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讲稿)

发布时间:2011-11-07 发布者:必威 浏览次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专题(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主讲人:王军

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及改革的初步探索

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最初是作为私有社会种种弊端的矫正物而出现的。科学社会主义者在批判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论证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中对未来社会的基本轮廓做出了预测性描述。未来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的经济特征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消灭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建立社会共同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的公有制。

2.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按比例地组织社会生产。

3.个人消费品采取按劳分配的方式,劳动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义务并具有直接的社会性。

苏联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恢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新经济政策,最终形成斯大林模式,即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公有制(其中国家所有制要占主导和决定作用)和计划经济。这一模式很长时间被视为社会主义国家唯一的也是必然的选择。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经济体制的选择上,也深受斯大林模式的影响,并最终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一)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作用

1.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的历史条件

在我国建国初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选择和最终建立,有特定的历史条件。

第一,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保持社会稳定的需要。

第二,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进行经济重建和发展的需要。

第三,苏联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后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快速增长的示范效应。

第四,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也是我国选择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因素

第五,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制度性特征。

2.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的历史作用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国依靠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经济获得快速发展。

作为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计划经济体制是当时的最优选择,也曾经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过重要的历史作用。

首先,计划经济体制对于宏观有效率的强调使国家能够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集中力量保障重点,为工业化的实现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

其次,依靠政府的力量,以公私合营、合作社的形式来实现改组、兼并和重组,可以在再不增加投资或少量增加投资的条件下,扩大生产规模,提高技术水平,实现由落后、分散的小生产向先进、集中的大生产的逐步转变。

再次,我国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下,通过行政手段分配短缺资源更有利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计划经济的弊端

第一,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

第二,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企业的活力。

第三,分配上平均主义严重,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样,严重压抑了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第四,片面强调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的发展,否定和限制其他经济成分的发展,造成所有制单一,非公有制在发展经济、活跃市场等方面的作用无从发挥。

(二)对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

《论十大关系》明确提出了“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党的八大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也取得了一系列积极成果。

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一次拨乱反正的会议,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历经29年的曲折之后终于迈向胜利之途的重要转折点。

放权让利、扩大经营自主权的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了突破。

早在改革初期,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就对这一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在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中央领导的积极推动下,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明确提出:“改革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决定》的通过既标志着中国由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全面转变,也标志着中国改革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

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国家对企业的管理应逐步转向以间接管理为主”,“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

1992年6月,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新的经济体制的建议,得到邓小平的赞同,并在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被最终确认。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把党的十四大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系统化、具体化,进一步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要把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作为21世纪前十年必须解决好的两大课题,并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2002年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指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是21世纪头20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2003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根据实践发展的要求,对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原则、目标和任务,这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建阶段已经结束,中国已经进入深度市场化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

市场机制的缺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市场机制难以保证国民经济总量的平衡。

第二,市场调节本身具有盲目性和滞后性。

第三,市场机制难以解决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

第四,市场机制不能有效提供公共和服务。

第五,市场机制容易造成外部不经济。

第六,市场机制不能消除垄断。

市场经济的共同经济特征包括如下几方面:

第一,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包括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等市场经济规律支配和决定整个经济运行。

第二,微观经济主体自主、能动。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市场价格信号的指导下自主决策,并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第三,政府通过间接手段控制经济。政府宏观调控不是通过直接行政指令实施,而是主要运用经济规划、经济政策引导市场机制作用的方向,调节市场供求,保持国民经济总量平衡。

第四,法治在市场经济中起着基本的保障作用。

第五,具有和健康的市场经济相适的文化支撑体系。

第六,建立覆盖整个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

第七,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模式包括以下几种:

第一,美国和英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

第二,德国、法国等位代表的欧洲大陆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

第三,日本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

第二,在分配制度上,坚持以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

第三,在宏观调控上,我们坚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三、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成就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所有制结构不断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建立。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国有经济掌握国民经济的命脉,有力地保证了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有利于防止两极分化、增加就业和促进公共福利的增长。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而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促进了商品关系和市场竞争的发展,有利于增强经济活力。在改革中我国所有制结构进一步优化,已经基本形成了国有、集体、个体、私营、外资和合资等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国民经济的微观活力不断增加。

第二,国有企业改革深入推进,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带动力不断增强。从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到承包制,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围绕放权让利、增强企业活力这一主线进行,并未改变传统体制下国家和国有企业之间关系的基本模式以及国有企业制度的基本框架,因而未能解决我国国有企业的许多深层次问题。1992年党的14大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1993年11月党的14届3中全会提出建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着力进行企业制度的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从政策调整转向制度创新。1997年党的15大提出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并指出:“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系在控制力上。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题,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我国国有企业按照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加快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党的16大确立了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2003年公务员成立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第一次在政府机构设置上实现了政府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与所有者职能的分离。党的16届3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的现代产权制度,让国有企业经过改革更具活力,经济通过结构和布局的战略性调整不断增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是事关国家性质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大事。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已经逐步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搞好国有企业、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新路。

第三,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初步形成,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显著增强。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由商品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房地产、产权市场、产权交易市场等各类市场构成的市场体系。1994年双轨价格并轨,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基本确立,绝大多数商品价格由市场形成,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中市场调节价所占比重都已经达到90%以上。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

第四,政府职能转换取得积极进展,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政府职能正从“划桨”向“掌舵”、从“全能”向“有限”转变。同时,减少了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以间接手段为主的经济调控体系趋向成熟,国家规划、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相互配合的机制初步形成,政府职能逐步向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转变。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逐步形成,加快僵尸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全免推进依法行政。

第五,收入分配改革逐渐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增强。追求社会的公平与公正一直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和核心价值,更重要的是成果共享,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我国在改革中逐渐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针对我国在收入分配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政府强化了税收调节和转移支付力度,整顿分配秩序。同时,以城镇职工养老、医疗、失业保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建立。在党的17大报告中,还提出了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的奋斗目标。

第六,经济社会法制化程度明显提高。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体系初步建立。市场经济是逐利经济,必须建立一套科学而严谨的市场法规体系来规范经济主体的行为和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作用的发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实施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措施的同时,加强市场主体、产权制度、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市场调控、经济调节和监管方面的立法,把一些比较成熟的制度用法律法规的形成固定下来,形成了由200多部法律、300多个行政法规和数以千计的地方法规、行政规章组成的较为完备的法规体系。

第七,同时,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经济体,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形成。同时,对外贸易管理体制不断完善,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内外资企业共同参与的多元化进出口经管格局;建立了中央和地方共同负担出口退税的机制;大幅度减少外伤投资的地域和行业限制,形成较为完善的外商投资和境外投资项目管理体制;内外贸一体化改革逐步推进,国有内外企业改制、改组、改造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取得积极进展;建立起了符合中国国情和国际通行做法,并与WTO规则相适应的涉外政策法规体系。报考涉外经济体制在内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开放型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2007年进出口总额首次超过2万亿元达到21738亿元,吸收外资连续15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对外投资快速增长并居发展中国家首位。截止到2008年12月28日,全世界已有77个国家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二)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从十四大报告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说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仍未达到最终目标,需要不断完善。“完善”的含义绝非在“差不多”的基础上修修补补,而是在改革过程中始终未能取得根本性突破的关键环节和重要领域进行攻坚和决战。经过30年的改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好改的、能改的都基本完全了,剩下的都是一些难啃的“硬骨头”,必须以攻坚的手段和决战的态度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2003年10月中国共产党16届3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也就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系统思路,即“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区域活力和竞争力,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从局部改革、单项推进阶段进入到全面改革、综合配套阶段,任何一项改革都必须在系统思维的指导下进行,以往改革中得政出多门、各行其是是必须向统一规范、统一政策转变,加强改革的统筹协调。在以更大的力量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坚持以改革促发展,用改革的方法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将改革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坚持以人为本,把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放在重要位置,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坚持规范地推进改革,及时把行之有效的程度协调起来,确保各项改革平稳推进。

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需要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我国已经走出了一条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道路,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但是,在保持公有制的主题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的同时,如何切实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这需要搞好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逐步扩大非公有制经济的准入领域;深化国有经济、集体经济改革,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鼓励、支持和引导;大力发展规范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第二,深化国有经济改革。国有经济是特殊的商品生产者,既要体系市场机制的要求,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又要体系宏观导向的作用,保障资源配置的宏观效率。国有经济改革涵盖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国有经济的进退调整,二是国有企业改革。其根本目的是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增强国有经济活力。要按照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不断调整国民经济布局,将国有经济改革上升到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系统改革层面,从系统改革的角度打开局面。要按照国有经济的性质和要求规划国有经济的制度设计。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主人是全体人民,要进一步完善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的社会治理机制,在企业内部要进一步完善企业劳动者参与企业管理和监督机制。

第三,转变政府职能。温家宝总理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建议的说明》中明确指出:“着力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重点是转变政府职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过程,也就是政府职能的转变过程,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全能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政府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是良好社会环境的创造者,是人民群众利益的维护者。目前我国政府在职能履行上仍存在越位、错位和缺位的问题,直接影响了其他方面的改革进度。政府自身的改革既是继续深化改革的关键,也是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因为这会涉及政府一些部门的既得利益,还涉及这个政治体制改革,具有较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第四,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现代市场体系不仅包括商品市场,还包括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等要素市场。目前,我国商品市场已经大体发育成熟,但要素市场的建设却明显滞后。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低,重要资源和能源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价格信号在资源配置中得作用常常被干扰和扭曲,市场规则不统一,市场准入机制不完善,不同地区市场之间的分割和某些行业的垄断现象仍然存在。17大报告提出:“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家里和健全统一规范的劳动力市场,规范发展土地市场,进一步发展技术、咨询等要素市场。要深化价格改革,并以生产要素价格和资源能源价格改革为重点,使它们的价格能够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和资源稀缺程度。要进一步发展商品市场、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要发展现代化流通方式和新型流通业态。要建立健全的个人征信系统要规范发展行业协会和市场中介组织。

第五,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近年来财政收入始终保持高位稳定增长,为财税改革创造了有利的时机。要建立和健全有利于促进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推动科技进步、节约能源资源、包含生态环境的财税体制;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各类金融市场,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成以及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完善国家规划体系,使国家的发展规划和地方的发展规划相衔接。在调控方式上,逐步做出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以总量调控为主,努力保持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基本平衡,也要促进重大结构的优化,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第六,进行社会事业领域改革。与经济领域改革相比,我国社会领域的改革仍处于比较滞后的状态。例如,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亟待完善,政府的公共服务亟待加强,公平与效率的冲突缺乏有效的社会调节机制。两极分化和分配不公的问题引发广泛关注。要从满足广大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出发,加快社会事业体制改革。改革的重点应集中在民生领域,主要在教育、医药卫生、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四大方面,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创建体制保障,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通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创造。我国改革开取得的伟大成就,已经充分显示了这一创造的巨大威力。改革开放式前无古人的事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需要不断向前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需要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完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极大地丰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中国模式的主要思路及其意义

1. 从“华盛顿共识”到“后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是位于美国华盛顿的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财政部)在20世纪80年代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形成的一系列政策主张,同意并接受这些主张往往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和任何发生危机的国家接受援助的条件。“华盛顿共识”最早的提法出现在1989年,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撰写了《华盛顿共识》,系统地分析了知道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包括汇率、利率、外贸和外资的自由化,建立和强化私有产权的法制体系,强化预算硬约束,消减财政赤字等,贯彻“小政府,打市场”的思路,追求政府角色的最小化和快速私有化和自由化。这套针对原来已经存在一定的市场经济基础,但是市场体系被扭曲的拉美国家设计的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政策组合,是希望通过私有化促进拉美国家国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形成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通过自由化,取消各种障碍,使转型国家那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于经济运行的干预。从实施的效果看,拉美国家除了玻利维亚因为具有一定的市场经济基础、国有企业数量不大和经济总量不大等条件,转型难度小,取得了成功,其他国家的改革都失败了。不仅如此,还出现了三次大的经济衰退:1994年的墨西哥危机,1997年亚洲、俄罗斯金融危机引发的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危机及其在整个拉美国家引起的严重衰退。据拉美经委会统计,推行“华盛顿共识”前的1950—1980年,拉美国家平降为3.2%,仅相当于过去的60%。及时是1994年和1997年两个增长最高的年份,也只有5.2%,还没达到过去30年的平均水平,而且失业率持续攀升,贫困人口明显增加。由于发展中国家私人资本相对弱小,私有化常常意味着削弱民族工业的实力,在此过程中还伴着巨大的腐败,官僚买办阶层更易和外国资本勾结,为了各自的私利,使国内财富外流,私有化成了外国化和腐败化;金融和资本领域的自由化,向外资开放银行和证券市场,使国际资本能够不受约束地迅速流入、流出,随意操纵金融、证券和外汇市场,谋取投机暴利。

“华盛顿共识”还对苏联和东欧国家产生巨大影响。东欧剧变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了一个新的舞台,使其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中发挥作用。于是,“华盛顿共识”就有了一块新德试验田—苏联东欧经济转轨国家。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平不具有应用“华盛顿共识”所应具有的必要前提条件,而是缺乏市场基础,国有经济几乎遍及各个经济领域,国家行政机构在经济运行过程中起着极强的调控作用。即便如此,根据“华盛顿共识”所制定的”休克疗法”,还是在一夜之间取消了计划体制,实行私有化。根据美籍波兰学者波兹南斯基在《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东欧国家和民族资本被剥夺》一书中的计算,苏联、东欧国家转轨以来,遭受打击最轻的匈牙利和波兰的国内生产总值损失率为20%,而保加利亚、罗马利亚几乎为40%,俄罗斯为50%,乌克兰为60%。推行以“华盛顿共识”为依据的“休克疗法”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在经历10年转型后,到2002年仍未能恢复到1989—1990年的生产水平。

“华盛顿共识”在实践中不断暴露出来的问题,引发了学者的反思和总结。1998年1月7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前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约瑟夫—E—斯蒂格里茨首次提出“后华盛顿共识”的概念,对“华盛顿共识”的“市场本位主义”进行了批判,呼吁经济学家超越“华盛顿共识”,将发展的目标定得更加广泛和长远,强调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后华盛顿共识”不仅关注增长,还关注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它还指出市场力量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应该让政府在经济成长中起更加积极的作用。“后华盛顿共识”是在总结了“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休克疗法”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和倒退后提出的,是对激进式转轨的否定和以中国为主的渐进式转轨的肯定。斯蒂格利茨提炼“华盛顿共识”时的实践经验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反面经验来自于俄罗斯和东欧实施的“休克疗法”的教训,而正面经验则来自于中国(还有部分来自波兰)。“后华盛顿共识”在否定“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对转轨经济提出了更多“指导性的建议”。

2.“北京共识”的提出

经过30年的探索,中国人民逐渐摸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初步形成了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立后,就有国外学者使用“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等提法。20世纪晚期,在拉美经济危机、东亚金融危机和俄罗斯“休克疗法”失败的同时,中国独具特色的道路上却创造出高速增长的奇迹,这引发了国际上对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发展道路的广泛关注。2004年5月7日英国的《金融时报》上,刊登了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的一篇名为《中国已经发现自己的经济共识》的评论文章。雷默在对照“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基于对中国经济模式及经济成就的分析,提出了“北京共识”。2004年5月11日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全文发表了雷默撰写的研究报告《北京共识》,这一概念随即成为国际社会的研究热点。雷默认为“北京共识”的特点是不受银行家意图的驱使、切合基本需要并寻求高质量增长的一种发展途径,对要求私有化和自由贸易遵循极为慎重的原则。其内涵是艰苦、主动地创新和试验(如经济特区),坚决捍卫国家疆土和利益(如在台湾问题上),深思熟虑、不断积聚能量并以其作为手段(如4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主要目标是在坚持独立的同时寻求增长。其准则是解决问题时灵活应对,因事而异,不强求划一;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变化,通过发展经济与完善管理来改善社会。其主要经验是使其他国家了解到,如何通过创新和实验找到适合本国发展的环境。除了经济策略,“北京共识”还考虑到了社会和国家安全策略。雷默认为这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的发展很重要。雷默的文章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映,中国的快速发展及支撑其快速经济增长的独特的“中国模式”一时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

2004年5月20日。美国的《国际先驱论坛报》刊登了题为《中国将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的文章,称赞中国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政治改革果断机智。英国《卫报》27日在《中国解决亿万人民温饱问题的经验》一文中谈到:中国的崛起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除西方发展模式之外的一种强有力的选择。墨西哥《每日报》24日在题为《中国:亚洲的地平线》的文章中,认为中国奇迹是依照自身情况理智制定社会经济政策的结果。《香港经济日报》在《“北京共识”:发展中国家的上位模式》一文中谈到,“北京共识”的核心是按照国情,走自己的路。英国《金融时报》认为,“北京共识”是帮助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工具。它像一种全球模式在吸引着追随者,吸引的速度几乎与美国模式一样快。2005年2月3日,香港《信报》刊登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彭斯教授的文章—《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独一无二》。斯彭斯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是独一无二的,虽然亚洲国家和地区过去亦曾经历过高速且持续的经济增长,但从未见过像中国那样规模庞大的经济体,在一段长时间内如此强劲的增长。它发展的规模和重要性之大和影响人数之多都是空前的。

3. 中国模式的主要思路

根据雷默的表述,“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在概念上是有区别的。“中国模式”是“北京共识”的一部分,即关于经济的部分,而“北京共识”的范围要更广一些,除了涉及经济发展的思想之外,更多的篇幅是分析中国外交战略所带来的影响。所以,可以把“中国模式”界定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独特的经济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产生的一个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模式”主要思路包括:

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是对立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又要符合中国的基本制度和具体国情,是因地制宜的改革和创新;

采取“分步走”的渐进改革方式,从重点突破、分部推进到整体转换;

在坚持公有制主体性和国有经济主导型的同时,积极发展非公有制和非国有经济;

把市场机制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与政府的宏观调控有机结合起来;

地方政府在改革与发展中发挥着特殊重要的作用。

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是一个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深刻变化的复杂的整体性过程,改革中统筹兼顾,努力实现全面发展;

在改革过程中兼顾改革、发展与稳定,市场经济的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服从以人文本的目标;

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保持政治体制的相对稳定,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在现实中根据时间的需要不断调整改革目标。

党的17大对于中国近30年的快速发展经验也做出了总结:“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思想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德伟大工程结合起来,取得了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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