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精神探本：唯物史观的视角

时代精神探本：唯物史观的视角

庄锡福

一、只有唯物史观能够深刻阐发时代精神的科学内涵

在国外的时代精神研究中，西方中心论长期占据着话语权，近二三十年则是以新自由主义及其制度化形式“华盛顿共识”的面目出现的。它以全球化为话语主题，以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政治和文化全球化为推导逻辑，以市场原教旨主义、竞争性政党政治、文化“无国界自由流动”为时代精神的体现和人类文明的极致。东欧剧变、 苏联解体后， 弗朗西斯· 福山的”历史终结” 论和萨缪尔·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之类唯心史观甚嚣尘上，似乎历史进程成了新自由主义时代精神观的注脚。然而，这都只是利用历史的戏剧性散布的迷雾，其对历史进程的武断和对时代精神的演绎都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

（1）笔者认为，只有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对立统一的角度作唯物辩证的分析，才能予时代精神以科学的阐释。按照唯物史观的原理，时代精神作为一种意识上层建筑和精神现象，其根源和本质不能从意识、精神或上层建筑本身来解释，而必须从产生并决定它的物质生产方式来解释。要科学阐释时代精神，既不能就精神谈精神，也不能只考虑政治制度或政治行为与精神领域的相互作用，而必须深入到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实冲突中去解释。而所有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精神观，都是在这一根本点上有别于马克思的基本观点。

那么，时代精神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从唯物史观对社会结构划分的角度看，它必须是能够推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又包括政治体系和思想文化两方面）不断进步，推动人类迈向自由全面发展的文明意识。这样来概括固然比较周延，但似乎不够精练。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深刻揭示启发我们，还可以把时代精神的内涵归结为推动生产社会化和社会平等化两个方面。这样的概括在历史和逻辑上应该都是可以成立的。从历史上看，生产力的发展主要表征为分工的扩大即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进步，则主要表征为社会平等化在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的进展。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生产社会化主要体现为青铜器、铁器的使用带来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不断扩大，分工的不断深化，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相应的，在社会领域，奴隶和农民通过长期的斗争，其身份、地位也不断有所改良，由归属于奴隶主的奴隶变为有一定独立身份的农民更是社会平等化的重大进步。在政治领域，少数贵族独占政权的状况也不断有所松动，古希腊罗马出现过奴隶制民主制；欧洲的中世纪出现过英国的大宪章和法国的三级会议；中国的科举制度更是政权一定程度上向社会开放的表现。应该说，时代精神正是体现在这些推动生产社会化和社会平等化的斗争中的。当然，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力一直处于较低层次和规模，进步是缓慢的。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全改变了这种状态，正像《共产党宣言》描述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对生产社会化进程推动最大的是三次科技革命，它们都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生产力，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诸领域使分工大大深化，整个地改变了人类生产和生活的面貌。但是，”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工人阶级虽然创造了巨量的社会财富，但其盈余即作为剩余价值的利润却被拥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所攫取。生产社会化并没有导致相应的社会平等化，它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日益尖锐化，”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马克思 1877 年概括道：”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趋势被归结成这样：‘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由于自然变化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了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所有制。”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化的生产力，”集体生产方式” ，必然要求“社会所有制” 。显然，这种必然性既是迫使资本主义在工人阶级压力下不断改良自身的动力，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虽遭挫折仍不断前进的内在根据，从根本上体现着时代精神的要求。历史已经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之判断是正确的，论证是科学的。他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够容纳的巨大生产力估计不足，但其对历史发展趋势的把握是无与伦比的，其理论以巨大的逻辑力量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资本主义虽然可以推动生产社会化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时代精神，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同时推进并实现生产社会化和社会平等化，把二者统一起来，从而更全面完整、从根本上体现时代精神。

至此，我们可以对时代精神作出这样的界定：时代精神就是反映历史发展趋势，推动生产社会化和社会平等化持续进步的文明意识。

应该指出的是，时代精神虽然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的发展趋势，但它本身并不就是历史发展规律。历史发展规律是对人类历史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的抽象，作为一种客观真理，它并不属于特定的人群或阶级。进步的阶级会顺应这种趋势，循客观真理而言而行；反动的阶级则不愿承认其客观真理性，竭力阻挡这种趋势。时代精神就不同了，它是专属于先进阶级的，是先进阶级遵循历史发展规律，发挥本阶级主观能动性和历史创造性，积极推动历史规律全面实现的进步意识。

（2）时代精神必然要体现出时代性与阶级性相统一的特征，时代性寓于阶级性之中。马克思是以生产方式及由其决定的社会形态作为划分时代的基本依据的。而在阶级社会，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是由居于统治地位的特定阶级主导的。在奴隶社会是奴隶主阶级，在封建社会是地主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是资产阶级。他们在向已经转变为反动派的氏族贵族、封建贵族夺取政权的时候，是生产社会化和社会平等化的积极推动者，是时代精神的代表者；在夺取政权后的上升阶段，也还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的有力推动者，但由于其与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工人阶级的矛盾不断上升和扩大，他们逐渐变为社会平等化的消极力量甚至反对者，逐步失去时代精神代表者的资格；在新的生产方式及其代表者新的阶级力量成长起来之后，他们则完全转变为生产社会化和社会平等化的反对力量，沦为新的时代精神的批判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工人阶级之外的劳动阶级，虽然一直是生产社会化和社会平等化的重要推动者，但由于他们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他们并不能成为时代精神的主要代表者，而只能作为时代精神的参与者依附于主导阶级。只有工人阶级，作为最后一个被剥削阶级，由于社会化大生产带来的高度组织性和国际性、全球性特征，它能够通过接受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而认识自身的历史使命，从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通过夺取政权上升为新的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的代表，从而也成为时代精神的主要代表者。

由上可见，时代精神既是时代进步倾向的精神升华，又是时代主导阶级的先进意识，两者是有机统一的，前者寓于后者之中。应该进一步讨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所以能够容纳越来越巨大的生产力，跟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压力下、在社会主义制度竞争下不断改良自己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特别是分配关系（福利制度）和选举制度（普选制）是分不开的，而社会民主主义及其政党是大体上顺应并推动这一趋势的重要力量。因此，尽管在总体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阻碍了生产力应有的更大发展，但在社会主义没有强大到能够创造更高的生产力、更平等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时候，社会民主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改良就仍然有历史的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时代精神。就工人阶级而言，在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仍然是推进生产社会化、争取社会平等化的基本力量。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作为国家主人，更要运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放手创造更高水平的生产力，更深程度的社会化，以及更符合人性的社会平等化；而执政党和政府，则应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一进程的坚定支持者、积极引导者并担任制度设计者、政策实施者。这样才能加速推进生产社会化和社会平等化，从而更全面更深刻地体现时代精神。

二、只有唯物史观及其内含的历史辩证法能够深刻阐发时代精神的发展规律

时代精神既然是一种时代意识，就必然随时代的推移而发展。人类的历史一直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复杂矛盾中，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推进的，因而时代精神的发展进程注定充满斗争。近代以来逐步兴起的“西方中心论”及其晚近的表现形态“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终结论”等形而上学历史观就是挟西方的强势霸权而横行于世的，实际上是为垄断资本奴役世界服务的。由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强弱之势仍未改变， 此类论调依然占据着西方学术界的主流 （当然，”历史终结论”之类被戳穿的“预言”已成历史的笑柄） 。只有运用唯物史观及其内含的历史辩证法才能扫除这些谬误，揭示时代精神发展的规律。撷其要者，时代精神有如下发展规律。

（1）时代精神是在推动生产社会化和社会平等化的复杂斗争中曲折前进的。如前所述，在阶级社会，在一个社会形态的形成期和发展期，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劳动阶级和代表先进生产关系的剥削阶级在反对落后的生产关系及竖立于其上的上层建筑时是同盟军，毛泽东甚至说这个时候的剥削阶级“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①。他们支持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新的分工和新的行业的发展，使新型劳动者逐步摆脱人身依附，共同推动着生产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平等化。但当剥削阶级巩固了统治秩序后，他们与劳动阶级的矛盾就凸显为主要矛盾，他们不再关心甚至阻碍生产力和生产社会化的发展，更不能容忍劳动阶级的社会平等化要求。这样，他们代表的生产关系逐渐变成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他们控制的上层建筑也逐渐变为维护落后生产关系的反动力量。这时候，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就日益激化，劳动阶级独自承担起推动生产社会化和社会平等化的任务，推动着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当代表新生产方式的新剥削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时，他们就会联合旧的劳动阶级一起反对并推翻旧剥削阶级的统治，并把旧的劳动阶级变为由自己剥削的、多少提高了身份和地位的新的劳动阶级。在这个过程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劳动阶级和代表先进生产关系的剥削阶级，成为新一轮生产社会化和社会平等化的推动者。而这整个过程是伴随着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时代精神就是在这种复杂曲折的斗争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当然，我们也应注意到，一般说来，社会平等化的进步，更多是由劳动阶级和新兴剥削阶级通过阶级斗争推动的；而对生产社会化的推动则比较复杂，科技工作者和上升时期的剥削阶级都起着很大作用，这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或不完全是阶级斗争推动的。但即使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往往伴随着激烈的斗争，布鲁诺、伽利略的遭遇就是例证。

（2）时代精神的状况虽然归根到底决定于时代的经济基础，却是引领时代发展的巨大力量。唯物史观告诉我们，虽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一旦形成，就有自己的独立性，就要按自己的规律运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或大或小、或正面或负面的作用。恩格斯晚年在回答论敌对唯物史观的曲解和同志的误解时，曾多次指出，在唯物史观创立时期，因主要任务是把唯心主义从它最后一个世袭领地驱逐出去，不得不特别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方面，而对于上层建筑、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过错。”为此他在晚年的著作和通信中作了很大努力来加以弥补。他一再强调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强调各种社会意识的相互作用、社会意识与政治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及它们对经济基础的巨大反作用。确实，作为社会意识的时代精神，不但具有独立的发展规律，而且是引领时代发展的巨大力量。

时代精神具有相对于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独立发展规律。特定时代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总有一个从先进到落后的发展过程，作为其代表者的社会力量因为维护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有一个从进步到反动的转变过程，其辩证规律正是唯物史观所着重阐释的。而时代精神则不同，它是社会意识中反映历史发展趋势的精华部分，它恰恰不是要维护而是要揭露和批判已经在阻碍生产力继续发展的落后的生产关系、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因此我们看到，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的更替，表现为先进的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不断战胜落后的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的过程。而时代精神则不然，它的本质或本性就是与时俱进的，一旦不能反映和推动历史发展，它就不再是时代精神了。所以时代精神并没有先进落后之分，只有时代文化中反映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批判旧的生产关系、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先进部分，才属于时代精神。也因此，时代精神的发展虽然也伴随马克思说的五大社会形态或三大发展阶段而呈现出阶段性或时代性特征，但它主要并不是显示为新的不断推翻或克服落后者、反动者的过程，而更多表现为新的在包容、继承旧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的过程。

正因为时代精神能够相对地独立发展，历史上代表先进生产力或先进生产关系的阶级一旦掌握体现时代精神的思想理论，就能把它变为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巨大力量，创造出惊人的业绩。这在地主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就有明显的表现，在工人阶级革命中更是彰明较著。工人阶级正是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才从自在的阶级变为明确自己历史使命、掌握自己历史命运的自为的阶级，通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

（3）时代精神往往通过两种社会制度相反相成的反复博弈来为自己开辟道路。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原始社会制度、奴隶社会制度、封建社会制度至少并存了两千年；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后，也与封建制度并存了数百年；1917 年十月革命后，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有的国家或其农村地区还是封建制度）也已并存了将近一个世纪。甚至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两种制度并存也往往占据相当长的时间。这是历史的常态。不过，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世界大部分地区基本是独立发展的，彼此联系不多，相互影响不大。而资本主义生产的利润驱动机制，”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因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博弈是以全球规模展开的。从其近百年的博弈史看，确实是既有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又有互相借鉴和取长补短。从十月革命到 20 世纪 50 年代，是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国而十几国、从站稳脚跟而凯歌行进的时期。但资本主义在 1929－1933 年世界性大危机中向社会主义借鉴了计划经济和社会福利的优点，逐步摆脱危机并借第三次科技革命走上新一轮的发展，而社会主义国家却因未能摆脱教条主义和封建遗毒的严重影响而逐步走向僵化，被资本主义抛到后面。尽管社会主义各国先后多次掀起改革浪潮，但只有邓小平在中国推出的改革开放最为成功。社会主义制度在经历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严重曲折后，正在重新崛起。近百年的历史表明，由于社会主义国家都产生于落后地区，资本主义国家在科技经济方面一直居于强势，且仍能通过改良来容纳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对生产社会化仍有一定推动作用。但资本的贪婪使它对生产社会化的推动往往伴随着更残酷的剥削，因而也必然成为社会平等化的主要障碍。只有新兴的工人阶级，既是推动生产社会化的主要力量，又是推动社会平等化的基本力量。而揭示这一历史趋势并为工人阶级指明历史使命的马克思主义，则成了时代精神当之无愧的代表；与此相联系，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社会主义制度诞生之后，时代精神就能解除旧思想旧制度的束缚，更加淋漓尽致地发挥推动历史进步的伟大作用。时代精神就是在这样一种资本主义制度落后、技术经济却占有强势，社会主义制度先进、技术经济却居于弱势的情景下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两种制度互相斗争、互相借鉴，最终必然是从根本上代表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制度逐步取得优势。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4）全球化条件下的时代精神，集中体现为各国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推动建立和平公正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共同斗争。全球化是一种涵盖世界所有国家、关涉技术经济、社会文化、国家管理乃至全球治理的复杂现象，只有唯物史观能够揭示其本质。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所谓“全球化”只是说明了当今时代的技术经济特征而并没有揭示时代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本质。有人认为，即使按照唯物史观，也应该从经济全球化推出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换言之，既然目前的全球化是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向全球的扩展，则它势必导致竞争式政党政治和无国界自由文化在全球的普遍推广。殊不知这只是一种表面的认识。深入一层就可看到，所谓经济全球化只是生产力或商品、资金、技术、管理、信息、创意等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这种全球配置固然会改变原来的配置形式乃至于企业的所有权构成，但在一般情况下并不会改变企业所有权的根本属性；就一个国家而言，也仍有公有制和私有制孰为主体、孰起主导作用的问题，此则关乎国家的制度属性。可见，生产要素的全球化尽管不可避免地要求生产关系作出适当调整，但这绝非以生产关系为内容的经济基础的“全球化” （实质是西方化或资本主义化）；由于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主要是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更不可能导向”全球化”。因此我们说， 全球化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更高更广阔的技术经济平台，但并不意味着会导致社会主义制度变为资本主义制度。

更重要的是，全球化进程有一个由谁主导、谁获利的问题。众所周知，发达国家特别是其跨国垄断资本及他们控制的若干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际上主导着全球化进程，他们以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为意识形态，鼓动发展中国家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的“转型国家”开放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实行西方式的竞争性政党政治，让全球文化产品“自由流动” 。结果是：国际垄断资本大举进入，迅速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金融大鳄制造的一次次金融危机把人们辛辛苦苦积累的财富席卷而去，有关国际组织则挟势逼迫这些国家签订出让经济金融主权的“城下之盟”；国际垄断资本在这些国家扶植了一批官僚买办资本，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导致政局不稳甚至变乱纷起；发达国家把大量污染工业转移过来，使这些国家的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借助互联网的文化霸权肆虐使这些国家的民族文化日益萎缩……全球化的滚滚红利流入国际垄断资本囊中，留给这些国家的却是贫富分化、政局不稳、环境污染、文化萎缩。人们终于看清楚，所谓“华盛顿共识”的实质无非是要无限强化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力量，拆除不发达国家的主权壁垒和反制意识，剥夺各国尤其是不发达国家人民群众共享生产社会化成果的平等权利。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际，这与体现时代精神的社会平等化原则都是格格不入的，它在世界各国造成的严重社会问题也最终影响到生产社会化的顺利推进。很显然，只有在坚持民族国家核心主权（适应全球化需要建立的国际组织要能顺利运作，势必要求各国出让部分利益，但核心主权是不可让渡的）基础上，既充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历史机遇，推进生产的国际化分工，从生产要素的全球性配置中获取利益，又在生产社会化过程中注重推进社会平等化，让人们共享全球化带来的物质精神成果。

以上情况告诉我们，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是生产社会化的重大进步，体现了时代精神的新进展；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是由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它造成了劳动阶级与剥削阶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严重贫富分化，生产社会化没有带来相应的社会平等化，反而使社会不平等、国家不平等更为严重。各国人民只有深刻认识全球化的本质，识破“华盛顿共识”所包藏的祸心，共同反对霸权主义，推动建立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才能体现时代精神的要求，使全球化不但推动生产社会化的进程，而且推动社会平等化和国际平等化的伟大进程。我国在国内实施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在国际上大力促进建立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倡导共建和谐世界，已经成为全球积极推动生产社会化、社会平等化和国际平等化的重要力量，成为时代精神的积极建设者和有力推动者。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