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的意识形态管理及其比较

中美两国的意识形态管理及其比较

陈勇 马晓燕

　　内容提要：意识形态管理是国家或政党借助各种管理手段，发挥多种管理职能，协调整合意识形态领域内外各种关系和资源，以确保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新时代的中国，推进意识形态管理的科学化，关乎国家安全、政党存亡和人民福祉，只有不断提高其意识形态的管理水平，增强人民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信仰共识，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国际环境中不惧挑战，保持自立。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也是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其意识形态管理进行系统分析，并与我国的意识形态管理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开阔视野，知己知彼，交流互鉴，提高我国的意识形态管理水平，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关键词：意识形态管理；中美两国；差异性分析；现实启示

　　意识形态管理是一个历史范畴，是国家或政党借助各种管理手段，发挥多种管理职能，协调整合意识形态领域内外各种关系和资源，以确保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任何阶级或利益集团都不可能随意把任何一种思想体系奉为自身的主流意识形态，他们都必须对担当其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进行‘管理’。”[1](P332)在新时代的中国，推进意识形态管理的科学化，关乎国家安全、政党存亡和人民福祉，只有不断提高其意识形态的管理水平，增强人民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信仰共识，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国际环境中不惧挑战，保持自立。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也是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其意识形态管理进行系统分析，并与我国的意识形态管理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开阔视野，知己知彼，交流互鉴，提高我国的意识形态管理水平，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一、中美两国意识形态管理的历史发展

　　按照意识形态的不同性质和服务对象，当今世界的意识形态主要可以划分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两种不同阶级根本利益的意识形态表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区别体现在二者所反映或维护的不同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上。中国与美国作为这两种性质迥异的意识形态践行力量，在意识形态管理方面有较强的代表性且各具特色，对其进行比较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1.中国意识形态管理的历史发展

　　中国的意识形态管理经历了不同社会形态的起承转换，蕴含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变迁中，体现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来的不同管理思想上。从“百家争鸣”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宋明理学”，再到明清“经世致用”新儒学的变革性发展，涵盖着“克己复礼、崇尚和谐、与人为善”等儒家“礼乐文化”的价值观念，在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灌输教化中，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和交往的行动旨归，也为规范社会成员的政治行为提供了必须参照的基本准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的意识形态管理始终与儒家的伦理道德相伴相生，为中国的意识形态管理奠定了“为政以德”的基调。

　　进入近代以后，就整个中华民族而言，中国的意识形态管理主要围绕“革命斗争和救亡图存”展开。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100多年间，中国人民在战火中寻求“民族独立”，无数次失败的救国实践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它领导中国人民开启了实现民族独立、迈步走向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打土豪、分田地、闹革命，在浴血奋战、披荆斩棘中建立了新中国。这一时期我们党的意识形态管理始于党领导的军队政治工作，始于党积极开办工人夜校和劳动补习学校，发展党团组织，成立支部，建立政治工作机构，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等一系列的实践活动中，成熟于党领导的革命实践中；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管理不仅开辟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管理的新天地，而且极大提高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斗争觉悟”。概括地说，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管理侧重说服教育，要求在坚持物质利益原则的前提下走群众路线，以争取人民群众的政治拥护和实践支持；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管理侧重党内整风运动，要求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进行斗争，以增强党员的党性修养和革命意志；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管理培育了以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为标志或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生动展示了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争取人民解放的昂扬斗志和精神风貌。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在实践探索中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提出文学艺术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工作方针，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方向。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进行改革开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在全社会弘扬和践行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内核和精神追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立足新时代新方位，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括地说，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管理要求人们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以理论思维的形式反思我国经济社会在发展不同阶段呈现出来的不同特点以及遇到的新矛盾；要求针对社会的结构转型和体制改革，提高意识形态的科学管理思维能力；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管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管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本身的“普遍真理性”，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创立的“人民利益性”，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适应超越性”，表明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和管理规律的认识和把握逐步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和境界。

   2.美国意识形态管理的历史发展

　　在美国，意识形态管理起源于国家的形成。1607年，欧洲殖民者在北美大陆建立了第一个永久性定居点。1620年，在政府的高压政策和政治迫害下，一批追求平等、自由的清教徒移民乘坐“五月花号”货运帆船驶出大西洋，驶入北美大陆，并签署了象征“上帝选民”共同意志的《五月花号公约》，成为美国历史上公认的第一份思想政治文献，开创了属于美国的精神文明史。随着移民族群的扩大，清教徒们发动“大觉醒”运动，在改造欧洲不平等不民主政治理念的基础上，帮助殖民地人民逐步形成了体现“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内涵的新教思想和伦理道德，逐步形成了“我是美国人”的政治文化心理。在漫长的美国独立战争中，新教思想始终没有缺席。在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是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所谓“民主”“权利”等思想体系的胜利，在他们看来，美国不属于“某家”，而应当属于合众国的人民，政府不属于统治者，而应该是保障人民权利的社会工具。独立战争为美国的民主政治文化埋下了“种子”，为美国的意识形态管理奠定了重要的历史基础。

　　“基督教新教奠定了美国政治文化的基石，催生出美国人对政治、政府、权力与权利的独特信念，但宗教理念与政治制度之间还不能完全画等号。信念还需要制度设计来支撑其探索与实践。”[2](P50)美国公民不仅具有比较一致的宗教信仰，而且对自由、民主、人权等政治理念具有某种共识。深受英国革命和启蒙运动影响的殖民地人民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政治试验后，形成了“权力制约权力”的政治思想，建立了“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以回应和表达对以“天赋人权”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尊重和保障。同时，美国的意识形态管理比较注重法治思维，美国公民常通过“诉诸法律”行使自己对意识形态的管理权利，其基本要义在于要求政府必须承认法律的最高权威，并遵守法大于权的行政原则，将自己的权利运行在法律约束和控制的轨道上。为了遏制公权，美国公民还拥有随时可以抵抗政府的合法暴力，即合法的持枪权。但是，能够体现美国所谓优越性的政治制度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社会政治实践中发生了轨道上的偏离，诸如“制衡制度”向“否决制度”的转变，“政治选举”向“金钱选举”的转变等政治实践与政治理念严重不符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消解着美国意识形态管理的实效性。

　　除了顶层制度设计对意识形态的上层管理，美国的宣传媒介也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对意识形态的“民间管理”。从表面上看，美国政府不公开承认新闻媒介的意识形态性，不具有创办自己独立媒体的权利，也没有自己的电视、电台和报纸等传播媒介。诸如“美国之音”等宣传机构，主要是将美国政府的“喉舌”对准外国人，对美国本土人民影响不大。换言之，美国的新闻舆论权威部分来自民间媒体。尽管美国的主流媒体常以揭露性或灾难性事件为主要报道内容，也常引起美国公民的恐慌和对政治的冷漠，但很多美国人依然表示这是保证美利坚大厦根基稳固的重要渠道，是监督政府、防止其滥用职权并维护民众权利的重要手段。当然，美国政府会通过各种手段将传播媒介打造成推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工具，使之服务于、服从于自己的政治统治、政策宣传和舆论导向。可以说，美国的意识形态管理隐藏在美国的政治运作、架构和制度之下，形式上具有某些“民间管理”的色彩，虽然在维护公众利益与国家利益方面有时有矛盾，但其实质上仍然把美国的长远利益和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置于优先地位。

   二、中美两国意识形态管理的差异性比较分析

　　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强调指出：“我们应该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加深对自身文明与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3]比较分析中美两国的意识形态管理，涉及诸多方面，必须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坚持科学的比较方法。

   1.制度层面，中国通过民主政治维护思想团结，美国通过权力制衡形成相互掣肘

　　中国是多民族统一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和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是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基本内容。中国政治制度的设计源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的逐梦历程和庄严承诺。中国政治制度的设计以“民主集中制”为政权的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以“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为主要内容。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特点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政府作为“人民公仆”承担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责任，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强化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新时代，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代表人民根本利益、促进人民共同富裕”的执政原则，在领导人民群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正如英国共产党总书记罗伯特·格里菲斯在2019年中国“两会”召开时发表谈话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政治体制帮助中国欣欣向荣，中国人民对自己的生活和国家的前景都非常乐观。可以说，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中国各项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通过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扎根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积极践行群众路线，促进社会资源高效整合，能够在思想观念和价值共识上画出“最大同心圆”，凝聚“最大公约数”，是意识形态管理的高阶形式。

　　美国是资本主义联邦制国家，总统制是其政权组织形式，三权分立与制衡是其政治制度，两党制是美国的政党制度。美国政治制度的设计源于对欧洲文化的扬弃，源于移民国家的多样性，源于百年之久的政治试验。美国政治制度的设计以“制衡最大化”为基本原则，以“三权分立”和“联邦制”为主要内容。美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特点是：从人性恶的预设基点出发，制定宪法，政府作为“危害最小的恶”承担起保护人民权利的责任，并为每一种可能出现的“恶”设置一个界限，通过联邦制的设立实现权力的纵向分配，通过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分立实现权力的横向分配，在此基础上，去凝聚美国公民的价值观念。不难看出，美国力图通过制度设计的制衡避免政府滥权，以保护美国从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奉行的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这种将权力制衡的政治安排同意识形态的日常灌输有机结合的管理方式，意图在美国公民的爱国主义政治情怀下促进制度制衡与思想理念之间的平衡，强化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值得注意的是，为防止行政部门权力过大而设计的制衡制度逐渐演变成“否决制度”，多党竞争“切割选民”，所谓权力制衡逐步形成相互掣肘，这不仅破坏美国民主，也使许多美国公民丧失对政府的信心，不仅扩大和深化了社会分歧，也使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功能难以真正发挥作用。

   2.主体层面，中国注重党的领导与群众参与相结合，美国注重政府控制与公民参与相伴随

　　中国的意识形态管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共同思想基础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一方面，中国的意识形态管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管理中的全面领导和举旗定向的重要作用，体现了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的原则，体现了对中国共产党践行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化要求。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始终坚持全局意识，提高政治站位，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注重在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辩证统一中切实把握意识形态管理规律，综合运用各种科学的管理方法，协调和整合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资源，以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大向心力和社会凝聚力。另一方面，中国的意识形态管理体现了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意识形态管理中的广泛参与、积极建设的重要作用，体现了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管理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深刻的实践逻辑，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形态管理宗旨。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和管理，来源于对人民物质需求和精神追求的科学回应，来源于对反映人民群众所想所念的核心价值观的高度凝练，来源于宣传思想工作者“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的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与群众参与相结合，形成了我国意识形态管理主体层面的鲜明特点，使得我国意识形态管理能够实现上下同心、团结一致、方向正确、基础扎实。

　　美国的意识形态管理是美国政府控制下、以维护资产阶级私有制为主要目的的公民思想管理活动。一方面，美国的意识形态管理体现了美国政府的隐形控制，反映了美国政治实践与政治理念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和美国民主政治的虚伪性。表面上，在自由主义盛行的美国，政府并不愿管理除自身之外的社会事务，但实质上，美国政府常通过“公民教育”“道德教育”“政治社会化教育”等平台对美国公民进行导向明确、旗帜鲜明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和教化。然而，美国政府由“民主政治”向“金钱政治”的不良转变正在不断销蚀其意识形态教育的影响力，而成为其意识形态管理过程中的一大败笔。另一方面，美国的意识形态管理反映了涵盖“自由、平等、民主、权利”等内容的新教思想对美国政治文化广泛而持久的影响，体现了美国公民对以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政治信念比较一致的天然感情。在现实政治实践中，美国公民通常通过选举各级行政官员和国会议员、设置政治议题、讨论国家外交政策等政治行为维护自身参与意识形态管理的权利。一定程度上，美国意识形态管理的公民参与性激发了美国公民所谓“当家作主”的自豪感和优越感，也彰显了公民个体向公共生活凝聚的动态过程，但也凸现了美国公民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巨大鸿沟。政府控制与公民参与相伴随，形成了美国意识形态管理主体层面的鲜明特点，使得美国意识形态管理出现上下游离、貌合神离、方向漂移、基础不稳的现象。

   3.方法层面，中国注重发挥政治行为与教育力量的合力作用，美国注重发挥宗教信仰对社会成员的凝聚作用

　　中国的意识形态管理深刻体现了政府政治行为与社会教育力量的相互作用，既强调政府要通过良政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提供强大的实践基础和生动的鲜活素材，又强调社会相关方面进行的主流意识形态教育要为政府更好的政治行为提供强大的思想支撑和良好的舆论氛围。中国意识形态管理的这种方式彰显了政党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形态的高度契合，彰显了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神圣职责。一方面，旗帜鲜明讲政治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基本态度，远到革命战争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近到现在的精准扶贫，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建设反映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惠民工程，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生活需求的政治社会化行为中实现凝聚民心、汇聚力量的意识形态管理目标。另一方面，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阵地的重要渠道。2005年《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5个二级学科的通知》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引发热烈反响。2008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增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2017年，又增加了党的建设二级学科，这标志着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飞跃进步，预示着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尊严和地位的日益强化，不仅有利于深化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研究和把握，也有利于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良性互动、相互促进的意识形态管理局面。

　　美国的意识形态管理集中体现了宗教信仰的社会凝聚性。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创立，源于“殖民文化”，始于“宗教信仰”，尽管美国一再宣称自己是政教分离的国家，但对其意识形态领域的管理凸显了美国政府对宗教世俗化功能的充分运用和发挥。一方面，宗教是美国公民的一种生活方式，是其日常交往的精神平台，是美国公民自觉内化的伦理道德。雷茵霍尔德·尼布尔认为，“美国是西方国家中最宗教化的国家。”[4](P1-2)当前，占美国总人口90％以上的公民信仰宗教，30多万座教堂寺庙遍及美国的大街小巷，美国总统就职要手持圣经宣誓，国会会议开幕要以牧师主持的祈祷开始，美国国歌的歌词要求信奉上帝，美国美元的封面刻印着对信仰上帝大众化的要求，美国学校的建设活动着大量的学生宗教团体等。另一方面，从历史经历中凝练出来的具有强大向心力的宗教信仰、象征和仪式成为美国区别于别国的新的意识形态形式，造就了美国的“例外论”和“使命论”，使得许多美国公民产生了一种所谓的天然优越感和民族自豪感。可以说，宗教是美国政府的一种管理方式，是其推行强权政治的“华丽外衣”，是美国政府发动战争的文化保护伞，是美国政府对外强推作为“普世价值”等美国政治文化的重要工具，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管理属性。

   4.外交层面，中国注重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国注重其思想、价值、观念的全球推广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其实质就是国家利益的国际化表现，是主权国家及其意识形态的国际化表述。但意识形态绝非国家外交政策的简单附属品，而是与国家利益共同驱动外交政策的核心要素，或者以公共外交充当其当代面向，塑造决策者对国家利益的观念和看法，或者其本身充当外交政策所要实现的目标。

　　中国的意识形态管理，源于中国友善的优秀传统文化，源于中国不朽的革命文化，源于中国奋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的意识形态管理在对外方面始终坚持“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等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以及“尚和合、求大同、和为贵”等优良传统，始终坚持“和谐相处、安定建设”等对“人类惨痛动荡史”的伦理反思，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近代中华民族从战火中重生，在苦难中成长，但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绝不会将自己曾经的不堪经历强加给其他任何国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带领中国人民在铭记历史的同时首提“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世界各国尊重多样性，冲破零和思维，正确认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要求将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的精神需求编织成一个同心结，在推动人类建设美好家园，实现和平发展的道路上绽放绚丽花朵，坚持“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5]的外交理念。这既是对世界各国人民合作共赢、共襄盛举的呼唤和渴求，也是对历史和现实中狭隘民族主义以及自我中心主义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体现了中国人民择善的自主性和包容的宽厚性，反映了中国的意识形态管理对“和善、共赢”等伦理价值的不懈追求和道德意志。

　　美国的意识形态管理，如果说对内主要表现为隐性的方式和软性的手段，那么对外则主要表现为明显的渗透和公开的推广。美国“例外论”宣称美利坚合众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以自由、平等、民主等资本主义思想为建国基础的国家，是美国独立、富强的根本原因，是“自由战胜暴政”的最好证明，是拯救世界、重塑地球的全新发展模式，是独特与使命的结合。不少美国公民甚至认为美国是上帝在尘世的选民，美国的国家利益与人类更大的善是一致的，必须肩负起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责任。在美国“例外论”和“使命论”的引导下，美国常公开以自己的意识形态或文明作为最高标准，来审视和处理国际事务。在冷战时期，不同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被他们冠以“极权主义”的称号，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被他们指称为“纳粹德国”。为了实现代表“善”的美国对代表“恶”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所谓“胜利”，美国不仅以欧洲自由电台和解放电台作为对外意识形态管理的工具，同时动用武力企图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冷战结束后，美国又以“世界警察”的身份，站在道德制高点，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等手段将自己的意识形态或文明大肆推向国际社会，横加干涉别国内政，不但没有起到促进人类历史发展的作用，反而让一些被美国“管理”过的国家人民更加民不聊生。正如习近平所说：“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3]

   三、中美两国意识形态管理差异性比较分析的现实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以现实的人及其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为研究意识形态的理论出发点，以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根本矛盾和社会问题为研究意识形态的分析素材，以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为研究意识形态的价值追求，创造了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中国作为坚持和践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大国，要想在当今多元价值体系并存的“意识形态时代”不被“淹没”，突破或改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导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格局，就必须加强自身的意识形态管理，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大凝聚力和国际话语权。

   1.意识形态管理要提升安全意识，吸取意识形态管理的国内外教训

　　美国学者贝利斯·曼宁指出：“未来的外交史家将会看到我们的时代是由两个经典式冲突和一个新的与古老的宗教战争极为相似的新型冲突构成的：两个经典式冲突包括围绕均势的斗争和对经济利益的争夺，新型冲突则是围绕什么是‘应该’支配经济分配模式和个人、集体、国家之间正当关系的‘正确’原则的意识形态斗争。”[6]立足国际关系的所谓“意识形态时代”，我们必须牢固树立意识形态管理的安全意识，有组织、有计划地协调并整合意识形态领域内外的各种关系和资源，积极做好意识形态的相关管理工作。

　　其一，学史知史，积极吸取意识形态管理的历史教训。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7](P539)在苏共执政的中后期，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戈尔巴乔夫重用雅科夫列夫并公开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致使党的思想路线严重偏移。苏共内部高层领导从上而下的思想腐蚀对全党全社会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社会随之一盘散沙，逐渐由思想分野发展成组织分裂、改旗易帜。成立90多年、执政70多年的苏共在拥有200万党员时像一座泥足巨匠轰然倒塌，分崩离析，给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造成巨大的冲击。苏共解散、苏联解体的惨痛悲剧证明：“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意味着放弃社会主义政权”。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使我国的思想政治工作一度偏离正确轨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鼓吹唯心史观，歪曲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要求取消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大搞形式主义，煽动全面内乱的行为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严重破坏，也使得我国的意识形态管理受到极大冲击。意识形态管理方面的历史教训警示我们，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党对意识形态管理的领导权，都必须“立正思想方向”。

　　其二，知古鉴今，牢固树立意识形态管理的安全意识。学史知史不仅体现在对过去的勾画和回忆，更体现在对现在的准确认知和精准把握。当前，我们已经进入国际关系史上的所谓“意识形态时代”，可以说，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日益凸显，我们应当认真汲取国内外意识形态管理的经验教训，切实树立并大力提升意识形态管理的安全意识。意识形态管理要始终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从党和党的各级组织开始，以战斗的姿态、战士的担当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境界和情怀、担当和作为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着力贴近人民生活、满足人民精神需求的过程中切实履行好党管意识形态的政治责任、主体责任和领导责任，在得民心、暖民心的实践中增进人民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认同。意识形态管理要始终坚持理论清醒和政治坚定的统一，从党和党的各级组织开始，以进取的姿态、刻苦的精神，系统学习和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以提高对外传播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能力，增进外国民众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认识和了解，要在学懂弄通做实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上狠下功夫，以增强与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较量的理论辨别力和实践穿透力。

   2.意识形态管理要坚持破立并举，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大凝聚力

　　为了保证我国意识形态的安全，意识形态管理工作必须坚持破立结合的原则，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的基础上敢于向错误言论和错误思潮亮剑，要以高度的自觉和扎实的工作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好思想和生活问题。

　　其一，旗帜鲜明坚持真理，增进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信仰共识。应当说，就其真理性和实践性而言，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与马克思主义相提并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开放的理论，它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始终站在时代前沿，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时代表述，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光辉。立足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管理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指引，精准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本质要求，统筹处理好理论与实践、宣传与舆论、网上和网下、内宣和外宣、顶层设计与基层感应等方面的关系。要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切实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想性、理论性、亲和力、针对性”，充分发挥“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好”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理直气壮地开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确保思想政治理论课有滋有味、有情有义、有棱有角，巩固拓展意识形态管理的主阵地。要将意识形态管理与行政管理、企业管理、社会管理等紧密结合起来，全过程全方位地进行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正面宣传和教育引导，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要加强意识形态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增长新知识、练就新本领，在基层调研中把握主流意识形态的风向标，在明辨是非中增进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信仰信念信心，在理论学习中开展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思想工作，在理论成果中扩大主流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影响力。

　　其二，立场坚定批驳谬误，严防错误思潮背后的理论陷阱。改革开放40多年，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和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促使我国社会形成了一元主导下多元并存的文化生态。一元主导下多元并存的文化生态在一定意义上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吸收整合各种文化类型中的积极因素提供了文化环境，也在更大程度上使得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面临严峻挑战。立足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管理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要对那些在学术自由和学术交流幌子下进行的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潮提高警惕，敢于发声、敢于斗争、敢于亮剑，保证意识形态管理队伍干净纯洁，意识形态管理阵地有人坚守，严防错误思潮背后的各种“陷阱”。要始终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建设性和批判性的统一，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让新时代的意识形态管理者腰板挺起来、工作强起来、举措实起来，让广大人民群众在与错误思潮的斗争中保持清醒头脑、划清是非界限。总之，新时代的意识形态管理要顶得住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进攻，守得住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阵地，稳得住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心。要在改革创新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指导，正确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坚决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始终坚持破立并举，以提高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引领力和向心力。

   3.意识形态管理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国际话语权

　　意识形态承载着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文化，是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对社会成员具有观念整合和思想引导的作用。从文化自信的视角反思当前我国的意识形态管理，是对新时代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新方略的积极探索，也是搭建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国内与国际等政治文化桥梁的重要内容。

　　其一，要坚定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自信，支撑中华儿女立鸿鹄志、做奋斗人的伟大使命。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一个民族独特的记忆和基因，共同的文化基因和文化记忆是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意识形态管理要提高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和接受度，必须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对民族文化的记忆和信仰，挖掘中华文化的精神魅力，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时代之韵，全面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思想舆论同频共振。要繁荣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全面推进相关理论学科的建设，正确处理好理论性与实践性、灌输性与启发性、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的关系，让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抢占舆论的制高点，实现意识形态管理的政治话语、学术话语、网络话语的融通转换和协同创新。要持续推出充分反映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成果的文艺作品，全面推进优秀作品的生活化，使内含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韵味的文艺作品不断“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精神交往平台。要立足新时代，深刻认识全媒体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把握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着力打造有竞争力、吸引力、创造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发挥人工智能的信息搜集和处理能力，坚持移动优先策略，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更好构筑起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

　　其二，要塑造在国际上的良好国家形象，提高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国际话语权。国家形象是国际社会对特定国家政治制度、价值体系、文化渊源等发展现状的综合评价，是一个国家独特文化的国际标识，也是“一个国家有意识地从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战略高度出发，并通过有组织的意识形态传播来实现地最终结果”。[8]毋庸讳言，美国意识形态为美国国家形象的塑造提供了他们认同的精神坐标和行为准则，相对应的，美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也为传播美国意识形态开辟了一条所谓“低代价、高收益”的文化传输道路。应当说，文化认同是最为基础、最深层次的认同，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意义。为此，意识形态管理要凝练和弘扬既具有民族特色又具有世界视野的中华文化，将文化的内容融入包含民族精神和伦理道德等具有精神内涵的思想文化中去，以提升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要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既要吸收国外的优秀文明成果，又要了解国外受众的精神需求和心理特点，以增强中华文化与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针对性。要完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体系的建设，提高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将中国之“道”融入中国之“事”，不仅要发挥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传播平台的重要作用，也要提升以电视、电影为主要载体的文化传播机制的国际认可度和美誉度，向全世界充分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成就和发展风貌。

　　参考文献：

  [1]王永贵.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当代中国实践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刑悦，詹奕嘉.权力是靠不住的：美国政治文化探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3]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9-05-16(2).

  [4]Reinhold Niebuhr.Pious and Secular America[M].New York:Scribner’s Sons,1958.

[5]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7-01-20(2).

[6]Bayless Manning.Goals,Ideology and Foreign Policy[J].Foreign Affairs,Vol.54,No.2,Jan.1976.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作者简介：陈勇，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必威教授、博士生导师；马晓燕，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必威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3)。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