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考察与时代要求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考察与时代要求

王易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出了精准的概括和阐述。《决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这一论断科学概括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内涵和重大意义，标识了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重申了我们党不仅不能丢了马克思主义“老祖宗”，而且也不能丢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与脉”。从这一科学论断出发，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取得的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是新时代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有之义。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习近平立足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突出亮点与重大贡献，对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更深层次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时代意义。

  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新性体现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重要命题，凸显了强烈的问题意识、时代意识、战略意识和深邃的历史眼光、宽广的国际视野，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典范。

　　首先，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出坚定文化自信必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的文化自信，繁盛的文化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增强文化自信，就“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其次，立足中华文化发展，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就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再次，立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立足世界文化大潮的坚实根基。最后，立足治国理政，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历史传承与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积淀和存储的智慧与力量，也是攻克诸多突出难题的思想滋养，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正是因为这种融通结合，马克思主义才在中国化过程中逐渐落地生根，才在理论上更有解释力，在实践上更有推动力，在文化上更有吸引力。

　　首先，只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向度上才更具解释力。马克思主义要在理论上说服人，就要对中国有强大的解释力，能够讲清楚中国的过去、解释好中国的现在、科学预测中国的未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了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世界与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只有同其相结合，才能契合中国人特有的理性思辨和知识智慧，提升自身对中国的解释力。其次，只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在实践向度上才更有推动力。马克思主义不止于阐释世界，还要充分发挥其实践性来改造世界。几千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内化为中华民族的实践方式与行为习惯，马克思主义只有与其相结合，才能在实践中以符合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为人们所接受，进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来改造中国、创造奇迹、影响世界。最后，只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向度上才更有吸引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理念、人文精神、传统美德等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标识，马克思主义只有同其相结合，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会对内产生强大的亲和力、向心力、凝聚力，对外产生强大的感染力、吸引力、影响力。

  3.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有利于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当代中国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也是具有5000多年历史的古老中国的当代存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但是突出优势与文化软实力的发挥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因此，需要花大力气来阐释好中国价值、中国精神、中国力量。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更好构筑中国价值。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构筑好中国价值，就是要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作用。然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涵养作用并不意味着其可以被直接套用，必须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其优秀部分加以挖掘和创造，才能更好构筑中国价值。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更好弘扬中国精神。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构筑起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形成了开天辟地、改天换地、翻天覆地、惊天动地的中国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能彰显其精神魅力，更好构筑中国精神。最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更好凝聚中国力量。作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在关键时刻凝聚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团结力量。然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这种团结的磅礴之力曾经由于缺乏共同理想追求而难以在关键时刻充分发挥出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华民族自此有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因此得以激发，引导中华民族为共同理想而努力奋斗，汇聚起强大的中国力量。

二、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与实践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百年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与时代契合点，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不断推进二者相结合，产生丰硕的理论成果和历史经验。

  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造。回望近代以来的历史，当马克思主义在欧洲诞生时，中国开始蒙受自鸦片战争以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历史；当马克思主义在欧美广泛传播时，中国早期的救亡图存者刚刚开始向西方学习的进程。这是一个时空的差距，这个差距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必须经过转化发展，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深刻地指出，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理论创新的科学命题正式提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它既包括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际问题，又包括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提升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还体现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之中。这是因为，在民族国家时代，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能脱离各自的民族形式而获得抽象的发展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这一发源自西方的理论要同东方的文化底蕴有机结合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之义。

  2.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

　　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厚滋养，创造性地阐述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说，百年党史也是一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早期共产党人积极探索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例如，“实事求是”。“实事求是”这四个字在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传》就已出现，被用来形容严谨好学的治学态度。毛泽东对这一古语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全新阐释，即“‘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由此，“实事求是”既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还经常运用传统文化中的典故、俗语等作深入浅出的解读。比如，讲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时，拿《水浒传》中宋江“三打祝家庄”的故事，生动形象地解释了改变方法、调查实际的重要性。在党的七大闭幕会上，他用“愚公移山”的故事来鼓励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挖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可见，党的早期领导人特别善于运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精准、巧妙地表达马克思主义的深邃思想，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民族形式。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领导集体作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有益尝试。以文艺为例，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建设逐渐起步，毛泽东多次给予指导和建议。例如，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毛泽东指出，“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这就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文艺理论基础。此外，毛泽东还多次赞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鲁迅不仅对于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都懂，而且还不轻视中国的东西。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时特别关注的方向，即如何正确对待民族文化传统与世界文化资源。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丰富发展。邓小平对传统文化具有很深的造诣，曾提出了“小康”社会的理念。1979年，邓小平会见当时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对方提问中国建设的目标。当时，邓小平借用《诗经》中“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古语，提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是‘小康之家’”的论断，即达到介于温饱和富裕之间的一个生活发展阶段。江泽民在谈到保持党员先进性时，多次引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古训。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也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理念古已有之。可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使马克思主义获致了民族文化底蕴，还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融会贯通，成就了富含民族精神又具有现代气息的文化品格。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开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境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根与魂”“精神命脉”“文化基因”“重要源泉”“突出优势”等多个维度，补充、拓展和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内涵，并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至启发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不动摇，坚持以“四个讲清楚”为工作导向，大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大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工作。可以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3.中国共产党在引领践行先进文化中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以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为指导，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带领人民创造出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凝聚而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是民族文化、民族禀赋和民族精神在不同时代的体现。在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勤劳和智慧创造了无数的文化瑰宝，积淀而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肩负起带领人民谋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创造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新中国成立后，以建设社会主义为主题，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掀开了文化建设的大幕。伴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蒸蒸日上。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也代表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文化领域的伟大创造。

　　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赓续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虽然根据历史任务的不同各有特点，但是贯穿其中的核心精神始终一脉相承。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呈现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另一方面又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推陈出新，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形成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例如，从“民惟邦本”到“为人民服务”“人民至上”，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到“艰苦奋斗”“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从“威武不能屈”到“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中国永远不称霸、不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等，生动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脉相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共同构筑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辩证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深厚沃土。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形成的优秀文化，体现了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中国特色中国气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直接来源。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融合发展，正因为把浑厚底蕴、时代气息、生动实践相联结，才增添了中国人的底气、骨气、志气，坚定了中华儿女无与伦比的文化自信。 

三、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归根到底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焕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强劲生命力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这就需要守正创新，接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

  1.坚持马克思主义“主导意识”地位，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方向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置于“主导意识”的地位，同时，扎根中华文化土壤，结合中国文化实际，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更贴切中国国情，更具有民族特色，能在更大程度上发挥指导作用。

　　一方面，要明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是“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坚持两者相结合的实质是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理论界主要存在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声音。一种观点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对立起来，认为二者不可调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具有诸多契合性，可以结合。方克立先生在解读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时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已经从理论和实践上找到了一条解决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问题的正确途径，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资源。不过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关系说”主要是从古今关系立论，从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立论，强调立足现实，顺应历史发展规律，而又不割断历史，将有价值的历史资源转化为支援意识，古为今用。

　　另一方面，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同时，警惕和反对文化复古主义思潮。当前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然要按照马克思主义和时代特点与要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赋予其现代表达形式，从而激活其生命力，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但需要注意，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并不等同于文化复古主义，那种企图用“儒化”了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是机械的、错误的，不但会威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且会割裂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

  2.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要义，明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要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给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思想启迪以及方法论启示的精华部分，其所蕴含的文化精神“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因此，实现两者的结合，需要明确相结合的内容，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要义。

　　一是挖掘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讲仁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核心的价值理念，儒家强调“仁者爱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主张推己及人、和睦友善、团结互助、亲仁善邻；重民本具体表现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政治主张，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于社会秩序、国家稳定以及执政规律的深刻认识；守诚信是维护社会伦理秩序的基本纲常规范，孔子不仅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而且认为“民无信不立”；崇正义是中华民族的根本价值追求，“见义勇为”“舍生取义”“公义胜私欲”“义以为上”等都体现了人们追求和捍卫道义、正义和公义的责任担当精神；尚和合表现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这些都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中，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上；求大同则表现为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选贤与能的为政方略、讲信修睦的社会秩序、天下太平的理想境界，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人类未来社会发展的价值构想与美好期盼，也深刻反映并影响了中华民族的社会政治实践与道德理想追求。

　　二是挖掘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念和规范，其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一思想观点来源于中国古代典籍《周易》，目的是要求人们像大自然一样，积极进取、奋发向上，永不松懈；敬业乐群出自《礼记·学记》，属于职业道德范畴，倡导人们努力钻研业务，多做利群之事，不论是“为政以德”“居官无私”的政德要求，还是“诲人不倦”“有教无类”“循循善诱”等师德规范，都体现着敬业乐群的观念；扶危济困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操，体现在儒家倡导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法家呼吁的“死丧相恤，祸福相忧”，墨家提出的“兼相爱”等主张中；见义勇为最早出现于《论语·为政》，《宋史·欧阳修传》则有言，“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体现了古人追求正义、捍卫道义的崇高价值追求；孝老爱亲则蕴含于黄香温席、单衣顺母、卧冰求鲤、孔融让梨等传统故事中，贯穿于“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的家庭伦理观念中，业已发展成为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的基石。

　　三是挖掘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文以载道、以文化人，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等中华人文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世方法，提倡“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承认和维护文明的多样性，支持各民族、各文明之间加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而不应该相互隔膜、相互排斥、相互取代，反对用强制手段来解决文明差异的企图和做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如传统乡规民约、礼仪习俗、家风家训等都承载着重教崇德、以文教化的思想，承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职责，融入了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等核心价值理念，具有思想启迪、价值引领的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中华民族素有尚俭的传统，不但把“俭”“侈”看作一种消费观念，而且视为一种道德善恶，认为“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诸葛亮还进一步提出了“俭以养德”的观点。受“和合”思想的影响，中华民族还推崇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不仅讲求邻里和睦，还具有坚定的和平理念和大一统观念。

  3.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发展，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路径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要义，是为了明确两者相结合的内容，继而依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之要求，进一步探索实现二者结合的具体路径，以期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同时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展现出更强大的真理力量。

　　首先，在与现代结合中拓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的内涵。尽管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是“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扬弃观筛选过了的，排除了封建性糟粕的，‘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或精华部分”，但这些理念仍然需要根据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进行丰富、拓展和完善，以使之与现代相结合，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动力。例如，重民本这一优良政治传统。尽管古代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们已清楚地知道，人民的支持对于社会安定和国家治理都具有重要作用，但还不可能真正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因而，就需要依据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赋予其新内涵，使之真正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再如，守诚信，被儒家视为“五常”之一，但它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诚信”还不是一回事，同样需要被赋予时代内涵，从而更好地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诚信”。其他核心思想理念亦需要进行类似的创新和丰富。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传统文化古为今用，为治国理政提供精神养分，凝聚和激励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其次，在与大众贴近中创新中华传统美德的话语表达方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承和弘扬，必须真正结合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找准人们思想的共鸣点，紧扣群众利益的交汇点，对中华传统美德的话语表达方式进行创新，提升话语感染力，使其富有接近大众生活的新意义，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例如，可以努力实现从宏大叙事到微观经验的话语转向，将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作为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素材，减少抽象的概念叙事，转而采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口语化表达形式，把中华传统美德赋予在个体的感性认知、生活体验上；也可以运用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美德，“推出一大批底蕴深厚、涵育人心的优秀文艺作品”，“实施中国经典民间故事动漫创作工程、中华文化电视传播工程，组织创作生产一批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具有大众亲和力的动画片、纪录片和节目栏目”。

　　最后，在与世界接轨中弘扬中华人文精神。任何民族、任何国家的文明发展进步，都不可能不受其他民族、国家文明成果的影响，都不可能脱离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所以，要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加强与世界文化的交流，汲取世界各民族文化的长处，取长补短以实现自我更新，同时争取在更大舞台上弘扬中华人文精神。一是实施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丰富春节、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引导国外友人感知中华文化，不断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节日走出去，提升我国传统节日的国际吸引力和影响力。二是“充分运用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文化节展、文物展览、博览会、书展、电影节、体育活动、旅游推介和各类品牌活动，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好中国形象。三是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合作，既推动体现中华文化特色、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文化产品走向国际市场，又展现中华人文精神中所蕴含的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世方式以及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还要努力让世人感受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以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践行。

　　（作者简介：王易，中国人民大学必威教授，北京市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