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审思

人工智能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审思

王水兴

　　人工智能能不能完全代替人类劳动，这关涉对“什么是人工智能”和“人的本质是什么”两个根本问题的理解和把握。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论域中，承认人工智能完全代替人的劳动，意味着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否定。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则意味着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的否定。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立场、观点和方法，阐明人工智能的本质、价值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形成科学的人工智能观，对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校准人工智能发展理念，调适社会公众对人工智能的认知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人工智能不创造价值

   2020年1月，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结，原告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盈讯科技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认定人工智能生成的文章构成作品。此案系全国首例认定人工智能生成的文章构成作品案件。这是否意味着在法律上首次确认了人工智能著作权，赋予人工智能独立的法律主体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人工智能的独立人格权利。这对智能时代促进社会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又对知识创造工作是人类专属能力的传统认知形成冲击。人工智能具有知识创造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作为知识创造主体的人的地位受到挑战。

　　人工智能作为人类创造的“技术存在”发展至今，理论上在几乎全部领域都可以代替人类劳动。如果人工智能具有自主意识并获得独立的人格地位，那就意味着人类创造了自己的“同类”。智能社会发展，劳动是否不再是人类专属的活动？未来人类可以不再需要劳动吗？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会过时吗？劳动如何才能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

　　其一，必须明确，人工智能本质是“人类智能的弥补、延伸、增强，是人类智能在人工机器中的技术再现的智能……人工智能是对人类智能的模仿，是以人类智能为原型的技术再现”。人工智能载体主要是一种自主学习、图像识别、语音识别、神经网络等综合技术合成的计算机程序系统。上述案例中的人工智能本质是科研人员研发的计算机程序系统。确认人工智能生成作品具有著作权，本质是确认该计算机程序系统所有者对该著作具有其排他性所有权，与承认人工智能可以创造价值不具有等同意义。

　　在数据化、网络化、智能化条件下，“创新（创造）有时候就是相关要素的重组，而人工智能排列这种组合甚至比人类具有更大的优势”。但是，人工智能能够进行的这种“排列组合”的目的（劳动目的）和材料（数据资源）仍然依赖人类劳动创造。人工智能的劳动资料核心是数据。“人工智能应用的过程实质是计算机处理数据的过程。没有数据就没有计算的材料，就无法实现所谓的智能。”而人工智能运行所需要的、能够进行计算的、合规的数据都源自人类社会创造。先有人的劳动赋予机器可感知、能够被机器获取、研判和分析的数据，人工智能才形成与人类类似的“智能”进而可以代替人“劳动”。“有多少人工,就有多少智能”是人工智能内在的逻辑，否则就不会被称作人工智能。

　　质言之，人工智能只是“人工”的，而不是“机器”本身的。人工化的“智能”本质上是工程师设计出来的。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人类劳动形成的技术存在物。人工智能“劳动”目的、劳动材料本质上都源自人类劳动创造。人工智能仍然从属于人类智能。人工智能“劳动”过程只是人类劳动过程的一个部分或片段。归根到底，“机器和人工智能都是人所创造出来的技术现象，也都是人类器官的延长、对人的能力的增强……今天所说的‘人工智能’，就是应用电子计算机这一科技手段来对人的智力加以模仿和增强”。人工智能“创造”的价值根本上是研发和使用它的工人创造的。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核心要义是，人的活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凝结在商品中的价值来自工人的活劳动。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交换关系实质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

　　如果人工智能完全代替人，那就意味着在人类之外，在地球上出现了一种至少与人类地位平行的“新物种”。问题在于，如果人工智能与人具有等同地位，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一样，人工智能在个别国家取得了“公民权”，那么人工智能也会像人一样结婚、生子、购物和旅游消费吗？如果人工智能完全和人一样了，那人工智能是否也会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劳动环境，甚至联合起来“革命”以反抗人类的管治？如此，人类还敢用人工智能吗？那种能够完全取代人的劳动的人工智能即使被造出来也不能保证商品生产者愿意使用。人工智能如果能完全取代人的劳动就完全有可能形成反人类“意识”。 

　　其二，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商品生产要能够持续进行下去，一是需要有维持生产的持续存在的劳动力，二是需要有持续存在的消费市场，二者缺一不可。人工智能如果只需要像人一样劳动而不需要像人一样的消费，现实的劳动者又大规模失业，那基于人工智能形成的发达生产力生产的商品谁来消费呢？智能技术赋能物质生产形成的极致生产力以及由此形成的庞大的商品如果只在有产者之间消费，很快就容易导致商品市场饱和，商品生产就无法正常运转。但实际上人工智能嵌入商品生产过程一直在全球范围持续发展。

　　合理的解释只能是，人工智能的应用没有改变凝结在商品中的价值来源的本质。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有洞见：“随着机器在同一生产部门内普遍应用，机器产品的社会价值就降低到它的个别价值的水平，于是下面这个规律就会发生作用：剩余价值不是来源于资本家用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力，而是相反地来源于资本家雇来使用机器的劳动力。”因此，归根到底，人工智能是人的创造性劳动的结果，是人对诸如电力、磁力、热力等自然力的应用，是人的创造力的外化和创造性劳动能力的直观体现。对人类而言，人工智能是对人的本质的确证，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凝结在商品中的价值只能来自人的活劳动。无论是否使用人工智能，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创造的价值量是相同的，变化的只是商品的使用价值量。

　　可以预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任何人工智能的成功运行都离不开进行复杂劳动的工程师的维护。没有工程师的前置性劳动，人工智能就不能代替人的活劳动。人工智能投入“劳动”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后最终归于报废（计算机程序系统会因为不符合生产要求的变化而被淘汰），其价值转移到了其自身生产的商品中了。尽管随着技术迭代发展，人工智能“劳动”场景会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但是，人工智能的“劳动”终究离不开人类社会生产有机体。

　　综上，人工智能代替人类劳动过程实质是人类劳动能力通过智能工具系统延展的过程。智能工具系统承载了人的劳动的意志和动机。通过预先的设计，人实现了对人工智能的控制，从而人工智能表现为“脱离”人的、“自主”的劳动样式。人工智能的“劳动”只是人类劳动力的延展形式，是人类劳动能力通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系统拓展至人的身体之外的过程。人工智能“劳动”过程实质是人的体能和智能的延展，是人的复杂劳动成果的集中应用和体现。在商品经济中，人工智能作为商品的本质仍然是人类活动的对象化、人类劳动的外化，是工人制造的一种能够代替人执行特定劳动任务的新的商品形态。人工智能代替人的劳动，是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技术加持下人类劳动形态演化发展的结果。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类劳动实现了从人的“具身化”向“离场化”转变。人工智能使人类在越来越多的劳动场景中“离场”，只是人类创造的汇聚性技术体系构造的劳动表象，劳动创造价值的本相没有改变。商品的价值创造过程中劳动者没有也不可能“离场”。

二、人工智能不会使劳动阶级成为“无用阶级”

　　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论域中，人的本质决定了人工智能永远不可能具备人的社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主体地位。人工智能的复杂性、科学性终究难以取代和超越人的社会主体性和历史主体性。提出人类终将迎来机器智能超越人类智能的“奇点论”的库兹韦尔也承认：“即便计算机的复杂性和容量与人脑相当，也仍然无法与人类智能的灵活性相媲美。”

　　从人类智能进化的角度，恩格斯提出：“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因此，从技术和人的相互建构和共同进化角度看，人工智能由弱向强发展，必然也伴随着人类智力水平由低到高的发展。近年来，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脑机接口技术的融合已经触发人类智能革命浪潮。脑机接口技术已经实现人脑的电信号的部分解析。微型芯片无创伤植入人脑技术研发和应用正展现“脑联网”的现实可能。智能增强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表明，人类智能正处在加速跃升时期。基于脑机接口技术的人机混合智能、基于脑联网的群体智能有望催生更强大的人类个体和人类群体智能。未来，随着脑联网开发和应用，人机融合技术将塑造全新的人类智能和人类本身。弗朗西斯·福山认为基因工程技术应用将极有可能改造人类特性，“我们将通过基因遴选决定哪些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基于数字技术和生物技术融合发展和应用前景的预判，克劳斯·施瓦布认为，“定制人类”将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定制化社会需求技术引爆点之一。质言之，技术进化趋向中，人工智能在何种意义上能取代人的劳动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处在技术和社会双重进化中的“人类智能”和“人类”。从根本意义上讲，人工智能时代，劳动阶级将成为“无用阶级”是伪命题。

　　但是，历史也表明，技术的进化和应用不可能在所有社会成员中同时发挥积极效应。因此，人工智能时代来临，绸缪技术性失业问题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在许多工作岗位上替代了人的劳动，不仅大量的体力劳动岗位，连文学创作、新闻写作、音乐制作、司法审判、教育教学等原先只能由人来承担的工作也可以被人工智能取代。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狂飙发展的是人类对自身主体地位丧失的深度忧虑和恐惧。如何解析人工智能代替人类劳动的过程，阐明人类和人工智能的对立统一关系，是当下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就必须从理论上阐明：人的劳动与人工智能的“劳动”二者之间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实现替代或融合？

　　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论域中，“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劳动作为人和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方式，是由劳动对人和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意义决定的。

　　劳动之所以是人的特有的活动，是因为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活动。马克思通过比较蜜蜂的活动和人的劳动过程认为，“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

　　马克思从人和其他生命体活动的差异的视角阐明了“人的劳动”本质内涵。劳动是人之为人的活动。人怎样思考和劳动，人就以怎样的方式存在和发展。人工智能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人的劳动能力是人通过社会化实践习得的，而人工智能的“劳动”能力是人借助人工系统生成的。人工智能的“劳动”过程主要表现为获取数据、算法建模，完成既定的工作任务。无人驾驶汽车能够投入使用，依赖研发和维护它的工程师的劳动。离开工程师的劳动，无人汽车无法实现“自动驾驶”。真正的“无人工厂”是不存在的。在智能化工厂中，生产现场可以无人，但是在其数据控制中心和技术研发中心却积聚了大批工程师和技术研发人员。对人类而言，本质上，人类开发的人工智能与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开发的蒸汽机、发电机等机器体是同等属性的，它们要发挥替代或减少人类劳动功用，离不开有知识的劳动阶级。人工智能“劳动”与“人的劳动”内涵的差异确证了人对人工智能的主体地位。

　　科技革命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与人类劳动的结合，使人类创造了大量的能够增强人类劳动能力的工具和机器。在人工智能技术诞生前，“人工体能”技术早已被人类应用在生产生活中。汽车比人跑得快，飞机比人飞得高，但我们不会认为飞机、汽车能取代人的行走。我们用计算机进行信息处理，同时我们也不会停止运用大脑进行信息处理。“人工智能即使再发达，人也不会因此不再使用自己的智能，而是将智能转向更有意义的领域。”实际上，工业革命以来，一部分劳动形态消失，同时也伴随着更多的劳动形态被新的社会需求创造出来。人类劳动技术进化的历史，也是人类劳动形态进化的历史。人工智能归根到底是对人类体能和智能的模仿和模拟，二者之间不具有等同意义。

　　智能时代，大规模人工智能的应用，特别是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相结合，引发传统的劳动形式和劳动形态的变化，对劳动者的要求不是削弱了，而是更高了。随着智能社会的深度发展，劳动者从事的劳动将是需要融入人的情感、智慧、灵感和社会经验以及人之为人的不可或缺的价值观、责任感、审美能力等特质的劳动。质言之，人工智能条件下，人类劳动将主要体现为人的创造性活动。富有创造力以及善于与他人或机器协同工作的人将成为智能社会最需要的人。

　　可以预见，随着智能社会的深度发展，人工智能将可能完全代替人类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劳动，人机融合劳动是未来人类劳动形态演进的方向。到整个社会劳动成为丰富和发展人的本质活动的时候，劳动就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智能科技赋能人类社会发展，人的创造性活动成为发达的生产力源泉。这种人的“活动”必然是与人的休闲、工作、劳动融合为一体的人的本质的活动。人工智能大规模应用，只会使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和食利阶层成为多余的人。劳动阶级不会成为“无用阶级”。

　　马克思站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立场，认为在机器体系的资本主义应用中，“只要工人的活动不是[资本的]需要所要求的，工人便成为多余的了”。就是说，工人“多余”是相对于机器体系的资本应用而言的。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预见认为，作为生产力的科学一旦摆脱资本的束缚，“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可以预见，随着人工智能越来越多地代替人类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劳动，人类社会就可能在科学、教育、艺术等等一切能丰富和实现人的本质领域充分全面发展起来。劳动阶级不仅不会成为多余阶级，反而会成为创造新社会的主力军。

三、人工智能不能自发消解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

　　人类劳动技术与人类劳动形态之间是相互建构和塑造的。有什么样的劳动技术，就有什么样的劳动形态。人工智能的应用日益使人的劳动过程智能化。劳动的智能化又不断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人工智能嵌入商品生产过程，不仅引发劳动组织、劳动格局的变革，还或快或慢引发整个社会劳动关系的重构。但是，这种重构不是人工智能自发实现的，归根到底是由应用人工智能的人实现的。作为人类创造的技术存在，人工智能本身是超越社会制度体系的。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和人工智能的社会主义应用都是对人的劳动的模拟和模仿。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一定的、具体的生产商品的劳动形态总是存在于具体的社会制度形态中的。

　　“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资本的必然趋势。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就是这一趋势的实现。”一方面，人工智能是资本逻辑蔓延的必然结果，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新的水平的标志。人工智能应用能够极大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作为资本形态，其融入商品生产后必然以“吞噬活劳动”为最大职能。另一方面，“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人工智能并不天然就是资本。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带来的创造性破坏，既在一定程度上强化这个制度，又在一定程度上为消解这个制度创造条件。人工智能要发挥撬动人类文明跃升的“历史杠杆”作用，关键在于它能否在先进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中被人们自觉应用。

　　正如原子能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毁灭人类一样，人工智能的应用也有两面性。一方面，人工智能只有受到人类制定的法律、伦理制度的规约，才会被人类大规模正常应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当今人类恐惧的不是人工智能本身，而是它的滥用，包括各种垄断资本对人工智能的利用。即使在资本逻辑框架中，人工智能也被限定在一定的规约中。欧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相继制定了各自的人工智能应用法律。这些人工智能的立法总体上能够促进人工智能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由此，人工智能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力继续发展，从而起到了巩固和延续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作用。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是新的技术条件下资本逻辑向社会各领域蔓延的又一动能。“智能化生产技术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应用，颠覆了车间内部的分工协作方式，改变了传统的雇佣方式。但是，这种改变只是一种形式变化，就本质而言，资本无偿占有劳动者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本质没有变化……智能化技术的资本主义利用方式意味着新技术革命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不可能实现工人的真正解放。”人工智能可以无限类似人，但永远不可能与人等量齐观。资本家投资人工智能是看好智能技术赋能商品生产过程可以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从而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新的发展形式，是资本逻辑使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实质。

　　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一方面创造了极致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不是由全社会共同占有，而是由资本家阶级占有。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只会在新的基础上累积劳动与资本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人工智能应用的资本逻辑决定了，人工智能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不仅不能消除，反而会在新的基础上趋向激烈。“资本逻辑的宰制扩大了人工智能风险的可能性……正是技术与资本共谋，使资本在实现价值增值的过程中，能够‘天然地’发挥技术优势。”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只能进一步制造更多的“异化劳动”，形成更多的劳动成果的占有和分配的不公和矛盾，从而累积更加激烈的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这就是为什么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以来，伴随着生产力的极致增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仅没有消除，而且还显露出向更大范围蔓延的态势。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尊重劳动创造价值的事实，劳动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没有随着智能时代的发展而彰显，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危机就不可避免。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与社会主义应用的对比，鲜明地反映了整个社会是围绕“资本”旋转还是围绕“劳动”旋转。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受感染的病患数量不断攀升，另一方面为了维持所谓经济运转依然不采取严格抗疫措施，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疫情期间，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呈现的经济比人命更重要的社会运行逻辑，直观演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局限，彻底暴露了资本的狰狞面目及其所宰制社会的本质。

　　科技革命的历史发展表明：只要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还存在，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就会在更深更广的历史范围累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中，“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随着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大规模发展，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呈现出经济空心化、政治金钱化和大众文化反智化的发展情势。

　　人工智能与私人垄断资本联姻，不仅宰制了人的主体性和社会性，还在更广阔的领域放大了资本的逐利性和垄断性。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生成了更严重的科学技术异化、政治异化和社会异化，从而使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到达了新的历史高度。在“人工智能武器化是不可避免的”现实背景下，这种人工智能应用带给人类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风险，而是生存性隐忧。

　　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应用，不仅在宏观上可能影响全球政治经济发展格局和发展走向，还在微观上改变人类的自我认知、心理和价值观。“一方面数据的采集与智能算法的应用并非完全客观与无偏见，其中必然负载着相关主体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合成智能和人造劳动等人工智能应用一般是通过人机协同来实现的，相关主体的价值选择必然渗透其中。”算法驱动的人工智能在“劳动”中执行的价值观可以是社会主义的，也可以是独裁主义的，也可能是极端民族主义的或其他什么主义的。这完全取决于人工智能由谁来应用和怎样应用。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应用的普遍化，直接的后果是资本对劳动的粗暴否定和对劳动新的更隐秘的、更强力的统治，是社会彻底的撕裂和系统性社会危机的爆发。

   实践证明，仅有科技和产业革命，没有发生发达的生产力由社会共同占有的社会革命，私有制商品经济中的各种资本体系“吞噬活劳动”就无法避免。人工智能本身不会自发消解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人工智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消解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历史杠杆”作用，取决于人工智能时代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历史自觉意识和历史主体意识的发展。

　　信息革命的发展，尤其是随着以物联网、区块链和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革命的发展，资本主义实现了智能化生产大规模代替传统机械化生产的巨大转变。一方面，伴随着“物质生产方式”的转变，资本操控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中国崩溃论”“社会主义失败论”等资本主义话语甚嚣尘上。另一方面，事情的实质并没有改变：人工智能归根到底是人类劳动创造的“技术现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发生以来，几乎同时伴随着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2008年以来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受到广泛质疑，在资本主义内部同时出现了“反思马克思主义”“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回归马克思”的思潮。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不仅没有动摇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反而在更广阔的历史空间确证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洞见。

四、智能时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变”与“不变”

　　“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超级计算、传感网、脑科学等新理论新技术的驱动下，加上经济社会发展对信息技术的需求旺盛，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呈现出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放、自主操控等新特征，正在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等方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有人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消除的情势下，倘若人工智能能完全代替人，资本家设定算法使人工智能永远服从资本家指令，那么资本家就可以不用担心工人阶级的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只要投资购买（制造）人工智能即可，然后再利用人工智能生产人工智能，占有人工智能创造的剩余价值，从而发财致富，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就真正成为“无用阶级”了——这样认识人工智能是荒谬的。

　　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汲取智慧，是校准和调适人们对人工智能认识的重要方法。马克思说：“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恩格斯说：“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但是劳动的作用还远不止于此。”

　　人工智能代替人的劳动，使人的劳动形态面临颠覆性变化。但是，人的活劳动作为价值唯一源泉没有改变。改变的是，参与价值创造的生产要素及其对价值创造过程贡献的大小。科技、创意、灵感、数据资源等非物能形态的生产要素在劳动过程中的作用正在凸显。数据资源成为智能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劳动者高阶的能力对促进智能社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自由协作、人机协同、互利共享成为智能时代劳动内涵丰富和发展的方向。劳动者自由全面发展成为促进智能时代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资本主义的生产或雇佣劳动制度，正是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这种交换的基础上建立的，这种交换必然不断地造成这样的结果：工人作为工人再生产出来，资本家作为资本家再生产出来。”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逻辑中，人工智能既不会生产自身，更无法生产资本家。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只是改变了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而不是剩余价值的源泉。人工智能嵌入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工人劳动形态的改变，表现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借助人工智能改变了运行方式。但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商品经济固有的基本矛盾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大规模应用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进一步累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因人工智能的加持，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基本矛盾正逐渐演变为资本主义总体性矛盾。

　　概言之，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可以改变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方式，但是改变不了其存在和发展的历史暂时性和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历史必然性。智能革命、智能经济、智能社会愈深入发展，愈要求整个社会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建设人类智能共同体、实现技术进化和人类智能进化的同向发展，进而全人类共同走向社会主义，是消除人工智能应用对人类构成生存性隐忧的必由之路。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以其为理论基础的剩余价值论简明地揭示了资本家对于工人的剥削机制，从而体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利益的根本对立和不可调和的矛盾。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大规模应用到社会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进程中，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开辟了新的宏观环境和技术条件。智能革命的深度发展，极致生产力的获得，将为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日益充分的条件。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的发展，劳动复归为人的本质活动已经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经验性现实。

　　当代中国大规模人工智能的社会主义应用，特别是人工智能融入社会主义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过程，引发了传统劳动形态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晓示了马克思的预见。人工智能的社会主义大规模应用，为当代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了广阔空间。智能社会的深度发展，劳动者将迎来更多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主客观条件。这既是中国社会自觉坚持和贯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结果，又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科学性的生动诠释。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进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引中国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及其社会效用的治理，体现了人工智能应用的社会主义根本性质和方向。“发展人工智能，将为我国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为民生改善提供重要保障。”

　　中国战“疫”斗争中，丰富的人工智能应用，体现了科技的社会主义应用的价值导向和宏观效用。历史以一场全球规模的“社会实验”的方式，确证了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学技术应用于不同社会制度形成的不同效应。由于人工智能的核心机制是信息的交互性和互组织性，从信息文明的本性出发，智能时代的社会主体越参与信息共享，就越具有创构新文明的能力。因此，人工智能的社会主义应用能够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增进社会的公共福利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在劳动逻辑中，人工智能的应用越充分，意味着人的自由劳动就越具有发展的空间，从而就越能增强和丰富人的本质、肯定和发展人的本质，从而体现出比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更多优势。当代中国人工智能应用已经并将继续确证这一发展趋势。

　　人工智能的社会主义应用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新的动能。“人类支配的生产力是无法估量的……资本日益增加，劳动力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科学又日益使自然力受人类支配。这种无法估量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运用并为大众造福，人类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人工智能的社会主义应用创造的生产力属于社会共同占有的生产力，体现的是共同劳动、共享劳动成果的宏观社会价值导向。人工智能的社会主义应用不仅能加快劳动的解放进程，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劳动作为人的本质活动得到历史的自觉尊重和主动发展，劳动光荣和劳工至上成为社会共识。人工智能凝结的发达的生产力置于人民共同的集体运用中，协同、互利、合作蕴含的生产力将进一步得到开掘和应用。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凝结的人类智慧实现了自觉造福整个社会的效用。人工智能的社会主义应用具有比资本主义显著的优越性，必将在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进程中开拓世界社会主义新的发展机遇和前景。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可以预判，“智能磨”将产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人类迈向智能时代的社会发展表明，人工智能代替人的劳动不仅不能加持资本主义制度，反而加速暴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局限性和过渡性。从科技角度而言，人工智能的发展意味着消除人类必要劳动具有现实的可能。人工智能时代，劳动解放的生产力条件已具有经验性现实基础。劳动正义、劳动创造历史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正趋向统一。整个社会自觉尊重劳动人民历史主体地位成为推动智能时代世界社会主义复兴的根本力量。

　　人工智能时代，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不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雇佣劳动制度，人工智能就无法给社会带来普惠发展。智能社会的发展再次确证了资本主义无法容纳它自己创造的生产力。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更加显示出真理性力量。 

　　参考文献:

[1]肖峰：《作为哲学范畴的延展实践》，《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

[2]孙伟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域中的“智能社会”》，《哲学分析》2020年第6期。

[3]蒋红群：《无产阶级会沦为无用阶级吗？》，《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7期。

[4]王天恩：《人类解放的人工智能发展前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4期。

[5]刘伟兵：《过时还是证明：人工智能时代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年第6期。

[6]靳辉明、李崇富主编：《马克思主义若干重大问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7]姜辉：《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新特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8]〔美〕梅拉妮·米歇尔：《AI 3.0》，王飞跃等译，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年。

　　（作者系江西师范大学必威副教授）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