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政治转型背景下左翼政党发展新动向

欧洲政治转型背景下左翼政党发展新动向

吴韵曦

左右翼政党相互博弈、主流政党交替主导是二战结束后欧洲政党政治的基本特点。随着社会结构和社会思潮的变迁、政治议题和政治力量的变动、政党组织和政党竞选的变化，左右翼主流政党均有影响减弱、选票下滑的趋势，两大阵营分庭抗礼的相对稳定格局不断受到冲击。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受主权债务危机、社会贫富分化、乌克兰危机、移民难民问题、恐怖主义袭击、欧洲一体化困境等因素交织影响，欧洲国家政治生态重塑和政治力量重组加快，政党格局碎片化更加明显，左翼政党所处的政治环境明显改变。2020年以来，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和俄乌冲突背景下，欧洲经济复苏艰难曲折，政治局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欧洲政党政治持续演变，传统政党和新兴政党、主流政党和非主流政党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左右翼阵营界限分明、结构稳定的状况发生重大变化，左翼政党进入新一轮调整期。

左翼政党选举表现分化显著

欧洲左翼政党历史悠久、数量众多、类型庞杂、变动频繁，其主体是各国具有稳定得票率和议席数的社会民主党、绿党和激进左翼政党，并在欧洲议会分别形成了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进步联盟党团、绿党/欧洲自由联盟党团、欧洲联合左翼和北欧绿色联盟党团。

社会民主党是欧洲左翼阵营的传统政党，身份定位和社会基础的结构性矛盾突出。经过20世纪的多次转型，欧洲社会民主党不仅实现了社会基础从工人阶级到全体民众的拓展，而且完成了核心选民从工业时代工人阶级到全球化时代中间阶层的转变。欧洲社会民主党试图通过这两方面转型缓解工人数量减少和工会影响下降所带来的选票减少问题。社会民主党试图构建工人阶级和中间阶层的选举联盟，这虽然取得了一定转型红利，但其稳定性和认同度难以同历史上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基于阶级政治的紧密关系相比。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社会民主党的选举表现严重下滑，目标选民群体之间核心利益诉求的对立问题更加突出。

由于历史文化、经济状况、政治制度、社会环境、政党格局、自身条件等因素差异，各国社会民主党政坛沉浮的轨迹和特点并不一致。一部分社会民主党经过阶段性阵痛和周期性失利，呈现复苏势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经历了连续4次大选落败、国内议会和欧洲议会选举得票率跌至战后新低的低谷期后，以25.7%的得票率及206个议会席位赢得2021年大选，这是该党自2002年大选以来首次获得优先组阁权。2021年挪威工党时隔8年重新执政，加上2018年再次获胜的瑞典社会民主党、2019年重新胜选的芬兰社会民主党和丹麦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在北欧四国相继上台执政。葡萄牙社会党于2022年大选再度获胜，以41.4%的得票率和120个议席成为葡萄牙自2005年以来首次获得半数以上议席的政党，连同2019年胜选的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伊比利亚半岛主要国家均由社会民主党执政。在中东欧地区，继马其顿社会民主联盟赢得2020年大选延续联合执政后，阿尔巴尼亚社会党于2021年胜选并且继续单独执政。而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和拉脱维亚“和谐”社会民主党现也分别为议会第一大党。

与此同时，一部分社会民主党处于在野状态，甚至陷入连续败选、选票锐减和地位猛跌的选举困境。英国工党10年内输掉4次大选，议席数跌至二战结束以来的最低值。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仍是议会第二大党，但在2019年大选中仅收获21.2%的得票率和40个议席，创百年来历史新低。而意大利民主党在短暂执政之后选举遭遇惨败，议席数减少过半。近年来，法国社会党的影响力更是遭遇断崖式下跌，选票和议席数量锐减导致所获国家财政补助大幅减少，加上大选耗费过多，最终被迫出售总部大楼。在2022年法国大选第一轮投票中，法国社会党总统候选人伊达尔戈仅获1.7%的选票，无法获得国家竞选经费补助。荷兰工党、爱尔兰工党、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比利时法语社会党、由比利时荷语社会党更名而来的比利时前进党等老牌社会民主党的得票率只有个位数，政治地位逐渐边缘化。中东欧地区左翼政党总体陷入低迷，社会民主党虽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短暂执政，但相继遭遇大选失利，得票率和议席数持续下降。斯洛伐克社会民主—方向党失去自2006年以来所保持的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斯洛文尼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等国家社会民主党的得票率不足10%。保加利亚社会党经过2021年的三次大选，得票率和议席数跌至历史最低值。波兰民主左翼联盟的议席数只占10.6%，匈牙利社会党则不足5%，分别大幅落后于连续执政的波兰法律与公正党、匈牙利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而捷克社会民主党更是失去了全部议席。

绿党作为顺应新社会运动和后工业时代而兴起的政治力量，通过淡化激进色彩、融入政治体制、拓展政治议题和打造进步形象不断扩大影响，逐步上升为欧洲左翼阵营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北欧和西欧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水平较高，新中间阶层身份和后物质主义立场的选民数量较多，绿党的实力和影响力相对更强，历次大选保持5%以上的稳定得票率。2012年，法国欧洲生态—绿党进入奥朗德领导的社会党政府。2014年，瑞典环境党首次加入社会民主党主导的“红绿联盟”政府。近年来，社会民主党逐渐失去社会中下层的支持，得益于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议题的社会关注度上升，绿党借此契机积极塑造追求进步改革和推动社会公正的政治形象，选举表现稳中有进。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绿党的成绩引人瞩目。德国、英国、芬兰、爱尔兰等国绿党得票率创历史新高，法国、荷兰、丹麦等国绿党得票率也出现回升。在国内选举中，绿党延续发展势头。奥地利绿党重新赢得议席并首次在全国层面参与执政。德国绿党选前民调一度领先于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最终议席数从67个增至118个，成为议会第三大党，该党联席主席哈贝克出任联合政府副总理。法国、比利时、爱尔兰、挪威、芬兰等西欧和北欧国家的绿党也在国内大选或地方选举中取得进展。

与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相比，激进左翼政党的构成比较复杂，其历史生成、发展进程和现实状况存在较大差异。在欧洲多重危机背景下，新兴激进左翼政党积极顺应反新自由主义、反财政紧缩、反社会不平等的社会思潮，试图提供一种不同于中左翼和激进右翼的替代方案，回应社会中下层选民的利益诉求，在选举中取得了突出进展。希腊激进左翼从2009年的议会第五大党跃升为2015年的第一大党，西班牙“我们能”党成立第二年便晋升为议会第三大党。原法国社会党成员梅朗雄借鉴“我们能”党成立了“不屈法国”，在2017年的总统大选和议会选举中得票率均高于法国社会党，在2022年4月的总统大选中，得票率位居第三。此后，新兴激进左翼政党的选举表现有所回落，但整体表现仍优于以原共产党及其后继者为主要代表的传统激进左翼政党。近年来，比利时工人党的上升势头和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的执政实践值得关注，希腊共产党在选举中的表现也比较稳定。但是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老牌共产党的影响力依然有限，仍未恢复到20世纪末的水平。在中东欧地区，大部分新建或重建的共产党实力较弱，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该党在2021年大选中失去了全部议席。

左翼政党执政合作形式多样

欧洲各国普遍实行竞争性和周期性的选举制度，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多党制。一些国家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的特点还会造成极端多党制的出现，增加政党组建政府的难度。例如，比利时瓦隆大区和弗拉芒大区分别使用法语和荷兰语，布鲁塞尔大区为双语区，法语区党派和荷兰语区党派相互对立、矛盾复杂，2019年大选结束后就陷入了长达16个月的组阁僵局。意大利议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两院权力相等，可以各自通过决议并相互关联，政党需要在两院同时取得多数才能组阁，这导致政府更迭和党派分裂频繁发生。

绿党、激进左翼政党、民粹主义政党、民族主义政党等不同类型政党逐步兴起并获得稳定的选票和议席，持续冲击着欧洲左右翼阵营主流政党的地位，加剧了政党格局碎片化态势，逐步形成了“大党不强、小党不弱、党派林立”的局面。德国选择党于2017年大选赢得94个议席，二战后德国联邦议会的政党数首次达到6个。在2021年德国大选中，社会民主党和联盟党的得票率合计不足50%，两大党议席数占比创历史新低。2010年到2018年，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瑞典民主党从5.7%的得票率稳步升至17.5%，社会民主党与温和党的得票率总和则从60.8%降至48.1%。随着左翼民粹主义政党“我们能”党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呼声党的相继崛起，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人民党的得票率之和已从2008年的83.8%降到2019年的48.8%。荷兰议会的政党数量从2010年的10个增至2021年的17个，组阁谈判时间创历史纪录。即使是两党制特点鲜明的英国，也在最近4次大选之后出现了两次“悬浮议会”的局面。

在欧洲政党政治碎片化、右倾化、民粹化并存的背景下，社会民主党作为欧洲左翼阵营里稳定的执政力量，赢得大选多数并实现单独执政的机会大幅下降，联合执政的组阁难度越来越大，执政合作也从两个政党转向多个政党、从直接参加联合政府转向采取多种支持形式。2015年葡萄牙大选后，获胜的右翼政党被议会否决了施政纲领，葡萄牙社会党在左翼集团、葡萄牙共产党、绿党的支持下成功上台组建一党少数派政府，并于2019年大选后沿用这种执政合作模式。丹麦社会民主党以25.9%的得票率和48个议席成为第一大党，其所在阵营获得91个议席，刚超过90席的议会半数，社会民主党也在社会人民党、红绿联盟、激进党的支持下组成一党少数派政府。

除了跨党派合作的传统模式，左翼政党往往需要依靠存在较大立场差异或者竞争关系的政党开展跨阵营合作。政党合作的选择更加灵活务实，意识形态边界则变得模糊，中间力量或者中小型政党成为影响政党政治不可忽视的因素。2018年大选后瑞典陷入组阁困境，社会民主党的得票率和议席占比均创百年新低，之前参与执政的环境党也失去了9个议席。2019年大选，社会民主党获得115票赞成，有153票反对和77票弃权，按照瑞典采取的“消极议会制”，因反对票少于议会半数而再次联合环境党组成“红绿联盟”少数派政府。在2019年第二次大选之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激进左翼选举联盟“联合起来我们能”达成执政协议，并且争取到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地区民族主义政党的议会支持，以167票赞成、165票反对和18票弃权的投票结果和反对票少于赞成票的微弱优势获得组阁授权，组成西班牙20世纪70年代实行民主政治以来首个联合政府。2019年芬兰举行大选，执政党中间党失去18个议席，社会民主党、绿色联盟、左翼联盟的议席数分别上升了6个、5个和4个，社会民主党同中间党、绿色联盟、左翼联盟和瑞典族人民党组成了五党联合政府。在2021年大选中，德国社会民主党早已明确不再继续和联盟党组建大联合政府，最终同绿党、自由民主党组成德国近70年来首个三党联合政府。挪威社会主义左翼党因在气候变化和社会福利问题上的分歧而拒绝参与联合政府，最终工党与中间党组成少数派政府。

此外，个别国家左翼阵营的力量对比和执政合作发生结构性变化。执政期间实施财政紧缩政策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于2012年惨败下台，此后选举表现持续走低，而其衰退伴随着激进左翼联盟的迅速崛起。激进左翼联盟在希腊过去10年的5次大选中均为该国左翼阵营第一大党，2015年大选后同左翼小党生态绿党、右翼小党独立希腊人党组成联合政府，成为欧元区首个执政的反紧缩政党，也是冷战后首个取代社会民主党左翼阵营主导地位的激进左翼政党。

左翼政党执政实践挑战突出

在西方政党政治制度框架内，胜选执政关乎政党能否实现政治目标和维持政治影响，执政水平和执政效果则直接影响政党的选举表现。多重危机背景下欧洲社情民意和政治生态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左翼政党执政实践面临严峻挑战和繁重任务。

其一，左翼政党与执政伙伴基于传统关系和现实需求开展合作，存在政治立场差异和政治竞争关系。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与激进左翼选举联盟“联合起来我们能”的目标选民具有相似之处，2019年第二次大选右翼政党表现回升、左翼政党席位下滑是工人社会党放弃单独组阁、选择“联合起来我们能”组建联合政府的重要原因。丹麦社会民主党采取经济社会议题左转和移民难民议题右转的政策取向，虽赢回一部分民粹主义政党支持者，却不符合社会民主主义团结互助和开放包容的传统理念，也有悖于丹麦社会民主党执政伙伴的移民难民问题立场。德国社会民主党、绿党和自由民主党围绕环保、税收、财政等关键议题达成妥协，分别获得6个、5个和4个部长席位，外交部长由绿党联席主席贝尔伯克担任，财政部长由自由民主党主席林德纳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主张受到绿党和自由民主党的掣肘，任期内如何协调立场和弥合分歧进而完成组阁协议的各项任务是“交通灯”联合政府面临的重要考验。

其二，左翼政府受到政党联盟内部党派和议会反对党制约，缺乏政府稳定性和政治执行力。芬兰社会民主党时隔20年重回第一大党，得票率和议席占比分别只占17.7%和20%，执政伙伴中间党不满政府处理邮政公司劳资纠纷的做法而宣布撤销支持，担任总理仅有半年时间的林内被迫辞职。瑞典政府的住房政策遭到政府支持党左翼党的反对，随后引发的议会不信任投票使社会民主党人勒文成为瑞典首位在任期内遭不信任投票被罢免的首相。当安德松接任社会民主党党魁和瑞典首相之后，环境党因不满财政预算案而退出“红绿联盟”少数派政府，导致安德松一度辞任。葡萄牙政府2022年财政预算案遭到议会否决成为提前大选的导火索。社会民主党的合作伙伴由于意见分歧或者利益博弈而选择退出，往往造成政府垮台。

其三，左翼政府面临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执政资源和容错空间有限。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是二战后欧洲左翼政党推动社会改革、维护社会公正和改善社会民生的重要基础。当前，欧洲经济复苏乏力，中产阶层规模萎缩，社会异质化程度上升。普通民众与政治精英间的裂痕明显扩大，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思潮仍未消退，部分国家出现社会撕裂，政治不稳定成为常态。新冠肺炎疫情对欧洲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周边安全形势变化可能引发新一轮难民危机。左翼政党凭借主要竞争对手失误、重拾左翼传统政策、采取实用主义策略等因素重新上台，执政后政策主张实施空间有限，应对经济危机能力不足。一旦推行深层次改革或出现重大政策失误，有可能在选举中遭到惩罚乃至造成难以挽回的政治风险，重蹈法国社会党、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等政党败选下台、急剧衰落的覆辙。

结语

20世纪70年代欧洲发展黄金时期的结束和90年代国际形势的剧变对欧洲左翼政党变革和左翼阵营的构建造成了深远影响。进入21世纪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欧洲政党政治出现新一轮变动，形成新的政治议题、政治认同、政治力量和政治分野。政党政治分化、极化和碎片化是欧洲社会变化的反映，也会进一步加剧社会利益冲突和观念冲突，使政党立场相对稳定与选民偏好复杂多变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

与中右翼政党相比，社会民主党的主流政党代表性危机、政策工具实效性问题和社会基础结构性矛盾更加严重，其政治空间和核心选民遭到左右翼阵营不同类型政党的持续侵蚀，执政机会减少，分化频次增加，在本国政党格局中的地位与影响明显下降。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从短期衰弱沦为长期衰落。绿党和激进左翼政党则尚未展现价值替代和功能替代的潜力，未能成为左翼阵营的主流政党。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短暂执政便凸显了新兴政党政治理念和政策主张的实践局限。

受政党格局碎片化和政党实力均衡化影响，社会民主党争取获胜上台日益依赖于左翼阵营的选举表现和政党合作的策略选择，执政之后既要受制于执政伙伴的配合和反对力量的掣肘，还要面对兑现竞选承诺和迎接周期选举的挑战。值得关注的是，葡萄牙社会党促成了左翼政党的联合，实现了推动经济增长、扩大公共开支和降低失业率、减少财政赤字的平衡，不仅连选连任，而且得票率稳步上升，为多重危机背景下左翼政党的调整与复兴作出了有益探索。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必威）

来源：《当代世界》 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