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维埃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制度选择的基本特点与经验

从苏维埃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制度选择的基本特点与经验

何友良

社会变革和国家发展需要合适的模式和路径。政治制度作为最根本的模式和路径，决定着国家发展和社会演进的方式、进程和结果，是“理解历史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在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历程中，为寻求社会变革、民族复兴的政治模式和制度路径，从引用苏维埃制度，到改革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发展模式，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历了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这是一个反复比较、扬弃递进的理性选择过程，是在近代以来既定历史条件和目标追求下持续探索奋斗的结果，其间既反映了历史进程的艰难复杂性，又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民族发展路径选择的深刻思考与宏大智慧，显示出十分珍贵的特点和经验。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之际，回顾总结这些基本特点与经验，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和国家巨变的理解与认识。

一、将道义担承与制度优势相结合，始终以时代主题、历史责任和前进方向为基点，以国家民族和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为核心标准，寻求效能兼备的政治模式和动力机制，是中国共产党制度选择的根本特点和经验

中国共产党对制度的选择，首先与其博大的道义情怀密切相连。为国家民族谋出路谋复兴，为人民大众谋解放谋利益，是中国共产党自觉承担的历史使命和道义关怀。“铁肩担道义”，李大钊确切地道出了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的自觉要求，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为国为民的高尚情操和宏大气慨。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对制度模式的判断和选择，历来具有既高远又现实的双重意义。高远体现在反映时代主题和前途命运，始终瞄准着国家的未来发展；现实体现在讲求效应，能够真正为实现理想奋斗提供有效路径和可靠保证。正因此，在近代由器物到制度演化、中国许多政党团体将目光转向制度途径而显出巨大分野的大格局中，中国共产党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建党时的重要思考，概括地讲就是痛感于国势的衰危和人民的苦难，在经历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的摇摆不定后，立志改弦更张、回春再造，选取更具优势的政治制度来救中国，为此而对当时效用明显的苏维埃制度表示服膺。中国共产党认为，在当时条件下，苏维埃是坚持民族民主革命、动员和解放工农大众，改变所有旧的阶级和社会关系，“造成新中国”[1]P392的适用制度。因此，将苏维埃制度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联为一体，“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选择的制度路径。在与国民党合作领导革命的尝试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立即走上独立领导革命、“以苏维埃救中国”的途程。显然，中国共产党起始就是将道义责任与制度优势相结合，围绕着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主题进行制度选择——在当时，这一选择蕴含着变革社会、解放人民和创建新中国的内在要求与逻辑，反映了制度创新和制度救国的政治诉求。

同样的思路与特点，继之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中鲜明地表现出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百年来备受凌辱的国家民族，开辟了社会发展的广阔前景。早在1940年代，中国共产党继续阐述了关于国家发展的思路，即从新民主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思路在建国之初得到确认。1954年，提出了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总任务。1956年，中共八大宣布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全党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至此，中国共产党将社会主义确立为根本的社会制度，开辟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建设相联并进的发展道路。其后，在改革开放的新进程中，进一步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实现了制度选择和发展道路的新飞跃。

中国共产党坚定地选择社会主义制度和现代化发展方式，仍然建基于两个基本事实：一方面，急切地要求改变国家面貌，快速实现民族复兴；另一方面，认为社会主义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等显著的制度优势，又受到苏联建立社会主义而迅速走上现代化的深刻影响，由此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有助于快速改变中国落后和摆脱人民贫困，快速实现民族复兴的坚定理念。对于国家落后和人民贫困，中国共产党有着极为深切的体认。1954年6月，毛泽东耿耿于怀的是中国工业的落后，“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工业水平比印度还低”。这种认识和焦虑，在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等开除球籍等话语中一直清晰可见。因此，他们将社会主义和现代化作为改变落后贫困、实现民族复兴的通途，断言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摆脱贫穷，避免两极分化，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实现民族复兴；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局部地区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这将导致民族、区域和阶级矛盾的发展，发生闹革命的问题。显然，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制度选择上有着深刻的考虑，决非一时激情所然。概括地说，中国共产党热切渴求尽快摆脱贫困、复兴民族，这种渴求，一方面，促使他们着力推进国家的现代化事业，决心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另一方面，更促使他们在经济基础薄弱的条件下，着力寻求一种能够有效加快民族复兴、保障共同富裕的制度模式和动力机制，选择确立一种与近代和别国不同的基本制度和发展道路。不言而喻，这种制度和机制，就是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振兴中华、泽惠人民的目标，是中国共产党为国家民族选择的发展道路、为维护和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确定的正确路径。由此，彰显出中国共产党的制度选择，由其自觉承担的时代使命所决定，而国家民族和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则成为其制度选择的核心标准。

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建国前后的制度选择，尽管呈现出革命与和平两种不同方式，有着异质与同质性变革的区别，但无论在思维特点、制度认识还是道义担承、目标追求上，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都是围绕并服务于民族复兴的宏大伟业，体现出一以贯之的探索奋斗。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选择，在制度模式和效用实现上，进入到更加自觉的阶段，更是自不待言。

二、强调尊重本国历史文化与实际情况，既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又有志于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特色，具有中国气派，是中国共产党决定政治制度兴替的基本依据

中国共产党将制度选择与国情相结合，是1930年代后期开端并在其后逐步走向自觉的。一定的政治社会制度，产生于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土壤，反映一定国家的基本国情，与一定国家的具体情况相契合，是中外制度史上的普遍现象与规律。中国共产党的自觉认识与历史选择，还直接来源于三个重要因素：

（一）对自身实践和经验的总结。中国共产党对制度选择与国情分合的利弊，有着切身的体验。因此在对中国化、中国式的认识上，先后出现三次带有飞跃性的高潮：其一是1940年前后，总结采用苏维埃制度而不适合中国实际的重大教训，在放弃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明确将认清中国的国情，作为“认清”和“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提出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以摒弃教条主义，形成新民主主革命理论与建国大纲，进而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其二是1950年代中期，鲜明地提出“以苏为鉴”，摆脱苏联模式影响，走出和苏联不同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毛泽东当时表达的核心思想，就是要结合中国具体情况“走新的道路”，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三是改革开放后，总结此前曲折乃至惨痛的教训，提出中国式道路以区别于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确立了中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和“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的方针，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三次认识高潮，在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同时，也在政治制度上开创了适应中国国情、突出中国特点、具有中国气派的新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1]P58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制度模式上的重大创举。

（二）对现代化目标下落后的经济社会现实的认识。站在现当代的时代节点上看国情，不仅要看到深厚的历史文化因素，而且要看到甚至更要关注经济社会落后的现实。因此，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历来强调，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国家大，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经济、技术和教育落后，因此“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从根本上说，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意味着要有适合中国特点和情况的新道路新方法的探索和创建。这样一个真正艰巨的工作，是由择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制度和政策而卓越地完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适应了中国经济社会不发达的基本国情和快速发展的内心追求，又较好地解决了一般社会主义理论和价值观与现代化理论和价值观之间客观存在的矛盾，形成了中国式发展的新理论新制度。这个新制度，根植于民族历史文化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本质上由中国在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所决定，又与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急切寻找国家变革发展道路的历史文化心态相契合，凸显出强烈的中国情怀。它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制度选择具有内生性，本质上是中国实际和现实基础的产物。

（三）对时代使命和人类责任的承担。“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毛泽东这句广为人知的话，表达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人类发展上要有承担和贡献的思想，也一直成为其制度选择上的一种内在动力。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实现了历史上没有的东西”，构成了社会革命史上的历史创造和丰富内容。新中国建立后进一步继承发展，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国两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等等。这套制度体系，如在人民当家作主、扩大人民政治参与的政治理念下，以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在统一战线的理论指导下，以政治协商会议作为各阶级阶层的政治联盟；在民族团结和复兴理念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一国两制等等，既适应了本国的政治现实和历史文化特点，体现了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社会发展阶段、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等重要因素，又表现为对人类政治制度的创新和发展，而成为人类政治制度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

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在制度选择上的经验与贡献，不仅在于强调要尊重国情和适合国情，而且在于如何尊重和适合国情，选择并实行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模式，从而不但为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指导和制度保证，而且为人类社会的进步贡献了又一种政治模式。正如有论者所说，“中国模式”为世界走向现代化拓宽了途径，丰富了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促进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

三、重视学习世界先进经验与坚决拒绝西方政治制度，浓烈的历史记忆和开阔的世界眼光交相融合，积淀成为中国共产党认识世界、决定制度弃取的深层政治与文化心理结构，在其制度选择中呈现出极端重要性

在制度选择和构建中，如何对待、吸收和利用别国先进经验，形成正确的制度路径和政治构架，从来是一个高难度的大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盛衰荣辱和人民群众的幸福安宁。中国共产党处理这一重大问题的基本特点和经验，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以宽广的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对待和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将学习外国视为制度选择的必要条件和尊重人类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的自觉认识和行为。因此，在中国共产党从苏维埃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选择与构建中，学习外国先进经验的内容，可以说比比皆是。它们被消化为中国经验的有机成分，成为中国特色的政治思想成果。就其基本点而言，比如反对照搬别国模式，同时尊重别国经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同时认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有世界眼光，“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要学习外国，走向世界，勇敢参与经济全球化，吸收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尊重世界多样性、促进世界多极化等等。所有这些，无不具有大气度和包容性，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把握世界潮流，将制度选择置于人类整体发展中考量的眼光与思考，是中国共产党将民族复兴、世界文明发展与制度选择融为一体进而以定取舍的具体表现。由此，也就使制度选择具备了广阔的世界视野和丰富的人类文明营养。

不忘历史教训，坚决拒绝西方政治制度。这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公开阐明的制度选择立场。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决定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时，毛泽东即明确指出，我们采用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3]P136其后，中国共产党历任领导人都反复强调，绝不能搞西方式的多党轮流执政、两院制、三权鼎立，[4]P220“我们需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5]中国共产党如此坚决地拒绝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历史的记忆尤为深刻。

这种历史记忆，表现为几种不同的形式。一是对清末民初采用西方模式而引致社会乱象的批判性记忆。当时在中国采行的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都是来自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两者相继出现，激烈竞逐。结果是在取代君主立宪制后，效仿欧美的民主共和制，也很快因北洋军阀的统治而变样，不息的独裁、政争、操纵与战乱，给新生的民国带来难堪的丑恶与罪孽。这个场景，在二三十年后毛泽东的记忆中，就是“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经臭了”。[3]P136二是对自身曲折经历的反省型记忆。这主要是对土地革命时期和新中国建国初期，曾经套用苏俄模式造成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损失，中国共产党自己有着深刻的反省和总结。三是对近代百年间西方国家侵略中国的痛苦性记忆。对此，外国政治家也看得很清楚。如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在驳斥所谓“中国傲慢论”时指出：“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有着很强的集体记忆。不要忘记，19世纪对中国人来说是个遭受屈辱的世纪。不仅是军事上的屈辱，也是贸易上的。鸦片战争迫使中国人进口鸦片，并强迫中国签署了不平等的协议。对中国人来讲，欧洲人就曾经深深羞辱过中国。”[6]中国共产党富有世界眼光，同样富有民族立场。三种形式的历史记忆，长久深刻地保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头脑中，生成为一种深层的集体文化心理，影响甚至主导着他们的认识与决策，导致他们在制度选择中很自然地保持着警惕和审慎，断定资本主义制度不能救中国、没有也不能改变中国落后和摆脱人民贫困。历史的记忆，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决定制度取舍的重要因素。

当然，中国共产党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拒绝，还与另外两种观察密切相关。对西方政治制度并不具备普遍性效用的观察——由于制度生成条件和适用土壤的不同，同样实行西方政治制度的许多国家，并未生出国强民富的花果；对西方政治制度内在缺陷的观察——这些缺陷，在无力解决不同阶层的利益冲突、利益集团和政客的操纵以及在经济危机中，都暴露出来。这两种观察，强化着中国共产党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分析与判断。

四、中国共产党制度选择的又一特点与经验，也体现为适应和满足存在的需求。其选择最初都有应对迫在眉睫的政治或经济危机的因素，其后则有保证独立、自主和安全的考虑，凸显出制度选择的现实性意义

满足存在的需求首先来自于解决直接的生存危机。苏维埃制度的采行，最直接的原因是遭到排斥与杀戮。突然降临的生存危机，在断绝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建国方案认同的同时，也使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陷入生死存亡的境地。于是，中国共产党将苏维埃制度作为革命的政治、组织和社会模式，奋起领导土地革命。革命性的制度选择使面临灭顶之灾的中国共产党，具有了与国民党对抗的制度竞争力，从而在危急时刻争取了工农大众，解决了生存之需。纵观历史，这样大的生存危机，其后还曾几次发生，这就是因日本侵略造成的民族存亡危机、因革命胜利面临西方列强严厉封锁、因文革动乱导致国家陷入经济崩溃边缘等。在危机面前，中国共产党义无反顾地审视既定制度，果断地作出因革取弃，前有放弃苏维埃模式，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社会政策，最终取得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的伟大胜利；后有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改变脱离实际的制度设置，另辟新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结果赢得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飞跃性发展。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历来的制度选择与创置，出发点在解决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在满足存在的需求。

如果说，存在的需求最初表现为应对生存危机，那么，进一步也表现为保障国家的独立与安全，涉及更深一层的采行什么制度才能实现有效保障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制度选择与国家独立安全是一个铁的因果律。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的105年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打过中国，除抗战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中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所以如此，中国“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这就是说，不是没有社会制度，而是社会制度不行，不能够应对列强侵略和保障国家独立。因此，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进行现代化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从制度和物质两方面着手求取根本解决的办法。中国共产党屡屡拒绝西方政治制度，认为如果在政治制度上搞西方那一套，就会国无宁日、民无宁日，十多亿中国人连饭都会吃不上，那样，对中国人民、对世界都是一个大灾难。[4]P220这正是从国家独立安全角度对制度的判断，也包括接受近代中国以及其他国家采行西方制度后受列强控制操纵和动荡不止的历史警示。从保证国家独立自主和安全角度观察选择政治制度，不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是中国共产党的既定方针和坚定原则。

制度的选择取决于“存在的需求”，不能脱离实际、好高骛远，不能耽于想象、心血来潮。中共制度选择的这一特点与经验，是对人类制度史的重要贡献。

五、纠错与改革并举，创新与发展交融，由纠错而创新，由改革而发展，不断根据新形势新任务实行制度的扬弃与完善，扩展制度的内涵与模式，呈现出制度因革的自觉性和在不断总结经验中行进的坚定性特征

制度择定并非一劳永逸之事，而要经过艰苦的实践、检验、完善与发展，去伪存真、创新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制度选择与构建上的又一基本经验。它体现在两个紧密相连的方面，即纠错创新与改革发展。

前者的经典事例有放弃苏维埃制度。如前所述，苏维埃制度是在当时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以革命改造国家和社会的制度框架和路径选择。在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发挥其基本价值的同时，也发现了其不适应中国社会和革命实际的内在弊病。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适应抗日救国的新形势新任务，果断地纠正苏维埃制度下的脱离实际的“左”倾错误政策，直至迅速取消苏维埃制度，并将其作为在抗战时期及其后思考制度建设和社会政策的“最好的和最切近的参考”，促成了中国共产党在引进外国经验与结合本国实际、创造符合本国特点的思想理论、制度模式和方法策略上的飞跃，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建和中国社会制度的大变革。类似经典性事例还有文革结束后，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和对新中国建立后长期盛行的“左”倾错误的纠正，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制度创新成为高频率出现的词汇乃至基本政策。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在制度因革上并不保守，尤其是在全国执政、没有反对党力量制衡的政治格局下，坚持正确估量时代形势和目标任务，自觉发现和修正错误，及时实行制度的扬弃与完善，确实难能可贵。由此，也凸显出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可贵政治品格。

后者的经典事例是改革发展社会主义，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制度选择实践中，实际上还存在着制度自身发展的需求。社会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和制度，也是发展的理论和制度。立足改革和发展，既坚持社会主义的科学原则，又结合中国实际运用和发展社会主义，形成长久有效的保障现代化建设的制度框架，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坚持的准则。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根据当代时势和要求，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形成邓小平理论。继之，不断因应时代要求，相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制度性思想，持续充实拓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内涵，日益展现发挥着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以改革开放、与时俱进的方法论思维，强化着发展创新的观念，要求相对固定的制度构建，也必须随着客观事物及其内部联系的变化，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变化、充实提升。从实质上说，将制度的选择创建与制度自身发展的需求内在地结合起来，从而在根本上反映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集中代表中国人民对现代世界和人类发展制度的科学认识，正确把握中国发展进步的脉搏和方向，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既是中国共产党制度选择的重要经验，也是在理论和制度上对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和贡献。

中国共产党90年来的制度选择，是一件融汇着精深思考与智慧、充满科学理性的大事，决非一时的偏好或激情所能成就。从根本上说，在20世纪的时代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对制度选择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探索客观历史发展规律又不断反映中国实际的寻求中国道路的过程，也是一个既不断吸取世界文明成果又不断告别和抛弃苏联模式的过程。这个过程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制度选择，始终凸显着反映和实现国家人民根本利益这一核心原则，科学理论的指导、道义的担承、中国的情怀、历史的记忆、生存的需求、纠错创新的能力等等，共同发生着作用，汇聚成强大有力的支持系统，促成中国共产党在制度认识和选择上高瞻远瞩、递进发展。简略地说，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由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来决定，必须与历史文化、中外时势、客观实际、经验知识和发展目标相切合，是中国共产党在制度选择上最为基本的特点与经验。

中国共产党制度选择的经验还证明，制度选择及其正确与否，决定着国家民族的盛衰兴亡。有学者指出，20世纪以来世界人口和生活标准的超常上升，以及不同国家在经济增长率上的显著差异，在很多方面与特定的制度、价值观和社会秩序有关。[7]P4在近代百年屈辱中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用几十年的时间，即创造了令世界震惊的经济发展奇迹，快速地缩短着民族复兴的路程，究其原因，最根本的就是选择了一个越来越得到世人公认的“中国模式”，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凸显了中国的制度优势”。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制度选择，开辟了国家民族快速崛起的通衢大道，它以丰富的理论思考和经验累积，展现了历史发展的生动内容和主流本质，已经并将继续为社会的进步、民族的复兴和人类发展模式作出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1]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Z].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3]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4]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8-12-19.

[6]姚立.驳斥“中国傲慢论”[N].光明日报，2011-03-19.

[7]〔德〕柯武刚，史漫飞.(韩朝华译)制度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来源：《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