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

张卫波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经过百余年的传播、发展，不仅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而且还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取得了丰硕成果。回望历史，结合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广泛传播，并得到中国人民的认同，一方面在于这一先进理论能够指导中国解决近代以来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能够为中国社会发展指明方向，另一方面还因为中国共产党能够“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1］。本文主要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次飞跃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毛泽东思想

　　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三次飞跃。其中，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如果从思想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考察，百年党史实际上也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其间，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艰难曲折过程。这一点在部分早期共产党人的思想变化过程中表现得比较明显。例如，五四时期，当“批孔”之声不绝于耳时，不少进步知识青年一方面对儒家文化进行批判，另一方面又将大同社会视为自己的理想之境。青年毛泽东指出：“大同者，吾人之鹄也”；青年周恩来认为“仁灵之具无或差异，其达于大同之境、和平之途，宜矣”；恽代英相信大同社会“无贫贱富贵之阶级”，人类文明日益发达，“可以作福全世”。之后他们的思想尽管已经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但是，在他们所描绘的理想新社会的蓝图中，仍能明显地看到大同思想的影响。在当时背景下，“大同”“均贫富”“等贵贱”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提供了本土文化资源。

　　毋庸讳言，当时人们的认识，还比较朦胧、比较模糊。随着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逐渐深入，一些人开始意识到社会主义要变为现实，就必须同中国国情及中国文化相结合。李大钊就认为社会主义者必须研究如何“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李达也强调，中国实行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也是要按照国情和国民性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在革命洪流的激荡中，不少人进一步意识到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实际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如：瞿秋白认为“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蔡和森指出，马列主义“当应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的”。郭沫若甚至还用文学的形式写成《马克思进文庙》一文，以表明马克思学说与孔子思想有“不谋而合”之处。大革命失败后，随着革命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在土地革命斗争过程中，毛泽东逐步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理论，从而为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他还根据敌我实际情况，借鉴中国历史上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经验，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

　　九一八事变之后，特别是华北事变后，有感于民族危机日益紧迫，艾思奇、张申府等左翼文化界人士发起了新启蒙运动。其间，他们一方面继承、发扬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倡导的民主、科学精神，另一方面对五四时期忽视文化民族性的缺陷进行了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化”问题进行了探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了激发国人的爱国心和民族自信心，左翼文化界在探讨“中国化”问题时，也号召要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中，柳湜提出“继承我们最好的传统文化”；艾思奇呼吁“共产主义者必须而且已经在继承着和发扬着中国民族的优秀的传统”；陕甘宁边区文化救亡协会在其成立宣言中大声疾呼：“为发展中国文化中最优秀的传统，为创造中国崭新的文化，而尽自己最后一滴血。”同五四时期思想文化界的激烈“批孔”相比较，左翼文化界对“中国化”问题的关注，以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调，都表明九一八事变后思想文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正在经历一个重大转变。

　　正是在这种语境和氛围中，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并强调了“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他还特别谈到了如何学习和对待中国历史文化遗产问题，认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再次强调“决不能割断历史”，并提出对中国古代文化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这些论述为当时乃至之后思想文化界如何科学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这一时期，毛泽东还有意识地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哲学命题和成语概念进行了阐释，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在写作《实践论》的过程中，他就直接使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即“知和行的关系”。为了批驳主观主义，他更是赋予“实事求是”以新的内涵。“实事求是”最初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原指根据实证，求得正确的结论。湖南岳麓书社就有“实事求是”匾额。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实事求是”进行了新的阐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重新阐释“实事求是”，并使之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基础，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成功典范。对此，邓小平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实事求是不仅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而且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主旨。

　　之后，随着对教条主义的批判日益深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同和肯定。以此为契机，中共理论界开始逐渐深入地探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艾思奇就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天下为公”的共产主义思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从中国民族自己的共产主义的种子中成长起来的”。1943年5月26日，在共产国际解散之际，中共中央发布决定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近年来所进行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这一表述可谓“两个结合”的思想源头。通过延安整风，抗日根据地文艺界和理论界不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路和方法高度认同，而且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毛泽东思想。1945年5月，党的七大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并将其写入党章，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解放战争时期，以及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在谈到革命胜利及新中国的各项建设方针时，十分注重挖掘、汲取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些有益内容。例如：1949年3月离开西柏坡前夕，毛泽东以李自成农民起义为鉴，提出了“进京赶考”的历史任务；在1956年谈及文化政策时，他在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72年12月在谈及外交政策时，他借鉴《明史·朱升传》中“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历史故事，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等等。其间，毛泽东不仅加强对马列经典著作的研读，而且还对中国历史文化典籍，特别是二十四史进行了全面、系统地研读。据统计，从1952年到1976年9月，毛泽东一直在不间断地阅读二十四史。书中圈画之处密密麻麻、比比皆是，批注文字的有15种史198条，共3583个字（最多的一条写有914字），涉及历史人物、治国治军方略、经典战役战略战术、史实史迹、思想工作方法等方面。这都为进一步实现“两个结合”创造了条件。

总之，毛泽东思想的创立，不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而且充分彰显了“两个结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生机，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提供了有益指导和借鉴。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在其形成过程中，“小康社会”目标贯穿始终，是这一时期“两个结合”的成功体现。

　　从历史渊源来说，“小康”一词最早见于《诗经·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而《礼记·礼运》则对“小康”的内涵给予了比较详细的阐释，指的是一种比较殷实、富足的生活水平。对中国人来说，建成“小康之家”是他们普遍的愿望。对于中国人的这一愿望，邓小平有着深刻了解。鉴于此，1979年12月6日，他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次提及“小康”，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之后，他又多次对“小康”进行解释，认为实现现代化的初步目标，就是达到“小康水平”。1985年3月7日，他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讲话时，再次强调：“第一步，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就是不穷不富，日子比较好过的水平。”

　　邓小平将四个现代化同“小康”联系起来，通俗易懂，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这使人们对党的近期目标任务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因而得到了党内外的广泛认同。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首次将“小康社会”目标写入党代会报告。1987年10月25日，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将“小康社会”目标写入“三步走”战略。1992年10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再次强调，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使“人民生活由温饱进入小康”。1997年9月12日，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他又指出，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目标是“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2000年10月，在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之际，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一方面宣布“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另一方面又提出“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02年11月8日，党的十六大报告要求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在此基础上，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概念，要求“确保到二〇二〇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写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在对“小康社会”目标任务进行完善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越来越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2002年11月，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号召“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2007年10月，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2011年10月18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2012年11月，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进一步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求“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概言之，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对“小康社会”目标进行调整和完善，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从而使得党的方针政策更加通俗易懂，更具中国特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使用‘小康’这个概念来确立中国的发展目标，既符合中国发展实际，也容易得到最广大人民理解和支持。”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教授列·谢·彼列洛莫夫认为“‘小康’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象征”。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高度重视，明确提出“两个结合”，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进行阐发。这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提供了思想源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一）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同时，尤其关注和强调文化自信，认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指出“文化自信是更根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在他看来，“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性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

　　为了坚定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不仅如此，他还特别注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历史的学习与研究，要求研究和阐明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及其“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2022年5月27日，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39次集体学习时，他明确指出：“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同年6月8日，在四川眉山市参观考察“三苏祠”时，又强调“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广泛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能封闭僵化，更不能一切以外国的东西为圭臬”。

　　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中国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他认为，要加强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他强调，今后应重点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再次申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

　　鉴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从而“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他特别强调要“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为了推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他还提出：“要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提供有力理论支撑。”

　　在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的指导下，思想文化界及新闻媒体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研究和宣传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例如中央电视台的“中国诗词大会”“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考古大会”“典籍里的中国”“经典咏流传”等节目就深受观众青睐和好评。对此，不仅国内学者予以肯定，而且国外学者也给予了高度关注。如美国著名汉学家熊玠就指出：“随着习近平大力倡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们对于民族文化的复兴有了更高期许——在人类文明行至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时，新的文明复兴将把过度膨胀的人还原为和谐的人，以‘和’为核心精神的中国传统文化正可有所作为。”

　　（二）明确提出“两个结合”，强调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中

　　回望历史，习近平总书记认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在他看来，正是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

　　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来自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又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有中国特色”，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能够成功，均同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滋养与影响息息相关。为此，2021年3月22日，他在考察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时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基于以上认识，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在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一定要“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2021年7月1日，他首次明确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同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将“两个结合”写入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2022年5月27日，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39次集体学习时，他再次强调，要在“两个结合”的基础上“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三）赋予中国梦以新的涵义，使之代表近代以来中国人的追求与梦想，从而最大限度地凝聚了党心、民心

　　“中国梦”一词很早就出现，南宋诗人郑思肖在《德祐二年岁旦二首》中就有“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的诗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梦”概念被应用于政治、文学、艺术、科技等领域。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赋予“中国梦”以新的内涵，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2014年6月6日，他在会见第七届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时，将中国梦的主体涵盖范围扩大到海内外中华儿女，并认为中国梦和世界各国的梦想息息相通。他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中国梦是国家梦、民族梦，也是每个中华儿女的梦”，“中国梦既是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的梦，也同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的梦相通”。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反映了中国人民乃至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因而很快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认同。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大将“中国梦”写入党章。随后，“中国梦”一词经常出现在报刊舆论中。对此，国外一些专家学者也给予高度关注。例如，美国学者熊玠认为：“‘中国梦’这一重要概念，正是以丰富的中华历史文化精华为基础的。”俄罗斯学者尤里·塔夫罗夫斯基指出：“‘中国梦’凝聚着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精髓。”

　　（四）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中国人自古就有崇高的天下意识，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其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和平、公正、合理的“天下”。继承和发扬古代先贤胸怀天下的传统，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他曾多次强调，只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就一定能够让世界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2015年9月28日，在参加联合国总部会议时，他向世界各国发出倡议，呼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12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他再次倡议“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不仅高度重视“一带一路”建设，而且还相应地提出“中非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等概念。

　　在世界格局复杂多变的今天，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是一个积极的导向，有利于各方摒弃分歧、达成共识，有利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因而得到了国内外舆论及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理解和支持。其间，这一倡议不仅被写入党章和宪法，而且还在联合国决议中多次提及。

　　（五）在阐述新发展理念时，特别注重将新发展理念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衔接起来

　　在谈到“创新”时，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中华民族是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民族”，“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人民”；在谈到“绿色”时，他引经据典，指出：“我们的先人们早就认识到了生态环境的重要性”，“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在谈到“共享”时，他结合古代先贤关于“小康”社会、“大同”社会的描述，认为共享理念的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并强调“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理想”。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不只是体现在以上方面。事实上，在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都能反映出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及熟练运用。据统计，仅《习近平用典》第一、二辑就收录了他曾使用过的典故283则。同时，他还特地到山东曲阜孔府、福建武夷山朱熹园、四川眉山三苏祠等地考察调研，并以此为契机号召积极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总之，百年党史也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其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方面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提供了合适的文化土壤，另一方面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形成提供了源头活水，使这些理论成果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表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新时代条件下，我们尤其需要坚持守正创新，努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作者：张卫波，历史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对待儒家文化的历程和经验研究”（17BDJ009））

　　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