笔者在本文中没有做专门的案例研究，但是针对自由贸易制度、民族国家制度、自由民主制度等基本制度的研究，将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本文所提出的理论框架，并发现其中的问题和不足。这也是进一步的研究任务。

 作者简介：宋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