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如何应对价值体系挑战的

美国是如何应对价值体系挑战的

黄树东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能够成为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风靡世界的主流思潮，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20世纪80年代之间，人类追求的不是新自由主义所代表的价值体系。当时人类追求的是公平和正义，在经济上追求的是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多种形式的干预而实现不同程度的公平。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对于公平的追求受到了严峻挑战。在西方经济学体系内部，这种关于公平的历史争论主要体现为两个经济学派的争论。有人转换历史话题，将这场争论转换为关于自由和效益的争论，那种关于政府干预既没自由又没效益的命题开始逐步形成，他们甚至认为，政府干预带来的公平是社会进步的障碍，而不公平则是社会前进的动力。这些虚假的历史命题成了新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是全球化的核心价值。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之所以最终风靡世界，得益于美国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两件事。这两件由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分别主导的不太引人注目的事，终于让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成为一部分人的信仰。

一、凯恩斯主义：前全球化时代的信仰

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使西方面临严峻挑战。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原则受到了普遍怀疑，资本放任的自由受到普遍限制，传统的市场体制逐步让位于普遍的政府干预。自由市场经济历史性地退却，政府干预历史性地上升。凯恩斯主义逐渐成为西方的正统。凯恩斯理论、经济政策、体制性改造形成了凯恩斯共识。这个共识的核心就是市场经济不能自动趋向均衡，政府必须通过干预在资本和劳动者之间实现某种平衡，实现某种公正和平等。

以限制资本自由为特点的政府干预开始成为西方的历史现象。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公正开始受到重视，资本的效率不再是财富创造和分配的唯一动力和判断标准。在追求经济效益和公正平等的过程中，政府的干预和规范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不只是经济的服务者，而且也是经济的管理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模式成为欧洲重建的基础。战后建立的以“美国—欧洲”为中心的国际经济体系，包括IMF和世界银行，就是按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而设计的，体现了西方对30年代大危机的历史性反思。那种体制严格限制了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在西方几乎人人自称是凯恩斯主义者。只有极少人公开宣称市场必须是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的唯一决定者；企业必须赋予完全的自由；政府必须减少对经济的干预；经济模型必须是“大市场，小政府”。

在新自由主义兴盛以前，除了一部分国家实施计划体制外，西方集团早已形成了政府干预、政府管制的混合经济体制。许多国家甚至实行国有制，通过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来保护劳工的利益，通过一定的法律法规和政府干预来限制资本的权力。政府干预、社会公正、社会福利等口号在西方逐渐成为主流。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美欧实施了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在诸如教育、失业、养老、健康等方面为全社会提供不同程度的保障。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充分就业，而不是“资本的效益”。

这种公正和平等的历史潮流同时也体现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政治经济舞台的中心议题既不是全球化，也不是新自由主义，而是贫富不公和“南北关系”。那是前殖民地国家和其他新兴国家由于共同的历史遭遇而有高度认同感的时期，是第三世界联合起来争取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时期。与其交织在一起的是两霸对抗和西方体系内部对美国挑战的时期。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世界主流特色之一就是在国际关系中追求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和公正；在一国内部追求各阶层间的公正。这种平等和公正，不是后来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推行的“过程平等”，它追求的是最后分配的相对公正（不是绝对公正）。这种相对公正是要在承认和接受不公正的前提下，营造一个让弱势群体和弱小国家都尽可能获得最大优惠的体制环境。

这种追求公正的思潮反映在经济体制上就是政府干预，反映在国际经济秩序上是政府对资本流动的限制。总之，那是一个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受到限制的时代，是一个认为资本理当受到限制的时代；那是一个弱者联合在一起寻求社会公正的时代，是一个能理直气壮地寻求社会公正的时代；那是一个反对南北两极分化、反对旧有国际分工的时代，是一个能理直气壮反对南北分化、反对旧有国际分工的时代。

平等和公正是写在那个时代许多国家旗帜上的主要原则，是那个时代大多数人追求的目标，平等和公正是历史的良心。

然而，平等和公正这些抽象的价值，必须建立在具体的经济体制和国际经济体制上面。公平的体制要建立在体制的公平之上。

所以，那个时代的主题是寻求并建立一种得以保障这种公平的世界体制，这是人类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几十年中探索的主要目标。

二、新自由主义：丛林法则对公平的侧翼进攻

上述寻求公正和平等的历史潮流，一开始就受到另一种思潮的反对。这种思潮和历史上所有貌似公正的思潮一样，强调程序的公正和过程的公正。本来程序和过程是人类追求自己福利的手段，但是这种思潮认为手段就是一切。只要手段是公正的，结果也就是公正的。我们且不讨论程序和过程是否会真正公正，即使过程是公正的，结果有时候也是不公正的。你把狼和羊放在一起竞争，程序公正至上的理论认为，狼吃掉羊是公正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认为，为了经济增长牺牲几千万人的利益依然是公正的。

代表这种思潮的经济学就是后来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这种思潮所推销的本来是丛林法则，却通过转换历史话题，把这场争论变成关于自由和效益的争论，并把自己打扮成自由和效益的代表。这是了解那场历史争论的关键。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所有对公正的进攻都是在自由和效益的口号下进行的，而几乎所有对公平体制的进攻都是以不自由和低效益为切入口的。

哈耶克被认为是传统自由市场经济的捍卫者，是使西方经济体系从凯恩斯回到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影响者之一。20世纪80年代三大新自由主义的实践者之一的撒切尔夫人就是哈耶克的信徒。在凯恩斯刚兴起的时候，哈耶克就与凯恩斯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辩论的焦点是个人自由和政府干预的关系。哈耶克认为，凯恩斯主义将会赋予国家过多的权力从而导致社会主义，导致对个人自由的干预。

这种关于市场能否实现自我均衡的争论不是一般的学术争论，这种争论背后有非常深刻的体制判断和历史含义。西方经济学认为，一种经济体制是否有效益关键在于它能否实现自我均衡。实现自我均衡达到资源的有效利用是他们判断经济效益的唯一标准。凯恩斯对市场经济的具体否认，实际上是说，市场经济是无效益的至少是低效益的。而弗里德曼则认为市场是有效益的而且是唯一有效益的。按凯恩斯的观点，政府干预是实现效益的必要条件，而弗里德曼则认为排除政府干预是实现效益的必要条件。

凯恩斯认为市场无法实现自我均衡而有危机倾向，所以政府干预是反危机的重要手段。一句话，没有政府就没有均衡，就没有效益。凯恩斯还暗示没有公平也就没有效益。

凯恩斯不仅倡导政府干预，而且倡导公平的干预。许多人知道凯恩斯倡导积极的财政政策，那是一种带有公平积极的色彩。用非经济术语讲，就是只有追求公平的反危机政策，才能达成反危机的效果。如果去掉让人费解的经济学术语，凯恩斯的论点可以表达为：为了对付经济危机，政府必须要以照顾弱势群体为重点，多在低收入阶层身上花钱，花很多的钱，而且要花到出现赤字的程度。许多人都知道凯恩斯的总需求管理，其实总需求管理，实际上就是财富分配和再分配的管理。

只要把凯恩斯和时下的某些经济学家的言论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他的理论客观上体现了一种人文主义倾向，为弱势群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保留了一席之地。在他的理论中，他为工会、为最低工资辩护。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的标题中，就业居然被排在第一位，这不是无心的偶然。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关心的是充分就业，总需求管理和反周期财政政策的目的是实现充分就业，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状态下运行。所谓充分就业，就是创造条件让愿意工作的人都能有一份工作，而不是想方设法让一大部分人失去工作。这是后来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一个核心部分，而放弃这种充分就业的经济政策也是新自由主义的一大明显标志。

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目标是充分就业，新自由主义的政策目标是资本效益。

对凯恩斯关于市场无法自我均衡的结论，弗里德曼则站出来说，市场是完美的，市场的一切问题都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在研究了经济历史以后，他得出结论，历史上的经济危机都是政府货币供应量的波动导致的。总之，他认为市场经济是唯一有效益的经济体系，政府干预永远是低效益的根源。所以，限制乃至取消政府干预，放任资本自由是实现效益的唯一出路。

凯恩斯要限制资本，弗里德曼要限制政府。

弗里德曼认为，政府唯一的经济职能就是通过货币量的稳定增长而维持物价稳定。只要实现了物价稳定，市场就能自动地实现均衡。政府的干预是不必的，也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害的。市场才是唯一有效的资源配置者。

如果说凯恩斯提倡政府在公共产品领域的投资的话，弗里德曼则认为应当把公共产品降到最低限度，应当大力减少公共开支，大幅缩减教育、卫生、福利等方面的支出。他认为很多由政府提供的服务，私人机构会做得更好，应当将许多政府职能私有化，使传统上免费的公共产品变为付费的私人商品。他甚至一度提议用负所得税来代替福利政策。总之，要把市场机制引入教育卫生等传统的公共服务领域，使之产业化、市场化、商品化。表面上这很公平，人人都能通过付费而获得这些服务，但是，社会中的低收入阶层在这种表面的公平下被排除在外。他提倡以“震荡疗法”推行新自由主义。

从这种市场万能的理论出发，弗里德曼提出了如下新自由主义的标准政策药方：

减少政府开支，减少政府干预，实施“小政府”。

削减公共支出，反对福利政策，实行低福利。

实施私有化，发展私有经济，推动自由市场。

放弃充分就业的政策目标，转而寻求物价稳定。

开放金融体系，实现货币的可兑换。

实行自由贸易，开放外资进入，开放资本市场，退休金私有化。

弗里德曼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走向富裕的唯一道路，是致富的“金马甲”，全世界就只有这一条路。就这样，弗里德曼在他的经济学中既避免了与公正和平等发生正面冲突，又实现了把两者都从市场经济中踢出来的战略目的。他在把关于公正和平等的争论转化为效益之争的同时，把公平从那场历史争论中淡化出去；他在把市场经济界定为唯一有效益的经济体系的同时，把一切关于公正和平等的政策干预都否定掉了。他就是如此策略地介入了20世纪50—70年代的那一场关于平等和公正的争论。

弗里德曼对政府的经济行为极其厌恶，以至于认为积极的货币政策也是不必要的。他曾积极倡导废除美联储而代之以保障货币供应稳定增长的数量体系。在他的眼里，任何政府干预都是万恶之源。

后来，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在世界范围内的某些困难和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的无能，市场万能论占了历史的上风。正是在这个历史前提下，丛林法则终于开始被重新崇拜。

货币学派信奉市场万能。这种市场万能论推广到世界经济体系中就是全球化，全球化的基础和核心就是自由贸易。没有自由贸易，就没有全球化。

三、新自由主义兴起的背后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其兴起的背后是大国利益的影子。

美国精英集团深刻认识到凯恩斯共识和货币学派的论战、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的论战、平等公正和资本效益的论战，不只是涉及具体的经济政策、经济管理方法、经济结构等局部性问题的论战，而是对美国所代表的整个经济伦理和道义的根本论战，进而是涉及美国霸权地位的历史论战。

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新自由主义包括信奉市场万能的货币学派最初只不过是少数人信奉的信条。60—70年代初期，美国精英集团信奉的不受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体制面临严重的挑战。这种体制性挑战是全方位的：在美苏对抗中，苏联居于攻势而美国则处于守势，美国在两霸对抗中开始力不从心，从而面临战略调整，出现了尼克松主义；发展中国家普遍将政府干预和社会公正作为经济发展的模型，素称“美国后院”的拉美各国纷纷选择国有制和政府干预；在美国自己的阵营中，西欧国家社会民主党在欧洲纷纷执政，带有社会主义特点的体制和政策特征在欧洲进一步涌现，实现了大规模的国有化和政府干预；而日本则更是以一种不同的经济模型对美国体制提出了挑战。就世界范围而言，人类的经济实践明显地向公平的一边偏移。就美国国内而言，自罗斯福实施“新政”到20世纪70年代，已有几十年的历史。政府干预、社会福利、工会力量、政府管制已经深入经济的各个方面。市场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在当时的情况下，传统的自由市场受人诟病，那些提倡削减公共产品、私有化、大力降税、降低社会福利的思潮没有多少市场。不仅如此，进入六七十年代以后，美国国内问题重重。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工会力量不断壮大，越战泥坑越陷越深，通货膨胀高居不下，失业率不断上升。1970年通胀超过6%，1971年高于4%。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内出现了对美国传统体制强大、广泛的批评声音，直接挑战美国传统资本主义的合理性。而美国的体系和美国的霸权都是建立在这种合理性上的。这是美国继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后面临的又一个巨大的挑战，是一次价值体系的挑战。

任何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都是建立在自己的价值体系上的。一旦这种价值体系崩溃，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也会随之崩溃，导致国家利益大量丧失。所以，这种价值体系的挑战不仅是经济理论、经济政策的挑战，它同时也是国家根本利益的挑战，是对美国霸权及其存在的道义基础的挑战。无法成功地回答这种挑战，将导致美国霸权的全面崩溃。

美国保守的精英集团敏锐地看到，任何针对道义基础的挑战都是一种战略性挑战，一种存亡续绝的挑战。他们对内开始寻求取代罗斯福“新政”以来建立的许多机构和观念，取消“新政”以来的许多社会经济政策，实施自由市场经济；对外开始寻求输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信条和体制，甚至为别的国家培养新自由主义的信徒和推销者。他们要重建美国体制在道义上的优越性，要使美国体制成为世界上唯一有道义基础的体制，要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美国体制。

但是，在当时那种历史大背景下，要在一夜之间扭转公众的认识，回到自由市场时代显然不可能。要使新自由主义从少数人的信条转化为多数人的共识，从理论转变为实践，要扭转已经形成的历史惯性，不是一件易事。它需要新自由主义者们协同作战，全面出击，长期努力。怎样才能把零星分散、单兵作战的新自由主义者组织起来？怎样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在各个领域里，形成一个协同作战的新自由主义的自觉联盟？怎样才能将各种新自由主义者联合在一个简单的共同旗帜下？怎样找到这面简洁明快有强烈号召力和感召力的旗帜？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正是新自由主义缺乏的。

影响历史的大事件，往往发生于偶然。

1971年，美国就发生了这样一件偶然的事件：那年，刘易斯•F•鲍威尔（Lewis F. Powell）给美国商会主任小尤金•西德诺（Eugene Sydnor, Jr）提交了一个备忘录。这就是著名的《鲍威尔宣言》，一篇新自由主义的动员令。

对新自由主义而言，这篇备忘录的题目就非常振聋发聩——《对美国自由企业制度的攻击》。这是一个捍卫美国传统经济体制，捍卫代表美国经济体制的意识形态的动员令；一个代表美国企业利益，尤其是大企业利益的宣言；一个推动新自由主义在美国迅速发展并在短时间内取得惊人成功的标志性事件。这篇备忘录为新自由主义者们，尤其是大企业，提供了一个大胆而全面的纲领性行动计划。这篇宣言有三大要点：（1）美国自由企业制度受到了可怕的进攻；（2）要对付这种进攻，任何简单和零星的办法都无效；（3）美国企业界必须采取联合行动。

有人称其为改变历史的备忘录。

在这篇备忘录里，他开宗明义地指出：“任何有思想的人都不会否认美国的自由企业体制正受广泛的进攻”。“我们受到的不是零星的或孤立的进攻”，“而是一种广泛的和持续的进攻”，而且这种进攻“获得了强大的态势”。这些进攻来自何方呢？除了美国一般认为的传统“左”倾势力外，他认为对自由企业制度的这种进攻来自于“社会上那些备受尊敬的要素”，大学校园、教会讲坛、新闻媒体、知识分子、人文杂志、艺术和科学，以及政治家们。也就是说，这种进攻来自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他尤其指责美国媒体，认为许多媒体出于多种动机在不同程度上，不是与这些“进攻者”协同一致，就是默许这些人充分利用媒体；他指出美国企业没有对这种进攻实施有效反击，实际上容忍了这种对自己的“毁灭”；他指责美国大学年复一年地培养出批判现有体制的毕业生，他认为这一批人为数不多，但能量和影响力很大。他描述的是一种来自制度内全面的攻击。

这份备忘录对美国新自由主义复兴有巨大影响。新自由主义者遵循他的建议，在这份备忘录的直接影响和鼓舞下，建立了一系列机构组织，包括美国著名的思想库——传统基金会。这些机构旨在通过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来改变和重塑美国公众的价值和信仰，使自由市场体制深入人心，从而使新自由主义在美国的推行成为可能。在后来的10多年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从零星的“游击”，迅速发展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不可谓不是一种奇迹。如果说在这份备忘录出现以前，新自由主义还处于“自在”的时期，那这份备忘录的出现使之进入了“自为”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新自由主义建立了一套巨大而有效的“精神基础设施”，大企业大实业家为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捐款，这些捐款被用来建立和资助一大批相互配合的思想库、压力集团、代表特别利益的基金会、法律服务中心、学术研究和学术基金、出版和电视机构、倾向性媒体、政治咨询机构、民意测验机构和公共关系机构等等，并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里面，都收集或捧出了一大批全国知名的“权威人士”为新自由主义鸣锣开道。

正是新自由主义的这种长期不懈的协同努力，加上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失败，以及这种失败给美国带来的各种困境，逐渐改变了美国公众的价值观，使自由市场万能的观念从一小群人的、几乎不具影响力、不为多数人接受的观念，逐渐变为一种人们普遍接受的价值，从美国的保守主义非主流思潮变为世界范围内的流行价值，甚至被有些人信奉为普世价值。

（作者：旅美学者）

《红旗文稿》2012年第11期