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新取向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新取向

胡乐明

自《资本论》出版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与研究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展，并呈现愈益多样化趋势。二战后，各种各样研究成果和分析工具被用来克服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的“缺陷”或被用于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形成几种值得关注的理论倾向。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融合”

二战之后，各种各样的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和分析工具被不断用来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以“沟通”、“融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中，部分学者试图“沟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联系”，部分学者则试图“沟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联系”。

1942年，英国著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在其《论马克思的经济学》里第一次明确提出，“用现代分析更为准确和细致的方法来重新考察马克思观点”，“沟通”马克思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之间的“联系”。尽管罗宾逊提出“沟通”马克思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是基于发展凯恩斯经济学角度，但是作为一种回应，当时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者从他们认为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角度，为了改变他们认为的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停滞”趋势，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对凯恩斯经济学的“宽容”，或多或少地顺应了“沟通”的呼吁。斯威齐、巴兰以及米克等人在他们的研究和著述里明显地体现了这种取向。

保罗•斯威齐于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是反映当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研究特点的代表作。该书对马克思逝世之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些重要的理论争论作了概述，并对当时一些“正统”理论观点提出了“挑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他对“消费不足论”在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方面的意义的肯定。他通过详细考证认为，“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实际上是一个钱币的两面，在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时，“用‘比例失调’来否定‘消费不足’的做法是不正确的”。显然，他对“消费不足论”的肯定与凯恩斯所倡导的“有效需求原理”有着某种内在的对应关系。此后，斯威齐与巴兰合作的《垄断资本》一书用“经济剩余”范畴替代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范畴，强调了剩余价值的实现而非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了由“术语的更换”到“理论见解的必要的转换”，继续着“融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努力。

1956年，罗纳德•米克的《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一书详尽地考察了劳动价值学说的发展史，论证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真正的科学。然而，米克撰写此书的初衷之一，却是希望通过对劳动价值学说史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建筑“某种桥梁”。并希望，“在这个时代里，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将由互相攻击对方的虚伪性和不学无术，而转变为互相了解和评价对方的观点，双方进行和平的竞赛，看看谁能对经济现实给予更正确和更有用的分析。”他的这一主张，显然是对当时西方经济学界流行的“沟通”马克思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思潮的一种回应，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者的响应。此后，在1966年该书的第二版序言，米克还对“斯拉法－马克思命题”进行了对照分析，认为斯拉法与马克思的模式之间存在着有趣的“类似”。

随着70年代“凯恩斯革命的革命”的兴起，“沟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努力趋向沉寂。但是，“沟通”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取向却悄然兴起。约翰•罗默等人的研究便是这一取向的典型代表。作为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罗默明确宣称，“在我看来，在过去200年里，经济学理论的主要成就是对经济中的价格决定和收入分配有了一种相对完整的系统表述，即人们所说的一般均衡理论”;“标准的社会科学的方法并不像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感觉的那样充满资产阶级的味道”，“那些方法可以富有成效地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因而，罗默认为要解决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种种问题，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和分析方法不仅是适当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在其《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1982)一书中，罗默便试图把马克思关于阶级和剥削的理论改造为建立在个体理性行为的基础之上，运用一般均衡模型和博弈论工具，经过严密的数学推导而得出的“一般剥削理论”。从而，提出了非劳动价值论的剥削概念:剥削归因于个人的不同禀赋以及他们的不同偏好。由此，阶级和剥削理论就独立于劳动价值理论，马克思的剥削和阶级理论就被解释为标准的新古典经济模型。

与上述学者不同，另有一些学者则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沟通”与“融合”。以米歇尔•阿格里塔、阿兰•利比茨等人为代表的“调节学派”和以M•戈登、塞缪尔•鲍尔斯等人为代表的“社会积累结构学派”便是这一取向的典型代表。“调节学派”试图以马克思的制度经济理论为基础，并从布罗代尔等人的年鉴学派和波拉尼、熊彼特等人的理论汲取灵感，从高度抽象的概念如生产方式，分离出若干中介概念如积累体制和制度形式，用以解释经济行为体在相互作用时表现出来的规则性，分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转变，建立一种研究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演化的理论框架。与“调节学派”一样，“社会积累结构学派”对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所作历史的、实证的、具体的考察，也深受制度学派的影响。在他们看来，社会积累结构是资本主义积累过程赖以进行的制度环境和制度集合体，既包含经济制度，也包含政治、法律、思想文化制度;既包括国内制度，也包括国际制度。一个长时期的、相对快速和稳定的经济扩张需要一个有效的社会积累结构。一个社会积累结构在一个时期内会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稳定，但跟随其后的是一个较长时期的停滞和不稳定时期，直到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积累结构。资本主义经济的每一个长波都与不同的社会积累结构相联系，而且长波与社会积累结构相互独立、相互决定。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后现代主义阐释

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后现代主义阐释便成为了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一种重要取向。其中，部分学者如詹姆斯•奥康纳等努力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框架内展开研究，尝试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后现代主义的建构性思考;另有一些学者如让•鲍德里亚等则试图以后现代主义“解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2000年，美国学者埃纳斯图•斯奎帕尼提在美刊《马克思主义反思》春季号发表的《经济学的后现代危机与后现代主义革命》一文明确界定了经济学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区别。在他看来，现代主义经济学具备这样四个特征:确信经济学是一门关于“理性人”的个体存在的社会科学;一种实体论的价值论;社会结构均衡论;人类主体能根据积极而普遍的既定目标塑造世界。简单说来，现代主义即是“决定论”和“实在论”。后现代主义经济学则具有这样的趋势:无人本主义本体论;对实体主义的价值论的否弃;解释社会关系结构时不诉求一般均衡理论;把历史解释成一种目标开放的过程。区分现代主义经济学与后现代主义经济学的另一种适当的方法是三重二分法:中心/非中心，有序/无序，确定/不确定。在他那里，现代主义经济学与后现代主义经济学似乎是截然对立的。

事实上，许多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非常关注无序、不确定、结构变异、历史时间的演化过程与意识形态等内容，能够向后现代主义的重构敞开大门。1997年，詹姆斯•奥康纳发表的《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书围绕着“可持续性发展的资本主义是否可能”这一问题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批判。奥康纳认为，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资本主义发展对社会造成的破坏方面属于一流的理论家，但他们确实没有将生态破坏置于资本积累和社会经济转型理论的中心位置。因此，必须把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学关联起来，重新思考自然界在历史唯物主义之中的地位，把“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引到历史唯物主义中去，实现其内延和外扩。在他看来，劳动关系是由各种文化实践、技术和工艺水平、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的发展水平、维持劳动价格稳定的能力、阶级的力量等元素多元决定的，因此即使处于同一生产力水平之下，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也是不同的。同时，“自然”的生产关系意味着自然条件或自然过程的一定形式，对于任何一个既定的社会形态或阶级结构的发展，能够提供更为多样的可能性。总而言之，社会劳动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它与文化和自然界、语言和主体间性、生态学之间是一种调节与反调节的关系。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后现代主义“重构”，奥康纳展开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分析，提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并存的“双重危机”理论，指出了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和联合发展给全球带来的灾难。

与奥康纳不同，“后现代主义的牧师”鲍德里亚强调了后现代性与现代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断裂关系，并在《生产之镜》(1973年)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1981年)等论著里试图“解构”马克思理论体系的“根深蒂固的核心”即“生产主义”或生产方式理论，并代之以“消费主义”与“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他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不同于马克思所分析的生产时代，消费构成了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逻辑。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消费”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已经大大溢出了人与物品的关系和个人间的关系，延伸到历史、传播和文化的所有的层面。因此，必须放弃以“生产之镜”反映现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走向“超现实”的“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旨在将使用价值从交换价值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没有超越资本的逻辑和物质生产的思维方式。在当代社会，物质生产已经被媒介生产所取代，物体的实用功能维度已经让位于通过符号标识的“符号－物”的维度。通过“符号－物”的占有和消费，个体将自己的社会地位凸现出来从而使自己不同于他人。这样，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完成了一种支配与控制，即通过消费者主动地进入到消费社会之中，并通过“符号－物”的消费无意识地认同了消费体系以及相应的社会体系。显然，尽管鲍德里亚认为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发展，但是实际上他已经与马克思分道扬镳。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泛经济学化”

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同时，马克思的经济分析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分析相互依赖、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因此，马克思之后尤其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除了经济学专业化的努力之外，也存在一种跨越经济学科边界、融合多学科研究的“泛经济学化”取向。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及其“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无疑是这一取向的典型代表。尽管《现代世界体系》目前只出版了3卷，却已构筑起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在沃勒斯坦看来，资本主义是一个侵犯地方自治，使全球相互依赖，按照商品生产的需要重组社会关系和文化内涵的历史过程。只有将资本主义看成是一个世界体系，并用以解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才能真正读懂马克思，才能理解资本主义的演进特征和发展规律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因而，必须以“世界体系”而不是“民族国家”或“社会形态”作为分析单位。作为一个不平等、不平衡的结构体系，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趋向于在自身发展过程当中不断扩大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和社会差距，中心化和边缘化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的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作为一种“历史体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遵循着“上升－平稳－下降”的周期性变化规律，呈现出长周期和中短周期不断地交叉发生的复杂状态，并且目前已经陷入了体系危机，正处于向新的秩序转换的混乱时期。然而，由于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没有一种办法能让一个单独的国家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解脱出来，由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开启的世界“反体系”运动将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其他地方继续发生，资本主义矛盾将带来世界范围内“反体系”力量的联合，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替代物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必将出现。显然，尽管沃勒斯坦的理论体系相对缺乏概念的准确性和分析的严密性，但是却较好地遵循了马克思的理论传统，坚持从经济分析出发，融合了众多学科资源和研究方法，实现了以整体性思维和复杂性思维为特征的“总体性”研究。

与沃勒斯坦不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已经大大超出了“社会生产关系”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定的研究范围，甚至不是从技术、所有制和交换关系等层面来研究“经济”本身，而是把它作为一种政治的和文化的关系来加以研究，从而背离了马克思经济分析的理论传统，变成了一种“经济”的哲学批判、文化批判甚至语言批判。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的一种延续和反映。20世纪80年代初，佩里•安德森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历程进行了历史性考察之后指出，马克思本人的研究工作相继从哲学转到政治学再转到经济学，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颠倒了他的路线。大萧条之后，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之中对于资本主义大量的经济分析大都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日益兴起的哲学分析、文化艺术和意识形态研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产生了致命性的分离，切断了它本该具有的、与争取革命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的纽带。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葛兰西和柯尔施等人认为，必须重新确定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相互关系，二者关系不应理解为决定者与被决定者的关系，进而公开贬低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2010年，加拿大学者阿兰•弗里曼于英刊《资本和阶级》第34卷第1期发表的《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一文指出，资本主义当前面临1929年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影响力却没有显著增加，其原因正是在于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流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的一股思潮:“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一种试图将马克思的结论与其经济理论相剥离的系统性尝试。作为对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所谓的机械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的不满，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日益转向葛兰西、卢卡奇和柯尔施所关注的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或美学等研究领域，同时却忽略了像H•格罗斯曼与R•罗斯多尔斯基等人提出的富有挑战性的经济理论。

四、简要评论

M.C.霍华德和J.E.金指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有四个方面的本质内容:(1)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性质以及必然包括其中的阶级斗争是不可回避的现实;(2)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一些关键问题包括再生产的较为狭隘的科学技术问题、再生产的意识形态的冲突问题等具有重要的分析意义;(3)强调再生产过程的矛盾性特别是强调不同阶级和阶级分化可能产生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威胁;(4)抓住世界经济体系“不平衡发展”这样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说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可能平稳而协调发展。在霍华德和金看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各种取向只要能够坚持上述四个“本质”，就能够既不失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来面目，又能在未来的社会研究领域成为一种充满生命力和进步的研究纲领，否则只会导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消失”。霍华德和金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的界定未必科学，但是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各种取向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各种取向或探索既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也具有重要的警醒意义。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必须合理借鉴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成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长期占据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地位，这一现象本身就值得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借鉴和思考。应该承认，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逻辑是值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汲取和借鉴的。但是，阶级立场、价值取向以及哲学基础的不同，注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可能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完全融合。罗默等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化的努力只能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曲解，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质的东西被稀释、淡化甚至被抛弃。至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尽管凯恩斯开创了宏观经济分析，否定和批判了萨伊定律，承认有效需求不足会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相互借鉴提供了更大的可能，但是，他的宏观分析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主义方法，他的有效需求原理与马克思建立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基础之上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也是格格不入的。

作为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制度学派和演化经济学对于历史演进过程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吸收和借鉴演化经济学的优秀成果，挖掘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的制度分析和“演化”思想，可以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解释分析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方面获得更高的成就，同时也可以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的一些比较固定和僵化教条式阐释进行校正。但是，制度学派和演化经济学不仅反对高深的数量模型系统，而且也不赞同以逻辑体系和理论模型系统解读现实。虽然在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制度学派和演化经济学同为“异端”，但是它们不仅不具备天然的“同缘性”，反而也存在本质的差异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历来注重从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获取理论支援与创新灵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后现代主义阐释推动了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以及当下人类生活现象层面的关注。但是，必须注意运用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来解读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而不是把它们割裂开来并抽象地对立起来。《资本论》作为一部“百科全书”不仅为后现代主义等哲学思潮的解读敞开了大门，也为各种社会科学知识的“注入”提供了空间。应该肯定，沃勒斯坦等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综合化与跨学科化取向，有效地实现了在诸种复杂要素之间的集聚和整合，实现了经济学与哲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生态学甚至女性学、建筑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凸显出马克思主义分析现代复杂经济社会系统内部矛盾的优势。

但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统摄之下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泛经济学化”，不仅模糊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特定研究对象，从而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而且也贬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地位，从而降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分析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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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经济研究》201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