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其发展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命力根本上在于：基于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对不合理的现实进行剖析和改造。但是，局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它的分析主要停留在有关社会制度的宏观层面，而缺乏对微观制度的具体分析，这也正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目前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显然，在微观行为机理以及影响因素实证方面，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作了很大的发展；因而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就要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新近发展起来的研究具体微观问题的工具、模型以及理论。

关键词：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以新古典为代表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原本是来自于同一源头，有理论上的共识性：一是关注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关注具体社会关系中人的互动行为。然而，自边际革命以降，这两方面内容却日益分裂了，并形成了两个越来越对立的学科；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学界，长期以来存在着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相互排斥的二元学科结构，具体表现为：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社会学等学科之间以及西方经济学与数学、物理等学科之间的联系比两门经济学科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但是，经济学毕竟是对社会科学、社会现象的研究，离不开对人性的认知和对社会互动关系的剖析。从历史的发展逻辑看，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并不是两个独立的、孤立的体系，而是在发展中相互交融、修正和完善。同时，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身也更需要其它社会学科的方法和理论的支撑和充实。事实上，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强调通过借鉴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以及政治学等方面的知识来充实经济学，如西蒙、布坎南、森、诺思、阿克洛夫、谢林、赫希曼、奥尔森等都将政治经济学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其基本取向就是倡导主流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的回归，主张经济学回到亚当．斯密时代。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当代生命力

我们知道，新古典经济学将社会现象割裂开来进行孤立的研究，并在一系列假设的基础上作出数学推导，尤其是强调在资源稀缺假设上研究如何配置资源这一技术问题。但是，这种把资源“稀缺”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前提本身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它并没有动态地看到资源不断被利用的广度和深度，而是静态地把资源当成了消费品。其实，就当前人类社会的利用能力而言，自然世界提供的自然资源还是相对充足的，因而资源的数量不应看成是稀缺的而应看成是无限的；只不过，有些资源还无法为人类有效利用，特别是，恶性竞争导致了这些资源的浪费，因而如何提高资源利用能力也就成为人类面临的主要课题。既然资源数量不构成对生产的限制，而且，只有与人类劳动结合并处于人类劳动能力可支配和利用的情况下才构成资源；那么，资源的数量实质上就不应该用它们的物理量来衡量，而应该用人类用以获取、利用资源的劳动量来衡量，只有劳动才是衡量和反映资源数量的真正尺度。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在不同用途上如何分配社会总劳动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内容。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来，人类不能无限量地生产出人类需要的各种产品不是因为资源的“稀缺”，而主要是因为生产作为一个物质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延续；为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注重对活劳动的研究，认为活劳动通过有效配置社会劳动时间可以增进价值的创造。[1]显然，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相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人类历史的演化中看到了资源外延的扩大，从而更深刻地研究劳动分工和资源创造等问题；这也反映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更广、对人类社会发展也更为关键。

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分析资源的创造时，不仅关注生产力等技术性问题，更关注生产关系等制度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迄今为止的资源之所以没有得到很好地利用，关键在于社会关系的不和谐和社会体制的不健全、不完善，从而导致劳动时间没有有效配置。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当代生命力根本上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本身是在批判地继承古典经济学研究成果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在本质上是一门发展的科学。相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注重于对现实世界的实证分析，致力于对现实世界的客观解释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不仅要认识现实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尤其是致力于对不合理的现实进行制度改造。基于这种理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要对不合理的现实的生存条件进行分析，同时，也对体现事物合理状态的本质进行挖掘，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现实的不合理性。正因如此，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在研究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时，主要遵循着一种从本质到现象的“五层次”路径：首先，强调把握事物发展的总体趋势；其次，遵循从个别到一般，透过现象探究经济现象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规定性；其三，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论证进行理论上的高度抽象，；其四，从一般回归个别，分析事物对本质的偏离和异化以及异化现状下的种种行为及其造成的危害；最后是寻找纠正事物异化的途径。其中，事物的本质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就被视为理想状态，不仅是观察现状的基准或参照系，更是改造现状的基本方向。显然，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为了更好地分析和解释现实也设立了一种抽象的基准或参照系，但这两类参照系的性质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参照系是一种理想状态，体现了事物的本质，应该具有现实性和可实现性；相反，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所预设的抽象假设，仅仅是为了解释的方便，不具有现实性和可实现性。正因如此，两者在经济学功能发挥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西方主流经济学逐渐蜕变为一种解释性的学科，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不仅要认识世界还要改造世界。

显然，从解决问题这一科学的根本目的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路线比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更全面，它所设立的理想状态也更有意义，从而具有更强的生命力。而要真正明白这一点，就需要了解理论研究的本质特质，同时更要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整个经济学学科的特质联系起来。一方面，任何科学知识的探究和基础理论的研究都不能简单地停留在事物的表面，更不能简单地在数字关系上打转，而是要深入到事物的本质，分析事物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揭示变动不居的表象之后的奇怪吸引因子，才能获得系统性的理论认知，从而也才可以对具体的社会实践起到切实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所研究的主要是日常生活中的社会经济现象，而整个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任何经济现象都受到经济的、心理的、社会的、文化的、制度的影响。因此，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本身就具有非常强的人文性和本土性，尤其是它往往源于对周围环境和现实问题的思索。相应地，经济学的研究不能简单地像自然科学那样引进西方学术界所得出的“普遍”而“客观”的最新研究成果，也不能把从特定时期的经济现象中获得的认识视为普遍规律。相反，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就必须真正弄明白事物的本质，并探究当前问题的成因。同时，经济学的理论认知要取得不断深化，不仅要解释事件的外在规律，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揭示产生我们所经历的现象的结构和趋势。显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正是这么做的，它不仅把人的活动置于整体社会中进行分析，而且特别关注对事物本质的探究。

可见，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它在如下几个方面要比当前以新古典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要深刻得多。1.在研究的基本假设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自然提供的资源是丰富的，但受生产力和劳动时间的限制，这些资源却无法得到有效利用，从而主要关心如何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如何合理配置劳动时间以更好地创造财富；相反，现代主流经济学却以资源的稀缺性为基本假设，它不去考虑如何提高财富问题，而只是关心在特定环境下人的效用问题，从而将“人们如何在稀缺的资源约束下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欲望”作为研究主题。2.在研究目的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关注整体社会和弱势群体的福利改进，特别是无产者地位和人类需求的发展，从而不仅关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以及相应经济福利，而且还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改善以及相应的社会福址增进；相反，现代主流经济学则主要关心人类基本的生理需求，从而注重物质效用以及相应的价格问题的研究。特别地，主要研究特定资源下的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效用最大化问题。3.在研究领域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识到单个独立的个人的利益都是与社会和他人的利益分不开的，整个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从而更多使用整体主义分析视角，更多关心公共领域的制度安排问题，并以此来促进生产力的提高；相反，现代主流经济学则采取孤立的个体主义的分析思路，主要分析在技术不变的框架下和既定社会制度下的人的理性行为，从而集中关注个人利益最大化行为问题。4.在研究的参照设定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识到经济现象从属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并试图通过对事物本质的探究来洞悉它的发展过程，同时把事物本质视为已被异化的现状在未来所要回归的基本方向或理想状态；相反，现代主流经济学则像对待自然现象一样简化经济学的研究，其假设是先验性的，往往是既不现实也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这种假设仅仅提供了观察现实问题的参照系。5.在所持的基本立场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识到现状与本质之间存在差异，对现实基本上采取批判性态度，试图通过对现实问题的挖掘推动社会的进步；相反，现代主流经济学则在伦理实证主义的支配下把现实视为合理的，从而对现实基本上采取肯定的态度，并热衷于通过供求分析或博弈分析来对现状进行描述和解释。

二、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面临的现实问题

我们知道，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所赋予的使命之缘故，马克思以及其他古典经济学大师主要关注宏观层面的社会制度问题，留意的是社会力量之间的对比关系，更多倾向于对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进行分析；但是，对微观制度的具体分析却相对缺乏，以致其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微观基础的坚实性。事实上，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微观逐利动机视角描述了代理人行为以及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而且，它提出的利润平均化本身就是从微观角度来揭示一般均衡状态；但总体而言，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采取的是平均方法，因而主要关注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对总体收入分配以及群体行为的影响，从而其分析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宏观层面的整体分析，而缺乏微观层面的技术分析。譬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原子细胞结构原理探索了商品和商品生产，又从商品的“堆积”剖析社会生产的本质；从协作角度梳理了分工的深化和组织的嬗变，又从分工和组织角度剖析社会制度的弊端等等。但是，它并没有具体研究商品生产中的资源配置问题，也没有具体考察商品生产中的协调机制及其影响因素问题。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是整体主义的，只分析商品生产的内要规定性和本质特征，而单个劳动者在商品生产中的配置尤其是效率配置问题仅仅是既定制度框架下的一个外生变量；再如，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了阶级利益和阶级对抗，但是其分析仍然是整体主义的，没有注意到作为构成阶级整体中的阶级成员行为心里和个体行动对集团利益的影响甚至产生偏差，因而其分析的阶级作为“集体行动的逻辑”仍然缺乏微观的个体基础。这也正是问题之所在：如果缺乏对一般个体行为动机的刻画，我们又如何相信整个阶级会作为一个单位集体行动呢？难道果真如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是基于某种宗教的动力？利特尔就指出，许多要素对于以阶级为基础的群众运动是关键的，文化、组织、领导、随机性的政治环境等都可能影响群众运动：首先，要预测某一被剥削阶级成员的政治行为，就必须对其阶级利益和政治文化有清晰的了解；其次，革命发生还有赖于一个信仰革命的有知识、有基础的干部来组织；再次，革命行动还受到革命历史传统的推动；最后，革命发生的关键还有赖于组织者和领导者的有效性。²事实上，尽管原子个体主义方法论并不足以解释集体行动和社会现象，但如果完全抛开基于个体行为的微观解释也根本算不上是真正的解释，最多是一个大数统计规律。

因此，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事物的本质展开了深刻的分析，其经济学结论存在着历史的统一性和严密的逻辑一致性；但不可否认，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将微观个体视为宏观整体分析中的必然而缺乏微观支撑，一旦某些微观假设出现与现实的偏差和不一致性，那么，整个理论的现实性也就会受到质疑，其应用于实践也会带来诸多问题。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其总体性质方面，而很少对其微观理论基础进行审视；同时，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理论主要是以社会心理规律为基础的，而没有进一步深入到个体心理上。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以及构成一个更为完美的理论逻辑，也就必须要注重于微观方面的探究和建设。利特尔就指出，“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则就是社会科学的宏观解释需要微观基础。这一原则坚信社会现象的宏观揭示需要关于个体层次社会进程作用机制的解释所提供的理论支持。……简单地说，社会解释必须和既定社会规则的微观基础相一致，尽管这种微观基础有可能完全不可知的；严格地说，社会解释必须建立在产生它们的微观基础之上。我们认为这种严格意义上的解释可以理解为：如果我们想要对社会规则进行可信的假说，就必须对个体层次的潜在允许机制有一个大致了解。”。³

其实，任何一个理论的发展首先需要一个微观的基础，没有微观基础的理论往往是空洞的，是经不起逻辑推敲的，或者说缺乏某种逻辑上的严密性，这必然会被更为严密的理论所取代。譬如，一般认为，正是古典经济学本身缺乏微观的分析，从而无法展开严谨的技术分析。因此，在方法论上就容易被以力主以技术分析著称的新古典经济学所取代了；同样，正是由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着眼于宏观经济分析，导致了它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期间几乎被排挤出了主流经济学之外，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群新凯恩斯主义者为之提供了微观基础以后才重新焕发出活力。显然，这也意味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绝不能局限于马克思的传统研究内容、具体理论和宏观分析框架，或者甚至仅仅是阐发和宣扬马克思的某些具体观点；相反，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哲学观念拓宽分析的范围，并就具体问题作更微观的机制探讨，这也正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们所致力拓展的领域。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宏观分析都是离不开微观基础的，只不过，有的学者只是在自发地使用微观机理而没有有意识地提出或公布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正是如此，它的宏观分析本身也包含了微观的理性基础。正因如此，有学者将马克思阶级行动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联系起来；⁴而诺曼则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吸引力在于它表现了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批判和对未来更美好社会的向往，这种批判和向往来自与深刻的思考而不是简单的对阶级利益的反映，它是有理性基础的。”⁵可见，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内在缺陷进行了深刻的揭示，但相对而言却缺乏微观的分析基础，从而没有也难以对具体的制度改造提供现成理论指导；正因如此，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被推翻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国家中具体微观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就显得力不从心了，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目前所面临的根本困境所在。其实，任何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一般都是现实和理论两大问题意识所促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例外：就现实意识而言，要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以后世界社会经济关系的历史演变，认识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新问题，同时要对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国内现状的分析：就理论意识而言，要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所内涵的引导假定以及由此推出的具体理论进行剖析，认识到其中的逻辑前提和逻辑推理中的问题，同时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变异”进行分析。显然，前者是推动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引擎，而这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对马克思本人已经展开的分析之合理性和局限性进行审视；二是将马克思等拓展的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微观化、具体化。事实上，“基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不仅适用于宏观的社会制度，更适合具体的微观制度分析，甚至可以指导一切的日常生活；究其原因，任何人类制度的产生和设计都有其初始的目的，而在其发展过程中却都会因种种原因渗入不对称的力量作用而异化。因此，任何现实的微观制度都有待进一步完善，而这都可以且应该遵循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研究对象的微观化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和发展的主要方向；而且，这也是当前的社会经济问题所决定的，正如顾海良和张雷声指出的“如何把历史、理论和现实结合起来，使我们学习和研究、也是我们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的问题。”⁶

三、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个整体理论，它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的整体性思考，因而它的微观假设就必须不能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蜕变为与现实完全脱节的抽象；相反，它要能够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而调整。特别是，要使其核心假设不断接近现实，从而可以对具体实践进行指导。事实上，按照利特尔的观点，关于社会层次的解释性关系（因果关系、功能关系、结构关系等）的主张需要两方面的知识作为补偿：其一，关于使个体以某种特定的行为做出某种关系选择的局部环境的知识；其二，关于把个体行为从这种形式导向这种解释性的社会关系形式的整体发展的知识。为此，要进一步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供微观分析的基础，就需要吸收、融合两方面的相关知识和理论：一是近年来相关社会科学的最新发展，比如，心理学、道德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等学科的新近发展；二是近年来西方主流经济学新近发展的各种流派以及学说，包括不完全信息下的人类行为、互动行为的博弈论基础，不完全市场下的动态博弈理论，行为经济学，数理经济学以及计量经济学工具的运用等等。其实，建构理论经济学的分析大框架首先是经济学内部的相互整合和优势互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也要首先吸收现代主流经济学新近发展起来的理论成果，要充分借鉴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分析工具；同样，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也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吸取营养，而不是把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当成线性的进步，想当然地按时间的先后把现代主流经济学视为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进步的学说。显然，我们要充分领悟马歇尔对经济学科发展的基本态度：自然是不会跳跃的，经济世界也是不断变化和缓慢演进的；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经济思想的连续性，各种不同的流派只不过是经济思想演进长河中的一些支流，最终将汇合在一起。

其实，不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缺乏对微观个体行为的分析，即使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存在宏观与微观的脱节，只是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才逐渐走向微观与宏观的融合：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主要集中于微观方面，而以心理学定律为基础的凯恩斯经济学则更关注宏观方面；当然，后来由于新凯恩斯经济学家们在不完全信息的基础上重新借鉴了新古典的理性选择理论，从而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奠定了微观基础，以致曾被宣布死亡的凯恩斯经济学又得到了复兴。同样，也正是基于现代主流经济学发展中的几次大的综合，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行为机理也逐渐为其他的宏观社会现象提供有益的分析基础；譬如，公共选择学派就充分利用新古典经济学基于个体主义的分析框架来对集体行动效果进行剖析，尽管它因基于抽象化的分析而舍弃其他的众多社会因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其理论构建只能在发展中得到升华和完善。显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应以动态性思维去吸收最新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则集中分析具体的事物现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探究事物的本质；因此，只有两者结合，才能更好地理解事物的发生、发展和进一步演化的规律。特别地，尽管目前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学科在方法和结论上存在很大的偏差。但是，两者本质上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了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大厦。就研究内容而言，现代主流西方经济学偏向于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研究稀缺性资源的最佳配置；而政治经济学则更加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强调社会关系对资源分配的影响。就研究方法而言，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理性的人如何行为，特别强调功能性的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希望探究经济现象的内在本质和规律，注重的是因果分析。

在古典经济学及前古典经济学，不存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之分，经济学的内容和框架也极其简单，仅有少数的几个概念和范畴如价值、劳动、财富等。只是自古典经济学以后，由于对概念和范畴本质认识上的差异，经济学体系出现分野，走向独立的两条路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诞生和古典经济学的庸俗化。而且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这两方面内容却越来越分裂，并形成了两个越来越对立的学科。一方面，自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逐渐抛弃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内容而将其研究对象逐步限定在物质财富上并注重效用分析，从而演变为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的一门学科；并因为不断强调“纯”经济学而不断地借鉴数学工具，片面追求在表达方式上越来越精细的微观技术，从而导致其研究的内容越来越与现实相脱节。另一方面，囿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统而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固守于仅仅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导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容与真实世界的表象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致使其分析方法因过于抽象缺乏操作性和致用性。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倾向于结合其他社会科学进行历史和现实的分析，西方经济学则越来越走向抽象和孤立的形式主义分析；而且，两者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迪辛就写道，“形式主义经济学家与制度经济学间很少礼貌地交谈，可有些制度主义者却能跟研究社会制度和文化问题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一起共事。”⁷显然，从两者的基本特质上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更为本质，也更具启发性，从而具有更为重要的发展意义；但是，由于长期理解上的教条化和思维上的凝固化，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门学科在理论界的“边缘化”。

按照方法论、理论建构、思维表达、理论检验四大逻辑体系原则，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就是要构建“国学为根，马经为体，西经为用”的分析体系：首先是要关注时代发展和实践需要，实践的需要是理论完善的永恒动力；其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仍然要注重对社会经济的长期分析，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和发展趋势，致力于揭示事物的本质；再次，避免凝固化和教条化；任何理论的生命力都在于不断汲取和不断完善，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就是要勇于弥补自身对社会经济的短期和微观现状分析的不足，更要善于吸收和借鉴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手段。其实，也正如莱文指出的，“一种理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并不重要。除非马克思像圣人一样，掌握着通向真理的特权，忠于他的观点是不言而喻的。……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是真理，而不是马克思认为什么是真理。”⁸因此，我们现在必须具有真正的危机感和使命感，以开放和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时，也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继承的“马经”主要是“马经”的研究方法，而这种方法其实也是众多古典经济学家所自发采用的主流方法，而“西经”主要是指当前新古典框架下的西方经济学，需要借鉴和利用当前经济学所发展的研究现状的工具、模型以及理论，“国学”则是本国的社会经济现实状况；只有这样，经济学才能适应社会环境及其研究内容的变化，才能既维持经济学理论在形式逻辑上的一致性，又能更好地实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一致性。

可以从如下两方面加以说明。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宏观性和批判性的，它关注事物的本质而缺乏直接的致用性，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的收益也在于获得一种观察社会和批判现实的视角和方法；正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着眼的是宏观经济关系而缺乏微观的分析，因此，要夯实马克思的理论基础，就必须为之提供微观的理论基础。对微观行为分析存在两个基本路向：一是可以运用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对事物进行微观分析，如权力分析、结构分析、心理分析等；二是充分借鉴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出来的分析工具，如博弈分析、公共选择分析、计量分析等。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是要揭示事物的本质。但是，人类永远无法绝对地揭示出事物的本质，相反，对事物本质的认知往往体现为不同的观察或思维主体基于不同的视角所产生的认知；因此，马克思本人对事物本质的具体认知往往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个体性，从而我们不能简单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具体观点。对事物本质的探索也存在两个基本路向：其一，充分使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辩证性思维以尽可能地进行换位思考，同时吸收人类所积累的知识以形成更为全面和深入的认知；其二，有效利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数理建模以及计量分析对理论进行逻辑和经验的验证，从而保证获得的认知更可信。

四、简短结论

在中国现阶段，作为主流经济学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作为非主流经济学的西方经济学是并行共存的。尽管两者在方法论和本质形态上是根本对立的，但是在表象上又是可以相互融合、相互借鉴的。当然，从整体上看，相对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无论是从研究视角的设定、问题的分析，还是研究内容和解决问题的政策建议等方面都更为广泛，理论体系也更加系统。同时，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现阶段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应该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体系。它应随着社会经济实践的发展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并不断根据新问题和新情况进行理论创新。同时，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焕发永恒生命力，也只有通过不断发展和补充，而不能只是简单地停留在原先对事物的认知上，考察的问题也不应仅仅是历史的问题，相反，它必须不断吸收人类社会在其后所积累的知识，分析社会新出现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在现阶段构建中国经济学的体系和框架中，我们更要注重当代马克思经济学中的需要发展和完善的地方，而且要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方法、视角，而不是观点。同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借鉴和融合，并不等于西方经济学可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等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学的任何发展和创新，包括对西方经济学的借鉴与利用不能脱离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视野。（作者：周文系云南财经大学；朱富强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参考文献：

[1].张俊山.对经济学中‘资源稀缺性’假设的思考：兼论资源配置问题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关系[J].甘肃社会科学,2009,(2)：4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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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诺曼.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活的东西和死的东西[M],鲁克俭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4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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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M]，陈刚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29.

[8].莱文.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什么是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M],鲁克俭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5-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